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刚 ⊙ 在自己的那里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和80后诗人评论家王彦明对谈

◎横



挖个坑我把自己埋了 和80后诗人评论家王彦明对谈




简介:王彦明,青年评论家、诗人,天津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曾获得鲁藜诗歌奖、芳草诗歌新人奖等奖项。担任过天津诗歌奖、元诗歌奖、大中原诗歌奖等奖项评委。著有诗集《我看见了火焰》《我并不热爱雪》。参与编辑诗歌杂志《钨丝》。




按:其实我是想挖坑给80后诗人评论家王彦明的。但。我失败了。我看主要的原因在于。我是过于阴毒(印度)。而。王彦明是光明和坦荡的。对谈王彦明。主要是。王彦明是80后的亲历者。也是。干预者。记住。是干预。他用他的睿智的批判引导80后的写作。他是个平和的人。特立独行。这个对谈只是开始。因为。更多的问题会出现。这个对谈不过又是王彦明帮着他有点自以为是的老哥。重归客观的审视。谢谢。他!王彦明!——横 2021.08.06





横:第一个问题。当代八零后的现实状况?换句话就是。当代八零后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问题不对。换个说法。今天的八零后对于新汉语起到了那些关键作用?

王彦明:我记得霍俊明称七零后为尴尬的一代,其实八零后更为尴尬,每一个代际的写作者都会或多或少接受上一代人的影响。就八零后一代而言,显然在七零后、六零后开拓了空间,甚至是破坏了固有的语言习惯之后,起到了收敛的作用。后现代语境的开阔之外,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限制的,因为艺术的空间还是有限界的。当然对于九零后或者零零后而言,八零后依然具有示范和启发作用,我之所以没有说“启蒙”,是因为八零后的革新性和六零后、七零后相比是有差距的。毕竟时代不同了,同时八零后对于时代和技术的适应感,要远超前辈,甚至可以和后来者媲美。在我看来,代际的勾连,是如流水一样连绵不断的。当然八零后,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横:嗯。在我印象里。80后的女诗人被推崇得多。为什么?换句话。难道80后的男诗人不如女诗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

王彦明:显然这是一种错觉,甚至这种错觉很强烈。较之前几代诗人,杰出的女性诗人显得势单力薄,这仿佛是历史的延续,蔡文姬、朱淑真、李清照、叶小鸾等都冠绝一代,这是时代的缺陷。在我看来,先前的一些时代,女性的精神独立还并未落到实处。反而是在文化不断更新的80年代之后,女性的自主意识才越发强烈,这体现为七零后的优秀女诗人已经崛起,而延续了七零后的精神气质,八零后自然进一步开拓。我认为八零后的杰出女诗人很多,他们在写作的灵气和文学的才华上相当出众;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八零后的男性优秀诗人并不缺乏。虽然一直有相对完整的八零后选集出现,但是真正公允的还需要历经时间的考验。我想时间可以改观很多印象里的谬误。

横:好吧。我承认。你绕过了我的性别陷阱。将话题引向了正轨。看来对付我这种江湖坏人因为太熟你厉害了。哈哈。80后。女性写作。在我印象中。最为突出的是。写下半身。有个时期我甚至认为她们就是为了。下半身。写作。性。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在80后女性写作里变为一种唯一。当然。我也知道不少没那么玩。但。为什么被推崇的就是。写XX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推荐她们写作XX的都是60后和70后?这是性欺诈还是文学圈子的必然?为什么80后评论圈没有形成反击?看来。还是换一个话题了。为什么80后那些女诗人会因为写性而成名?

