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英在野 ⊙ 息夫人之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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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笔记【2】

◎老英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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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评价自己道:“在宗教上,我是英国国教式的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我是保皇派;在文学上,我是古典主义者。”宗教对艾略特及其诗歌非常重要,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荒原》之中,庞德说艾略特“终其一生都有着基督徒忍耐的耐心”,并说他与艾略特互称彼此为新徒,互不赞同。
庞德对对儒教兴趣从所周知,在这方面与艾略特也毫无共同语言。可以说,在艾略特的视野里,东方就意味着印度,因为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此相比,中国在文化上是不重要的存在。
在一战时,从英国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如奥斯曼帝国一样腐朽没落,文化上也毫无价值可言。也就是说,《荒原》中的“荒”与中国无关,它的救赎之路也与中国无关。因为他的写作是基于基督教—盎格鲁萨克逊这一传统的,这几乎是儒教文化的另一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汉语读者就无法理解《荒原》,而是说这种理解不可能是精深的、会心的、拈花微笑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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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汉语诗人能从《荒原》及艾略特诗歌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荒原》发表之时正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尽管巴黎和会让国人看到“公理战胜强权”的虚妄,对西方科学民主的向往仍旧是社会变革和救亡图存的动力。新诗和白话文更是以西方马首是瞻,当其时,徐志摩留学英伦,把艾略特及《荒原》介绍给胡适,但似乎并没产生影响。从徐志摩本人偏向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上看,看不到艾略特明显的影响,甚至是艾略特所所竭力反对的倾向。

其后戴望舒,李金发,冯至,穆旦等中国诗人在创作上受象征手法的影响,但在创作上都流于艰深、晦涩。1937年赵萝蕤的《荒原》初版,但很快就湮没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随着《战时十四行》的译介,很多诗人开始从艾略特转向奥登。
这应该是《荒原》与汉语的第一次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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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第十五行:
And I was frightened. He said, Marie,
Marie, hold on tight. And down we went.
In the mountains, there you feel free. 

这里有全诗最精彩的场景,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应该是从女伯爵的回忆录里摘录的,没有亲历真的很难写出这种气氛来。场景是她与表兄去滑雪,他们从山上冲下去,玛丽很害怕。他就喊道:“玛丽,玛丽,抓紧!”滑雪时能抓紧什么呢?这就耐人寻味。
但精彩的还是下一句,正常的语序是And we went down,诗里把这句变成了倒装,即把down”提前,这个词在汉语中的发音相当于“咣当”的“当”。上句是紧张,害怕,几乎可以听到女生的尖叫中夹杂着男孩子的反复而急促的提醒“抓紧”“抓紧”……然后“当!”地一声,冲了下去,读到这里,你几乎可以从句子里感受到扑上脸的碎雪。
还没结束。下一行突然就舒缓,仿佛滑雪板或者雪橇什么的,翻了,拟或是缓缓停了下来。当然,也可能是叙述者意识到什么,突然打住,转换了话题:“在群山之中,那里你感到自由。”当时,正是夏天。
而且这一句“在群山之中”与上句“we went”又构成一个惊异的错觉,仿佛是“我们进入群山”(we went in the mountains),这种处理太有镜头感,转切的蒙太奇效果美妙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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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Your arms full, and your hair wet, I could not
Speak, and my eyes failed, I was neither
Living nor dead, and I knew nothing,  
Looking into the heart of light, the silence.

引文最后一句,应该译为:“我看入光的中心,一片沉寂。”而第39行里的“my eyes failed”中的“failed”就不能译为“看不见”,只能译为“模糊”之类,不然就会与这里的“看入光的中心”相互矛盾。
绝妙的是最后一个词,突然停住:the silence”——寂静。因为这时“我”突然被风信子女郎迷住,仿佛被丘比特的金箭一下子钉在那里。这种灵魂出窍的高峰体验如何形容?只有这样:进入光的中心,一切都沉寂下来。一个词突然就打住了:“the silence.”——突然的美好,凝固在当下,真是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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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美国诗人,都选择到欧洲去,相当于中国读书人所谓的“游历”——他们要把自己沉入那个欧陆“传统”之中,双脚要踏在拉丁语系的土壤里去寻找自己语言的个性。这里的“传统”也因人而异,至少我们从《荒原》所引用的经典,可以试着猜测艾略特所认同的欧陆文化传统内涵。

