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文明之子

◎沙马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诞生于一个没有希望的年头,大半生置身于一个阴谋与死亡的陷阱,密布铁窗的世界,毒蛇在草丛中隐藏,一张庞大捕捉网向他张开着的世界。面对着时代的危险诗人依然在揭示尊严的人性,自由的美好、理性的光辉以及人类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曼德尔施塔姆是最能象征白银时代文明精神本质特征的诗人。
    布罗斯基称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这个文明具有世界性含义。历史上很多文明之子被无知淹没,被野蛮绞杀,而文明的旗帜常常是在荒莽和血染中竖立起来的。1920年秋的某一天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近乎是天真的对狱卒大声嚷道:快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这是文明对专制的抗议,也是文明高度闪出的光芒。而文明,不仅意味着自由和向往,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当代文化的建设,对存在人性的尊重。然而命运却和诗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的大半生都是在逮捕、监狱和流放中度过。他既蹲过白色监狱,也蹲过红色监狱,不同的主义们打着不同的革命真理旗号压迫着这位诗歌的文明之子。为此,他在爱、痛苦、追忆和向往中,面对着美丽而悲惨的世纪倾听着时代的喧嚣,承受着精神恐惧和黑暗的孤独。他的生命是肉体,也是灵魂,也是诗性与理性的相结合。因为有了灵魂的光芒,哪怕是最短暂的存在也意味着永恒。他的纯粹、正直、热烈、对内心世界的向往,对存在事物拥抱的姿态构成他诗歌文明的一部分。一次有人请他给他所属的文学运动阿克梅主义下一个定义,他回答说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按照布罗斯基理解,这世界文化就是曼德尔施施塔姆的希腊风格的俄国版本。什么是希腊精神?诗人说道:这就是每一座火炉,一个人坐在它的旁边,像评估自己内在的热能一样评估着它的能量……作为诗歌的文明之子,这不仅是他对本国文化精华的吸纳,更是对世界文化的热爱。他说,当人类对眼前的世界不满,向往深埋底层的时光时,便像耕犁者一样,渴望得到时间的处女地……就诗歌而言,一个英雄时代已始于词的生命之中,词是肉和面包,它们都有着同样的命运:受难……我们没有卫城,即使在今天,我们的文化仍然在漫游,仍然难以接近中心的边缘,仍然没有找到它的墙……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既是园丁,我又是花朵,在尘世的牢狱中我并不孤独。他这种自足式的存在和其他的存在发生较大的偏差。他在寻找词语的自由时,却遇上了政治,他在政治的路上却遇上了专制,他在专制的途中却遇上了铜墙铁壁般统一的意识形态,而这些对诗歌艺术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反动力。他在长久的抗争中导致出他的迷茫,他的悲怆,他不幸的命运。为此他说:革命的事业是星空中的饥饿,你不得不在太空中埋下麦种。在他的文明行程中,创造就是抗争,沉默就是呼吁,向往就是前行。激情、反思、信念、不妥协,构成了诗人生命中精华的结晶,对他而言,诗歌不仅是美的韵律,意象的奇崛,更是自由的化身,这样才能展开翅膀翱翔宇宙。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拉开了诗人一生悲剧性的序幕,加速了精神火焰的燃烧。当人们在迎接自由之霞光时,诗人还处在自身的黑夜里挣扎。毋庸置疑,在那个时代,俄罗斯却出现了文学上辉煌的白银时代,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个奇迹。而这个辉煌的白银时代正是无数个像曼德尔施塔姆一样的人为了信念和理想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从而使他们成为最具时代感的诗人。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尤其是他后期的诗歌,以敏锐的感受力,深刻和尖锐的言词以及丰富的语言指向,呈现出自己所处时代的冷酷无情,以及对身心自由剥夺的现实场景。作为诗人,他认为诗歌就是一种愿望,一种想用自己的语言让人吃惊,想用那预言的新颖和意外让人倾倒的愿望。他认为诗人永恒的创造力比他的世俗生活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在茫茫长夜中需要精神星辰的照耀。