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英译

◎西思翎、田海燕



纪念汉语“她”字问世一百周年

诗人简介
刘半农1891年5月27日-1934年7月14日),江苏江阴南沙镇马桥村殷家埭(今属苏州市张家港市金港镇)人,原名刘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字半农,号曲庵,笔名有寒星、范奴冬等。现代著名诗人、杂文家和语言学者,中国早期摄影理论家,著作《半农谈影》,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摄影美学专著。音乐家刘天华、刘北茂之兄。(摘自维基百科)


How Can I Not Miss Her

Light clouds float in the sky                           
On earth blows a gentle breeze.
Oh!
Gentle breeze in my waving hair,
Say, how can I not miss her?

Moonlight in love with the ocean,
Ocean in love with the moon.
Oh!
Silver night as honey so sweet,
Say, how can I not miss her?

On water lost flowers flow slow,
In water slow fish swim low.
Oh!
Swallow what words are you singing?
Say, how can I not miss her?

Withered trees in cold wind shiver,
Wildfire’s aflame in the dusk.
Oh!
Last glow over the western sky,
Say, how can I not miss her?


Liu Bannong
September 4, 1920

Translation by Jan Laurens Siesling
September 4, 2020



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1920.9.4


Listening to the Rain

I live in the north for half a year,
The first time I listened to a whole night rain.
Would you move this rain south of the Yangtze,
How many new shoots in the old bamboo garden?


听雨

我来北地已半年,
今日初听一宵雨。
若移此雨在江南,
故园新笋添几许?


Weaving

Weaving weaving,
From morn weaving fifty feet, till dusk fifty feet weaving,
Now his days are over and gone
Still fifty feet to be woven,
The great work not over and done.


织布

织布织布,
朝织五丈,暮织丈五,
今人作古
尚余丈五,
吁嗟辛苦。

 

刘半农的歌谣

   --给刘育熙

1920年9月4日的晚上,刘复,又名刘半农,签名了一首短诗,没想着它将成为本世纪最受欢迎的中国诗[1]。整诗由四小节组成,相同的格式、节奏和语气,带有标题《教我如何不想她》。这句是每四行的结尾那一重复的行,也称为副歌。我自由地称它为民谣(ballad),一种大众的英语诗歌形式,不仅仅因为诗人写诗时是生活在伦敦和学习英国文学,还因为诗里有的浪漫情绪、它的重复的结构、它的歌一般的特点。结构简单但严格。每小节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有七个字,中间两行有八个字(若不漏掉重复的感叹词“啊!”)。每小节由30个字组成,诗人在1920年5月27日刚庆祝过他的30岁生日。行大多是基本的完整句式,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副词。每一小节都趋向于最后一行的反问句,它由情绪起伏引出又同时增进前面行的意味。严整和多次注明的停顿是这首诗的特征,呼吸停顿被一一清楚地标明,这在那之前的中国诗歌中是很少见的;介绍这种西方习惯是半农自青年时就已身体力行的、使中文迈入现代的食谱之一,目的是为了使得阅读更加舒适。每小节他采用安静的节奏,重复的字和行,而不是压尾韵,置重音于温暖的、洪亮的字眼,如此自然悠扬,以致赵元任,这位语言学家、作曲家和诗人的挚友,忍不住为这首诗谱上了曲,那是1926年,就像弗朗兹.舒伯特作曲一样,赵对待着这首诗。上世纪30年代初,这首诗就以歌曲的形式飞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坎上,不管是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今日一直在延续。这般受欢迎,在现代诗歌中极为罕见,也赋予了它意义,使得这首诗更加值得研究。评论者常倾向于讨论此诗的音乐方面而不是歌词方面,似乎歌词本身会自己言说。我这里打算从​​文字方面来关注这首诗。

