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音和《女子诗报》那些事
——张后访谈作家、诗人晓音
张后：晓音姊你好，其实想访谈你好久了，我最早得到一本《女子诗报》还是2004年安琪在“玲珑阁”送的，当然更早的时候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晃《女子诗报》已创办了三十余年了，其辉煌的背后必定有着许多艰难的路程，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可否与《访谈家》的读者一一道来？
晓音：是的。从1988年创刊到现在《女子诗报》已经有34年的刊龄了！说到过去的34年，凡是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对于《女子诗报》用艰难已无法去形容它经受过的几次灭顶之灾。我在2003年安徽诗人、民刊研究学者阿翔的访谈《巫女的身影》中有比较详细的表述。《巫女的身影》①、②是我自写诗以来做的第二个访谈，第一次是1989年《作家生活报》大岛的访谈《请记住这群女人》（辽宁《作家生活报》头版头条1989.10.15）。记得第一次访谈，说到悲伤处我还流泪了，因为《女子诗报》第二期印刷出版时间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事情重叠。它让我和女子诗报的几个主要成员尝到了被整肃的滋味，为此我向文宣管理部门写了无数次的检讨。很多话还真没法说……
张后：在整个诗坛，都知道你写诗，是个著名的诗人，天那，待我仔细翻看你的简历，才知道你竟然写了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蒂红》、《冢巢》、《乡关何处》、《魂殇》、《遭遇疼痛》、《长河落日》，不禁让我暗竖大拇指，你也是一个“为全集写作”的人啊，你原来是先写诗呢还是先写小说？目前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小说？可以写一写创作过程？
晓音：最早我是想当画家的，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父亲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曾在上海国军宪兵九团任少尉文书。服役期间，酷爱绘画的父亲在上海艺专夜校学习。在大师云集的上海艺专，父亲吸收了更多更开阔的西洋美学教育和绘画技法。他在西昌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他的油画是我们那个地区最有名的，有许多学生喜欢绘画的学生常带着他们的作品来我家。作为父亲的女儿，我觉得当一个画家很光荣。另外，父亲周日出去写生也常带着我。看着父亲把美丽的风景用画笔和色彩画下来，感觉父亲就是一个魔术师。父亲让树叶永远绿着，花朵也不会凋零。那些年我家住在母亲任教的小学校，学校的校舍是一个资本家的纱厂和一个家族的祠堂。我家住在校门上的阁楼上。那屋子就一间，大约有50多平米，我们用竹杆和报纸把大屋隔成几个小间，父亲在每一间小屋中都挂上他的画。小学校很穷，没钱维修校舍。下雨天我家的屋顶总是漏水。但是，那间破败的大木屋却因为有父亲的画而美丽而温馨。但是我的画家梦却因为父亲的罹难而不幸中止了。在长久的无法言说的忧伤里，我想到了诗歌。我把我内心想的用格律诗的形式写到日记本上，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当时 ，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诗人。记得有一次与母亲说到将来，我说想写诗想当作家，我母亲瞪大双眼看我的样子和她说的对我的这种不着边际的想法带有蔑视性的话，让我至今难忘。连我最亲爱的妈妈都不信她的女儿会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可见，那时我身上外现的气质以及我笔下的文字都与诗歌没什么关联。不过，我这人很叛逆且还抗压力超强。你越说我不能做的，我偏去干。比如抽烟。小时候经常和小学校的小伙伴们偷大人的香烟躲在教室里抽。有时候还去农民家的院墙上折干枯的洋丝瓜藤（广东人叫佛手瓜）当香烟抽。
