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灯的人

◎梁雪波

霍俊明评论《“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关于梁雪波的诗》

◎梁雪波



“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
      ——关于梁雪波的诗

■ 霍俊明

    “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诗人的这句话一直在提醒我要压低声调来谈谈这个时代的诗歌。诗歌要抒情,诗人要吃饭,然而重要的则是对于梁雪波这样一个诗人而言,诗歌和生活一样需要的是一种冒犯精神。而这显然就是当下我们无比熟悉似乎又无比陌生时代已经比较罕见的先锋精神。梁雪波以满怀的寒噤和雪意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远方”的拨近和重新发现成为这个时代不多见的“守夜者”和涉渡人。
    在梁雪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和历史之间、想象和经验之间的界限被彻底取消了,我们在那些场景和特殊的精神氛围中已经很难区分是历史在说话还是现场在发言。也许这种含混共存的空间性话语的存在和生成正是当代中国公民的基本精神状态——现实并不轻松,历史仍在眼前——“夜色正扩大着极权 / 昨天和明天不能相互看见”(《看一部韩国电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广场光洁的地面上能够看到历史血渍和污点的人显然要比那些习惯于在清晨或暮光里消费生命般缓缓踱步的人们更值得致敬。当然,他也必须为此承担巨大的精神重压。
    2011年秋天的夜色里,在南方一个叫作旧镇的地方我与梁雪波再次相遇。这次他和周伦佑、孟原是作为“非非”诗派的成员出现的。尽管梁雪波被认为是“后非非”中近些年迅速“崛起”的诗人,但是对于吊诡的中国诗歌流派而言,我还是更习惯于将梁雪波还原为一个个体意义上的诗人。谈论文本会比讨论“主义”一定程度上要更可靠。同时我也把自己看成一个阅读的个体。记得在今年11月的徐志摩诗歌节上,在海宁的夜色里诗人江离微醺中说我是学院派批评家,我却不这么认为。不管学院派是褒义还是贬义,甚至是中性的词义,我都拒绝。因为我一贯强调的就是个体和自由的批评立场,一旦批评与体制、学院或者相反的“民间”靠拢的时候都会因为显豁的倾向性而妨害了诗歌批评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在我看来梁雪波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青年诗人群体中的“先锋者”。
    在一个已经逐渐淡忘先锋甚至不屑于谈论先锋的年代,这个久违的精神词源却是如此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尤其对于一个后社会主义的年代而言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然在梁雪波这里,词语和词语搭建起的是一个精神的教堂。词语的锋芒和火焰照亮的是一代人的精神救赎和灵魂盘诘。1980年代的那些先锋诗人们在经历了商业时代的洗淋之后尽管又爬上岸重新写作并且近年还有大张旗鼓之势,但是在他们身上我普遍看到的却是精神的疲竭和先锋性的丧失。而对于梁雪波而言,这种先锋姿态在他那里呈现为一种相当自觉的写作趋向。这种趋向在于他一种时时冷峻和自审的意识,在他的诗歌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出个体精神成长的艰辛以及家族命运的唏嘘之音,而且在与个体相连的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历史感的巨大阴影里我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在诗歌中反观一个时间节点上的真实和内核。还有那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地方”和“现实”的存在。而我们似乎又无力通过诗歌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当我们坦陈我们曾经一次次面对了那些“拒绝之门”,我们是否该侧身进去面对那扑面而来的寒冷与沉暗的刺痛?尽管在一个如此庞大而寓言化的现实面前,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无奈地充当“旁观者”和“无知者”的角色,或者有时候也偷偷向与风车大战的“勇士”和“失败者”报以梦魇式的致敬。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语言的现实和发现性的“现实”空间里真正掂量你所处的社会现实。尽管入口不大,但足以“步步惊心”。这就是荒诞不可信却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当代中国寓言故事的最为生动和令人颤栗的“针尖”部分。无论是试图重归过去还是企图超越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能不是痴人说梦。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出我们真实的感受和个人创见,只有这样写作才是可靠的。哪怕我们最终续完的也只是——“失败之书”。也许,“先锋之死”至少是个伪命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众多的“失败之书”。一则我们的一些写作是无效的,再有就是在一个频频转捩的时代写作和生存一定程度上也注定是“失败”的。这是一个“异乡”无处不在的年代!巨大的冰面上到处都是游动的悬崖!在一个加速“成人化”的时代,积重难返的同样还有诗人自身。
