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灯的人

◎梁雪波

转化·真实·融摄·唤醒——2021年度《扬子江诗刊》观察

◎梁雪波



转化·真实·融摄·唤醒
               ——2021年度《扬子江诗刊》观察

梁雪波

对于21世纪的中国诗歌,有评论家以“常态化”“常规化”这样的文字来描述,看起来的确如此,无论是从诗歌的外部场域还是从诗歌内部来看,21世纪的中国诗歌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或重要的现象发生。从整体性的“抗辩”,到一个普遍“调和”的诗歌时代,当激进的、断裂式的、革命性的崛起与喧嚣之后,诗歌似乎以一种“减速”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滑行”,诗人们更倾向于持守一种专业精神,着力在诗歌自身之内进行技艺训练与语言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诗人的自我解放与诗歌自身的觉悟。每个人犹如身处于高低错落的“千高原”,无中心、非层级、各自生长,在或紧密或疏离的交集中寻求自我更新的可能。
然而在回顾2021年的时候,我们却又难以用“常规化”的方式去观望和总结,因为世界的变化、不确定和未知,总是一再地从人类自负的认知系统中逃逸而去,给人们留下一部惶惑的“不安之书”。在被隔断、被孤立的环境下,我们更应该以多维的思考方式,尝试以复杂的、差异化的、交织的目光去打量这个世界。正如诗人欧阳江河在《2021·我的文学关键词》中所说的“两种目光”,一种是借助于互联网时代的“当下目光”,一种是“借助诗意深处的万古目光”,以此来审视“新冠之变”这一特定时段的诗歌。“变异”的世界激发了语言内部“转化”的意志,而“如何转化平行世界之间的错叠与盲见,这是新冠时期诗歌写作的一个宿命般的使命”。“转化,不仅指的是物质世界朝向词语世界、实存朝向灵晕、我思朝向我写、乱象朝向秩序的转化,也包含了反过来的、逆向的、反词写作的转化。换句话说,写作的、诗歌技艺的东西,必须反过来朝生命本身、朝日常现实转化。”
“转化”一词包含着语言的伦理与可能的诗歌前景。转化,不仅是一种路径,一种看与被看的方式,一种词与物的关系,一种写作策略,也将成为诗人重塑自我的主体欲求,成为对某种在惯性下“滑行”的省思、偏移与拨正。在这个思考前提下,回顾2021年度《扬子江诗刊》,可以看到当代诗人通过他们的书写在诸多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堪称深刻的探索。