……写小说是在北京大学作家班读书时开始写的。九十年代初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重要节点，那时图书二渠道出版刚刚兴起，北京惠侨饭店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商。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诗人，比如四川诗人万夏、潇潇、李亚伟还有东北的陈琛、卢景林等。潇潇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早期《女子诗报》中的重要诗人，因为她我经常去离北大不远的惠侨饭店找他们玩。当时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很赚钱，写小说能解决我读书期间的生活费问题，所以写长篇小说。我的前两本书《帝红》（原名，出版时给那个湖南书商把帝改成蒂了）、《冢巢》版权是卖给一个湖南书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拿到5万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收入。1995年北大毕业后回到四川，在等待工作调整期间我与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签约为长篇小说合同制作家，出版了长篇小说《长河落日》，1996年调来广东茂名教育学院（后与另一间大学合并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当老师。1997年与广东省作协青年文学院签约为合同制作家，出版长篇小说《遭遇疼痛》。从开始写作至今，我主要还是写诗，编印民刊《女子诗报》，我的几部长篇写作得也很认真，也想用讲故事的方式把想说的说出来。但是，不管从出版量看还是从艺术水准来衡量，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前几年我去湖南采风，湖南女诗人唐益红说很多年前她在书店买到过我的书《冢巢》，读了很喜欢！她的话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一直对我的小说没有信心。
张后：四川我去过几次，但是西昌那个地方我还没有到达过，彝族自治州，听杨黎说过诗人吉木狼格是那的，写过一首《西昌的月亮》：“月光下看一本书连标点符号都清晰可见西昌的月亮什么也不像它只是很大”，令我很是想往，好像神秘的泸沽湖和卫星发射基地也在那里……你离开故乡多久了？你更喜欢四川还是广东？你有没有觉得生活和写作的相互影响？
晓音：西昌是很好！尤其是在没有与原来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合并之前更好！西昌四季如春，有月亮城之誉。老西昌地区人口不算多，西昌城建于汉代，兴盛时期是明代。对于西昌有很多传说，比如说海瑞去过西昌，比如说西昌邛海侧畔的汉代古寺里，有一棵柏树是惠文帝亲手种植的（几年前枯死了）。另外，西昌地处大小凉山的莽莽群山中，在民国以前因为交通不便，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古代的西昌一直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这种流放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朝庭把一些犯事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流放西昌，据说海瑞就是其中之一（有广泛的传说但没有考证资料）。近代、现代我知道西昌有三次外来人口的进入，一次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石达开部队。石达开率领的几万陕西将士最后被清军剿灭在大渡河畔。不少溃败的士兵一路向南进入西康省（民国建制）的西昌专署地区冕宁县，在那娶妻生子繁衍后代。那些年我一直奇怪，离西昌仅几十公里的冕宁县说话的口音一点也不像四川话。后来读了一些历史书后，才知道冕宁人其实说的是陕西话。我在西昌荒野中见到一些清代墓碑上刻有“陕西城固县人”的碑文。第二次是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西昌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反共基地，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决一死战的内陆城市。当时，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包括《中央日报》、广播电台等文职人员都从重庆、南京等地汇集到西昌。1950年3月24日凌晨共产党解放军184师从北面攻入西昌时，守城的国军溃败逃散。小庙军用机场只起飞了两架载着军政要员的货运机逃去台湾，不少民国政府的文职人员就散落在西昌。听老一辈人说，当时那个惨啊！