    梁雪波的诗是冷的,就如黑色时代的土地上那寒夜里泛光的白雪。就此值得注意的是梁雪波诗歌中频频出现的意象:铁、雪、黑夜、闪电、光(灯)、炉火。梁雪波的诗歌大体都是在黑暗的空间里展开的,据此我们会发现也许只有一个内心持有灯盏的人才能够在寒冷的夜色里挺立。所以说,梁雪波更像是一个精神成长史的自我言说者。在《立冬辞》这首诗里呈现出的“寒意”和惊悸感让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对于一个生活在南京城里的诗人而言,更具有北方象征意味的“立冬”却给这个泛南方意义上的诗人以如此真实的疼痛体验。城市里的雨和同样冷漠的城市一起给“福利院”和“痴呆的母亲”布置了如此真实而龃龉的场景。钟声、火焰、闪电这些仍然带有高迥的精神趋向也使得我们一次次见证了寂灭、灰烬和黑暗。这更像是一个时代诗人写作的整体象征。显然,在梁雪波这里,时间的进化论是被拒绝的。由梁雪波的诗歌写作姿态我们转身看看当下时代的诗人面影吧!这个时代诗人的面影如此模糊!这种模糊不仅因为犬儒主义和鸵鸟立场成为时代的精神主导,而且这种无力和疲竭的精神状态传染到诗人那里的时候,修辞已经不再具有精神淬炼的意义,而是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字练习。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面目狰狞的当年极权年代的敌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和自己的精神互搏。当我们在一个看似柔软的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时代如入无物之阵的时候,到处存在的迷津实际上成了更为可怕的宿命性伦理。我们已经找不到真正的突破口!与此同时,新媒体和泛自由的表达媒介使得诗人普遍获得了空前的沉迷感和自我陶醉。在此语境下,我们还能抱怨什么呢?我一再表示当下中国的年轻诗歌写作者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操守、情怀。而在此语境下重提先锋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起码在梁雪波这里,先锋不仅具有惯常意义上的某种反抗性和冒犯精神,而且他能够让我们在依稀而罕见的精神阵痛中还能对这个时代更为诡谲和吊诡的社会现实和精神渊薮报以针尖上听风的可能。
        梁雪波的诗歌意象的密度较大,修辞的转换也较为多变,由这种写作向度我们可以约略窥见这是一个急于“表达”的诗人。而这种表达方式在我看来恰恰是呈现了当下时代诗人们普遍的焦虑感——“废弃的夏天从记忆的瓶底发出虫鸣”(《蝼蛄吟》)。
    在中国当代诗歌经受了一个时期的个人乌托邦的高蹈与沉溺之后,近年来我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诗歌和现实与生活的关系。我们一再谈论新世纪,但是“新现实”却并未带来“新诗歌”。即在一个摇旗呐喊欢呼“新时代”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和诗歌却似乎并未发生升级换代的变化。时代加速向前,精神加速向后,正是在这种不停地撕扯中诗人所呈现的就必然是残酷的现实和不断被强行拉远的“过去时”。而诗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减法”般的工作,不断去除事物和现象的枝蔓,不断呈现事物本来的面目。尽管最终可能只是面目全非的事实。时代转换确实有些像是从深夜向凌晨的悄悄过渡,更多的人并未觉察到二者之间正在发生的本质性变化。更多的时候我们学会关掉手机和闹钟在各种梦语和自我蒙蔽中来面对时代的变化和自我减损。然而诗人却恰恰就是那个在午夜和凌晨的转折点上,翻开时间指针背后表盘的那个修检员,就是那个精神的游荡者和不安灵魂的寻溯者。由此,在时代匆促转换人们都不去看前方的时候,诗人该如何面对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内心?相反在一个极权时代远去的当下,我们的生活和诗歌似乎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生活和诗歌的迷津中自我搏斗。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精神性文本中的细节、场景离中国的当代“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如何艰难——“在一个并不适合朗诵的季节,你消费着声音 / 消费鲜血、异议、殖民和玄想,抵达玻璃 / 却没有抵达人群,抵达耳朵却不能抵达内心 / 诗的羽毛:复制的黄叶,抚弄着时代之痒”(《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在一个写作已经与新媒体打得火热的今天,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候是更好的语言。我们的诗人太小看了当下诗歌写作的难度与困境。里尔克的这句话“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仍然是对中国本土诗歌的有力提请!而生活与诗人之间的“古老的敌意”正在可怕地消失。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中的“介入者”,他一起推给我们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自语和诘问。与此相应,我们每天与那些看起来无比真实和接近现实的诗歌相遇,但是他们几乎同时走在一条荒废的老路上。我们的当下有那么多的艰难情势被我们的诗人可怕地忽略,与此还有那些更为斑驳不自知的灵魂渊薮。希望我们的诗人能够在“敌意”中发现那些“新鲜的荆棘”。我们的诗歌都成了自我的关注者,个人的日常情感和生死冷暖体验从来没有在诗歌中变得如此高调和普遍。与此同时,在一个丧失了“远方”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是否都疲软地低下头来?此时,在渐渐寒冷的光线中,一只蚂蚁正爬过我们的脚面。它正昂扬而吃力地在夕阳下衔着一枚季节里腐烂的果实。我们应该向这只蚂蚁学习!我们不要抱怨高耸的城市里我们一次次经受了胯下之辱,我们不要抱怨在同质化和仿真化的时代里我们积贫积弱的精神和情感。我们要学会像那只蚂蚁一样在黑暗面前对不可知的“远方”抱有的高贵和自信,还有它的大过小小躯干几十倍的力量。诗人永远都是一个夜行者!