一、朝向本真性的诗歌
作为《扬子江诗刊》的主打栏目,2021年的“开卷”一共推出了9位实力诗人的组诗作品,包括育邦《见证》、泉子《鸿沟》(杜鹏评)、韩东《江居及其他》、布兰臣《一株丝棉木的传说》、桑子《松针上行走的人》、叶丽隽《惊鹭记》、施茂盛《诗神》、周鱼《为词语辩护》、潇潇《偶然性》等,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展现了诗人们近阶段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与往年有所变化的是,2021年的“开卷”加大了诗歌评论的力度,对其中6位“开卷”诗人的作品都同期配发有相关的评论,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解读诗人的文本,了解诗人的创作理念、艺术风格等。
育邦的诗歌写作注重对古典文化传统的承续和汲纳,体现在他诗歌书写的题材上,既有对风景名胜和历史遗迹的寻访,也有追怀古人的幽思,还有一类属于赠友酬唱之作,但基本上都贯穿着他典雅、舒缓、笃定的抒情风格。他的诗歌不是表象层面的“拟古”,而是从现实情境出发,对古典人文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某种追慕与缅怀,从而反衬出当下命题的迫切性。例如,组诗《见证》一再写到“回归”“返乡”的意象,以及在时光深处与“另一个我”的相遇:“我们去山中/挖来一棵小雀梅/给它安家落户/就像迷途的孩子/走回了家”(《忘荃山居》);“腐朽的时光中,/他们相遇、乘船,/带着我……/前往大海,寻找遗失的/另一个孩子,一个梦想。”(《家族史》)在古典诗歌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意识之间,育邦试图进行无缝对接,以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互渗、融摄,因此他的“返乡”方式也带有个人的印记,将矛盾冲突转化为和谐的音律,“他要通过诗人的秘密小道回到过去,不仅回到他逝去的童年,而且要通过对古人生活和写作方式的追怀和仿效来安放自己的诗心。”(张曙光:《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扬子江诗刊》2021年第1期)
泉子的诗歌聚焦于对汉语根源性的探索,他的写作体现出一个思想者和凝视者的内倾姿态。杜鹏评论道,对于泉子来说,写诗就是一种修炼、修行,因此他在诗歌表达上的某种“重复”也许正加强了其诗歌的质感与内功。2021年第2期刊发的组诗《鸿沟》,秉持了泉子近年来的诗学追求,即对现代主义以降的“求新求异”传统的自觉扬弃,在看似平常如话的叙述中,呈现本真性。诗之真,不仅是修辞问题,也不仅是人格问题,它要求的是诗人的语言状态与自身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具有相连通、相契合的特征,要求语言散发出从人格修为而来的精神性的光辉。“更年轻时/在一次次写作停滞的间隙,/你曾隐隐地希翼/一次生活的变故,/为你带来/一首给予你持久安慰的诗。/直到多年之后,/你惊诧,并喟叹于/汉语的温润/以及那隐匿于生命/每一个瞬间的巨浪。”(《更年轻时》)在泉子身上,思考、写诗与人生修炼是合为一体的,诗人在谦逊和悲悯中渡越此世与生命的有限性。
从“第三代”发端的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韩东有着长达四十多年的写作,可谓诗坛的“长跑健将”。2021年第3期刊发了韩东的组诗《江居及其他》,从中能感到他的写作具有一种“工匠精神”,专注、稳定、耐性十足。韩东的诗歌是经验主义的,总是将目光限定于日常生活之中,不动声色地书写细微的感受、发现和哲思。对抒情的克制,对主体行动的限定或消解,对想象的有意无意地收缩,近乎语言“洁癖”的俭省构词,一方面为写作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也凸显出诗人独特的审美意识与语言风格。
布兰臣的组诗《一株丝棉木的传说》质量均衡,意象繁密,以一种旁观者的叙述语气重构场景与事件,其诗思源自日常生活经验又试图超越其上,“碎片化”的意象拼贴、“个人性”的隐喻,形成了诗人的风格印记,而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却值得深入思考。廖秋静的评论《既定的打破与原初的回归——论布兰臣诗歌的书写策略》,论述严谨扎实,时有洞见,对诗人的写作当有启迪作用。
桑子的诗是感性的、灵动的,诗人对自然万物、对尘世生活有着出自天然的热爱,她充分地调动知觉感官,去体验和感受“世间最微小的事物”,在唯美的抒情中注入神秘、纯净的诗意氛围,如她在组诗《松针上行走的人》所抒写的:“杏子有着淡淡的金色的气息/星星掉下来/树冠像绒毛一样/ 闪着银光”;“啄木鸟不停地啄/整个森林安静地像个感叹号”。刘波在评论中也指出,桑子有她独特的观看之道,而如何在现代性的视角下观照与书写自然物象,却考验着诗人对经验的“转化”之功。
叶丽隽的组诗《惊鹭记》,令人眼前一亮。语言干净随性又张弛有度,意象鲜明而内蕴丰富,细节表现上简洁真实。在对日常经验的处理上,叶丽隽的诗可能会让人们联想到爱尔兰诗人希尼,但叶丽隽的诗歌表现力是优异的,可以说《夜渔》这首诗在完美度上毫不逊色于希尼的名作《挖掘》。对此,谢君的评论十分精准:叶丽隽的诗歌之所以给我们新颖的感觉,除了她的灵巧,她的天赋,她敏锐的目光,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颤抖”,在她的诗中我们目击着熟悉的世界中那些“创伤性的旋涡”,“真实生活中呈现出的破碎性”。
施茂盛《诗神》、周鱼《为词语辩护》、潇潇《偶然性》,同期刊发在2021年第6期“开卷”。作为创作力丰沛的诗人之一,施茂盛擅长处理词与物的关系,从中建立起某种亲密性,他的诗绵密、坚实,显示出精湛的语言编织术,而往往又能在炫丽铺排中以十分惊艳的句子或意象组合挑动读者的神经,刷新我们的感知经验。例如:“除了身体捕获的微澜经由秋风所赐/那白云早已翻过了灵魂的第二章”;“转凉的词顺势嵌入秋天/猛虎因此折薄,徒留气息”。
周鱼和潇潇,同样具有女性诗人在语言上的轻逸、自然的口语特征,但又各有特色,周鱼的诗在平静的叙述中不乏暗潮涌动,点到即止又发人深省;潇潇的诗有别于她早期的挽歌式的抒情、表现生命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跌宕命运,转而以跳动的笔触截取生活场景与事件中的可堪回味的画面,以此传达错位、悖论带来的荒诞和幽默。

