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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日读鲁迅《论“他妈的!”》

◎王雪飞



今天,2019年9月1号是中小学生重返学校的日子。别想当然地断定个个学生都会充满期待地朝自己的学校飞奔,上一幅图就很能说明些许真相,而下一幅图虽然不无文学加工与想象的成分,但也勾起我儿时的一段真实记忆。我们生产队最北头有个周姓园基,园基后面路边曾有个又大又满的河泥塘儿,年约十岁的我和同学们就爱冒险尝试朝貌似风干了的肥泥表面踩上去,运气好的总能安然走到泥塘对面,所得到的欣喜不亚于成功走过冰面,如愿以偿地到达对岸。然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并没有如愿以偿地走过貌似坚硬的肥泥表面,只觉得自己两只脚越陷越深,虽不像上图的伢儿那样把整个头脸都陷到泥潭之中,但我在被大人拔出之时,腰腿和胸部全都沾满了瘟臭的烂泥。至于书包是否幸免以及如何幸免的,我早已记不得了。反正,长大以后,每当遇见“如履薄冰”这样的成语,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教训。

 

在眼下人们常常感叹遇上可以甚至必须使用名字的这个不可多得的“好时代”里,我怎么会有如履薄冰的异感的呢?这不,大约一个礼拜之前就让我领教了那如履薄冰的异感——《南川夜话十八》遭到封杀便明证(或许因为插图刺眼,今特作必要处理以“自拔”于无形泥潭)!

 

【此处自觉删除鲁迅画像及相关文字,仅仅保留其《论“他妈的!”》原文】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 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⑾(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 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⑿,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⒀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虽说鲁迅写作的时间是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其背景离现在已今非昔比了,那时的国人骂人用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他妈的”,今天看来,拿现在国人骂人的话一对比,才发现那根本谈不上是骂人的话,可称得上是一句“文明礼貌”用语。盖因“国骂”早已活学活用,还被“创造性地发展”(语出林副统帅)了呢。如果鲁迅地下有知,定会为自己写的那篇文惭愧,有辱大文豪的英名。  

 

       从《金陵春梦》一书里看到,蒋委员长骂得最多的是“娘希匹”,我是好多年后才从宁波、绍兴等浙江方言发音中分辨出:“希匹”二字其实是经过作者“唐人”对“日B”二字进行特别处理后的委婉写法。1978年10月,我初到南京时对当地人相当笑骂“你妈的”是很不习惯的,至少它有别于上海人的“插倷”、北方人的“他妈的”。同宿舍的陈礼泉来自上海,有一次与几个室友聊起此类“国骂”,也觉得南京人对着面前的人直接说“你妈的”确实不如说“你他妈的”来得委婉。记得当时,还曾“以手势助说话(毛氏教学法)”如此这般地指着张三对李四说“你他妈的!”(意思是在骂张三而非骂李四)。

       而我第一次从外籍人士口中听见“他妈的”这个“国骂”则是1989年春天在伊拉克第四化肥厂的劳工营地,当时的美国经理Mr.Chamberlin(钱伯林)在和我下围棋时告诉我说:“我去过天津,当时是个电话兵,突然听见八路军来搜查,我赶紧躲进河边涵洞,保住了性命。当时耳边就听来人嘴里骂骂咧咧的:‘妈的个巴子,怎么连鬼影子都不见了呢?”

      可以这么说,如今能上网的人不能说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至少也能识几个斗大的字吧?你既然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为什么不能有理有据地辩论几句,非要动不动就“问候你妈”?难道别人就不能“问候你妈”?打嘴皮子的垃圾战,谁不会?这样的骂战,有什么意义?只能丑陋国人的灵魂。鲁迅不是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么?在网上你大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与观点,别人也有自己的想法,你凭什么不让别人表达不同的观点?凭什么就要一边倒的喝彩?这与我皇万岁万万岁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能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为什么就不能标新立异?即使观点错了,也不至于达到用脏话“问候”的程度吧?再说,别人也不是傻子,每个人的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富翁与穷人除了金钱的差异,生命一样的对等!

        前些日子,澳、加等国的华人留学生一边大骂东方之珠的学生“穷鬼”,一边打出四个大而刺眼的四个字母:CNMB(其实是普通话“操你妈B”)!瞧,这难道不是“活学活用”、“创造性地发展”了“国骂”么?国际上的反应也不慢,据说这四个字母的缩写语早被“牛津字典”收入其中了:

 

【此处删除一幅法拉利豪华汽车图,同时让我抄录旁边一道小诗】

 

五洲同心摇红旗,环球共唱NMB。
我欲乘风爱国去,低头缺辆法拉利。

 

      伟大领袖曾在论述“实践出真知”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之时引用过一句俗话:“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拜了网络之赐,我这个不大出门的“宅男”对天下事果然也知晓一二哩。譬如,今天就读到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同学多年前的旧作《革命的粗野:“他妈的”——红|卫|兵语言的修辞分析》〔作者注:原作英文版发表于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aper #2, July 1993;中文版发表于广州社会科学院1994年《开放时代》杂志社“开放时代之二”《现代与传统》。〕裴宜理在文中写道: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1948年出生于上海,我在1979年某一天与这位留学于南京大学的美国女生初次相遇,当时还结识了另一位美国学生柯梦如(详见下列日记照片)。

 

 

【附图是1979年10月18号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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