王彦明:这个世界但凡有一种策略或者艺术主张,过度消费了此种艺术的魅力,就显得“别有用心”,尤其在某些历史时期,效应是打开空间和意识的一种巧妙的方法,“用下半身对抗上半身”“亮出漏洞和把柄”这类说法既有文化上的诉求,也有语言上的策略感。“欲望”的展开,并不仅仅是诗歌,从人类绝大多数作家和诗人的创作中,都会有这么一部或者一部分作品,进入到“性”的领域,可以视为探求,或者追寻真和美。一个写作者被推崇,我并不会视为是某种利益交换,反而其才华是我关注的部分。作为观察者,同代人其实是缺乏有效的视角和气场的,所以多数时候都是前辈奖掖后进。我并未亲眼目睹所谓的欺诈,也不愿意多加揣测,写作出发点和归结处都是写作。并且我认为八零后的批评者一直没有形成气候,现在也只是一种暗流涌动的态势,依然需要时间给予一些力量。

横:答得好!这些年80后终于安静了你也厉害滴绕过了我给你挖的坑。佩服。其实。我问那些问题。也只是为了给自己解惑。因为我很困惑。那群因文学梦去赴约的人们。明明他妈的是条死路。现在硬是让丫们闯出来一条活路。你我都明白一个事实。即。文学是养活不了作者的。可。偏偏是文学让一些非常不入流的进入到大众的视野。我就懒得一一点名了。我奇怪的是。他们偏偏来了。比如。什么兔(me too。谢谢彦明指正)。优途(me too)。再比如。日本外务省公布名单的事情。那个90后还是80后27°的人性的美。还有就是。我的一个死哥们当着我的面说。优途。谁没有?居然说得那么坦然。这丫是70后的。对于80后肯定是老师。老师嘛。优途。很正常。这让我憋了很久的一句话就冒出来了。你们80后被多少人欺负了?哈哈。上面是为了完成那个我为你挖的坑所说的。现在问题是。作为八零后你如何看待。或。你是如何找到摆脱庸俗找到新汉语写作这条大道的?或。你从自己的角度看。80后。如何在尴尬中自洽而突破?

王彦明:我得说,me too进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其破坏力堪比一次革命,只是似乎这种现象的代价过于低廉,以至于部分人都是在这个活动的外围观望,或者就是一种吃瓜心理(这和鲁迅说的“看客”有区别吗?)。同时不可否认的,还有我们男女地位的转换,还是没有到达理想的地位,起码对于女性的心态和精神世界观照得远远不够。
 
然后我得说还是个庸俗的人,从来不曾从世俗的泥淖中脱身而出。从我教书的身份、写作者的身份,似乎都该与“庸俗”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生命就是一个向下的过程,所以我很羡慕那些不俗的朋友,他们保持了清新的气息,甚至影响了我。当然挣扎我是有的,起码我可以保持精神的独立,我可以在写作中审视自身的问题,即使面对困境,我宁可尴尬着,也不愿意昧心而行。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吃斋念佛,还手拿屠刀的人。这是我的一个底线。

横:回答得厉害!那么话题回到正题。作为一个80后参与新汉语写作和批评的个人。你。王彦明。对80后有什么话要说?你期待80后写作发生什么?和。你对于80后写作有什么建议?

王彦明:四年前,我在西安对所有八零后说,期待一次蜕变,破茧成蝶吧。现在看来就像拔苗助长和帮飞蛾褪去重重纠缠,这种人为的期许或者拔高,未必是什么好事。写作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像庄稼生长;同时我还得承认,我低估了我的同龄人,随着阅读和评论空间的拓展,我认为八零后正在走在自己应该走的路上。众多优秀的同行者,已经不再抱团取暖,而是开始营建个人的美学空间。我期待八零后再胆大一些,再自我一些。这似乎也是建议。

但是我想我关于写作最深的建议,来自于你的上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避免“庸俗”。

横:很坦诚。非常感谢。避免庸俗。这是多么好的愿望啊。再次感谢抽出时间和我玩不掉坑的游戏!我一会把你我的对谈复制发你。审阅后。希望。发在。噪音。这个公众号上。以便和更多的朋友在写作上交流。希望兄弟首肯!

