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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诗集的出版说明

◎苏历铭



1.
我是站人的后人。站人,俗称站上人,是指清朝在黑龙江驿站上劳作生活的人。康熙平定三藩后着手解决驱逐沙俄问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前后在黑龙江设置了驿站。
据家谱记载,先祖苏照来自云南,当属三藩部卒,发配后一路向北辗转,最终驻扎在温托河驿站(现黑龙江省泰来县大兴乡)。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全国裁撤驿站的风潮中,包括温托河在内的黑龙江驿站陆续完成裁驿归邮的历史使命。
2017年夏,我曾前往黑龙江省泰来县大兴乡前官地村,苏姓后人引领我前往先祖墓地,那里已变成隐约才可辨识的十几处凸起的坟头。二百多年间,我的家族始终固守在冰天雪地的边陲之地,不准考科举,祖辈轮替服役,与国同休。有史学家说,站人群体对巩固边疆、民族融合、开疆拓土做出突出的历史贡献,而我的内心则是对先人们的际遇充满心酸和疼痛。
我的家族没有显赫历史的记载。之所以追溯源头,我是想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和生命的来龙去脉。先人们泯灭过多少次心中的希望,苟且在生死之间,我的生命基因中一定遗留他们的各种不甘心和对自由的向往。他们能否想到有朝一日后人们最终还原为自由的人,而我又在人的前面添了一个字,成为一个诗人。
 
2.
我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在当年贫穷年代里,父母需要养育我等兄妹四人,生活过得不宽裕,贫寒和艰辛一直是贯穿少年时代的社会感知,因此我格外珍惜和愿意释放人世间的善意和温暖。
在吉林大学我读的是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算是地道的经济学科班出身。恰逢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年代,文学的复兴和繁荣点燃了自幼喜爱文学的内心,迅速投身到大学生诗歌写作的诗潮之中。
对我而言,诗歌写作是表达和呈现自己的最好方式。在有限的字里行间,用朴素的语言和平实的意象,忠实记录生命的感受和经验,最大程度展现内心的喜悦和哀伤。自写作开始,我从来不会故弄玄虚或虚张声势,始终喜欢清新、空灵、朴素的词语,坚信诗的非凡在于独特发现而不是故作的晦涩。我始终要求自己说人话。
来到北京后曾在国家机关从事经济工作,顾忌工作环境一度想放弃诗歌写作,但诗歌早已融入生命之中,我找不到比诗歌写作更能支撑灵魂站立的办法。
诗歌写作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境界,诗歌写作的深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心,诗歌写作的宽度取决于一个人的视野。诗歌写作是需要技巧的,尤其是处在急速嬗变的时代,一成不变必然导致诗歌形式的僵化和疏离,但无论怎么变,诗都不可以离开真诚。
八十年代让我完成从校园诗歌到现代诗歌的转变,也充分领悟到独立的立场和态度对一个诗人写作的重要性。
九十年代,先后在日本筑波大学和富山大学留学,研究方向依然是经济学。我一直把自己定性为诗歌圈外的写作者,如果说八十年代与诗歌现场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留学后完全隔断与国内诗歌界的联系,不再发表作品,但我没有忘记诗人身份,从未间断自己的诗歌写作。
在日本学习和生活六年时间,我分别居住在筑波和富山两个相对安静的城市,环境的安静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远离喧嚣的沉淀和反省,充分享受安静写作的美好。我坚信,安静写作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命态度,是一个诗人不可或缺的优秀品质。
 
3.
1998年回到祖国,开启投资银行和股权投资的职业生涯。专业工作让我有机会了解和熟悉现代企业的发展与动向,更多地接触和亲历高速成长时代中现代社会的人与事,拓宽和丰富了自己的写作空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的写作更重视内心表达,更关注现代生活里的困惑、冲撞与挣扎。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天天围绕诗歌鼓噪的诗人是不可信的。诗歌其实什么都验证不了,只是个体生命别无选择的热爱。我始终告诫自己:不可裹挟于流行而失去应有的个性,不可为了发表而迎合某种要求,不可热衷于无益写作的诗歌活动和奖项。任何情况下,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良知,坚守独立思考、客观立场、悲悯情怀和批判精神,不用诗歌写作验证个人的社会价值。写作只靠自己的文本说话,不关心溢美和批评,不追逐光环和浮名,把写作变成自己和阅读者快乐人生的一部分。
太白文艺出版社让我有机会把21世纪以来的诗作做一次小结,以《地平线》为名出版自己的新诗集。如果说写作是一种遇见,阅读则是一种告别,期待自己能一直保持写作的热情,让告别变得漫长,甚至长于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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