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 ⊙ 写作与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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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的傲慢与偏见

◎吴季



  〔题记〕略作解释。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原系俄国诗人,遭当局迫害驱逐,加入美国籍,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主流诗坛奉之为大师,与奥登、米沃什、希尼等人排排坐吃果果。《中国工人诗歌的百年沧桑》中写到打工诗人现状:“即使撇开投机心理和‘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动机,多数打工诗人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托庇、同化于官方、民间文人的旗下,顶多是力求与对方‘平等相待’。走火入魔者更是满口‘米沃什这么说布罗茨基那么说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云云,让人哭笑不得。”这些真真假假的”大师“是主流诗坛的通用货币或假面舞会入场券,引用上两句,大概很有”财主老爷家的规矩我可知道得不少呢“的快感。其实这些大师对工人作者来说,多半没有意义,很少交集,不懂得也没什么。此外,他们的作品和言论也很少得到批判性的分析考察。笔者本来关注的是另外一个主题,只是在阅读资料时另有所感,顺手写了这篇”副产品“。有人认为爱欲、生死、自然是文学和艺术的永恒主题。而至少对许多布罗茨基类的作者来说,维护剥削秩序和阶级统治秩序,是至为重要的永恒主题,尽管你在他们的诗集里多数时候读到的确实是爱欲生死自然,是明月,故乡,河流,大海,玫瑰,飞鸟,爱人,晚霞,大街,小巷,天堂,地狱,迷宫,良知,无常……



  布罗茨基的诗,不管从哪个角度,读来都没什么感触,对我来说属于几乎不存在的诗人之列。估计其他人要学他的诗,也只能学到稀里糊涂的风格。
  对欧美资产阶级来说,他是作为反共旗手推出来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也在于此。60年代他因诗获罪,最终被迫离境,这值得同情。但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的种种结论,他对诗歌、诗人、作家以至文化历史政治的种种论调,就我偶尔读到的来说,不乏幼稚可笑之处,没得恭维。
  北岛“头一眼就不喜欢他,受不了他那自以为是的劲头”。这在米沃什和希尼那里也能得到印证。
  米沃什:“在很多场合,我目睹了他高高在上的自负神态。”

  希尼:“在很大程度上,他的举止受制于他的信念:人的智力和精神是分等级的。……即使在朋友之中,他也像发号施令的诗人一样行事。……他会忍不住提起权威人物,炫耀他自己的才华……比如,在关于奥登的问题上,当我说自己更喜欢奥登年轻时诗歌中的陌生与强烈而不是老年奥登诗歌中那种对韵律和词汇的沉迷时,约瑟夫反驳道:‘强烈并非一切’。”(搞得希尼很生气)

  也就是说,布罗茨基认为自己是“智力和精神”领地的王者(甚至教皇?)……
  题外话:希尼本人既是一个比较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人文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前者有可能使他反共但不趋于极端,后者则让他陷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压迫和撕裂:他不无回避,努力寻求政治妥协与调和,但没法一屁股坐在制造了巨量悲剧暴力和屠杀的大英帝国一边。这与叶芝在《1916年复活节》诗中犹豫矛盾的态度有点相似。他甚至要为爱尔兰的普通民众写作。他“更喜欢奥登年轻时诗歌中的陌生与强烈而不是老年奥登诗歌中那种对韵律和词汇的沉迷”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艺术到政治他都需要“一点点的反抗性”,无法以极端个人主义和沉迷于“韵律和词汇”自足。布罗茨基执迷于韵律,希尼则偏向于“不押韵”和“那种轻微的不和谐音的好处”,也是同理。
  要把教皇做得有滋有味,得先把宗教捧上去。布罗茨基自我拔高的第一步,是把文化、文学、诗歌的地位和作用捧到天上:

  “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我们的人类物种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语言和进化的灯塔”,“一个有着丰富的诗歌阅读经验的读者更不容易被政客们的蛊惑伎俩吞没”云云。

  自命贵族是一回事,但现实是:资本主义越“成熟”,越能够用廉价无聊的娱乐和文化快餐来麻痹群众的心智,大面积地毁灭群众的艺术敏感与创造力。即使是知识分子的艺术,包括诗歌,大多也早已边缘化了,成了小圈子自娱自乐的游戏。怎么办?如果你认命,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自得其乐或自鸣得意就好,那也没啥。有所念想的诗人顶多希望多卖出几本诗集,拿个奖,弄个驻校诗人之类的位子坐坐也就是了。可惜这种幸运只属于少数人。所以,如果诗人文人知识分子居然也对资本主义不满,那是情有可原的,绝非因为他们有什么危险或邪恶的人性。
  但雄心勃勃的布罗茨基不甘于此,于是他异想天开:

