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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烟往事说说我的二叔、三叔和堂表亲(略去了相关链接与插图)

◎王雪飞



记忆中的栋哥哥眉清目秀,形象标致,他来到我家作客时,我不过七八岁的光景。年幼无知的我当时隐约听说,他在四川某所石油学校就读,趁着寒假来到我家探访,名面上是看望他的大舅舅(我父王俊生),其实是遵从母命前来与我队女会计相亲,而月下老人则是我的父亲。当时,我正用铜烘公(脚炉)烤着带壳的长生果,栋哥哥脱下皮手套,抚摸着我乱蓬蓬的头发(如今我一嗅到皮手套特有的气味就会本能地回想当年的情景),勉励我好好念书,将来也去考个大学上上。而我屁都不懂,只晓得把他给的香烟盒内衬锡箔撕开来包上火柴头,再用铁锤猛地一敲,“噼啪!”其响声如同鞭炮,给我带来阵阵惊喜,有时也可以放在发烫的“烘公”盖子上,收效也是一样的。

栋哥哥或许与那位女会计有过通信联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据说是有人暗中给栋哥哥写信说了后者的“坏话”。过了几年,听说栋哥哥死了,具体情况不甚了了。这位堂表兄的学名叫于宗杰,之所以英年早逝,是因为文蛤动乱期间参与武斗,也有的说是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结果被打昏了并与别的“战友”们一同丢在了街角里和茅坑旁,讵料对立一派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转身给尚未咽气者们杀了个“回马枪”,逐一地“补刀”,杀得干干净净——这是我听其兄于宗英讲述的。

于氏昆仲的母亲是我的堂姑妈,她的父亲则是我的伯祖父王维基,由于伯祖膝下无男,我的祖父便把自己的三儿王俊友过寄给了他家。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尚未娶亲的三叔生活放浪,竟会勾搭人家有夫之妇,结果被灌入麻袋“烫了粽子”(溺水而亡)——苦命伯祖去世之时,正值饥荒时期的六十年代初,本该承祧的继子王俊友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死于非命(女婿于广鑫则在一九五零年遭到“镇压”,比金镛受难还早了一年——那是后话)。四十年代担任着基干队长的二叔王俊法暗中寻访到谋杀者的下落是兴仁附近的孙李桥,就带领一小股干练人马前去突袭,嫌疑人被擒之后不久便供认了自己雇人行凶的实情。

二叔早在离世的五六年之前,还曾不无得意地向我讲述起那件伏击凶犯的往事。后者是在一个做斋事的亲戚家中摸牌之时落网的,我二叔抓到此人之后只是把他吊在二梁上痛打了一顿,并没有把他弄死。

其间,学过铜匠的二叔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这是我在那位说着一口“长河滩”方言而且爱捧一杆白铜水烟台的刘桥籍二婶去世十来年后亲耳听我二叔讲的。有一次行军途中,二叔的目光被一个美丽的倩影吸引了过去,当即打听到,美女乃是泰兴人氏,所以就借故请假西行,指望探访那个水灵的姑娘,从而了却满腹的相思。结果,美人未曾遇着,却被韩德勤的部队逮住坐了半年多的监牢。

阴差阳错的是,一次放风时,看守问他:“你是王排长么?”二叔随口答道:“我就是。”原来,上面把二叔王俊法当成了李长江队伍里的王姓排长(因为李长官当时就走丢了个下属“王排长”)。就这样,二叔大难不死,回到了家乡许家楼子。据我父回忆,二叔当时满头的虱子,浑身的痒疮,到家马上把里里外外的衣裳统统脱掉用水烫了个老半天。与此同时,身为裁缝的我父很快就帮他新制了一身衣服。

二叔没再返回原先的队伍,但在地方上依旧是颇有名气的修枪能手和铜匠师傅。一天,他正走在路上,抬头一看,对面来人非常面熟。来者不是别人,而是当年那个把三叔沉河、后被二叔吊打过的孙李桥男子——真是“冤家路窄”!二叔眉头一皱,当机立断,赶紧大步流星地朝对方走了过去,同时满脸堆笑着伸出双手把那家伙的手紧紧地握住说:“老朋友你好!什么风把你吹到格里来了?”(二叔叙述之时对我说:“你可晓得?我当时心里拿定主意,一是马上靠上他的身子,叫他来不及开枪;二是随时准备把格个‘瘟贼’的手紧紧握住,不给他有所图谋”——因为二叔早就做好了夺枪的准备)说到这里,我猛然记起1980年代一次在他们翁婿剑拔弩张之际就曾亲耳听我那入赘的堂姐夫大声嚷道:“他自己还说练过拳法哩!”总而言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那次狭路相逢的结局是虚惊一场,全都没事人一般和和气气地继续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走去。