他想在理性艺术和感情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在诗歌创作中,他赋予理念凌驾于现实的优先权。经过思想过滤的时间流逝、历史物象、生命经验,在全新的语言中获得展示。有时他漫步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感受着先进的城市的气息,但他认为一个现代化文明进程的城市不是由地铁和摩天大楼来衡量,而是由城市中窜出石头缝中生机勃勃的绿草的生长速度来测定。他从那些行人忧郁的表情里似乎看到某种程度上的压抑,他的神经一直绷紧了时代之弦。他能敏锐体会到事物的热情和寒冷,他在彼得堡的历史事物里体会到一个民族的语言在诗歌里的命运。他认为,在本质上,一个词与一个意象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个意象只是一个被密封起来的词,它是不能触摸的。一个意象是不适合于日常使用的,如同一张圣像灯是不适合于点燃香烟……。就诗歌而言他认为任何形式上的实用主义都是对俄罗斯语言生命中的希腊文化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诗人要求灵魂对个体写作的引导,要求建立精神的避难所,要求划定新的词语秩序,要求诗歌在更高意义上接近事物的本质。为此他将诗歌中的事物构成了思想的对象化,他在沉思冥想中触动那些已经被工业文明毁掉的历史家园,他希望他的时代能够受到希腊文化精神之光的照耀。他在《阿克梅派之晨》一文中说道:存在是艺术家最大的骄傲,除了存在他不渴望别的天堂。他要求自己的心灵得到充分的表达,并贯穿于诗歌事实和对未来的期待。要让诗歌语言浸润自己的血液和体温,捍卫语言的新体制和纯洁度,避免语言受到粗暴的攻击。他认为诗歌语言是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且不断得以提炼,并要求充满活力和形象的语言得到有活力的回声。诗人不能切断与词的沟通,与语言的交谈,与心灵的融合,做一个在具体语境中审视事物存在的诗人。他说,一个词被缚给它的本义还有什么可做的,不就等于陷入了农奴的境地吗?一个词不是一个物,它的意义也不是对它自身的一种翻译……要防止诗歌成为一种破产的虚无主义。
    曼德尔施塔姆在《词与文化》一文中说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政治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一个崭新的、温柔的、自然存在的,在一个自然心灵中向前奔流不息。在这个没有理性精神的王国里,每一棵树都将是森林仙女……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已经为诗人不幸的命运埋下了悲剧性的种子。我认为诗人并不是一个自觉性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是沿着诗歌的艺术精神,一步一步走上了他的命运之路,从而显示出由现实和文明之间设置的距离,这个距离却需要诗人用一生的时间去跨越。在跨越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的跌倒,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诗人在致弗吉皮乌斯的一封信中说:我对社会、上帝或人没有明确的感情,但是因为这个理由我热爱生命、信仰,尤其是爱。为此,人、现实、爱、信仰、音乐,以及与生命有关的事物构成了他诗歌中的主旋律。他像个孩子似的举手向太阳致礼时,不料被一场瞬间的风雨闪电折断了飞翔的翅膀。他在自我疗伤中是孤独的,无助的。他写信给吉皮乌斯说:我这里的生活颇为孤独,几乎完全专注于诗歌和音乐。他将诗歌视为一种劳作,每一个词都将会成为他诗歌的种子,在广袤的俄罗斯土壤上生根发芽。他对诗歌纯碎的热情、深刻的思考和成熟的技艺被他同时代诗人安德烈·别雷称之为诗人中的诗人。而这位诗人中的诗人在大清洗时代,在昏昧的午夜之前,在集体沉默之中,渐渐听到死亡逼近的脚步声。这死亡渐渐与冻水融合,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将作用于未来的历史见证。曼德尔施塔姆在第二次致命的流放之前,如井喷一般大量写作,都是因高度浓缩而爆发出惊人的高超之作。他仿佛知道了命运之约,必须兵行险境地倾吐最后要说的话。这些诗晦涩如呓语,又包含着无限奥秘,其内在的张力几乎要爆破词语的外壳。这个掌握了未来的秘密的诗人,深深触动了集权主义者的神经。诚如西默斯西尼所说的:如果一个诗人必须把忍耐变成进攻,他得去追寻一次毁灭,并在他的生命和作品中准备承受后果。
    不久诗人的家人接到一份通知,说曼德尔施塔姆在19381227死于心力衰竭。此刻,希腊的长笛,罗马的教义再也没有唤醒这位长眠于大地的诗人,沉默的星辰之光,照亮了他苍茫而幽暗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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