二、深入存在的揭示与命名
在福柯看来,写作是一项“自我技术”,是一种说真话的方式,它通过“关心自我”、直面自我的真实状况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并向他人展示出来。当代诗人的精神实践朝向的应是“本真性”,即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听从内心声音做出决断的自我。诗人主体的真诚度与他书写内容的真实性是相互连通、相映照的,所谓“修辞立其诚”,强调的正是语言的“可信度”,它要求于诗人的是在享受书写的欢愉的同时,完成对生命和存在的深入揭示和命名。
《扬子江诗刊》“诗潮”栏目集中刊发实力诗人的组诗力作,风格多样,兼容并蓄,每年都能涌现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
伽蓝《睡莲》,在“古今对话”中进行一场隐秘的精神交流,反省一个超重的微信时代的人类境况;杜绿绿的《夜谈》运用内心独白与蒙太奇相结合的手法,在不断的设问与追问中,探寻存在的意义:关于权利与遗忘,关于“松林的奋不顾身”,关于“冒险的诗行”;徐俊国的《蒲公英:致传播学》里,有童趣,有悲悯,有达观,而蕴藏其中的是人类的终极梦想:“在可能的危险里,努力挣脱各自的局限性。”霍俊明《生活不是诗或蓝色的李子》,重新检视当下时间的轻盈与沉重,言说一些“从未被触及”的事物,感悟“有些时刻/有些生活/比一首诗更重要”。海男《为自由狂野者而书》充分发挥诗人“巫女”般的语言活力,长句连绵像南方的丛林,繁茂蓊郁,气息氤氲。马叙《秋风》,精于意象营构,语言简净,诗思迅疾,聚焦于朴素的日常却顿悟如禅语,机锋显露。臧棣的《转引》似乎在他的“入门”“丛书”“简史”系列之后又将开启新的写作序列?在语言游戏性的面具下,继续展示他强大的智性、博学与随物赋形之才能。
另外,在2021年“诗潮”栏目刊发的组诗作品还有:刘年《江湖谣》、余笑忠《变形记》、灯灯《异乡人》、庞培《房间》、胡亮《悖论》、思不群《望江水》、肖水《波光粼粼处》、熊曼《密林之花》、王自量《长江九歌》、杨克《吉祥北行》、非亚《在南湾》、谷禾《雨水收集者》、周瑟瑟《黄河边的孔雀》、包慧怡《女画家肖像》、王子俊《沿岗行》、苏奇飞《锤子之歌》等等,也都可圈可点。
以“90后”、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诗人写作群体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青年诗人已然成为新的增长点。“新星座”和“青春散板”栏目正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风采的舞台。
“新星座”刊发的组诗有陈航《雪的证词》、柳燕《乔木》、宗昊《锄月》、蒋在《落地窗前》、刘宁《白鹿回雪山》、洛渝《清溪》、邹胜念《将要旅行》、管瞳《今夜我把自己告诉你》、阿步《孔雀》、高明《回收》、陈坤浩《雾中》、高亮《冬日书》、苏仁聪《山中笔记》、浩宇《叶子》、胡可儿《世界的,直观的》、葛希建《一次散步》、莫羽《生命何其轻盈》、许春蕾《黄昏》、风卜《山前路》、李看《桃花》、贾想《夜登狮子山》等21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他们以各自独立的视角观察世界,抒情写意,他们的诗作更多带有个人化的审美趣味,也以他们写作上的“未完成性”预示着更多有待提升的空间。
“青春散板”是以刊发散文诗为主的栏目,在2021年刊发了侯乃奇《无声的对话》、李潇洋《执门人》、敬笃《阅读法则》、梁永周《寻物记》、朱旭东《影子》、葛小明《椰子的哲学》、苏慨《永恒的一天之内》、梁小静《日常及其他》等17位诗人的作品。这些散文诗题材广泛,在表达方式上或抒情或叙事或思辨,毫不拘泥,形制精短而诗意张扬。散文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兼顾了诗和散文的优点,但其最终的落点仍然是诗,是一种更加自由的诗性表达。