不算最近这几年或最近几个月的话,我几乎没遇到过这首普世的、如此热门的中文诗的英译本,后来我所见的译本又没有两个是相同的,确实差异很重要[2]。我决定自己尝试一下。这似乎很容易,不对。简单的中文文本打开了英文里无尽的变数。翻译准确了,但没有诗歌。有诗意了,但不准确。似乎总是缺少什么。探索它的起源该会有些帮助吧?翻译和注释同步而为。中外学者对这首诗一定有数不尽的解释,但我不知道。以下所陈述的内容可能大多以前已被说过了,但我相信几率是其中的一些没被提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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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叙述的主人公是由于残酷现实而彼此分离的恋人。乍一看,半农歌词的主题是一位渴望着他心爱女人的诗人。如果用这种方式理解,或者我们继续这样理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它被分享到全国各地不是因为以上的理解方式;这也不是多数人读它唱它的方式。“她”被理解为中国。让我们先留心一下。那位被隐去姓名、被向往的她一定得大过某个单个的人吗?我们为什么要排除一个隐秘的(而可能是感人的)爱情故事呢,本来又有此诗作为线索?嗯,半农已经成家了,他的妻子跟他在一起,也许在他写这首诗时就坐在他的旁边。他一生里似乎没有任何空间任何地方可以拥有秘密的激情:他首先是个努力工作的人,不以在酒吧或妓院里消磨时光而得名,他的经济状况也从未充裕到使他金屋藏娇。在历史上遥遥面对我们,他是一个极其忠心和诚实的人。他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以履行自我强加的诸多崇高职责来获得满足感的人之一。他小小年纪就接受了父母给他的包办婚姻,他面带微笑地把这种古老传统作为一种优势,他不愿浪费时间在诸如求爱等浅薄的事务上,更不会花时间去玩弄女性,他也没抵制他父母的传统观点[3]。不过他拒绝了他父亲同样传统的让他纳妾的建议。那些同女人们调情费时的事情,绝对不!事实上他的缺乏浪漫的婚姻似乎是幸福的,从某种意义上是患难夫妻、相依为命。伦敦就是这样的时刻。他似乎也总是一个有爱心的父亲,当可能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顾家的人,如果这意味着一个对家庭比常人付出更多的人。于是,他携妻子朱惠和四岁的女儿小惠一起来欧洲冒险。我们这时可以排除未公开的亲密女友是激发“她”诗灵感的可能性了。 “她”从他的(在伦敦的)家庭和家人完美地走到了他的家乡江阴的大家庭,再到了每个中国男女都是一员的祖国。这首歌数年后完成了它长长的旅程。让我们来仔细回顾-下。

这个小家庭于1920年2月7日乘日本轮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斯里兰卡,苏伊士,于3月15日在马赛下船,从那里再乘火车和渡轮前往伦敦,两天后抵达。对于半农来说,这是一次漫长而愉快的旅行,可对于他的妻子而言,这是一次漫长而糟糕的航行,连续晕船,没人意识到她是怀孕了。

到了英国首都,世界上最广阔帝国的首都,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找个地方住下来。不管谁一生中曾在伦敦尝试过的都会知道这有多难。伦敦是如此之大,即使以中国的标准,随机地延申着它的永无止境的郊区,即使跟中国相比也是如此,又极其昂贵,尤其是对于那时的中国游客。开始它使你兴奋,不久就使你沮丧。还好英国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 半农在西南部布里克斯顿的一条红砖长街上​​找到了一所令人愉快的红砖房公寓,住室在一楼(地下室?),该公寓有个诱人的名字叫克兰沃思花园,距市中心有点远,每月收合理的15英镑租金。 一个昂贵而充满希望的开始。

接下来要做的是在伦敦大学注册,该大学距离市中心同布里克斯顿距离市中心一样的远,但一个在东北面,一个在西南面。 4月2日,半农迈上通往注册大楼的台阶,在这里他将申请于学年度的第三学期入学[4],他注册了四门课,意在更加完美地学习语言。

为了这个时刻,他很早以前就已经在中国作准备了。半农自1917年一直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负责教授汉语语法基础课程。他是一位出色而受人尊敬的老师,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为他的学生出版了一本语法教科书,该教材在那时已广为流传。校长蔡元培委任他各种职务,如成立了一个(教授们的!)进德会,以及在北大创立据点来收集中国民间歌曲和民间诗歌。民歌是半农多年来热衷的事情之一,它们既是语言的瑰宝,又具有古典诗歌所忽视的传统魅力。蔡和刘经常见面,在讨论国家第一所现代大学里的研究状况时,他们能理解彼此。当后者表达了他的愿望,或者更确切地是,对汉语语言史进行深远研究的必要性,而开始这一研究只能想象是在欧洲实现,校长鼓励他申请去伦敦,这是蔡校长自己很了解的城市。可 1919年5、6月学生反抗运动日趋激烈,对于实施人员特殊待遇来说,这是不太可能的一年。求学被推迟到1920年春,手续成功了。教育部批准并提供给教授每月20英镑的津贴。加上大学方面的40英镑。应该是够了。

