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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发有]《山花》:边缘的力量 (阅读10203次)



           《山花》:边缘的力量

               黄发有
  

《山花》文学月刊的主办机构先后为贵州省文联和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黄果树集团,现为贵州省文联、贵州企业决策研究会主办,其前身是1950年1月创刊于贵阳的《新黔日报》副刊《新黔文艺》,同年7月停刊后改出《贵州文艺》月刊,1957年1月改名《山花》,1972年5月以《贵州文艺》刊名复刊,试刊两期即停,1975年1月《贵州文艺》复刊,1978年12月停刊。历任主编为蹇先艾、刑立斌和劳郭。1979年恢复《山花》,主编为胡维汉;1987年1月到1988年12月由叶辛主编;1989年1期至5期主编空缺,其中1至2期由文志强任执行副主编,3至5 期由文志强、李起超任副主编,1989年6月至1994年9月由文志强主编,何锐1994年1月任副主编,从同年4月开始任执行副主编;1994年10月至1998年11月由何士光主编,其中从1997年12月开始由何锐任执行主编;1998年12月由何锐主编。《山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刊发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民族史诗、叙事诗、民歌、传记故事,还提供给群众演出的花灯、地方戏、曲艺、山歌,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曾出版兄弟民族文学专号。1958—1964年间常刊出工人作品特辑、农民作品特辑、工厂史、人民公社史,其中人民公社史达十余种。1979年恢复《山花》以后,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内容相对淡化,常设栏目仅保留“黔地逸闻”,主要刊发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兼及翻译作品和影视剧本,刊物的特色不鲜明,泯然于众多省级文学期刊之中,影响有限。刊物陷入了自我封闭的状态,将自己局限在“地方性”的狭隘天地之中,刊发的大多是贵州本地作者的作品。《山花》真正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是以1994年第5期改刊(1994年第11期将普通16开本改版为大规格16开本)为起点,在纯
文学期刊逐渐萎缩的文学生态中“另辟蹊径”1。因其鲜明个性和开阔视野而富有冲击力,并跻身于“四小名旦”之列。



地处偏僻的贵州,“边缘”几乎成了《山花》的宿命。在文学成为社会焦点的20世纪80年代,
《山花》刊发的作品很难在全国范围激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仅有石定的短篇小说《公路从门前
过》(原刊于1983年第7期,原题为《一个甜美的梦》,《小说选刊》1983年第10期转载时改
名)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蹇先艾、何士光、李宽定、李发模和上海知青叶辛的创
作代表了当代贵州文学的最高水平,尽管《山花》是新时期大多数贵州作家的起跑线,编发了
叶辛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剧本《火娃》和李宽定的《姐夫》等一大批处女作,但是
,这些作家真正进入全国视野的作品几乎都发表在京沪等中心城市期刊上,诸如何士光获得1
980、1982、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都
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也就是说,贵州作家的视线只有走出崇山峻岭的阻挡,才能在更为广
阔的空间进行对话与交流。封闭的自然环境与信息的滞后容易催生习故安常的文化惰性,《山
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许多青年作者在这里起步也不幸地在这里止
步。尽管《山花》一直在勤勤恳恳地耕耘,不遗余力地培植文学新苗,但似乎陷入了一种自给
自足、自产自销的文化怪圈,对山外的文学潮流和审美动向漠然置之,而山外的世界更是心安
理得地遗忘了边地的声音。
“边缘”的真正意义在于边缘与中心的双向互动。因为远离了政治与商业中心,边地和社会民
情保留着相对淳朴、本真的状态,在人性层面上也由于疏离了意识形态和物欲的强势控制,呈
现出更为原始的野性与活力。另一方面,边地与中心在地理环境、经济水平和文化状况等方面
的巨大反差,是我们必须承担的文化现实,否则,忽视边地的全局性判断和“中国分析”就是
