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工作的间隙里陆续会把朋友圈里发表的一些念头展开以随笔的形式发布在这里，这是其中的四个念头。




 

汉语的高级焊工

在大学毕业最初的三年里，我有多次驻场交付的经历，在大大小小的暖通空调施工现场，一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与许多来自安徽、河北的农民工过从甚密。他们当中有义务教育里辍学的电工，有年过六旬却未享一日绕膝之乐的钣金工，有正值壮年为家为儿技艺高超的焊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位娴熟各种焊法并发生过小小摩擦又复归于好的倪姓焊工。

在电弧焊渣破溅的钢构平台上，在氩弧焊拼接的压力容器里，那灼人双眼的红光和白光，无疑是我贫贱助工时期的两抹亮色。我惊讶于一把小小的焊枪竟有如此能量，并在那位倪姓焊工的指导下，焊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焊缝，这道焊缝想必还留存在江苏盐城那座还未倒闭的生产原料药的车间里。后来因为南京居大不易，我选择回到了当时还未居大不易的西安，不久这样轰鸣的现场便如滔滔长江水离我一去不复返。

现在的我已是南京一家创业型科技公司西北区域的解决方案总监（真是与南京有不解之缘呢），也是一位在地铁、出租车、高铁途中常常出神、富有进取姿态的青年诗人。在微信碎片化的阅读里，我也逐渐如那位倪姓焊工焊出了一架个人诗学的工作台。然而 “焊接”这一象征被我像此文一样郑重，却是在二零二一年一次行车途中对臧诗的阅读。这是时隔多年又一次对臧诗郑重地阅读，是通过不同诗作最下的日期而非印象里的今夕对比，一时高铁的惯性将我带入到臧诗三昧里，一位汉语的高级焊工形象在眼前出现。

对臧诗我是有褒有贬的，一时褒贬随着讨论的标的不同而不同。褒的一方面是我认为在当下采用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来保持对世界的介入非常必要，臧诗的方式可谓是行之及时且有效，所以他在徐州等事上并不像其他著名诗人们那般失语。臧棣的诗法是一种可以复用的诗法，通过臧棣本人十年如一日的复用，证明了这种诗法的有效性，并日渐赋能于新一代青年诗人写作。对一位有雄心、有理想的青年诗人来说，像臧棣这样发明一种“0-1”的诗法从而走向“1-N”的无焦虑高速，无疑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臧诗所能触及的时效之高及对象之多，让一众新诗人叹为观止，仅仅一部《诗歌植物学》就不可思议。

然而在碎片化阅读许多臧诗以后，集中购买准备系统阅读的六七本臧诗集现在仍有四本的保护膜还未拆封，可以想见我对臧诗阅读感到的疲倦。在某位臧棣友人评论家那里谈到臧棣符合大诗人的几项指标里，量大无疑成为其最显著的标签之一。在新诗里量大的并值得我赞叹的，除了臧棣也只有柏桦、哑石、孙文波等几人而已。但是我为何单单对臧棣感觉到疲倦呢？许是我对他的阅读强度过于集中？许是我这样性格的野生诗人对一位老教授对无聊生活的打发深感无聊？除了读了太多臧诗之后感到的没意思以外，我对他老是用“一招”去处理对象的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大诗人。正是他旷日持久地对这“一招”的使用，让我想起那位技艺高超的倪姓焊工，他如今也仍在使用那把焊枪在车间烧焊。所以我曾毫不留情地抛出一篇随笔的题目（《汉语的高级焊工：论臧棣三十年来写作》）给友人看，并说有朝一日我要写下来；另外在阅读《诗歌植物学》时，我也建立了一个表单对臧诗虚词含量进行分析，要不是因为工作过于忙碌的原因，《臧诗含虚量分析》这篇需要细致和耐心的报告（须知我解决方案一职的工作里有很大一块是关于数据的分析）会远远早于“汉语的高级焊工”这篇随笔完成。

一位从事脑力劳动的大学教授，如何会跟一位从事体力劳动的焊工发生联系呢，这还得从具体的臧诗说起。煌煌一部《诗歌植物学》与其是植物的百科书，不如说虚词的百科书。读者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式：表时间和位置的，诸如“在……之前/后”/“刚开始”/“刚刚”/……；有表程度与可能的，诸如“更/最/很”/“有可能”/“尤其是”/“不仅”/“直到”/“尤其”/……；有表否定和转折的，诸如“既不……也不”/“一点也不”/“更没”/“更何况”/“绝不会”/“永远也不会”/“不同于”/“不可能”/“没错”/“一旦”/“虽然”/“那么”/“甚至”/“有点”/“即使……依然”/“仅凭……”；有用于比较的，诸如“比……还要/更”（用的非常之多）/“与其……不如”/……；有表假设与疑问的，诸如“看上去”/“能否”/“如果”/“……呢？”/“会不会”/“假如”……；等等等等（云宫迅音），真是不胜枚举，甚至我曾想过为了使语文像游戏一样趣味，我会给我未来的孩子一本臧棣的诗集，让他去识别、划线诗里的虚词，并分门别类地放进“储词盒”里。