现在刘复,在这里他所用的名字,站在世界上最大的大学的注册办公室里。行政步骤有着它们自己的情绪分量。在朴素的登记表跟前,现实已证明它比梦想更复杂。半农在“教程”一栏填写的是“语音和艺术”,但他必须(或被建议)注册显然更为适度的“听力训练”、“发音”和“口语英语”等课程。这听起来是很合理的。他的书面英语程度很好,但是英语口语,在英格兰,是又一杯茶。让我们也设想他认为英语的口语同中文的白话相当,他是一位杰出的白话捍卫者,他也一直在诗歌中使用白话。

四个月后的 7月28日,他发现自己在同一个注册办公室,同一张表格前,他现在要为即将到来的整个学年填写该表。这一次他确切地知道他需要什么,而且他胃口是巨大的。对于注册负责人来说这胃口是太大了,注册官反对表格里他所要求的一半以上的课程,很可能是由于课程时间上的冲突。我们可以想象一位热血沸腾的中国学生和一位头脑冷静的英国注册官之间的激烈讨论,注册官划去他打算修的古英语,英语史,英国文学,英语语法和口语英语语法等课程。学生得要满足于修英语语音的全课程,那已经是五门课,该领域的科研,又是两门课,一个对话课,还有,为什么不呢,埃及学的一门课,还有象形文字和符号起源课。米歇尔·霍克斯从这所高校的档案中挖掘出的一页纸的注册文件,使我们得以见证半农在1920年7月底他在英国首府时的心态。

刘复,当他在文件上整齐地签名时,出人意料地加了一年的年龄,他在赶时间,同时间赛跑,或者他感觉是如此吧。他担心自己的项目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他的项目不亚于将语音科学带到中国。他认为,这门还很年轻的科学将是语言的现代研究之关键,比传统语言学更好。这就是计划。纳入计划的还有他的想法,也就是他本人将从一个著名学府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要知道,他甚至还没有高中文凭,被某些同事冷眼相看。但首先他得学习该学科的工具,因此他需要学习英语和英语语音,然后他才构想甚至汉语的语音。即使是一个团队也要花一生的时间去做。半农只有一个人,已经三十岁了。幸运的是,他有十个人的精力、纪律和雄心壮志。他从不怀疑。然而,障碍是存在的。那位在注册办公室里不合作的英国人只是其中之一,又回避不了他[5]。还有更多呢。钱,也是其中之一。伦敦吸金的程度会超出你的想象。国内的政治和行政混乱导致他大学方面的津贴不再准时到达。他的积蓄象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迅速变少。他必须得花的更少。布里克斯顿距市中心很远,伦敦地铁每次收费50便士;另一方面,双层车又太慢,半农不是一个在公交车站等车的人。于是,他一大早就出门,步行五英里,很晚再步行回来,是英国天气里的又一个五英里。他不给自己花一毛钱。他省去早餐,略过午餐。这不会使他看上去健康的。还有更不好的。他的妻子虽没有病,但是怀孕了,很虚弱。她应该去看医生(但她怎么都不去)。他们的女儿十分可爱,可他几乎忙得见不着她。她该去幼稚园了,可这不是免费的。她的衣服和鞋子小了,没钱买新的,她的妈妈就织织缝缝、剪剪补补,但是还能穿多久呢?他自己的鞋子和衣服也穿旧了,他甚至不理发,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他看上去像个流浪汉。狄更斯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光鲜表面下的伦敦;这位小说家一直是多么现实啊!作家能做什么来挣一些先令?他写作:为中国报纸和杂志写一些文章和故事;根据合同,他可以得到报酬,但是他辛苦挣的硬币也来不到。他的课程所要求的教科书开销很大,所有书籍都要花钱,还有官僚机构每走一步和加盖印章等的费用。他的白天充满了学习,他需要用夜晚来写作,但电费是异常昂贵的,他宁可冒着看坏眼睛也用蜡烛和煤气灯。即使是白天,阳光也照不到公寓。刘复努力着。他学着,但是他认为他应该学得更多。他好似面对着一堵高砖墙。