片面的、不负责任的。中国的地区差别催生了中心地区的地缘优越感,甚至居高临下地对相对
落后的地区怀有一种地缘歧视。由于边地总是与底层、贫穷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忽视边地潜在
地体现了一种陈旧的等级观念,而那些意在营造歌舞升平景象的“歌德派”的盲视,就更是对
现实的逃避与粉饰。此外,贵州多民族聚居的文化融合,也为贵州文学提供了值得深入开掘的
精神富矿。缺少边缘的促动与激活,中心地域的文化将走向自大、空洞与偏狭;而拒绝与外部
文化进行交流,边地文化将走向自闭、凝固与保守。边缘与中心的异质异趣的相互沟通,相互
激发,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丰富的、具有创造活力的文化生态。
《山花》1994年的改版不仅不是对“边缘”状态的不满或反抗,而恰恰是在充分意识到“边缘
”的潜在意义的基础上,努力地凸现期刊的“边缘”效应。1994年第5期的改号新设了“山外
山”(特邀王干主持,当年先后发表了叶兆言、朱苏进、朱文、海男、鲁羊、北村、苏童、戈
麦等作家的作品)和“先锋论坛”栏目,同年第9期又新设了“文化与文学”栏目,这都是《
山花》打开山门的举措,拆除园地栅栏,打破地域界限,呼吸山外的新鲜空气,从封闭走向开
放,迅速地与中心地区的文学刊物接轨,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互动与对话关系。1995年,《
山花》与《钟山》、《大家》、《作家》等刊物联袂推出“联网四重奏”,四家刊物达成了这
样的共识:“90年代的文化转型,大众传媒空前发展,文学迅速走向边缘,文学期刊的影响受
到限制,文学新人的成长失去了往日后浪推前浪的繁盛。为了更充分地发挥文学期刊的潜能,
及时发现新人并向文坛推举,我们四家刊物经过商议,决定改变原先独自惨淡经营的局面,采
取文学联网的形式……为勃勃生机的黑马开辟广阔的原野,也为那些大器晚成的作家提供机会
。”2同时,《山花》推出了“跨世纪星群”的特色栏目,在最显耀的位置推出那些富有活力
、具有审美独创的作品。1998年又通过投票方式,从这些作家中遴选出12家新锐,在“跨世纪
十二家”中再度隆重推出。这种集群化的展示产生了较强的审美冲击力。更为难得的是,《山
花》没有对自己的作者队伍进行功利的、炒作的“命名”,没有对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进行强
求一律的归纳,更没有利用甚至苛求作家通过自己违心的创作来演绎和印证期刊的审美理念与
策划目标。《山花》的栏目设置都有很大的包容性,通过对不同风格作品的松散组合,追求一
种异彩纷呈的效果。
通过“联网四重奏”,《山花》为新的实力派作家的崛起推波助澜,将刊物的重心转向了培养
跨世纪新人的目标,并与国内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刊物建立了平等互利的协作关系3。“跨世纪
星群”和“跨世纪十二家”为《山花》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文化定位,而随后设置
的一些体现了编辑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4的品牌栏目,为之赢得了更大声
誉。1995年开设的品牌栏目“三叶草”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诗
歌、散文),意在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同时也探讨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相互促动
的文体可能性;1997年开设的“文本内外”同时发表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创作谈,便于读者在相
互参照中把握作品的审美特性,实现写、编、读三方互动;1997年和1998年分别开设的理论栏
目“大视野”和“前沿学人”,专门发表国内中青年学人视野宏阔、富有创见、对文学新动向
进行敏锐把握的学术论文;1999—2001年开设的“自由撰稿人”刊发自由撰稿人写作的小说和
描述其生存状态的背景文字,并力图凸显这些职业写手与体制内作家的复杂关联,在关注其独
立品格的同时也展现“自由”面具背后的不自由;1998年开设的“文体实验室”刊发在文体形
式上进行探索的作品,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尽管这一栏目和当年文坛猛吹的“跨文体
”风一脉相传,但栏目的模糊化设置和编辑对文体的诗性的偏重,总算没有像一些期刊那样,
一味推举那些将不同文体元素进行平面化拼贴与混合的粗劣作品;2001年开设了“域外选家”
栏目,刊发海外研究者所推崇的汉语作家的新作,同时配发海外学者的评介文字,这种与海外
汉学进行双向互动的创意,体现了一种打破壁垒的多维视野。尤其是“自由撰稿人”栏目,我