王彦明:好的,这是一次开心的聊天。


2021.08.06






按:还是自己进到坑里感到安全。因为。这样。我有时间帮助自己把一些很杂乱的思绪。在于王彦明的对话中。进行了优化或整理。我不知道这对别人也没有作用。但。对于我是有的。谢谢对谈者王彦明的耐心!——横 2021.08.10-11

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对话王彦明2




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对话王彦明2

横:1北岛与顾城有时候看他俩像朦胧派的两种极端。似乎在共识里。他们对国新汉语诗歌写作都有各自的贡献。俩都出了国。一个因故留在了海外,一个又回到了国内。你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他们各自对于汉语写作的贡献在你看来是哪些?朦胧派写作现在看来。几乎是政治的。或倾向于政治。或被认为很政治。似乎政治在写作里必须是一种态度(在有些人看来)。你认为顾城和北岛谁更政治?如果将写作视作政治。换句话。如果将写作里的反对视作政治。这种唯政治的写作是不是丢失掉了写作的快乐原则?

王彦明:就写作而言,北岛和顾城确实差异很大,是两个维度;但是他们却共同构成了汉语诗歌现代性的源头。顾城自缢激流岛,是诗人的偏执与宿命的结合;而北岛回到香港,我当然希望这是他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诗学)的一种选择,如果掺杂了部分私念也不是什么问题。
虽然两人差异很大,但是其价值都无法忽略。有一次臧棣给我留言,问我:不该批评北岛吗?我当时一愣,随机明白我曾就他对北岛的批评,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我后来又想了一段时间,忽然醒悟在某种意义北岛的诗学其实已经落伍。而对于他的尊重,还是出于对他源头性的仰望;此外还得说北岛是一个系统性的作家,诗歌、散文、文论和译作都很出色,单以一个方面否定他,显得盲目而没有道理。虽然新世纪以来,对他的否定之声从未停止,但是我还是持审慎的态度。已经故去的顾城,写作的路线相对窄化,主要写作诗歌,他是一路沿着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可能进行延伸和拓展的。因为故去的早,现代诗的发展又太快(人心也太急),对于他的阅读与研究,还是过于匆忙了些。正是因为他的存在,我们就无法说朦胧派是单纯的“政治写作”。
我个人的想法是,诗歌不仅仅是一种立场问题,也许有,但是应该是很小的一部分,从古至今,政治可能左右了部分人的诗歌写作,甚至进行了干预,但是从文学史的内在机制上,一直在淘洗着这部分的写作。可能从身份角度看,大家认为北岛更为政治化,这种所谓的“政治化”,有时候是自己的选择,有时候就是一种姿态。国内擅长此技的,大有人在。就像“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是一体两面,“政治化”“避免政治”不也有其统一的地方,我们在无意识里就卷入了旋涡。
我们都是写作者,很容易明白一点,即使是看上去煎熬的写作、苦大仇深的情绪,依然可以获得创造的快感。有时候“自我政治化”就是一种自我的选择。此间有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之感,有人会因此生出骄傲的。这似乎可以引申出一个话题——文学应该在什么状况下,起到启蒙或者警示的意义。

横:回答得好。2你如何看到写作里的身份这个问题?我是说。这些年。特别是在东欧反思文学横行的年代里。这个鬼东西(东欧文学或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流放文学)似乎对60后乃至80后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我们的身边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以国际公民为荣以拥有或承认国家民族为耻的诗人作家。你如何看待这些人和现象?

王彦明:写作者应该有许多方式摆脱“内心的焦虑”,确立艺术方向和个人身份都是一种方式,似乎借着这些可依傍的“武器”就可以获得空间的延展,内心的安定。不仅仅是东欧反思文学,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也都是以“身份”意识来拓展自身的创作的;再往前推演,杜甫、文天祥、李白、苏东坡的成立,也或多或少地有“身份”的痕迹,也许我们看重的是他们艺术的天分,但是也不可以忽视“士人”的身份,唯有如此,才能看清其艺术的整体价值。

一个国家的文学体系,应该兼容并包,应该允许更多的声音,多声部的世界允许有不适的内容出现,但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文学的正义性和艺术性,如果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改善了人的精神属性,影响了国家的建设进程,我认为未尝不是好事。但我还是要,不无悲观地说,艺术本身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在一辆坦克面前,一首诗可以抵挡多少呢?我因此充满怀疑、恐惧和失望。