那些没逃去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拖家带口的在西昌城门下摆地摊变卖物品的事虽然我没亲眼所见却也想像得到他们的凄惶和悲凉。没去成台湾的这些人在西昌落地生根，对他们个人来说是苦难，却给西昌带来了浓厚的人文影响和积淀。据说，当代新诗潮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非非》诗刊主编周伦佑的父母就是其中之一；第三次是也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文革”时期。在那漫长的20年中，西昌是四川文艺界定点改造知识分子的地方。1970年代初，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孙子物理学家袁家政被下放到西昌师范学校附属初中当物理老师，后来阶级斗争升级，袁又被下放到西昌教育系统办的“凹琅五·七”干校农场当放牛倌（详见《袁孙子在西昌放牛》· 2021年2月19日微信公众号<晓音之音>）。我的高中英语老师也是从天津下放来的知识分子，姓曾个子很高，很瘦！曾在国外留学，抗战时曾任美军高级翻译。每次上课，他都很认真地在黑板上写一行Long live chairman MAO，再带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偶尔歇下来，他也会给我们讲一些与文学有关的内容。比如写Will spring be far behind when winter comes？我是从这行黑板字中知道诗人雪莱的。当时还有不少的四川文艺界人士被下放到西昌湾丘（现在的攀枝花市米易县）“五·七”干校农场劳动改造，其中有《星星》诗刊的主编白航等。文革结束后白航在他主编的《星星》诗刊用较大的版面刊发西昌诗人的诗歌。后来成为会理县文联主席的彝族诗人霁虹在谈到他的诗歌人生时，说当年他从彝族山寨出发步行几十里山路去听白航的诗歌讲座。非非主编周伦佑也在《星星》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关于西昌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想说我写诗，应该是受西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人文气息影响。为此，离开西昌多年，其实内心里仍然还是喜欢西昌。我是1992年与原工作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后离开离开西昌的。那时广东和海南对内地人很有吸引力，尤其是我这种一直想往大海、椰林的人。小时候看越南电影《回故乡之路》，电影里有一个人从高高的椰子树上摘下一个椰子仰头畅饮的情节让我对椰子充满了好奇和向往，那时我们的物质生活很贫乏，我常想椰子水的味道是不是要积攒好久的零用钱才能很奢侈的买来喝的那种1毛5分钱一瓶的汽水？我说奢侈是因为小时候学雷锋事迹，说雷锋他们去一个工厂干活，同行的战友渴了就买汽水喝，为省钱雷锋只喝白开水。对出生于教师家庭，父母双方家庭负担又非常重的我，汽水是奢侈品。我对越南（南方）那种遍地生长随便摘随便喝的椰子太向往了。这种向往也是我拿到北京大学的本科文凭和学位后，来广东滨海城市茂名的主要动因。
张后：在你的成长当中，你的家庭是怎么样的？是受父亲影响多还是母亲的影响多？
晓音：我父母都是老师，他们都是民国时期读书出来的知识分子。父亲高中毕业后没有报考大学，而是去驻上海的国军青年军203师服役。上海是父亲心心念念的地方，他想当画家，想到上海向大画家刘海粟学习。但父亲没有报考上海艺专，他知道家中没有钱供他上大学。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烧大烟把家中田产悉数败光，如再晚几年解放，估计他连祖宗留下的一处建于清代中期的宅院也卖了换烟资。很多人看余华小说《活着》说是虚构，但我觉得《活着》是真正的写实小说。比如我爷爷，就是小说中的福贵。父亲的母亲我的奶奶吴氏是小脚，她独自操持里外家务，日子过得很苦。父亲从读小学起学习就一直优秀，我爷爷是家中的长房，他最小的同胞弟弟与我父亲的年纪差不多。那时父亲都是穿他小叔的旧衣服，父亲说在西昌读高中时，同学们都西装革履，但他的衣服大多是小叔穿过的旧长衫。父亲曾经我们讲过他读高中时的一件趣事，一个家中有钱却又很小气的同学每周回家都会带些吃的回来。一次那个同学又带了些煮熟的腊肉和猪油来学校。吃饭时，父亲他们几个穷学生闻着同学碗里的油肉香就直流口水。可那个同学却不肯分一点出来给大家吃。一次早操父亲他们赶在那个同学前跑回宿舍，然后拎着那个同学上锁的木箱用力摇晃，中午吃饭那个同学打开木箱想舀一勺猪肉拌饭，发现那罐猪油全部倒出来把一箱子衣服都浸油了。父亲参军到上海，因是高中生又能写能画，青年军一个姓黎的连长调去上海宪兵九团，就把父亲也调过去当了少尉文书（国军体制中叫书记）。