    梁雪波的诗歌中时时闪现出一些具体而日常的场景,比如室内、书店、书本等,但是很快这些场景将被一些突如其来的外物打破。无论是一只蝴蝶(《蝴蝶之书》),还是一对被时尚驱动的无知的男女(《早春记》),这一切都以对话或对抗的方式构成了内心场阈的复调性和象征意味。值得注意的是梁雪波诗歌的很多句式和精神走向都带有“旁逸斜出”的势能。那些绵里藏针、釜底抽薪式的诗歌语气以及荒诞的、黑色的、戏剧性的细节和想象呈现了一个诗人在新的“集体化”境遇下的无处不在的无奈、孤独、压抑和拒绝。我曾经认为经历了中国先锋诗歌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经在1990年代彻底宣告终结。尤其是在当下的去除“地方性”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远方”。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变,一切都快烟消云散了。需要提及的是我刚才说到的诗歌中的“远方”还必然指向了历史烟云深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伦理化的底层和民生抒写热潮中,诗人普遍丧失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换言之,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一样的社会现场的一层浮土,让我们看不到任何真正关涉历史和情怀以及生存的体温。在梁雪波这里,“远方”正是双向的。他既对现实的前方抱有足够的勇气和质疑,又对曾经仍在发生惯性作用的历史远方怀有充分地介入与重叙。而梁雪波恰恰能够在普通的日常化细节中如此不可思议地勾连起个人和家族的活生生的历史记忆,能够在那些不经意的事物身上发现“道成肉身”般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启示性和精神性的基质和纹理。他对日常的发现、掂量、捶打使得他具有一以贯之的同时灌注了“远方”和“当下”的巨大精神能量。
        梁雪波不能不以回溯的视角来呈现历史性的乡村图景、个体家族的命运以及依稀泛黄的成长挽歌,代表性的如《日月铲》《那年夏天的绿皮自行车》等。然而当下的很多诗人却在虚幻的“与时俱进”的冲动中集体性忽略了乡土本真命运的历史动因和现实机制。由此我想到的则是一首诗和一个新闻相比哪个更具有时代的震撼力。诗歌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怨恨诗学”。除了表达不满、怨愤和紧张,诗人在诗歌中还远有比这更重要的内容值得关注和表达,因为诗不是贴在这个时代的小广告、匿名信和举报信。它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群和现实中无比丰富又无比残酷的多层次性。比如时下流行的底层和打工写作,我们在伦理化的情绪表露中能够看到这一广大群体艰难的生存状态,但是却往往忽视了他们的精神存在以及更具有差异性的命运。诗人在普遍强调他们被压抑的同时,他们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却被集体性忽略。在一个写作愈益伦理化的时代我们也应该思考写作自身的伦理,诗歌永远要比摄像机和新闻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崭新触摸屏要更深入人心,也更应该深入时代的腹地。梁雪波的家族叙写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寓言和苍凉的白日梦幻。而诗人就此在去除宏大历史的假象和黄金的天空之后,他凛凛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为我们构造了进入历史和现实交互空间的独木桥——“有一辆绿皮自行车失踪了,那年夏天 / 它承载过,按响了一个时代的铃声 / 那青涩的链条仍咬着我的骨头艰难转动”(《那年夏天的绿皮自行车》)。而很多人在当下已经不情愿或者不敢踏上那窄窄的道路,因为他们被历史和现实已经吓破了胆量。
       “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我们是否再次经历了一场并不轻松的诗歌写作历程和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当梁雪波将无尽的雪意和寒冷泼洒给我们这些在时代壁炉旁津津有味谈论时代和诗歌的人们,我们是否做好了重新做一个清醒者和“远行者”的准备——“沿着我的泪腺,一棵枯草似的孩子 / 在风中飘荡 / 一首带着暖气的诗无力拯救他 / 正如窗外连绵的细雨却只能 / 洒在他奄奄一息的梦里 / 那是天使禁足的国度,仁慈的光 / 无法照临的大地 / 一个被摧折的孩子,不可补偿的孩子 / 我的孩子 / 走在死亡的边境线”。

                                                        
                                                                                              2012.11


【作者简介
霍俊明:诗人、评论家。1975年生,河北丰润人。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尴尬的一代》《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等专著、诗集、随笔集十余部。曾获《星星》年度诗歌评论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山花》年度批评奖、首届建安诗歌奖、《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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