对于那些人和现象,我相信自身的辨别能力。


横:3估计是因为我听了太多关于一首诗歌和一辆坦克和小国大民的鬼话。所以有些反感。换句话就是。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深刻理解了这些话的底在含义吗?放眼四望。这种人云亦云之人宛若过江之鲫。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屑那些人精的原因。当然这里还包含了。这些年来公知被事实打回原形和这一次疫情与水灾。上面的话有些情绪化了。还是回到正题吧。你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那次争论(盘峰会议)的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作用有何看法?为什么现在连当年提倡知识分子写作的人都不再承认自己当年的身份?倒是民间写作的那波人似乎因为那次对冲的胜利(自以为的)还在洋洋自得。有人说那次跨世纪诗歌观念的对撞是因为利益。现在看来还真的是。说说你对那次会议对于当时的汉语诗歌写作所起的作用你的看法吧?

王彦明:我理解你的反感,因为这个引用似乎也是有些牵强的,甚至这种借用如果不能恰到好处,可能还会自取其辱。这里说到“人云亦云”,我觉得就是一个精神的方向标的问题,缺乏定力的人,总是难免摇摆。惭愧,我也有此类缺陷。

如果我们把现代诗推到一个史学的层面,你会发现任何出于某种利益而形成的现象或者说效应都会很快烟消云散。尤其是诗歌层面,也许在一个时期,还能有过影响,但是多数时候也只是在诗歌群体内部。99年的盘峰论争涉及的四个方面,既有可笑的“山头主义”,争夺话语权的痴梦,也有纯粹的诗歌美学辩论——前几项实在不太像诗人所为,有些“庸俗”;而且那种“洋洋自得”的胜利姿态,仿佛成为了诗学的正义所在,却忽视了文本与理论落差。我个人理解,知识份子(或者说学院派)借着这次论争充分地认识到了自身写作的问题,反而从日常生活里获得了给养,所以他们渐渐淡化了写作的“身份”。同时,所谓“民间写作”,这个概念过于模糊,且其代表人物多是学院出身,难免“顾此失彼”、“尾大不掉”;但是在美学宗旨上,他们更倾向于革新语言的方式,这件事的意义可以视为诗学和美学的双重革命,其价值甚至堪比白话文运动(我认为这绝不是危险耸听),对于后世的诗学和美学影响都有拆除藩篱的效果。当下各种理念下的写作,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种理念的洗礼。这就使得这次论争有了文学史学意义。没有语言意识的革新,基本都是新瓶旧酒的关系;而一旦突破了语言的关隘,诗的空间就被打开了。无论放出了什么怪兽,都可能会带来摧枯拉朽的力量。事实也是如此。


横:4我有个困惑。一直没敢说出来。你从事诗歌理论研究的。我想你应该比其他人更了解情况一些。我想问,第三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既然有第三代,那么第三代前面那两代分别是指那些?它们和叙事这个理论有何关系?

王彦明:其实,命名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就是一种心血来潮,也可能是一种揭竿起义,表明立场。这种代际切割,无论如何,它都有一种内部的结构性,和对外部(前代与后代)的拒斥性。从概念本身的形成和命名者的出发点看,就是如此。有“第三代”,自然会有前两代,而这种自我命名,就是有一种和前两代划清界限的意图。前两代被指认为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坐标的第一代人和内乱十年的一代人,这种时间的承续,使得他们确认了自己“第三代”的身份。相较于前两代的政治性抒情,第三代恢复了“人”的抒情,像新中国的“文艺复兴”。所以我认为第三代有一种决裂意识,这与他们接受的教育,以及自我的修炼有极大的关系。现在看来,第三代主要的贡献还是意识的转变。而缺陷是依然主要借助于西方艺术的技巧,对我们自身的传统采取的依然是粗暴地弃绝。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革命的需要。

叙事已经成为“现代诗”表现的一种主要手段。相较发轫于新文化运动的“新诗”,现代诗的情节性越来越明显,甚至对于离第三代很近、有着师承关系的朦胧诗,这一点也是明显的区分。可以说第三代很好地借用了西方的技术,把这门技术发展为了“独门秘笈”。这也影响了我们。