但是刘复从来不抱怨。如果生活艰难,几乎超过人所能承受,刘复接受它因为他是个为自己国家而战的士兵。他这种信念从没减弱过,而只是更增强他的士气。他拉直了背,你永远也听不到他的牢骚。他对未来有信心,并鼓励虚弱的国人永远不要绝望,就像他的祖先们同太平军的浴血奋战一样(他的类比!)。半农将他的脸转向光明的一面。他经常在世界上最好的大英图书馆工作,在大穹顶下,一个庄重森然的地方,他喜爱这里,他知道并自豪地坐在同一张木桌前,这儿是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孙中山等人当他们远离自己的国家,为人类的未来奋斗时曾经坐过的地方;或者像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他曾翻译并效仿的人;或者像奥斯卡·王尔德,他的朋友陈独秀钦佩的人,陈愈加钦佩因为他自己也被无辜地送进了监狱。但在图书馆,在这里和在任何地方一样,他有一个额外的职责:他已答应了他的校长他将对图书馆的目录系统进行研究,于是他尽心尽力。他写了一篇文章来帮助图书馆的李大钊,李不久将成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确将半农的具体建议运用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目录编排中。这一文章后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发表,全国其他主要的图书馆也因此获益颇多。感谢于异国他乡的前线士兵,祖国确实取得了进步。

我们,这个放括号里说,很惊讶地看到,在1920年那时虽然还没有航空邮件,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交流情况有多么好。因此我们的诗人生活在伦敦,他的半个心可以在中国,情感上同他江阴的家相连接,事业上同他北京的工作相连接。因此他从朋友那里听到他早些时候开始的讨论如何在这个春天又爆发的消息。总而言之,这是关于中文里缺少一个女性代词,缺少一个“她”字的事情[6]。 半农曾在同事圈子里提出了“他”的女性变体,不同的作者开始试用这个字。周作人曾将半农的这一观点公之于众,某位寒冰,半农不认识,正在写一系列的反对该观点的文章。辩论是严肃激烈的,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月,争论从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代词到绝对必要(在白话文本的写作中)。鲁迅,周作人,还有半农最好的朋友钱玄同等多数知识分子确实捍卫了“伊”这个字,听上去不同于男性的“他”。胡适提议了一个四字序列“那个女人”(多么优雅!像绑定的脚!)。当寒冰第二次攻击时,半农反击了。在6月6日一篇强有力的辩论文章《她字问题》中,半农解释了他的选择“她”[7]是如何方便,此字没有语音上的偏离,易读,书面也易于识别,并有历史先例和早期实践的备注;“伊”字遭到的问题是它太新同时又太经典;历史表明他是对的;尽管时常发生的戏剧性的争议要等十年才告结束,中国社会选择了半农的“她”。半农毫不怀疑。但不幸的是,这份在他看来确凿的、至少对中国人口中的女性部分有着历史分量的文章,历时数周才出版。

这种拖延很可能加剧了半农的紧张情绪,紧迫感和从中国缺席的痛苦,这些继而转化为他幻想他将会修的新学年课程清单。是7月28日那天吗,他发着烧回到家?他一定是病得不轻,因为他没有阻止朱惠和已经能说一些英语的小惠半夜去敲邻居家的门,询问医生的地址。这好像是他们第一次同住在隔壁的邻居联系!医生和邻居在一个阴郁的公寓里发现一个生病瘦弱的父亲,一个辛苦的、虚弱的、临近分娩的母亲,和一个苍白的四岁大的孩子。

半农的发烧证明是个好运。朱惠被匆忙地送往医院。若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她已经两次失去早产儿,我们高兴的是她在8月1日因剖腹产而得救。英格兰也有好的方面。剖腹产也挽救了她的双胞胎,很小的一个女孩和很小的一个男孩,他们被暂时留在重症监护室。新生儿得到的名字跟当时的环境相对应:育伦和育敦,他们一起在伦敦成长。

读者自己可以想象一下刘半农的感受。

八月是在家和医院之间度过的,也是在幸福感和沉重的焦虑感之间度过的。如何支付医院费用?如何支付房租?没有一分余钱。朱惠已精疲力竭,在危及生命的分娩手术后她需要时间来找回她最低限度的力量。日常的家务琐事,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加倍了,都得靠父亲(和他可爱的女儿)。夜晚休息不成,正如所有年轻父亲从经验中体会到的那样。对近期前景的担忧越来越多。如何喂养多出来的两张嘴?如何设计五个人的住所?母亲还在康复中,他怎样花时间在学校?与两个哭闹的婴儿一起,晚上怎样写作? 八月过去了。九月开始了。

