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灯的人

◎梁雪波

“留住这最清澈的光”——2020年度《扬子江诗刊》观察

◎梁雪波



当我们回头去看,庚子年无疑是一个令人沉重的特殊年份。一场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不仅造成无数人和家庭的伤痛,打破了几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秩序,而且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世界格局都产生了至今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后疫情时代”的诗歌,作为人类感性经验的晴雨表和储存器,一方面敏锐地体现出捕捉时代元素的冲动,同时也容留了诗人们在遭逢生存危机与困境时的深入反思,通过语言的活力彰显生命本身的光芒。如哲学家保罗·蒂利希所言:“诗人有敢于在已失去意义的世界中独自承担焦虑的勇气”,并通过个人化的不懈言说,“精心培育出诗的花园”。换言之,写诗就是对世界之痛的承担,更是对世界多样性的维护、对人类美好愿景的祈祷。如果说,在庚子年之前,我们对“困境”一词还缺乏切身的体会,那么当疫情汹汹来袭,人们的认识几乎完全被刷新,诗人们也不得不在震惊之余重新检视语言的重量。肉身的脆弱性、世界的不确定性、时代语境的突变,让人们意识到我们都处身于人类共同体之中,意识到分担责任与关爱他人之必要,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内心生活,承担“他人之痛苦”,思考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正是诗歌存在的理由与根基。

现代汉语诗歌经历了百年历史风云和岁月的淘洗,到当下已日趋步向成熟稳健。从期刊到互联网,诗歌产量可谓惊人,其中不乏高质量的作品,如何发现和挖掘那些有可能被时间存留下来的佳作,不断推陈出新,是一本诗歌刊物的责任。《扬子江诗刊》作为国内重要的诗歌刊物、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之一,在过去的一年里一如既往地坚持“经典、气质、多元”的办刊原则,为我们呈现了一批优秀的文本,展示出汉语诗歌愈加丰富、开阔、锐进的精神面貌。

为生存情境重新编码的“个体诗学”

诗歌是一种注重想象力的审美形式,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桥梁。当传统意义上的家园已经在工业化的推进中逐渐消逝,人与土地、自然、动植物的固有关系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古典的抒情模式已经失效了,而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简单摹写或沉溺于私人化的修辞狂欢,也无法真切地反映我们的生存情境,因此需要具有穿透力的想象去涵容整体的生存,并赋予语言以新鲜活力。诗歌评论家陈超先生曾将这种“诗歌的想象力”,概括为“诗人改造经验记忆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它事关诗人对语言、个体生命、灵魂、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表达”,并由此考察当代诗歌在历史发展演进中的“想象力维度的转换”,提出了“呈于象、感于目、达于情、会于灵”的理想范式。在这一诗学观下的诗歌写作,体现的是精神信仰与现实关注两个向度上的双向跋涉,是“词语的挖掘与精神自审之间的交互过程”(王永、杨洋《转世的桃花:诗人批评家陈超》,《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1期)。它重新定义了诗人和诗歌在时代洪流中的历史站位。