横:5决裂。我甚至明白了点事情了。这让我想起张颐武污蔑韩少功抄袭之后王干和韩东搞的那次活动。好像名字就叫。决裂。我记得好像他们有个口号大意是。与寻根文学和伤痕文学决裂。我当时就理解成为了。一次。文革式样的政治迫害。我是个60后。身上的政治器官比较敏感。现在想来。我那么判断也对。决裂之后。他们不是又搞了70后80服的定名仪式嘛。看来五六十年代的人都很政治。搞个文学也要来点批斗会大游行。擦。我又跑题了。我是说。如果第三代是。决裂。那么第四代是不是也应该决裂与第三代?我看似乎又了这些苗头。当然。第四代的划分。好像不能以七零后为基点。细想八零后也不能。那么第四代,中国新文学写作的第四代是什么呢?是网络文学?或者。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杂交?网络文学是中国大陆汉语写作的第四代吗?你对此有何判断?

王彦明:就像我刚才说的,“命名”的方式很多,有夺权性的,还有策略性。我认为“第四代”的命名,就像“中间代”一样,并没有被广泛认可,反而是“ 七零后”和“八零后”出于市场运作和价值推广得以从诗歌层面渗透到了广泛的社会学层面,并勾勒出了相应代际的特殊属性。
我记得李震给我们讲现代诗的时候,有个特别触动学生的概念:“弑父”。既然是“父”,自然会有血脉的联系,但是第三代和之前的两代切割得非常果决,有“弑”的狠劲;但是“第三代”之于后来的写作者,父子就比较融洽,音容笑貌都很像。
再回到文学,我认为“网络”的助推对于第三代的诗学理念,是风之于帆的意义,是油之于火的效力,那种影响甚至可能都出乎第三代本身的预期。民刊《审视》就做过“第四代”的专辑,我认为把网络一代指认为第四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美学追求上有着一致性,网络形成各自的理念,却也安抚了各种杂念。我们无法否认网络带来的精神异化,但是它本质属性还是工具;而网络文学的根脉还在“文学”本身。

合理不代表有生存的空间。第四代之所以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概念,在于它的含混性,且和诗歌的时代精神有所偏移。


2021.08.10-11凌晨1点





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对话王彦明3

横:突然。想到。之前。我们谈到。身份。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写作者。的。作用。包括对其创作的拓宽。与。其他。我想说的是。假定身份。对写作的干预。换句话说就是。假定身份时。写作者会不会是非不分?在作品里更改事实的真相?造成是非的颠倒?我们写作都有过这样的经验——设定一个情绪,将自己放入那个情绪的环境来进行写作。而且能达到出奇的效果。举个例子吧。前年香港占中运动有一位诗人就这么干过。他将一个身上挂有“我自己会哭,不需要催泪弹”文字的牌子的照片作为写作对象,写了一个短诗。那诗歌。初读感觉还不错。但一旦细思就会感到极度恐怖。感到恐惧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谁将这个无辜孩童至于危险之中?换句话来讲就是。难道作者在写作时没有想过这个孩子的危险?难道这个作者没有替这个孩子感到被父母出卖。而。成为为了成年人某个政治目的挡箭牌?没想到过这其中的。恶?没想到过。他把照片和短诗放在一起。会。对读者的阅读。产生。错误性的引导?我是说。在我们以为自己身份政治正确时,作为写作者的自己,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主观认知错误,而误导读者。。。。。。
 
 
王彦明:我们都是独立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身份”的外衣却有不同的层次。进入到一个认定(说“假定”,还有不确定性)的“身份”,自然是出于价值的抉择;而写作者缺失了身份,往往就失去了依傍、筋骨,使得写作患得患失。这里涉及一个“信”的问题,也涉及到价值与技巧的自洽问题,即便偏颇,也可能是形成了一种解读的可能。我称“身份”为某类写作者的精神依傍,其实也在表明此类写作可能的脆弱。“身份”的确立,可能还是一种向外拓展的武器,紧接着而来还有可能是“姿态”的魅惑。