个人认为是非常富有文学预见性的期刊创意,体现了编辑对于新的审美可能性的深刻洞察,更
是对处于萌芽期的文学新向度的扶持与推动。
《山花》的改刊和《大家》、《天涯》的创刊,以及1999年《芙蓉》的改版,使边地文学期刊
形成一种合力,促动了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期刊格局的变革。陈思和先生就认为期刊界出现了
“边缘繁荣胜中心”的趋向5。在上世纪80年代,京沪等地的文学期刊成为全国文学创作的核
心地带,但在进入90年代以后,不少名刊在商业和其他控制力量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平庸,
办刊策略日趋浮躁,甚至热衷于炮制新的口号或命名,哗众取宠,很少推出真正具有艺术独创
性的作品。此外,一些招牌刊物日益固定的风格与模式,在推举其一贯偏好的审美风格的同时
,也排斥了一些新生的、富有探索性的文学趣味,已经对欲入其门的作家的创作构成了无形的
限制与改塑作用,使文学的话语空间不能得到有效的拓展。京沪等地的招牌刊物大都偏爱名家
作品,偏爱厚重的、宏大的、具有史诗性的审美风格,冷落甚至排斥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有
审美冲击力但不完全成熟的、与刊物所标榜的特色相悖的创作追求。《当代》对张炜的《九月
寓言》的退稿以及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失之交臂,便是有力的例证6。在这样的情境下
,边地文学期刊的崛起给在商业大潮冲击下越来越浮躁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90年代最具有
探索性和冲击力的作品不少都首发在这些边地期刊上,那些被一些传统名刊所排斥的新生代作
家更是把边缘期刊作为自己的阵地。相对于那些传统名刊稳坐钓鱼台的优越感,新生的边缘刊
物积极进取,努力地适应社会转型期的生存环境,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间。《山花》原来最多只
能容纳三万多字篇幅的中篇作品,为了发表何顿寄来的五万多字的中篇《告别自己》(刊于《
山花》1995年第4期),编辑当即决定增加一个印张,从1995年第3期开始,将页码从原来的7
2页增加到80页,随后又增至96页。这种非常规的做法,这种对当时刚刚步入文坛不久的青年
作家的负责态度,充分体现了《山花》同人的敬业精神与文化追求。
因此,我个人认为90年代边地期刊的繁荣产生了一种边缘效应。更确切地说,这种边缘效应类
似于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鲶鱼效应:富有经验的渔民在运输一些名贵鱼种时,总会在鱼箱里放入
几条鲶鱼,生性好动的鲶鱼横冲直撞,使那些名贵鱼群也被激发得四处游动,这可增加水中的
氧气含量,可以大大地延长名贵鱼群的存活期。生机勃勃的边地期刊的出现,与鲶鱼的激活作
用是一致的。它们首先改变了长期以来上百家省市级期刊千人一面的沉闷局面,避免了重复办
刊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文化惰性,改变了几十年以来形成的某些陈旧的办刊规范;其次,这些
诞生于市场时代的文学期刊,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文学环境,在办刊方针上抛弃了计划经济时代
以政治为本位、漠视读者反馈、忽略品牌竞争的守成模式,具有鲜明的个性追求,重视品牌策
略,标举富有生命力与时代气息的审美趣味;再次,边缘期刊的活力所产生的连锁效应,也带
动了那些守旧、自大、平庸的文学期刊的变革,它们僵化的办刊思维因为外部的冲击而逐渐复
活。不同风格的文学期刊的交相辉映,使文学形态、价值趋向和市场需求都从单调走向丰富,
从封闭走向多元。激活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逐渐建立,使文学期刊的发展开始在市场的冲击下走
向成熟,形成健康的、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良性循环。



“边缘”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在时间向度上,“边缘”意味着新与旧之间的转型与过渡,是
徘徊在两种历史形态的夹缝之间的状态;在空间维度上,“边缘”意味着出没于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区域、民族、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之间,经历着从隔阂到同化之间的精神裂变和文化转型
。边缘角色陷入了汤因比所言的困境:“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