  “约瑟夫是要拯救世人,在他担任美国桂冠诗人期间他认为诗歌也应该像基甸国际赠圣经一样,赠送到每个旅馆的房间,应该像超市收银台散发救济品一样发送诗歌。”(希尼)

  甚至从诗歌延伸到“书籍”:

  “诗歌应该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书籍应该被送到千家万户的门口……书籍应被视为公用事业,它们的定价应是极低的。”(布罗茨基)

  中情局倒是免费给阿富汗农民分发过《罂粟种植手册》……不管怎么说,这类显然有悖天道,也就是有悖市场经济和利润法则的政府行为绝对是不可容忍的。希尼猜测,布罗茨基的这种天真应该源于他在非资本主义世界生活的经验:

  “它可能是某种庞大的中央集权的苏维埃系统的结存(吴注:苏联制度的遗留)。它也是他所谓的与‘粗俗心灵’战斗的一部分。一群被福克斯新闻这样的电视台日夜感染的人可以由诗歌来打预防针。”(希尼)

  事实是,苏东各国复辟之前读诗的群众甚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诗歌读者寥寥。另外,布罗茨基死于1996年,右翼的福克斯新闻创办于90年代,不大可能是他“战斗”的对象。所以这句话恐怕是作为“正统自由主义者”的希尼塞进来的私见(当然,“粗俗心灵”在福克斯新闻诞生以前就已大批量地薫制出来了)。不过对布罗茨基来说,他的天真愿望至少不只是针对更右翼的牛鬼蛇神,首先针对的是群众斗争:

  “令我担忧的是,人类在无法清晰地说出心声、无法表达自我时,掉头诉诸行动。因为,行动的词汇是有限的,就像人的躯体语言十分有限一样, 因此,他就注定会采取暴力行为,使用武器而非修饰语来拓展他的词汇。”

  换言之,诗歌、语言、文化的至为珍贵的作用,就是瘫痪群众的行动意愿(或本能、冲动)。至于为什么“诉诸行动”等于“采取暴力行为”,如何看待“拿起武器,推翻暴君”的语言(诗歌),把《共产党宣言》或《国家与革命》免费送到千家万户门口对他来说是喜讯还是噩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如果诗歌或书籍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人类“清晰地说出心声”,“表达自我”,估计还是不合布罗茨基的意,这些心声和自我得先由布罗茨基们调教过才成。在写给哈维尔的气壮词雄、空话连篇的公开信里,他认定,真正要做的,是向人民传递知识,医治人民的“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他批评哈维尔对人性盲目乐观,坚称“人是危险的”,“人是邪恶的”,这才是灾难的根源。“我们这个过分沉浸于傅立叶、蒲鲁东和勃朗,而以牺牲伯克和托克维尔为代价的王国”就是铁证之一。
  也就是说,灾难来自左翼,源于危险的邪恶的人类不满足于手上那张选票,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有毛病,工人为了糊口每天累死累活干10个小时12个小时16个小时(以至于没时间没精力没教养来读布罗茨基的诗)老了病了就一脚踢出去实在很不人道,得改一改,幻想用合作社之类的乌托邦取代资本家或“自由企业”(尽管这些想法看起来离革命还隔着几道山梁)……但总之,危险在于,这些人类不安份,想改变世界,结果就是一条通向古拉格、奥斯威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塔那摩的奴役之路!
  伊格尔顿在论述“英国文学”的形成时谈到:曾经作为重要的社会黏合剂的宗教,遭到了来自科学发明和社会变迁的双重冲击而日渐式微,这使统治阶级忧心忡忡。为此,马修·阿诺德想要把没落中的旧贵族的“伟大和高尚精神”嫁接给有着“狭隘、粗浅、无知、乏味的精神和文化”的新兴中产阶级,否则他们将无力引导和塑造下层群众。“因为这些大众的同情心目前实际上比他们的同情心还要广泛和自由。他们来了,这些大众,急于占有这个世界,急于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活动获得更鲜明的意义。”这种焦虑之情还有更坦率的表达:“拒绝让工人阶级的儿女共享非物质的东西,他们很快便发展成以某种威胁来要求物质共产主义的人。”(乔治·桑普森)伊尔格顿笑嘻嘻地总结道:“如果不抛给大众一些小说,他们便可能建起一些街垒来进行反抗。”
  布罗茨基在热切地宣扬普及诗歌与书籍时,抱的是同样的忧虑,也带着同样的天真和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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