父亲在上海当宪兵时，去上海艺专上夜校。父亲在那吸收到西洋画法，后来父亲的油画在行内非常有名。1949年5月上旬，解放军兵临城下。上海宪兵九团在经历了几场顽强的巷战后仍不投降。宪兵是德式装备，是总统蒋介石的心头肉。蒋专门派飞机到上海接宪兵团全团去台湾，但父亲没有随团走而是返回青年军203师，青年军一个整编师于5月23日在上海杨树浦宣布起义。按起义人员去留政策，父亲不想打仗，他也没打过仗。父亲没有参加解放军整编赴江苏、安徽战场。父亲领到路费从上海启程走路回到老家西昌樟木箐乡。那时，西昌还没解放。父亲为照顾母亲，就近在老家的樟木小学当校长。父亲在樟木没呆多长时间，西昌解放了。解放初期樟木箐乡的土改搞得很猛烈。后来在《西昌文史资料》上，我看到老干部们回忆他们参加西昌樟木箐乡土改的文字，其中有人写：“经过工作队的动员和艰苦险恶的敌我斗争，斗倒了樟木最大的地主恶霸杨家、肖家，樟木的土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下去”。虽然，我爷爷在没解放时就把田产败光，但肖家有一座老祖宗留下的清代大宅院，还是被评定为地主。我爷爷的一个妹妹嫁给大恶霸地主杨家，与大恶霸地主杨家有联姻肖家更是罪上加罪，前些年听老人说，我那个嫁到杨家的三姑奶奶因为人长得漂亮，土改斗争中被扒光衣服绑在石碾盘上冲水（我小时候在农村看见过这种碾房，用水的落差冲击巨大的石碾盘转动碾米磨面）。父亲应该是那个时候去离樟木10公里外的西昌伊斯兰中学教书（解放前的建生中学，国军白崇禧将军全资捐建），后来又到离西昌80公里远的冕宁县中学教书。父亲在冕宁县城很有名，至今那些在冕宁中学读过书的人都记得父亲。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由于文革冲击，我在冕宁中学读初中。冕宁中学与父亲共过事的老师都说我父亲能写会画吹拉弹唱样样行。他们说学校搞文艺晚会，舞美是父亲搞的，父亲可以一个人演奏一场音乐会。他们比划着告诉我，你父亲把口琴架在前面，手上拉着手风琴，脚上踩着架子鼓……在他们的叙述中父亲是冕宁县的名人。冕宁人都晓得冕中有个肖老师洋盘（四川方言时髦、先锋的意思）得很！他们对父亲才华的描述，让我的朦胧少年有了人生最初的坐标。
我母亲是小学语文老师，但也上我们初中班的历史课。母亲民国末年毕业于师范学校，但母亲的师范学业也因时代动荡不完整。刚解放时母亲在冕宁东河小学当校长，还当过县人大代表，后来因为受家庭成员政治成分影响（母亲的二哥和一个姐夫、两个妹夫在镇反运动中被枪毙）调到冕宁县城关小学当语文教员。母亲和父亲是1953年结的婚，在冕宁那段时间母亲生下了我们四个子女。
六十年代初，冕宁中学的校长李俊刚调西昌师范学校当校长，他把父亲也调到西昌师范学校教美术。有时我想，我喜爱画画和写作肯定受父母的影响，因为血缘我承接到了他们的基因。前面我说过父亲如果不是遭遇到社会的动荡，在上海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我母亲在当年也应该是一个文艺青年，不然她不会与我父亲走在一起的。因为在后来母亲的讲述中，母亲总说那时父亲家庭负担重，经济状况很不好。母亲的家境一直很好，解放前母亲自己名下有几块良田，每年收租就有很大一笔收入。土改时除田地归公，不是地主的母亲其它财产就没被没收。母亲在同龄人中是有钱人。母亲说的应该是事实，解放初期城市妇女干部极少，有师范学校文凭又在城关小学当老师的母亲是可以找有钱人或干部的，但母亲嫁给当时家境很穷的中学教员父亲，所以我说母亲是文艺青年。2018年夏天母亲去世，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看到她年轻时在报社发稿收到的稿费回执。母亲应该也做过作家梦。但是，我的二姨妈对我文学写作尤其是小说影响最大。那些年因为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冲击，我的童年和少年大多在冕宁县北街99号二姨妈家度过的。二姨妈家有两本没有封皮的书，一本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本是《水浒》。这两本缺了不少页的书与我一直相伴到初中。另外，在二姨妈家厢房中，我的床和二姨妈的床对面，二姨妈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讲故事。二姨妈只有参加过扫盲班的“文凭”，但她能讲很多故事，比如《水浒》、《聊斋》、《西游记》等。至今我还记得二姨妈讲的佘太君、孙悟空、唐僧、铁扇公主、武松、穆桂英、田螺姑娘……他们让我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斑斓的色彩。而这些正是后来我写作的源泉。很多作家在谈到读过什么中外名著什么的，好似都有一串长长的人名和书名。而我思去想来除开80年代初我如海绵吸水一般读了一些书外，我能记住并时时想起的与我的写作相关的，大多都是二姨妈讲的那些“书”。在北大写长篇小说期间，夜深人静时我常常会去回想二姨妈讲的那些故事。