不管谁第一次读《教我如何不想她》都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位诗人,手里拿支笔,迎风坐在海边的石头或草地上,看着水和天空,直到夜幕降临,诗人任凭他的思绪随着风和海水远行,禁不住比照他在国外的现实和他遥远的家乡。如果我们细心想一下,这情景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知道了较多的情况,问题也来了。

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在哪里写的?签的日期是1920年9月4日。就从这儿开始吧,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 1920年9月4日是星期六。学校很快就要开学了,半农还没开始上课。他有空,这是新学年之前最后的自由日子。他是呆在家里吗?两个婴儿只有一个月大,他的妻子还在康复中。或者是他第一次出门,因为母婴都已从医院回来?他是否感到些愉快能逃离片刻,找回他的老节奏?就他的学习和写作而言,这整个八月是失去了。最终除了一些诗歌。他可能像以往自由时候一样去了大英图书馆。他就会步行过去,那是一个夏日的周六。他可能看到的唯一重要的水(不排除雨水,那天的天气该是多变的)就是泰晤士河,他要经滑铁卢桥穿过这条河,那是通往图书馆的最短途径。这条河宽阔浩瀚,但谁会称它为海洋呢?一个人可以站在桥的中央,惊叹于河岸和船只。他也可以在傍晚经同一座桥回来,但月亮会爱上泰晤士河吗?他也可以在公园里停留,路上有几处,比如维多利亚堤岸花园,他可以坐在长凳上,很诗意。半农不是一个梦想者,他是一个工作者,而他本可以破一次例的。

我可以继续猜测,但只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半农那天不在海边。他在伦敦,在高大的图书馆里,或者在他家低低的天花板下某个暗暗的房间里。他有空,他的自由是写一首诗;或者完成他几周前已经开始的那首。我们发现这首诗不存在时间或地点的统一。某个夜晚,我们发现自己同水中月亮的倒影在一起,另一个场景是枯萎的树木映衬在天空炽红的落日里,又一个是我们同诗人漫步在清新的微风里。一时天气寒冷,一时清凉宜人。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诗人试图用言语捕捉的不是他用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图像跳到他的脑海里,就像回忆起卷轴上的图画。四幅画,它们是四个季节的画面,以适当的顺序出现:清新微风的春天,银光闪闪的夏日,燕子离去的秋天,鲜明日落的冬天。类似地,虽然以更随机的顺序,我们可以发现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多云的早晨,空气停滞的夜晚和满月,慵懒的下午以及一天的尾声。季节或一天中的各个时辰是生命周期(时间)和宇宙或世界(空间)的象征,空间更被空气、水、地球和火等元素的不可否认的存在所强化了。这些混合了欧亚谱系的图像,你若在布里克斯顿或布卢姆斯伯里去寻找的话,将是徒劳的,它们是来自远方的图像,来自中国的,很可能是江苏的,印在心上的图像。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他们住在心灵的眼睛里,在那里诗人不由自主地看到他们,给他们命名,凝视他们。他们把诗人带到母亲祖国。相对于常被很快解读成的“我多么想念她!”,这首诗的语气和意义显然更加微妙:不是现在的伦敦、英国或大西洋的画面使他思虑万千而痛惜与中国的距离,而是一种恒定心态的各种憧憬。不是(苛刻的)现实与(甜蜜的)记忆之间的反差,而是承认永久记忆的情怀;与其说是渴望不如说是归属于“她”。最后,不是抱怨,而是意识到那无条件的爱。诗人,在一种极端的状况下闭上了他的眼睛,呼唤她,看见她,他的“视觉”使他爱她,想念她;并使他克服绝望,因为这种爱就是为什么他在他所在的地方,就像战壕里的士兵一样,穷困而坚定。
这些正是刘半农需要的鼓舞人心的话,某个时刻他似乎已跌到了谷底。他需要把他的士气高昂的言语作为一首诗写下来,当疑虑想要入侵他的内心,他可以借此激励自己。这一次他创作了一首极其个人的诗。