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7边缘形态在时间与空间、角色认同与文化定位方面的内在矛
盾与多重冲突,一方面固然带来了难以平息的困惑和期望,另一方面沟通了异质的文化体系、
精神空间和历史视野,它们的混融与互动产生了多元的文化趋向和复合的价值认同,拓宽了自
己的视野,在兼收并蓄中培育新的可能性。基于此,劳伦斯充分肯定了“边缘人”的文化意义
:“所谓边缘人,就是那些处于人类相互理解边缘的人,他们始终在拓宽着人类知识的新领域
——以及人生的领域。”8
《山花》所标榜的“兼容性”是其边缘意识的集中体现。随着中国社会挣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求新求异的市场规律和文学主体精神的觉醒,都使文学形态和价
值趋向呈现出多样化走向。“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文学有幸成
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及个体生命经验的审美表达,并由此而推衍出它的社会意义和
人文精神内涵。”9《山花》对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的兼容,是对转型时期文学的多
元化和个体化趋向的尊重与呵护,以自己公正、客观的立场克服文学偏见,超越功利意识,沟
通不同的审美理想与创作立场,努力使《山花》成为一个多元交流、平等对话的精神空间。《
山花》的这种办刊思路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地缘局限与历史缺陷,只有兼容才能纠正长期强
调地域性的自我封闭,只有兼容才可能扩大自己的信息包容量和审美多样性,吸引更多的作家
和读者。
《山花》深刻地体认到了自己的限度,所以它从来没有将自己建立成“话语中心”的企图,而
是将自己建设成那些相对封闭的“话语中心”之外的“话语平台”,为那些被“话语中心”所
排斥的作品提供一席之地,不遗余力地培养那些尚处于边缘状态与边缘地位的青年作家。不少
有生气的青年作家与诗人,因其独特的情感经验与陌生化的话语方式而不为主流文坛所接受,
其精神的超前性和写作形式的探索性还常常遭到非议,所以很少有期刊愿意推举他们。而《山
花》却以其开放的胸怀,为他们提供集中展示才华的舞台。这样,其边缘化的“兼容性”就意
味着一种潜在的、崭新的“可能性”。在传播学研究中,怀特针对大众媒介的体系、制作、选
择与流动,构造了一个守门人模式,即新闻从信息源到达受众的过程当中,新闻从业人员扮演
着“守门人”的角色,他们选择一些新闻,同时舍弃了另一些新闻。麦克内利的新闻流动模式
更为完善,他认为新闻从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到达受众的过程当中,要经过各个中间环节的编辑
、记者的反复选择、拒绝和改变,不断地循环下去10。应该说,不少文学期刊的编辑同样扮演
着守门人的角色,将自己对于文学的正确理解由己及人地进行推广,用一种习惯的甚至是幻视
的眼光去衡量多姿多彩的来稿,顺我者取,逆我者弃,诱导甚至迫使作者改塑成符合自己要求
的类型化角色。更危险的一种倾向是,时下的一些编辑迫于商业冲击和时尚的诱惑,将“新”
与“异”作为选稿标准,把刊物办成了展示花花绿绿的文学时装的T型台。只要是期刊,它对
于来稿就必须有所取舍,但《山花》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更多地发挥桥梁作用,尽量忠实地呈
现作家作品的个性和本色,而不轻易地对之进行“定位”和“改写”。
对于青年人的培养是《山花》的优良传统。上世纪80年代的常设栏目“作家摇篮”办得挺有特
色,责任编辑或主编亲自上阵,撰写评论予以推介。叶辛、何士光和现任副主编黄祖康都曾热
情洋溢地对一些处女作进行点评。《山花》还通过推出“青年作家笔谈”(1984年第1期)、
“献给国际青年年小说专号”(1985年第7期)、“青年评论家小辑”(1988年第11期)、“
贵州青年作者专号”(1992年第2期)和“中学生之页”(1993年第9期)等专栏和专辑形式,
推动当地青年作者的成长,开掘他们的创作潜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意识。《山花》除在改版初
期的1995—1996年开设“名家新作”栏目、2001年开设的“域外选家”栏目和1998年至今开设
的“前沿学人”栏目专发名家作品外,其余栏目都以推出青年作家为主旨,除“跨世纪星群”
、“跨世纪十二家”、“联网四重奏”等品牌栏目外,专门推介青年作家作品的栏目还有199
5—1997年的“新人新作”、1997年的“贵州青年作者小辑”、1998年的“70年代出生作家”
、2000年至今的“起跑与冲刺”等栏目。尽管《山花》也设置过“70年代出生作家”专栏,但
其编辑策略并无炒作“低龄写作”的功利意识,尽量地反映青年写作的多样性、流动性、探索
性、反叛性与可塑性,没有过分宣扬与审美无涉的年龄、性别、姿态等商业元素。存在主义心