张后：在西昌的时候和谁联系的比较多？仍在写作的都有哪些人？
晓音：在西昌时和你知道的诗人都有联系，但是不多。比如马加、胥勋和、周伦佑、蓝马、李石（周伦佑的亲戚，后来不知去哪了）、徐文龙、石草、霁虹、李锐、谢崇明、发星、张平声、光荣等。我来往密切的女诗人多，如钟音、云子、胡薇、海灵、华智、山楠、文萃（阿嫚）、枫子、小林、南岸、洁莹、凤鸣、黄薇、谢敏、倪萍、巨夏等，她们也是《女子诗报》创刊号上的主力诗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后，西昌不少诗人后来都离开了西昌，现在仍在坚持写作的很少了。但胥勋和老师是个例外，现在80岁高龄的他仍然在写诗，而且在网上开了美篇不间断的发表诗歌。他原是《凉山文学》的诗歌编辑，影响和扶持了不少西昌诗人，我是其中一个。我最初的诗歌发表在《凉山文学》。因为写诗我参加了凉山作协在甘洛的文学笔会和四川省作协在江油举办的“星星诗会”这些经历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念。
张后：现在诗坛上普遍有一个现象，“诗而优则画”，你是怎么理解的？持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晓音：现在很多女诗人都在画画，也画得不错。比如我认识的程小蓓、金铃子、马莉、潇潇、琳子、安琪、娜仁琪琪格、何佳霖、唐果、阿毛、丫头等。她们的画与专业画家的画肯定有距离，但我是一个很容易先入为主的人。我喜欢她们她们的诗所以也喜欢她们的画。诗人的画不能用传统的绘画技能去看，不能用美术专业水准去评判。很多时候我是把她们的画当诗看的，一幅好的画其实就是一首直观的立体的有色彩的诗。2018年夏天在北京上苑艺术馆，一个画家在我的工作室看到我的几幅风景画说我的画不错。我说明暗关系没处理好，从她惊讶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我说了很专业的话。我父亲是师范的美术老师，所以知道这些。我家收藏了马莉、琳子、金玲子她们的字画，它们是我的宝贝。
张后：我以为这次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可以颁给昆德拉了呢，但是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恰好不久前，我刚好买了她的两本诗集《月光的合金》和《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此前她的诗集尚属于小众的，这下子，天刚亮，码字书店便传来“捷报”，书店里有关的书全部售罄，“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伤……”唉，中国诗人啥时也能够获此奖项呢？你认为近十年有这种可能性吗？你最欣赏的中国诗人是谁？
晓音：我一直认定中国有很多好诗人，不管是从纯粹的诗歌标准还是诗歌在外的影响力。如上世纪的朦胧诗人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就是起到了开天辟地的作用，也是一场文艺思想启蒙运动。但朦胧诗中的批判意识也是那代诗人创作的硬伤。把他们放到更大的平台上看，他们那种独特的带有非常强烈魔幻色彩的苦难经历是世界人无法想像的，就像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给30岁以下的人说“文革”，他们肯定觉得很魔幻，从而严重的怀疑那些发生过的事情的真实性。所以朦胧诗人那些直白激昂或者简直就是控诉会发言稿式的诗歌，读者接受起来有难度。外国人更乐于接受讲故事的方式，中国作家中写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更大。比如莫言讲的故事，就很受他们欢迎。以后可能小说作家阎连科也会得这个奖，我读过他不少中短篇小说，觉得他把很大很沉重的社会事件化成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讲述，让你觉得他的小说写的是你，是你的邻居，你的至亲。不经意间你心里最隐秘的那扇门就破防了，估计诺奖的那些评委也是在这种无法拒绝的叙述中投下赞成票的。但是，诗人写这类题材的诗歌要么陷入喊口号的激越套路，要么就是玩高深、来玄的。前者属于标语类的不用说了，后者看似很学术、很有深度，但是读者不是诗人肚子里的蛔虫，读诗本来应该是轻松的愉悦的，比如《唐诗三百首》首首平白晓畅、朗朗上口，而且读的人不需要有太高的文化。当然，学识深浅对唐诗的理解是不可能在一个层面上的，但见仁见智，读的人从中总是会得到他需要的。如读你的诗如读学术论文，那就很难被人接受甚至会产生反感。另外，中国诗人少有用英语写作的，汉语诗歌经过别人翻译，肯定会走样，这也是我们觉得某某诗人的诗歌很好、很好，但放到国际大语境中，这些诗人的影响力就不如在国内了。最近我一个朋友梦亦非在尝试着用英语写作，刚刚出了一本诗集《404》，稍后我用电脑直译软件试一下，看看翻译出来还是不是梦亦非。我觉得未来的十年，如果北岛他们那一代诗人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其它的也就没戏了。小说家倒是有可能。