三、新媒体时代的批评与翻译
《扬子江诗刊》素来注重诗学理论与批评,“观点”“诗人研究”等相关栏目办得有声有色,其中一些诗学文论对当下诗歌理论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1年第1期刊发的“第三届扬子江诗会特辑”中,三篇文章分别涉及当下核心的诗学命题,唐晓渡《从内部生成视角看诗的“现代性”》通过帕斯所阐述的现代性的“变之潮流”作为切口,辨析文化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同质异构关系,指出其内部所蕴含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生成性。西渡《传统的投影及其当代化》简单梳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新诗与旧诗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漫长纠葛,而到了八十年代后崛起的一批诗人中,则在题材、主题、词语、意境等多方面从旧诗中寻找资源,翻造新意,并在其中成功地处理了个人经验与当代性的问题。卢桢《在云端与大地之间: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生态》聚焦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生态,肯定了新媒体的出现为诗歌带来的巨大改变,它加速了文本的传递,使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互性趋于立体,文字、声音、图像的多重结构,也对诗歌的主题模式、情感向度、审美形态等发生了改变,形成奇异的品质。同时也指出新媒体对诗歌的负向效应,例如“唯技术论”“虚假及物”“新媒介的话语权力”等问题。
在“观点”栏目中,杨碧薇的《抒情的现代性及其变奏》,回溯了中西方诗歌中关于“抒情现代性”的渊源,进而分别阐释了“抒情现代性”中所蕴含的四个方面:其中内嵌着启蒙逻辑,是以现代性体验为基础,是一种新的话语力量,是一种新的诗学创建。从而指出抒情的有效性,在当下叙事、反讽等并不能完全取代抒情的地位,抒情仍葆有诗歌的核心力量。柳宗宣《从“林中空地”到“自留地”,从“信匣”到“敬箱”——讨论萧开愚修订的几首诗》则将萧开愚对其诗歌修订产生的不同版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从细微之中发掘诗人的修辞策略,以及在写作技艺上不断修正、提纯的自我要求。
在“诗人研究”栏目中,叶橹先生的《陈先发论》是一篇颇见功力的评论,该文结合具体文本,用“历史与神话的追溯和重构”“现实与理念的冲突和延展”“超验的诗性空间与个人表达”“生命意识的终极性视域与日常化切入”这四个小章节,对陈先发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肯定了诗人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宿命般的文化交锋中,如何转化、融摄、重构诗意,在语言探索和思想淬炼相结合的实践中而取得的艺术成就。
王家新《翻译的发现——一位美国诗人关于白居易的书写及其翻译》,以“深度意象派”诗人詹姆斯·赖特写的一首关于白居易的名作《冬末,越过泥潭,想到了古中国的一位地方官》为例,来谈诗歌翻译中的经验与心得。以王佐良的译诗为范例,强调译者对语感的敏感和出色把握是成就一首好的译诗的关键。正因为译者在语感、口气和音调上努力忠实于原作,使我们能从译诗中真切地感受到发自生命内里的“同情”和“体认”,而借助这样的“同情”和“体认”,自我进入了他者,生命织进了彼此,过去与现在重逢。

四、用陌异性唤醒沉睡的语言
有学者指出,当下世界是一个真实性解体的时代,而真实性的丧失正是现代性起源和不断演化的结果。这实在是吊诡和悖论的地方,但人们却很少真正去关注去探究。21世纪以来,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革命更加剧了文明形态的转型。五光十色、纷纭变幻的信息、商品和观念生成着让人们手足无措的磁性闭环。“不完美才是我们的天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如是说。诗歌能做什么?张枣给出的方法稳妥而精妙,“诗歌就是一种因地制宜,是对深陷于现实中的个人内心的安慰。”
我们是否应该警惕一种精神“围栏化”的倾向?诗人作为“一个种族的触角”,理应主动应对“变异”,在“变异”中重构,去寻找“转化”“蝶变”的契机;让诗歌涵纳历史的、文化的、悖论的、不完美的成分,在个人经验与时代境遇的碰撞中发出强音、颤音,并参与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建构当中。曾有采访者问波兰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诗的目的是什么?”赫伯特回答说:“唤醒!”是的,“唤醒!”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克里利所说:“如果语言不用它的陌异性来唤醒我们的话,我们将在语言中沉睡。”

2022.3.12-14


此文收录于《2021年 江苏文学蓝皮书》(江苏省作家协会 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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