理学家R?D?莱恩认为,青年的社会状态和文化角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模
糊不清的,他们经历着“脱离旧的同一性和向往新的同一性的矛盾”,承受着一种“自我分裂
”的边缘感11。这种角色的边缘性所导致的异化感,使无法得到社会认同和自由空间的青年群
体,在孤独与不满中爆发出否定现存秩序的创造活力与批判激情。因此,青年群体是最富有可
能性的文学主体。对于青年的倚重,也决定了《山花》很难对进行状态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水平进行阶段性的、总结性的、集大成的展示,而只能是审美可能性的孵化器,是对文学未来
视界的预演,是对文学生力军的检阅。而且,当前文学对长篇小说文体近乎偏激的推崇,使多
数作家以练兵的心态从事中短篇创作,在获得名声之后近乎草率地转向长篇创作,这在某种意
义上也注定了无法容纳长篇的《山花》只能是文学的苗圃与温床。在健康的文学生态圈里,自
由生长的文学绿洲与巨木参天的文学高地相比,后者收获硕果的辉煌常常遮蔽了默默耕耘的辛
劳,但是,在一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年代,面对伪大师横行的现实,对可能性的催化与激活就
变得更为急迫,也更富有建设性。也正是在对无限多样的可能性的展示中,《山花》与自己坚
定的文学信念与真诚期待共同生长。
“前卫性”也是《山花》的自我定位。对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提倡,推动了作家在叙
事风格、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的探索与改变。由于《山花》作者队伍的青春品格,使其探索性
具有一种试验色彩,甚至不无莽撞和冒险意味。探索中的失误与局限,只有通过时间的验证、
自我的反省和修正,才能走出迷惘,向更深的文学层面掘进。比如《山花》在“跨世纪星群”
、“跨世纪十二家”和“联网四重奏”栏目中推出的一些晚生代作家的写作,要么因过于偏重
文体革新而丧失了作品的现实力量与批判精神,甚至在内容与形式层面相互冲突;要么因过度
沉溺于欲望化叙事而屈从于世俗法则。但是,如果这种在探索中不断进行自省、调整的动态过
程不断向前推进,既对经典的、现实的文学法则进行批判,又在不断改进的实践中进行有效的
自我批判,那么,前卫性就成了文学理想生长、发育与成熟的生命进程。
《山花》从1999年开始,将“美术前沿”有机地整合到期刊的整体策划之中,使前卫美术的探
索性与文学文本的探索性构成一种互文性。相对于许多期刊大量地刊发作家照片而言,这种外
观设计是值得肯定的创意。后来,《山花》又从“前卫美术”向当代视觉艺术进行全方位的拓
展,将刊物办成文学精神与视觉人文交相辉映的双重文本。这既增强了期刊的观赏性,也使文
学与艺术在自由共生的状态中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立体、交叉、多侧面地展示中国当代文艺
的审美脉动与精神潜流。文学与艺术在思维、价值方面的共鸣,在历史上常常成为相互激活的
精神资源。不妨来关注这一则针对性很强的尖锐批评:“《山花》改版后号称‘融文学精品与
前卫美术于一炉’,杂志倒是挺漂亮,但不难看出,它的精品其实是玄奥气息,追求小说的深
度是基于对现实具象的忽略和形而上的解构,总体上弥漫着虚幻的小精英气息。如果说这就是
精品的话,那将会引导很多人走向虚幻的不归路。”12其实,《山花》对此已经进行了必要的
反省:“探索是无止境的。……文学还必须表现对世俗性的拒斥或超越,呈现出一种精神的向
度。……就刊物而言,我们期待作家们把探索的触角伸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无论是在叙事、文
体层面上的实验,在精神向度上的求索,抑或对终极性追问和世俗性的关切,都是不可或缺的
。只有在多元化的探索中,文学的独创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13基于此,我更愿这样理解
《山花》的“前卫性”:它是建立在对文学的内在本质和潜在走向的独到体认与敏锐把握基础
上的“未来性”,就像主编何锐在设立“自由撰稿人”专栏时的文化预期:“21世纪文坛将有
一个大的变化:自由撰稿人将取代专业作家。”14



《山花》的成功改版,与贵阳卷烟厂(后改制为贵州黄果树集团)的强大经济支持密不可分。
黄果树集团1994年向《山花》提供12万元协办经费,1995年为15万元,1996年为20万元,199
7年为30万元,1998为32万元;1999年该集团参与主办《山花》,投入经费增至40万元,2000
年达50万元。新世纪伊始,《山花》改由贵州企业决策研究会参与主办后,作为该会的发起单
位和主要成员贵阳卷烟厂仍然是《山花》的最有力支持者,每年提供经费不低于20万元。《山
花》与企业合作的良性循环,在于企业摆脱了急功近利的短视,并不要求《山花》通过改变文
学品质来迎合企业的市场行为,他们保持一种共生、互渗的关系,重在积累品牌效应和无价的