张后：茂名是怎样的一座城市？那里的诗歌氛围如何？平时都和哪些诗人或文化人氏有来往？
晓音：茂名是一座以国企中石化为依托的滨海城市。这个城市虽然不属于珠三角城市，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对茂名地区油页岩开发期间，有几十万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茂名露天开采油页岩和炼油。所以这讲普通话的人相对比广东其它地市级城市多。这也是茂名这个城市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的主要原因。我1995年夏天从北大毕业后，本来想去西昌学院中文系当老师的，也去学院试讲了。学校还排了一个学期的《写作》给我。但西昌学院是省管的，工作调动手续要从省里办，很繁琐很慢。1996年春，我就来广东茂名教育学院中文系当老师了，广东这边工作调动手续办得很快。我在广东上了一个学期课，一天突然接到西昌学院人事处的电话通知我去学院报到，说省里手续办好了。额……
本来我是因写诗的而成为作家的。但在北京连续出版了两部长篇，来广东时我的诗歌就被小说遮蔽了。1997年春在肇庆鼎湖山作家山庄参加广作协主办的青年作家笔会上，与人闲聊时说到诗歌，一个男诗人就很老道的教我写诗。后来我把这事给广东诗人作家黄金明学说，黄金明乐了，说要论写诗的资历你是他祖母了。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多年（至少有8年）没有写诗，没有发表诗歌，没有和当时的诗坛有任何联系，所以才会这样。这些我在阿翔的访谈录《巫女的身影》中有详细的记述。
……1996年春，来茂名工作时，我当时还是四川巴金文学院的签约作家，还在写我的长篇小说《长河落日》。我前面说过茂名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城市，我来不久先是参加广东省作协的文学活动，稍后就进入茂名作协，并且当了兼职的作协副主席。在2003年末担任茂名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主持作协工作。2006年担任作协主席到2018年3月我去北京上苑艺术馆驻留才离开或者脱离了茂名作协。
至于在茂名来往的与文学有关的人，一下还真排不出一个清晰的名单来。因为茂名市是地市级城市，它下属有三个县级市二个直辖区，在册的市作家会员名单上有400多人。我是作协主席，和他们都有来往或联系。茂名的诗歌氛围很好，女诗人也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现过不少在国内外有名的诗人，广东省作协专业作家黄金明就是其中最突出的。有许多中外著名的诗人和诗歌研究学者也因为诗歌来过茂名，如痖弦、郑愁予、李小雨、舒婷、陈仲义、王小妮、徐敬亚、朱先树、梁小斌、赵丽华、靳晓静、大卫、藏棣、世宾、黄礼孩、梦亦非、阿翔、祁人、谈诗、施玮、黄芳、唐果、艾栗木诺、罗雨、刘虹、唐小桃、黄海凤、云子、欧阳小昱、山楠、颜艾琳、紫鹃、潇潇等。
张后：其实迟疑到今天才做你的访谈，我本来是想做你和卫国兄的夫妻访谈，因为《访谈家》有个栏目，叫“琴瑟和鸣”，创刊号时曾做过马莉、朱子庆夫妇二人的，考虑到卫国兄工作比较忙，不如先做你的访谈，你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有哪些？向卫国兄长一直是我所敬重的评论家之一，他给别人写了很多评论，这些年，我倒是想看看他对你的诗歌都有哪些评论？
晓音：在同代诗人中我诗歌写作量不大，出版的个人诗集也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第一部诗集《巫女》、新世纪后又出版了《祈祷书》、《青花词》。把三本诗集上的诗歌加起来不到300首。如果要我自己说，好似三本都可以代表我的写作状态。至于向卫国，他早期说我的诗写得很好，后来就不说了。这些年他只说过我一首诗《祖国》写得好，他在现代诗歌研究上给学生们推荐了这首诗。记得他评过我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写的《赞美诗七章》，后来就是《祖国》，其它好像没有了。《诗歌月刊》曾经对诗坛夫妻做过一次背对背的访谈，里边有说到这个话题，他说自家人没法评。不评就不评呗。