这些虚词在诗里分布呈现出的特点，正如那位倪姓焊工在焊接那架钢构平台留下的焊缝一样。客观对应物先经转化，熔炼成思维的碎片，然后经工具性的虚词焊条，一段段强制地将思维的窄缝或鸿沟焊接起来。即使在打磨得最为精致的一件作品上，我们依然可探伤那些区别于碎片本身的“焊缝”，却很难分辨那位身具匠心的老人，到底是一位执笔的诗人，还是一位施焊的焊工。

 

照花前后镜

在义务教科书里有温庭筠的一首小词，写到一件“懒起画峨眉”的小事。这位美人虽是“懒起”，但起来便要“弄妆”，哪怕“梳洗”花的时间很长，也是细致又耐心地做完。一支“花”插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反复尝试的，尽管这个动作练习了多年，但每一次都要两面镜子来参看，直到在最为妥帖位置上，才会呈现出“花面交相映”的效果。

但这岂止是“人我/作者”与“镜我/作品”的“相映”啊，也是“本我/作者”与“他我/读者”的“相映”呢！也正是因为“相映”才觉得“不厌”，这么想李白真有敬亭山那般伟岸。而“相映”与“不厌”的前提正是美人/诗人所拥有的耐心，一件作品在一个分饰多角的“我”中进行并完成。这样的一个“我”，是从暗室的梦魇里走出的“我”，是小山重叠金明灭里的“我”，“我”既在人我中细致地“梳洗”，“我”又在镜我中反复地“弄妆”，“我”还来到“人我”与“镜我”之外，成为“他我”审视着“人我”与“镜我”。所以“弄妆”哪是件私密的事呢，美人分明暴露在公共的复眼里。

 

新诗中国化已进入尾声

我曾在朋友圈发表过新诗中国化已进入尾声的言论，正如同佛教、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样，眼下更为高效和便捷的交流方式，使得这一进程不再似佛教那般旷日持久。新诗之“经”在第一个百年就已取完、译完，而成为与佛经一般的汉语经典。在全球数字化的现在及未来，很难再有新的外语诗人像他的前辈们受到我们的前辈们那般重视地被我们及后来人重视，新的外语诗人将失去“经”的地位而下沉到“集”的待遇。从此可以休谈新诗矣，在共和国里将只有一种诗，那就是中国特色主义诗（读者请注意：我在说这个词的时候已把它从红色大染缸里捞出来了）。

我想历史是不会骗人的，或者说历史总是可以为未来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参照。在中国诗史里曾短暂地出现过一种叫“玄言诗”的诗，它从成为一种风尚到不再被提起，也仅仅用了两晋时间。玄言诗的风尚直接受当时玄佛思潮的影响，这与当下一些欧化的新诗人所受的影响不无区别。然而这种压倒性的影响还能够持续多久？目前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但很难抱有一种乐观心态。

 

中国特色主义诗的立身之一

新诗的立身之一（或曰中国特色主义诗的立身之一）即是“考古与‘一系列源头性的联系’的再联系”与/或“重新发明一种源头性的联系”。新诗只有通过“考古”与/或“发明”一系列源头性的联系，才可使得无意义的字节跳动为诗的分行。这样的联系在古诗里被“发明”与/或“考古”得丰富，并成为中国诗的核心要素之一，然而在新诗里则需要新诗人们重新重视。我曾于朋友圈里反复表达过这个意思，诸如“新诗是考古与或发明一种联系，而仅非客观对应物在语言层面的映射”、“新诗是一局连连看的游戏，而并非消消乐”之类。

在对此类联系的思考里，我经常想到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一说，而换成另外一种说法即是“语言的风景固然美丽，不如看他骑马危险旅行”，你看这一说法又包含着对《镜中》的联系。柏桦在一首名为《悬崖》的诗里也写到“陌生的旅行/羞怯而无端的前进/去报答一种气候”，也可以附议此意。在全球数字化的今天及未来，除了横空出世、日新月异的“客观对应物之新”外，很难发明新人与这些新的客观对应物存有联系之新。我对可以消消乐的客观对应物之新并没有乐观的展望，反而是对一系列新的源头性的联系难以发明感到悲观，我暂且能做的大多是对既有源头性联系的“呼应”，我大多数的诗都是在对这种“呼应”的反馈。这样的悲观情绪已经前置到我二十二三岁时写的一首只有两行的无题诗里，“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原来我想说的，早已被人说过。”这首诗里我想说的而早已被人说过的，正是这种从前就已发明的联系。我们很难再发明一种新的联系，我们大多时候只有在新的客观对应物里去呼应这种联系，这是一种基于不同时空的两种联系的联系。

所以争渡争渡争渡，惊起的一滩鸥鹭是李清照也是我，难以言说的白色的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