她是谁?我们可以给她个名字吗?我们当然有选择。在整整一月的时间里,在生活所能提供的最令人情绪化的状态,半农一直和妻子在一起。她本来很可能那么轻易地死去,但相反她却给了新的生命。同时,诗人和女儿的亲情更深了,女儿经历了弟弟和妹妹的出生,这种情形人们常常注意到,自然而然地,女儿会同父亲更亲近。他的爱情民谣的想法很可能是因为伦敦孤独中他的两个忠实的女性伴侣。小惠似乎引用了中国的说法:“月惟故乡明。”这首诗的视野立刻开阔了。他的家在江阴,那里有他深爱的弟弟、弟媳。从那里到国家仅一步之遥,祖国母亲,她就是他远去的原因,她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她会活到复兴,即重生吗?这与他个人情况的类比太显著了,因此不能被忽视。

既然我说到绘画,就像脑海里可以看到的四卷轴,悬挂于墙上,慢慢从下读到上空,或者耐心地在桌子上展开,它们是由诗人以最清晰、古典和简洁的风格绘出的。一些著名作品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如明代画家沈周的《中秋望月图》,清代画家八大山人的《鱼石图》,或宋代画家梁楷所绘的著名诗人李白的假想画像《太白行吟图》。刘半农是知道自己的意图的:他想表明,用简单的口语词汇,用白话,就像用最少的笔触绘画一样,一个人可以写出像古典诗句一样完美的诗句,一样有规律性和对称性的、一样轻盈而亲密的、一样真实而直接的、却又一样练达的。你可以写一首民歌,比如英语民谣,触动每个男女的心。白话的反对者错误地否认这一点,他们只是将白话比作是驴子的嗯昂或牛的哞哞。

刘半农四次强调这一点。四次他的中国场景都趋向于他的表达对母亲祖国和她的语言的热爱。对于诗人来说,《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一个成功应用的简单民谣形式。可一百年以后,我意识到这其中有多少的含义啊,现实太庞大了以致于一个人看不见,或者以至于我们的诗人无法使之合理化,但他却在不知不觉地活出来。我必须外推和解释他所人格化否则即无法言说的东西;他只能战斗将白话变成诗歌。一个世纪之后,那种战斗对我们来说几乎不再鲜活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禁想看得更远。在这些天真无邪的线条下面,中国发生了更大范围的生存和文化转变,而诗中著名的副歌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视孔,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直接的视图。一个本地的儿子在言说。他的祖国母亲永远在他的心上。要是帝国的话,祖国父亲一词就会是适当的语言。但现在他已成为共和国的臣民,那是他过去所有的愿望。共和国的形象是一个女人。想想法国!但不是处女,不是情妇,而是母亲。这是白话的必然结果。白话是母语。你与人民的关系正在从父性转变到母性。人们对民族的感情正在加深,少了些抽象,多了些实体,少了些严苛,多了些温柔,少了些冷淡。我们现在最好用一个孩子仰望母亲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感情。母爱和孩子对母爱的回应是多么非同寻常啊!多么美好的关系!半农当然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能看见这种关系。他的诗心怎能不被感动?难道不该吗?在整个八月期间,他没看到、没听到、没触摸过任何别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会错过写它呢?孩子多么脆弱,母亲多么勇敢,他们的相互吸引是多么自然,还有,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到头来它是多么神秘。爱的神密就是生活的神密。

!他的语言缺乏这个词来表达这种基本的身体状态,这是自然界教的、所有人都有的最深层的情感:一个孩子对“她”的爱。诗人的语言区分不开帝国和共和国,区分不开他和她。只能呼唤他,对她却一言不发。这需要修复:所有革命中最小的,但最重要的一次。他的父权制古典语言必须接受剖腹产手术。如果不的话,诗歌将会死掉。语言必须为更母性,更自然的白话创造空间,一个独立的字--“她”就是白话的象征。创造这个字是诗人的无与伦比的职责。从字的所有意义来构想它。一首诗必须将这个字介绍到言语中,通过用它、重复它,必要时重复它四次给聋子的耳朵,最终即使聋子耳朵也会接收到。不是抱怨,而是祈祷。不是绝望,而是神秘地传达着希望、信念和爱,这是只有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才能够提供的。

8月1日,两个孩子在英格兰出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8月9日,半农关于“她”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时事新报》。
刘氏夫妇可以区分双胞胎,中国可以区分男人和女人。在诗人的怀里一首诗正在成熟,在充满威胁的沮丧中,希望的信息结晶在这个新字中。