张后：你为什么写诗？
晓音：关于我为什么写诗？其实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会写诗？！前面说过，连我最亲爱的妈妈都对我的“诗人梦”不以为然，至今我还记得她蔑视我的神情。但是，写诗却也是我的宿命。父母所处的年代，文字会给人带来灭顶之灾。当年母亲可能是想用那种极端残酷的言语来打消我想与文字相伴的人生选择。但是，基因遗传却由不得他们。我收藏着父亲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首诗。那是父亲在异地治病时写给我们的一封信，父亲在将把信投进邮筒的瞬间突然想写诗，所以父亲把诗写在信封的背面。而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是美术老师，是画家。原来我也以为我写诗是因为自己对世界的叛逆，对当下既定社会秩序的叛逆，是完全“自己”的。但是，当我看到父亲的诗后，我才突然明白：是父母给了我写作的基因。这是我能成为一个诗人的根本原因！为此，我2014年1月16日夜，写了一首诗。我把它全文放在这，作为这次访谈的结束吧。谢谢张后！
写在信封上的诗——致父亲
我的血管里流淌着您的血
数十年的风霜雨雪过后
父亲，我明白了您文字下面
隐忍的痛苦和字行间永久的无奈
父亲，您说过您的同窗
与您一起放下书本走向战场
而他却把生命留在在了异乡
您千辛万苦
您终于回到故乡
父亲，您是一名师范美术老师
许多年后，您的学生说起您
他们都记得，您与众不同的讲课方式
和你在黑板上勾勒出的
那些美丽的图画
父亲，我从您收藏的课件里
知道了世界的广阔
父亲，您的那些美丽的图画
让生长在小城的我
童年充满了忧伤
父亲，我的血管里流淌着您的血
可是父亲，我却不知道多少年前
您也如我现在一样热爱诗歌
也如我现在一样
把内心诉诸于文字
当今年的暑假
我在老家的抽屉里
看见您写在信封上的诗
那时，我突然有些恍惚
——1975年8月16日
那个时刻，您的文字
和那个狂欢的年代是如此的相悖
如此的悲凉
而父亲，现在我才明白
我的血管里流淌的血
原本是复制了您的绝望
您的忧伤
2022年10月广东茂名
附录：晓音诗歌
｜和上帝相遇在某个瞬间
某个瞬间，大树轰然倒下
起伏的枝条上，许多蚂蚁的庆典
这好像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巫师念动咒语，歧途延伸
大地的伤口上飞翔着草籽和火种
但是——
这一次的灾难非同寻常
这个瞬间的面孔朝着天空
暗淡而暧昧，没有人知道
四处逃跑的飞鸟以卵击巢
是谁引领着亡灵的祈祷
大地、河流、生育和消失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像火花划过夜空，那些耀眼的光芒
掠夺了我们本已卑微的生存经验
我们的冷，我们的热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延续
都不足以与这偶然发生的事件对峙
灾难迫使我们彼此靠近又彼此疏离
每一次的偶然
都像一粒惊世骇俗的种子
萌发内心最最隐秘的东西
上帝，您总在我们毫无防范的时刻
突然降临
2006-1-5
｜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
车从门前驶过
我没有听到一点声音
失聪的孩子在傍晚拣拾落叶
银杏树的枝条
伸向不可触摸的天
这是在月光底下
我从寓所走向大门的路上
一丝风，一颗滑向辽阔的星星
都充满着暗示和引领
我开始把脚步慢了下来
我开始想像，很久很久以前
大片蓝色的天空下面
我的外婆走在罂粟花中
她妩媚的样子……
唉，夜晚的天空
使一切都变得迷离和充满变数
我和您，亲爱的母亲
也会依照时间的顺序
以各种预感不到的方式
作永久的诀别
这就像某个诗人
一片落叶，一缕傍晚的风
都会让她联想起
比死还沉重的问
作者简介
晓音，原名肖晓英，女，《女子诗报》《女子诗报年鉴》主编。四川西昌市人，二级作家。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班，文学学士，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教师。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1988年创办并主编中国首份女性诗歌刊物《女子诗报》。出版诗集、长篇小说多部，诗歌、散文、诗论文章散见于海内外报刊及各种年度诗歌选本。曾为四川巴金文学院、广东青年文学院合同制作家，茂名市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