记得清明上坟的时候,我与尚未离世的母亲还曾聊起过三叔王俊友,她说:“你家小爸爸(南通方言中的小叔叔:读音Baibai)长得不像你爹爹,他是圆圆的脸。有一次你父躲在人家赌钱,我等到太阳落还不家来吃夜饭,是小爸爸把摸牌儿的落场偷偷告诉我的……”

然而,不幸的栋哥哥于宗杰却跟他的过寄三舅(我的三叔)王俊友一样地命运多舛,死于不测。当我再度瞥见到他的俊秀脸庞之时,他的“革命烈士”遗像就挂在堂姑妈家幽暗的墙壁上。遗像是四川方面派专人送达石南公社五大队的,当时这事曾给笼罩于“无|产|阶|级|专|政”阴影之下的老于家带来了些许的慰藉。

至于来人可曾把于宗杰的骨灰送交户主,我倒是从未问起。最近,我读了一篇题为《孤身探秘重庆红卫兵墓园》的网文,虽然不晓得栋哥哥是否丧身于重庆,墓碑上面可有于宗杰的名字,但我却心潮难平,思绪万千。我想起了2010年表兄于宗英为其父母举办家祭那天与其子于立相见的情形——于立在全国恢复高考后毅然决然地前往四川大学就读,或许带有缅怀自家叔父于宗杰的念头也未可知。

顺便一提,他的祖父本名于广鑫,别名“于思九”,据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羌兵(彬?)、季兆群、顾达人(?)属于当地赫赫有名的“四大金刚”。 严顺开在《阿Q正传》中有这么一句台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作者鲁迅则指出:“中国社会相信佛教轮回说,人被杀后转世为生,二十过年之后又是一个年轻人,不过此事我不敢保证”。

于立与我同庚,乳名“校成”,那一次算是久别重逢,因为小时候是有过相见的。有人说,他还入了党,发了财,当着一家企业的老总。说到这里,我猛然想起1992年在母校南大与担任科研处长的五窑朋友YQ对酌之时聊起他的入党之事,他的回答时:“以前家里成分不好,入不到党……”我听了没有继续那个话茬——呜呼,夫复何言?

这里接着“红卫兵墓园”的话题往下讲。在大革文化命的高潮时期,我的堂表兄于宗杰属于向“走资派”李井泉造反的那一派,谁知“出师未捷身先死”,虽说得了个“革命烈士”的红色招牌,但是那圈光环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波谲云诡的政坛由于那个走资派重获新生,得以“平反”。于是,我那烈士表兄的光环也随之“一风吹”,不再算数了。李井泉何许人也?我查到的文字记载是:

李井泉之所以出名,其实是因为大|跃|进时期得到所作所为。在三年大饥荒时,他执掌四川,原本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饿死超过1000万人,之后的浮肿病更是达到了53.97%的死亡率……从李井泉简历中可以看出他是有过大贡献的人,但是粮食丰富的四川饿殍遍地的现象也是事实。李井泉这个人在后世所有中国人眼中只能说是毁誉参半。

关于重庆的红|卫|兵墓园,这是一段被否定的历史,但又那么讳莫如深,欲言又止,遗毒至今影响着这个国家,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太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重庆,这座巨大的西南都市,曾经的战时陪都,现在的直辖市,三千多万人口,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区域,有一座建于1957年的沙坪公园,在公园的西南角,有一扇生锈的铁门紧闭,锁在里面的是一座荒草丛生的墓园,非常不起眼地隐蔽在一个小土包上。荒草已经将它掩盖,历史已将它遗忘,但这里却是中国仅存的一座红|卫|兵墓园,准确地说是中国仅存的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荒草之下,覆盖的是一段谁也不愿提起的往事。

斑驳的墓碑,丛生的杂草,113座墓下大约掩埋着404名文-革武斗死难者,他们大多死于1967年和1968年,文-革时期重庆武斗最惨烈的年份,这些根正苗红的工人和学生们不是死于抗击侵略者,也不是死于战争,他们死于同样“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另一派红|卫|兵,死于癫狂年代中的同事、同学、朋友、亲戚之手。“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的斗争,从1967年4月份的大辩论开始,迅速升级为千人武斗,到了当年7月8日,首次使用了枪弹,打死9人,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随后,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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