读者可能会被误导,但是文学对于真善美的引领,总是会给他们更多向善的启悟。因为我们还是要相信能够阅读诗歌的人的辨别能力的。
 
 
 
横:我在北漂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大师。他们写分行真不怎么样的。但。他们身边会环绕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支持者。比如吧。那个强奸犯。就是。那个加入了美国国籍的。福建斗鸡眼。也就不明说了。我查过。丫是个盲流。好像是九十年代进京的。在北京混的时候(他)。一直靠着。或。借着写诗歌的名义。在。北大。北师大。混饭吃。后来忽悠到一个女朋友。又。在某一天强奸了自己女朋友的闺蜜。被。报案。然后判刑了。可丫出来后。说。他被判刑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是不是又有点眼熟了?他出来后。一直是艾青那个。用逆子这个词不对了。应该是。孝子。的门下。借助意大利。德国的串谋(媒体)也获得了意大利一个盎撒国王奖。我读过他获奖的汉文。太烂。我就不说了。去了美丽国。并效忠美丽国。然后。大摇大摆地又回到了大陆。给各地大陆艺术家颁奖(人民币10万)。名曰。民主自由艺术奖。还有那个前几年在德国获奖的。叫啥。我想想。好像是那个炒回锅肉最好的诗人。廖亦武。对。就是他。他也在德国获奖了。也获得了难民身份。但。据我所知。他89的国外(其实是四川省的外资。外资嘛。就是资助)资助被一个经常写。和。这个字的。四川诗人贪墨了。哈哈。好像跑题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某些大陆(中国大陆)文人在文革后。也就是。你所说的。决裂后。都是这种投其所好分子。我没明白的是。他们居然。明白了这个高大上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用来营生的。而且获利颇多。决裂吗。很自然。你那就说和自己身份。国家和民族的决裂。但。我很奇怪的是。他们在决裂后再次回到了他们厌恶的祖国。看来想挣个钱是真不容易。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你听。城市民谣吗?或换句话。你听那个瞎子乞丐后来成为陈世美的周瞎子的歌吗?城市民谣和诗歌在这些年的关系是音乐和诗歌的关系,还是音乐从属了现代汉语写作?
 
王彦明:我听民谣,但是几乎没有听过周云蓬的,偶尔朋友圈里有人转,也听一下,没有很深的印象。

如果从中国的传统讲,“诗歌”侧重于诗的音乐性,“歌”是服务于诗的,就像唐诗的吟唱,是从音韵的角度,对其进行音乐层面的二次创作。就现代诗而言,似乎和音乐保持了某种距离,但是这也是一种误判,因为现代诗的音乐属性,存在“显”和“隐”两种态势。“显”是传统音韵、格律式的继承;而“隐”的意思是现代诗更注重内在的节奏,是和人的呼吸、心跳等形成内在的交互,所以不会呈现在语言层面,却进入了生命的节奏。

民谣和现代诗很难说是谁“从了谁”,因为两者是有着诸多的联系,但是又分明有着一种即离之间的焦灼。相对而言,民谣受众更多,诗就是小众的。这里就暗含这两种艺术形式与观众(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大众化自然就需要有所迁就;而小众可能更为“独我”。部分音乐人在和诗人合作,我视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横:周瞎子。不过是个投机犯。在文艺圈可火了。瞎子和强奸犯。俞心樵。可在文艺圈是很受欢迎的。我有时候不太明白。现在的文艺圈可以接受。汉奸。慕洋犬。投机犯和强奸犯。但。很多自以为是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却。在最大的层面上。嘲讽。爱国者。每每想到此处我都心感悲凉。好吧。上面的话。我还是。带着一种情绪。又被你轻易化解。看来。想给你挖坑不容易。不过你的回答。我虽然不满意。但。算能给人解惑。今天重读我俩的对话。思绪良多。我注意到。你在对话2里说到。确立身份。其实是解决写作焦虑的一种武器。并以此武器当成“意识来拓展自身的创作”。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假扮。或。表演性质的写作的?在你看来当代这种表演性质的写作多吗?