刘复为此诗签的日期是九月的那个周六。他没有想那么多:用口语语言愉快地玩耍,并故意使用“她”,在经过数周的生活压力后他正慢慢地好起来。这对于一天来说已经足够好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诗意质量上,而不在于意义层次。别的人以后会为他做这些,他没去想,然后他把诗放一边。他没有把诗寄给《新青年》,那里他的一些同事会认为它很肤浅或简单。与他平时的习惯相反,他没有出版。我们不要忘了他先是在英国,接下来的几年是在法国。也许他觉得这首诗太个人了,直到1923年9月16日,他才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8],诗有一个朴实的标题叫《情歌》,署名刘复。他以前很可能已和朋友们分享过,出乎预料的是,它很快在文学圈广为人知。很可能是当它在赵元任的手中变成歌曲的时候,它得到了现有的标题[9]。文字和音调结合起来的活力征服了全国的心灵,这超出了半农的梦想,但没有超出他的愿望。与民族的交融是他的生活。他是情不自禁的,这体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里。这首诗因此不是从伦敦的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妊娠已经超过一天了。诗和诗人对女性代词的专注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他十二年来翻译充满对话的英语文本的习惯,让他确信她的绝对必要性,跟他一起,但能区分开来的“她”,以增加行文流畅和防止奇怪的误解。当诗人在北京寻找正确的字时,那是“她”的胚胎期。孕期对应于他让她靠近自己的心,防御来自保守派作家和不太友好的进步作家的敌对势力。伦敦的日常英语活动最终使这种中文的更新对他来说成为当务之急,诗人要朝着现代世界更新他的语言,在现代世界中,妇女在争取与男子平等,在现代世界中,女孩和男孩该有同样的机会,像双胞胎。不管什么季节、什么时辰,当她出生时,他怎能不考虑她?他怎能不写一首小诗赋予“她”生命?在适度平衡下,一个用美和爱定义的生命。正是半农的诗的天赋,在它最坦诚的时刻,将他多年的复杂经历凝聚成一些简单的行和平衡的语气,“她”正好走进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心里。

·劳伦斯·西思翎
2020年9月3日
美国哈蒂斯堡—密西西比

田海燕 译



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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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要感谢三个人为使得这篇文章的写作有价值而提供的帮助。对于本文中的大部分传记资料,我感谢胡美凤女士于2019年出版的关于刘氏兄弟的书《流风》。尽管它是用丰富的想象力构造出的家庭小说,胡女士的文献却是部分地根据刘半农和他兄弟的日记,它们是保存在江阴刘氏博物馆的档案。本书帮助我重构了诗人在写诗时的个人情况。伦敦大学的注册表复印件是米歇尔·霍克斯(Michel Hockx),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中文教授,提供给我的。米歇尔撰写了关于二十世纪早期的诗人尤其是有关刘半农的书籍和文章。小提琴教授刘育熙,刘半农先生的侄子,从我对刘半农的兴趣出发,帮我查找英语资源所没有的信息。我衷心感谢田海燕,我的妻子,她对我所有中文问题的不懈回答,并将本文译成她的母语。从网络上我得到其它的一些零星信息,网上信息多有重复,且很少提及来源。
[2] 刘育熙教授向我转告了由俄勒冈州波特兰孔子学院组织的一场百人翻译比赛,该比赛于2020年8月20日进行评审。我不是一个艺术和文学比赛的支持者,于是决定不参加。
[3] 你可以将其与半农后来的同事林语堂在《苏东坡传》(1946年出版)中的捍卫包办婚姻相提并论。
[4] 在欧洲,学年通常是从9月至7月中旬,以圣诞节和复活节为间隔,分为三个学期。它解释了注册表中的异常,该表的印章日期为4月2日,但签名日期为4月27日。 4月2日是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接着学校将关闭三周,半农将不得不再次回来同意并签字。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是刘复填在表格上的出生日期:1890年4月20日,而不是1891年5月27日。我们将在即将出版的有关刘氏家族的书中探索这个谜。
[5] 实际上,第二年刘半农决定去巴黎继续他的语音学深造,那里的规则很可能更适合他的个性。
[6] 黄兴涛在《“她”字的文化史》(2009,中文)一书中对此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互联网上有两个有帮助的评论。
[7] 我将在英文文本中使用缩写形式 (:ta来表示“她”。
[8] 感谢刘育熙向我转发鲍晶所写的刘半农的权威传记中的相关资料。
[9] 赵元任似乎是在美国的时候偶然知道这首诗的。两个朋友于1925年在巴黎相见。