《“呼啸山庄”歌行》(《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1期)是诗人、翻译家王家新的一组近作,可视为他自九十年代以来秉持的“承担者的个体诗学”的一种延续。诗中记录了作者伦敦之行的所见所感所思,将人与事、历史与当下、文本与现实交织于诗行中。在不疾不徐的叙述语调中,诗人追忆往事:“我没有去寻访当年住过的房子/我所拥有的,只是这个车站// 因为从林边花园飞起的几只黑鸟/让我第一次看见了叶芝的/为乌鸦所愉悦的寒冷的天穹……”诗中既有这样的文本与现实的互证,也有对具体而“微小”的精神事件的捕捉:或为一只立在路口“晨祷”的小松鼠而喜悦,或因在旧书店偶遇一本托马斯的晚期诗集而指尖“发抖”。犹如一次精神漫游,诗人书写旅途中的清澈与幽暗,感叹命运的交汇或错过,在与文学史上那些孤傲的亡魂的对话中,表达自己意欲加入“舞蹈队列”的决心,为此需要一颗比“越洋的候鸟”更为持久的耐心:“我要走得更远/一直走进黎明的心脏地带”,“仿佛穿过了无数个黑夜/在这里/在这棵被晨光穿透的橡树下/再次获得对黎明的信仰”。娜夜的诗一向以精美、凝练著称,她近年来的写作,在直觉呈现中又不断强化着思考的纵深感。组诗《栽种玫瑰的人》(《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2期)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撷取诗意,又发掘与理想悖反的存在之荒诞,在敏锐而不失温情的审视中呈现语言的张力:“一个诗人意味着接受各种悲观主义的训练”,“未知的、尚未被人类命名和看见的……/在你们眼里/我是什么?/无名指上的婚戒/是什么?”“余生在此:弹奏/就不孤独//诗多么艰难/两小节和一生”。素来注重诗歌形式实验的哑石,其诗语折曲深奥,风格多样,他醉心于现代汉语的诗性经验和可能,竭力强化语词的编码功能,在语言与现实的互搏中,生成新意,生成对生存丰满性的渴望。组诗《自辩》(《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3期)展现了哑石高超的诗写技艺,语言、自我与日常世界展开细致、幽微的辩驳与对话,机锋时现,其中不乏对现实的强烈指认:“现实中,每人一身虹彩的/信息铠甲。翻卷着层层鱼鳞://请警惕那手握着柳叶刀的悲悯先生吧,/死亡不早也不晚,长进头顶星群。”在上世纪80年代出道、近年来创作势头强劲的路东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组诗《由于它》(《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3期)显示了他深厚的哲学思辨底蕴,并呈示出一种综合写作的风格。他的诗往往是从一个词出发,借助能指的滑动在词与物之间展开联想,将诗学、哲学、语言学、玄学、知识考古学等融入其中,风格雄辩、奇警而又富有机趣,在整饬的形式和修辞游戏的表象之下,表达的是诗人坚守的人文理想、对“中国经验”的诗思。汤养宗的《太姥山》(《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2期)是一首近三百行的小长诗,诗人以灵性之身面对“危石”与“陡壁”展开神游、盘诘与对话,书写在时间流变中与石头共在的命运感,在“向天问路”的孤独探寻中获得关于人生、文学和哲学的启悟,并最终在精神的升跃中“与石头达成了完美的合作”。

在被制度规约化、整体性的书写普遍失效之后,如何在审美自律的前提下“深入当代”,在对生存状况的冷静观察和深刻体验中激发语言的活力,在个人化的书写中实现差异化,是当下诗人们自觉而普遍的追求。另外,在《扬子江诗刊》发表的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如于坚的《于坚的诗》、周伦佑的《炫目的风旗》、谷禾的《原野与大象》、韦锦的《分行的散文》、张作梗的《献诗或挽歌》等组诗,也都异彩纷呈,诗人们以各自不同的禀赋、想象、风格和技艺实践着差异化的“个体诗学”。

诗歌多元流向中的“限定诗学”

在上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学院派”与“口语派”等二元对峙的纷争之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显得相对安静,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而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微信等自媒体的普及,改变了纸刊“一统天下”的传统局面,为诗歌的创作与发表打开了新的场域。但是网络诗歌在繁荣喧嚣的背后也存在不少问题,大量类聚化的、随意性的、原生态的分行文字充斥其间,甜软、华丽的“泛诗歌”美文借助媒介的传播力成为流行风尚,甚至还有一些庸俗、粗鄙、无厘头的文字游戏也被冠以诗歌之名,这给那些普通诗歌读者和初学写诗者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罗麒《不止于生存的策略——网络诗歌二十年论》(《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5期)对此做了深入的总结和探讨。网络媒体的勃兴是科技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新诗创作借此就会产生大的飞跃,其实在网络诗歌中我们能收获到的杰作极少,却目睹了太多的表演,以及草率的书写,被流量驱动的文字成为转瞬即逝的话语泡沫,从侧面暴露了这个时代的“诗歌之轻”。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更需要自觉地沉潜下来,面对内心,面对诗歌本身。在一个网络传媒话语高度膨胀的时代,一本严肃的诗歌杂志的存在意义之一,正在于它以严格的标准,担负着对当下诗歌的审视、批评、选择与推举的职能。