王彦明:说到底,诗歌和音乐,还是小众艺术与大众娱乐之间的一种并置;尽管一再有所有的“音乐诗人”这个概念出现,但是还是在音韵上有取悦大众的目的。再深一层说,他们做出的音乐,在深层意识里,已经做出了自我的预判,成为了一种可以唤起听众内心喜悦的规制。而特立独行,往往已经站在了大众的对面,最大的出发点是表达与呈现。沈从文说:“我心里没有读者”。这种意识是试图在表达自我的基础上,进行一种艺术的自洽,寻找艺术的可能。

诗人被誉为预言者,始终是站在人类的意识前端的,这和科学家的实证主义不同,甚至和理论物理学这种想象力极强的工作也不同,可能这类人的读者是需要修炼的,是需要时间来增减他们辨识力的。而特立独行的诗人,这个概念中的“独行”,注定歆享着这个世界赐予他(她)的超然的孤高。

当我们标榜“特立独行”,首先奉行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甚或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方式,而这中间恰好有一种身份的转换。最初我们几乎无差别地的认知世界,但是因为认知上的差异,使得我们从大众人群中离开,或者说从一个身份进入到一个身份,而写作者这种身份就成了一种“精神壁垒”,它具有保护性和蛊惑性,但是写作具有主动意识,是个人的选择而已,看成一种“表演”,似乎还是有些严重了。

我认为多数人的写作,如果他们的写作已经跨过门槛,就都具有积极的“自主性”。




横:这些年。或者说一直以来。抄袭上位被潜规则(这里的潜规则不是指男女关系)地接纳为什么?比如。湖北脑瘫女。安徽聋哑人。好像陕西也有类似的。这些文渣横行。你怎么看这个世界?难道。抄袭是获利之门。所以。可以没有底线?

王彦明:提出这个问题,想来还是源于你的语言洁癖。语言的洁癖,实际是一种精神的洁癖。这种孤绝可以有两种走向,一种是将诗歌的写作置于崇高的地位,另外是在精神层面达成内在的和解。当然估计你会选择第一种。

这个世界依然还是那个世界,就是太阳东升西落,我们为了生活而不停奔波。对于外在的诱惑,尤其是那些自己欣喜的,又容易获得的部分,伸出贪婪之手,我视为欲望的一种。也许咱们暂时的抄袭成本还是比较低,此外就是我们的诗歌语言还是有太多含混的部分,以至于在选用词语的时候,容易同质化,这种同质的结果,就是往往给人以辩解之词。

底线一直存在,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自觉地”充当起了诗歌“警察”,以显微镜的方式观察着当下的诗歌写作。当然我希望更多的写作者可以到自省的程度,毕竟还是在写作的层面有所追求的。

 
 
 
 
横:你如何看到“地域性写作”这个观念的?希望你展开谈。因为我自己内心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现在需要你。作为。一个诗歌理论的专业人士。来。做个正面的解答。算是。对我们这些天漫长战线对谈的暂时休战吧。

王彦明:“诗歌理论专业人士”这个词语吓我一跳。在我看来,我最多是个现代诗的观察者,就理论而言,还是在学徒阶段。但是这不妨碍我和继续聊下去。最初的时候,我认为“地域性写作”是个很虚的概念,因为写作更多还是要回到个体的精神世界。但是当我们把诗歌的写作,放到更大的时空里,“地域”的意思就逐步显现。我认为物候、天气和文化,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乃至生命节奏。我经常开玩笑说,李白有俄罗斯人的写作气质,因为他是公元8世纪出生在中亚碎叶城,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坦,所以他的写作甚至可以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进行某种隐秘的联系,无论是畅意的表达,还是超长的句式——这些似乎都和物候导致的肺活量大有关。从国内的诗人来说,你的湖南老乡昌耀的写作,西部气息浓重,无论取材于当地文化、地貌,还是取材于文学之传统,其实都是与当代的文化关联极为机密的。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诗人自身的修为,以及他对于此种“地域”的敏感程度。有人就是形成了一种未来的、世界性的写作,他只是指向了汉语未来的可能,这也是可能。但是作为一种根,一种朴素的源头,“地域”是命运的恩赐,我觉得我们都该适当去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