英语里他没有引用或戏拟拜伦和雪莱的作品,德语里有瓦格纳而没有歌德和席勒,法语里是波特莱尔、魏尔伦和阿波利奈尔,意大利语里是但丁,希腊语里有古戏剧、神话和萨福——没有俄语,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语以及北欧其它诸国语文化经典。
对美国本土的引用,却只有爱伦·坡,没有惠特曼,也没有狄金森,更不可能印第安人的传说。
庞德称他们为“实验一代”,并说:“实验一代的真正面貌完全是一个私人气质(private ethos)的问题。”私人气质,意指每个人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每个人所能接受的“传统”由他的个性决定。
上世纪20年代,崛起的美国与日渐衰微的英国在文化上有种奇异的相互轻视。所以,当一个来到英国的美国诗人以戏仿欧陆传统经典的形式把一战后欧陆当下的精神状态比作“荒原”时,就受到另一位美国诗人庞德的肯定。在庞德心中,这是不是一种对欧陆传统绝好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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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拟,确实是英国人所偏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蒲柏《夺发记》之后,它几乎变成一种趣味,影响到每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所以我们能看到蒲柏和乔伊斯对荷马史诗的戏拟,也能在《荒原》中看到艾略特对更多欧陆经典的戏拟,庞德如果不删掉整整一章的对蒲柏的戏拟,《荒原》可能就是一首以戏拟为主的搞笑的讽刺诗。
戏拟在汉语传统中是一种不太正统的创作手法,常常出现在民间文艺或讽刺作品中。传世经典中没有一首用戏拟手法创作的。倒是在戏剧中,常常有丑角扮演者有大段的戏拟台词。是不是可以说,戏拟其实戏剧表现手法?如前所述,这还是一出扮成长诗的戏剧。
此后还有哪部作品主要用戏拟手法完成?包括艾略特自己,也没再采用戏拟的手法写作更出色的作品。他更成熟的作品《四个四重奏》中,没明显的戏拟手法。
何以如此?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艾略特运用戏拟的方式,完成对欧陆经典的熟习?一旦这个阶段的任务完成,他就游刃有余地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境地,而不再局限于这一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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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象征都受限于联想,而联想又受文化背景的约束,所以所谓“客观对应物”不可能在不同文化圈层的读者时产生相同的联想,这就造成了王国维所说的另一种“隔”。
但无论如何,利用“物”来表情达意,毕竟比直接抒发要高妙得多。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象征诗人,但没有一位象征派诗人能被所有人接受。因为象征手法中的“客观对应物”不可能对所有文化都有效。白色可能象征什么?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的脑海中,它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联想。
风、花、雪、月都会产生浪漫的联想吗?地球上有些地方就没有雪。
在一种文化背景里习以为常的象征,对另一个文化背景中的人就完全无效,这也是象征诗难解的另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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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这首诗里一个极为重要的背景。宗教信仰瓦解,科学技术的反噬以及人文领域的迷失,都是荒原荒芜的原因。但艾略特在《荒原》中重点探索的还是宗教信仰。当然源于他受弗雷泽的《金枝》影响。《金枝》研究了宗教以及前宗教的巫术和图腾,这些充满诗意的人类学材料,无疑影响到《荒原》的构思。在理解《荒原》的救赎意义时,熟悉《圣经》及其相关传说的读者,一定会优于非基督教文化的人。即便是深谙《圣经》的东方学者,如果他没有基督教这一信仰,对《荒原》救赎意义的理解也不如基督教徒透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不信仰基督教,对《圣经》陌生的汉语诗人,如果他对一战前后欧陆社会和思想变迁缺乏了解,那么他对从《荒原》中得到什么启示,实在很难确定。

宗教信仰本质上源于人的不自信,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的谦卑。艾略特从《吠陀经》中找到三个词,作为对西方精神的救赎。“节制,献予,怜悯”,这些与西方以探索、扩张为底色的帝国精神大异其趣的品质,怎么可能成为主流。此后的二战,作为一战的延续,更把欧洲推入更深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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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怪入诗不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向来不入正源。蔡文姬《悲愤诗》,杜甫《画鹰》等,贾岛韩愈之类也有丑怪奇崛的倾向,但专以此为能事者,大概就是新诗发源后的象征派了吧?波特莱尔《恶之花》应该与表现主义绘画直接相关,内心的极端情感通过扭曲变形的物象表现出来,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刺激,甚至带来阅读的不适,是创作者故意追求的效果。在这方面,艾略特已在其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查良铮译的名句: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
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

就已有这种倾向,而在《荒原》中,他又更进一步:
一只耗子轻轻爬过草丛
拖着黏滑的肚子走在河堤,
如果说把“黄昏”描述成麻醉病人很有创意,单纯描述耗子拖着“黏滑的肚子”爬行又有何作用呢?还有那位“一个有女性带褶皱乳房的老头忒瑞西阿斯,瞎了眼,预见小房产职员与打字员的幽会的“肮脏”场景,以及打胎之类的对话,是必不可少吗?或许,在信仰天主教的人心目中,这是渎神行为?
艾略特后来也放弃了这种丑怪入诗的尝试,至少说明,这种倾向难以为继吧?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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