精神资产,市场规律和文学规律各司其职,没有像其他一些期刊的市场策划一样,使文学成了
市场的奴仆。《山花》就曾以等价交换的形式,用大量版面换取微薄的收入。《山花》1987年
开设“企业星”报告文学专栏,1993年7—8期合刊的“中国国际名酒节专号”就更是以整整两
期的版面,刊登了30余万字的酒文化广告。在利润高于一切的年代,黄果树集团能够以文化建
设为己任,实属难能可贵。时任董事长的陈迅,其文化眼光具有独特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发
展、壮大,精神生活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在这种合作中
,我们对《山花》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条件,更没有考虑那种立竿见影的互惠或回报,我们只
要求《山花》提高品位——或者用我们企业界的话叫做上档次——提高质量。”15但是,企业
得不到任何显效的资助,多数决策者难以接受。因此,《山花》的前途依然充满变数。
《山花》能够超出生存困境,另辟财路,进而锐意创新,完成历史性的跨越,现任主编何锐功
不可没。为了寻找《山花》的协作伙伴,何锐足足花了近两个月时间,不停地斡旋于他所熟悉
的厂长和经理之间。到遵义的一家酒厂寻求支持时,厂长的豪爽和热情让他误以为大功告成,
竟然连喝了三四十杯“湄窖”来表示感激之情16。这种敬业精神折射出一种对文学的责任感。
何锐的努力,最终催生了一个旨在为贵州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咨询的民间研究会——“贵州企业
决策研究会”,得到了政界和商界的多方支持。《山花》设立“企业决策者论坛”栏目(现改
为“企业决策研究”),作为企业家们的言论阵地和对话窗口。何锐同时担任《山花》主编和
研究会的秘书长。2001年研究会参与主办《山花》,编辑部在编辑刊物的同时,还要选编供企
业家参考的《企业决策参考》和《信息快递》。同时,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破除级别意识,
《山花》除了将品牌栏目延伸到美术领域,开设“黄果树画廊”外,还将自己的精神领地扩张
、渗透到出版领域。2000年12月,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黄果树书系》(10卷本)和2001年
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批评的趋势》和《灵魂的窗口》、2002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
走遍名城》均为《山花》优秀作品或文论结集。尽管《山花》多向度拓展的自觉努力是顺应时
代的,但这种近乎分裂的多重身份却折射出消费时代文学编辑的角色危机,优秀的编辑往往通
过对种种外部压力的自觉承担来维护文学的纯洁性。

在“文革”中曾经受到迫害的何锐,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家,在诗学研究中有独到的造诣,曾
发表相关论文数十万字,著有《现代诗技巧与传达》及《画梦与释梦——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
程》(合著)。难能可贵的是,像他这种有过特殊遭遇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所谓的“文革情
结”和“代群意识”所束缚,摆脱了其同代人习惯采用的泛政治化视角,以开放的胸怀接纳新
生的文学现象和未知的精神世界,同时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警觉。作家的学者化是近年文
坛的热门话题,其实,编辑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更为密切。相对于文学批评而言,编辑的审美视
野与选稿标准往往更为直接地影响作家尤其是文学青年的审美选择。独断的、保守的、功利的
编辑,往往会用单一的、自以为正确的审美标准去衡量和要求作家,催生出狭隘的、缺乏活力
的、一成不变的文学。因此,编辑家除了要有学者的深厚学养,还要有多向的、跨越性的思维
,不党同伐异,具备一种通过燃烧自己来传递人文薪火的文化人格。《钟山》主编徐兆淮把文
学期刊的主编划分为“作家型”、“学者型”和“官员型”,又说:“也还有些文学期刊的主
编,既非作家、学者,也非官员,而是由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文化人来担任。或许,这正是将
来文学期刊主编最合适的人选。”17何锐的编辑风格中就显露出了这种综合化倾向,将编辑视
为一种创造性劳动,通过发挥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全面提升刊物的内在品质。
在一个多元互动的时代里,高素质的编辑家不仅要具备专家的审美触觉、企业家的经营意识和