《扬子江诗刊》秉持兼容并蓄的办刊原则,刊发实力诗人的优秀之作,主题纷繁,风格与技法各异,体现出当下诗歌写作的多元流向,也传导出一种或可称之为“限定诗学”的理念。在“开卷”“诗潮”两个主打栏目中,西渡的组诗《八月之光》以纯粹的抒情处理自然、爱与美的主题,将知识分子精神和江南文化独有的感性经验融合起来,构建了纹理细密的诗意世界;梁平的组诗《我的南方不是很南》,在自我观照中表达朴素的情感,由自我出发并建构与他者的对话,由小我走向大历史;谭毅的组诗《羊毛袜》聚焦自然物象,通过对日常的介入和诗歌独特感受的渗透,曲折地发散着诗人的情感与态度;李樯的组诗《静物素描》有“旁观者”的冷静,在对细节的精微还原和不乏戏谑的想象中,将日常生活导向新的意象空间;沈苇擅长书写地方经验,他的组诗《良渚的曙光》,将个人经验落脚于地方的实在体系中,在放慢的时间里,让生命的连续感得到片刻的汇聚。

诗人们在彰显个人化、差异化的写作趋向的同时,摒除了宏大叙事的高亢音调,将书写限定在具体的情境当中,呈现了具有“新感性”特征的文本。所谓“限定的诗学”,即有别于以往那种追求宏大的、整体性的、统摄性的诗学,而是致力于从日常生活的此时此地、具体的他人和一些“小事物”开始,以个体经验的独特性为核心,将精神的超越限制在有限的情境之内,通过局部的、具体的细节来书写“日常生活的神话”。

“灵魂穿梭于/星辰反光的瞬刻”

“新星座”栏目聚焦的是80后、90后诗歌新锐,其实新锐诗人中也不乏一些诗艺比较成熟的作者,诸如茱萸、秦三澍、李海鹏等当下比较活跃的青年诗人,他们在诗歌的广度、纵深和细部的开掘,对应于一个日益开放而流变的时代,显示了现代诗的生长力。“新星座”的设置,遵循的是“新”与“变”的写作律令,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对语言的改变是文学的自由力量”,青年诗人们通过他们的诗写展示了这种自由和活力。

黎星雨的《济南往事》用细腻的叙事和清新的奇喻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亲密感,“年少之人不看泉,谈论水/是怎样荒废着自己。那小股/搏动的失败,把时间的心电图/修改得陡峭。”杨万光的《白鹭》可以视为对大诗人沃尔科特的一种致敬,“怀着对飞行的/秘密热爱和对于一条河流的/无限虔诚”,用舒缓而充满自审意识的诗歌,“完成对一只候鸟的命名”。阿步的《孔雀》像一帧帧老照片,为时光深处的欢乐与忧伤留下泛黄的剪影。武雷公的诗写亲情,以朴素的细节打动人,《回到母亲家里》再现诗人被解除隔离后和母亲团聚的场景,真实而温暖:“庚子年二月初一的时光 /就这么热气腾腾地在我们周边流淌/但我分明在母亲的脸上/瞥见了漾着世上最巨大的满足”。茱萸的《礼物》是一首为乔迁新居而作的诗,茱萸选取与米沃什的同名短诗相对照的互文手法,而将情境移植到盛产“稻米、珍珠、丝绸与诗文”的江南,在表达故我与今我“依然为同一人”的和解当中,抒发一种力图超越“小时代”的宏阔情怀:“当杯中掀起的/小涟漪席卷了时间之门,/脑海的风暴堆出壮美的陈列。/我得到什么?灵魂穿梭于/星辰反光的瞬刻,作为定居的/礼物,试图获得理解的恢宏。”