作者简介
·劳伦斯·西思翎,作家、翻译家和艺术史学家。生于荷兰,现居于美国,曾在法国生活多年。他用荷兰语、法语和英语出版了小说、诗歌、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书籍等。他的新书(Art is More)被译为中文《艺术不止美》,2019年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五四诗人徐玉诺的诗集英译本即将出版。

译者简介
田海燕,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教授。她喜爱艺术、诗歌和翻译,也收藏中国艺术品。


Liu Bannong’s Ballad
or
The Birth of a Pronoun
                                                                                                            To Liu Yuxi

In the evening of the 4th of September 1920, Liu Fu, who also called himself Liu Bannong, signed a short poem, not thinking it would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poem of the century [1]. A sequence of four short stanzas of identical format, rhythm and tone, it bears the title “How can I not miss her”. This was the line repeated at the end of each quatrain, a refrain. I take the freedom to call it a ballad, a popular English form of verse, not only because the poet, when he wrote it, lived in London and studied English literature, but for the poem’s romantic mood, its repetitive structure, its songlike character. The structure is simple, but strict. In each stanza, the first and the last line count seven characters, the two middle lines eight (not leaving out a repeated interjection Oh!); together they make up for thirty characters, the number of years of his life the poet had celebrated on May 27, 1920. Most lines present a whole phrase, in a basic format, noun, verb and an adjective or adverb. Every couplet tends toward the last line, presenting a rhetorical question, giving, by its twist of mood, enhanced sense to the foregoing lines. The poem features multiple punctuation marks, as rarely seen in Chinese poems, clearly indicating pauses for breathing; introducing this western custom was since his early youth one of Bannong’s recipes for modernizing Chinese, making it more comfortable to read. The use of a quiet rhythm, repetition of words and lines within the couplets, rather than end-rhyme, with accents on words of warm sonority, proved so naturally melodious that Zhao Yuanren, linguist and composer and the poet’s close friend, couldn’t help setting the poem to music in 1926, treating it like a Schubertian Lied. His version reached every Chinese soul, living inside or outside the borders of the country, beginning in the early thir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not ceasing until today. It is this popularity, extremely rare for modern poetry, enhancing its meaning, which makes the poem even more worth studying. Reviewers show a tendency to deal with the music rather than the lyrics, as if the words spoke for themselves; I intend to focus on the poem as words.
Without counting the last few years or last few months, I have met with few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of this Chinese top hit of universal inspiration and not two are the same, indeed the differences are important [2]. I decided to try myself. It seemed easy, falsely. The simple Chinese text opens into endless variables in English. Some results are correct, but no poetry; others are poetic, but not correct. Something seems always to be missing. Wouldn’t an investigation into its origins be helpfu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go side by side. There must be numberles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oem b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but I don’t know them. Much of what follows may have been said before, but I trust chance that some of it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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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tagonists of the narrative of a ballad are lovers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for cruel reasons. And, at first sight, that is the subject of Bannong’s lyrics, a poet longing after a woman. We are not unreasonable if we read it that way, nor if we continue to do so. It is not the way that made the poem popular and, consequently, national; not the way the majority now reads it, sings it. She, her is understood as China. Let us give it a second of attention. Must there be more to her than a single, though nameless person longed after? Why should we exclude a hidden (and possibly moving) love story, this poem would be the clue of? Well, Liu Bannong was married, and his wife was with him, maybe sitting next to him when he wrote it. In all his life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no room for a secret passion anywhere: he was such a hard worker in the first place, not reputed for spending time in bars or brothels, while his financial means had never been sufficient for a hidden danseuse à Paris either. He faces us, in the historical distance, as a man of exceptional faithfulness and honesty. He was one of those rare people who draw satisfaction from fulfilling self-imposed noble duties, and these were legion. He had accepted an arranged marriage by his parents at a young age, smilingly taking this antique tradition as an advantage, not willing to lose his time in such shallow business as courting, much less philandering; or countering his parents’ traditional views [3]. But he had refused his father’s equally traditional suggestion to take a concubine. Those time-consuming things with women, no! In fact, his marriage, for lack of romance, seems to have been happ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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