教徒的殉道精神,还必须拥有应对生存困境和精神限制的综合素质。鲁迅说:“一切事物,在
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也可以
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18编辑也正是沟通多种社会阶层、知识领域、文学
环节和文学主体的“中间物”,是多重边缘之间的立交桥。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往往将文学史理
解成了作家作品的罗列史,忽略了文学的功能史与作用史,忽略了文学是作家、作品和读者共
同创造的产物。作为特殊读者的编辑被长期遮蔽在文学史的幕后,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总是被理
所当然地忽略和遗忘。其实,编辑沟通了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环节,沟通了作品与读者,富有创
造性的编辑还会在文学思潮的历史演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是文学史视野中真正的无名英
雄,也是目前文学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如果没有了这些“中间物”的承担与奉献,文学
史将变得支离破碎。何锐说:“文坛是作家、评论家、编辑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作家、评论
家、编辑同属人类精神文化建构的参与者,文坛的合理格局应当是三足鼎立,互补互动,从而
进行良性运作。”19新时期文学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正是凭着越来越多像何锐这样的编
辑家显现其综合才能和创造性禀赋,通过与作家、评论家的平等对话推动了文坛格局的新变。
他们站在文学立场上与非文学领域以至整个时代的开放式对话,为困境中的文学注入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



1黄祖康:《<山花>:另辟蹊径》,新浪文教(http://www.sina.com.cn,2001/09/06,16:57)
“纯文学期刊主编访谈”专题。
2《山花》、《作家》、《钟山》、《大家》:《“联网四重奏”编者按》,《山花》1995年
第3期。
3参见何锐《探索的足迹——回顾<山花>改革历程》,未刊稿。
4何锐:《献给新世纪的花束——序<当代中国作家精品·黄果树书系>》,《山花》2001年第
1期。
5陈思和:《边地花草》,《新民晚报》1995年11月3日。
6参见何启治、柳建伟《五十年的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
》,《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7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
8劳伦斯:《劳伦斯书信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
9何锐:《探索的足迹——回顾<山花>改革历程》。
10参见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
34—138页。
11转引自巴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44页。
12李师江:《匠气十足,锐气难寻》,《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1月1日。
13何锐:《探索的足迹——回顾<山花>改革历程》。
14邓凯:《追踪’99文学期刊》,《光明日报》1999年2月5日。
15陈迅:《做文学期刊的坚强后盾》,《文艺报》1998年11月3日。
16参见漆春生《<山花>: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新闻报》1998年11月13日。
17徐兆淮:《话说主编》,《北方文学》1999年第2期。
18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5-286页。
19何锐:《三足鼎立的格局》,《文学报》1999年8月12日。

(本文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系《新时期文学传播与接受史》中的一章,该选
题为教育部“十五规划”青年项目之一。作者系山东大学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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