当然,部分青年诗人的作品还存在着不够成熟、不尽完美的地方,但其中透露出的新的美学面貌值得人们关注。朱成轶的评论《新锐诗人创作中的空间诗学》(《扬子江诗刊》2020年第6期)角度独特,作者以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和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为指导,从“空间”的视角分析“新星座”诗人们的作品,指出青年诗人们用想象和虚构营造出的诗意空间发散的独特意味,同时也揭示了过度追求陌生化效果所带来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诗人与世界、诗歌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尽管该文在具体的阐释上还显得不够严密和圆融,但所提出的问题却值得青年诗人们认真思考和面对。

在古今交融中书写“伟大的尘世之歌”

《扬子江诗刊》历来重视诗歌批评与诗学理论研究,所刊发的评论、对话,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也有充满个性色彩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启人心智的发现。2020年4月,BBC播放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国内诗人中引起较大的反响。人们重新把目光聚焦于杜甫这位“孤独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圣”身上,回视他在悲辛忧苦的人生遭际中,感时忧国,关怀社会民情,讽谏现实黑暗,并以如椽之笔书写下的沉郁顿挫的诗篇。《扬子江诗刊》的“诗学圆桌”栏目分两期推出了王家新、雷平阳、张执浩、沈浩波和霍俊明的3万多字的长篇对话《“我们的杜甫”:同时代人与“艺术的幽灵”》,从文学中的晚年与晚期风格、同时代人与精神共时体、史传传统与无边的现实主义、世界文学和跨文化语境中的杜甫正典以及涵括万象的终极诗人等五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杜甫的当代意义。几位诗人结合自身的阅读与创作,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与感受,有共鸣,也有磋商。雷平阳说:“杜甫的意义不在于他写出了诗歌里的悲苦,在于他一直寄身在生活与诗歌的现场,他的写作剜肉泣血,呈现了生命渐渐耗尽的过程。比之于我们那些苍白的伪道士、用假嗓子高歌的诗人,他是我最敬仰的诗人。”实际上,杜甫的诗歌写作也拓展了当代人对诗歌、现实和时代的多元理解。正如霍俊明所说:“在人类和时代的严峻时刻,我们总会想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以及穿越时空而来的伟大诗歌的回声。杜甫几乎从未处于他那个时代诗歌的中心,但是他却成就了最伟大的诗歌传统和精神共时体,由此他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以杜甫、李白、苏轼等为代表的古典诗歌是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对当下汉语诗人而言则不仅是丰厚的精神遗产,也是需要学习和汲取养料的资源,而如何吸纳、转化、重构,在现代汉语中激活传统,创造新的形象,书写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尘世之歌”(史蒂文斯语),既是新诗内在的变革要求,也应成为诗人的自觉。换言之,“远山”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时代的雾霾遮蔽住了,诗人只有秉持一种“求真意志”,不懈攀登、抵近山巅才能获得俯瞰一切的视野和心态。书写,并“留住这最清澈的光”。

2021.3.21-27


此文收录于《2020年 江苏文学蓝皮书》(江苏省作家协会 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

【作者简介】
梁雪波,1973年3月生。主要写作诗歌、评论、随笔等,作品发表于国内各主要文学刊物,被收入数十种诗歌选本。著有诗集《午夜的断刀》《雨之书》。曾获江苏青年诗人双年奖(2012-2013)、第九届金陵文学奖、第二届李白诗歌奖、第四届海子诗歌奖等奖项。先锋诗歌民刊《非非》执行副主编,《湍流》执行主编。江苏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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