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灯的人

◎梁雪波

诗歌:痛苦的发声学

◎梁雪波



    “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半个多世纪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寒风凛冽的彼得堡写下这样的诗句,仿佛怀揣庄严的使命去承领一份天启般的授权,这令人心颤的声音,除了显示出诗人与诗歌之间相互拣选的神秘宿命,同时更是诗人以孱弱的肉身对高峻与寒冷的精神占领。然而诗人所领取到的往往不是尘世的冠冕,而是难以想象的厄运,逮捕、流放、苦役、乃至死亡,因为诗人所具有的语言叛逆的天性、桀骜不驯的反骨,以及对整个现存制度的质疑,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野蛮世纪”中不合时宜的异端。从古到今,正是那些检察官和庸众成就了一个个伟大的天才的诗人。难道不是吗?或许有人站在大众化的立场反对以“天生的殉道者”来拔高诗人,那么至少可以说,正是诗歌或文学本身培养了他们的内心敏感,使独特的个体难以被粗暴的世界兼容。
    如今,殉道者的身影早已远去,玩世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在消费至上的时代语境下,谈论文学的话题并不比小时候拨开草丛与一只蚱蜢对视更令人激动——轻灵的音乐戛然而止,振翅没入深深的密林,而留给一个少年捕手的除了无尽怅惘,还有卷过头顶的乱云与灰鸦。
    ——请原谅,如此隐喻式的表达不仅出于一个写作者对词语活性的重视,同时也是为了提醒自己必须对话语中可能出现的高音设限,从而避免将一种文学观念的伸张不自觉地滑向戏剧化的呼喊。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诗歌写作者更恰当的形象也许是一个隐匿者、隐修者,应该发声的是他的文本,而不是诗人本人,因此即便诗人不得不现身谈论所谓文学与写作,他要说的也只是来自个人经验的只言片语,而不是某类人抑或某个群体的宣言,诗歌恰恰是对宣言的抵制。
    回到无名的状态,回到大地深处,回到河流、山川、草木、虫鱼,回到牛羊眼中的源始世界,也许这是我们得以想见的最富有诗意的生存方式,写作成为从丰盈内心涌出的泉水,滋养灵魂,构筑精神的乌托邦。写作的本质就是一种寻找替身的冲动,正如当那只蚱蜢与你对视,谁能说你的左翅下不也鼓荡起一阵狂风?或者如德勒兹所阐述的: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是一个过程,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写作与生成达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写作中,人们成为女人,成为动物或植物,成为分子,直到成为难以察觉的微小物质。
    这样说意味着写作首先来自经验世界与词语的猝然相遇,并借助想象之翼为随后展开的语言之欢娱带来持久的动力。经由语言的创造,存在的经验被扩展、刷新,赋予日常生活以自圆其说的意义。而伟大的诗歌飞翔于翅膀之上,高耸起另一种与大地垂直的维度,它也是血肉生命投向燃烧的一种方式,“犹如千万条火焰照亮人类之爱”。人类对终极理想的攀越,从未因但丁、屈原、歌德等等庞然身影的远去而止步,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布满深渊、蒺藜与未知的神秘,使一个初涉文学的少年早早地就体认到黑夜与光明的角力。在幽微的烛火下,他祈望与缪斯交换孤独的心声:“此刻,在这黑夜,我想念家乡的亲人和远方的朋友,灵魂中血液流动的喧声使我能以微笑面对时光的劫掠。静守着一颗空灵的心,我想像这空灵将会永恒,在经年的永恒中,我将无比坚定地生活并且战斗。”
    哲人云,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度过。而这个世界之所以还富有诗意,皆因一双清澈的眼眸长久的凝视。一个飞速流转的客体世界被目光捕获,隐匿的事物在一个瞬间显现于诗人的心象。而生活在当下的写作者的忧伤在于,一个整全的统一性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也无法唤回,写作者成为破碎时代的目击者、见证者。不仅目睹一个古典家园的日益沦陷,而且不得不被迫目睹一出出不断上演的悲情叙事:汽油、刀、绝望和火焰,投向脆弱的肉身,在言词失效的黑暗地带,那些烧焦的皮肤、尖叫与呻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见证着一个痛苦横暴的时代。因此,写作者要与时代保持一种“目击”和“凝视”的紧张关系。这样的身位取决于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是的,不是诗人要刻意书写痛苦,而是“痛苦”本身要发出声音,它们发自外部世界的深渊,也可能就来自我们自身的黑暗。诗歌是什么?——痛苦的发声学。
    近年来,有关“文学与时代”“诗歌与公共性”的话题一再被焦虑的人们提及,成为严肃的写作者无法绕开的尖锐之痛。作为一种有别于社会性话语的诗歌,其力量何在?诗歌与现实应该发生怎样的关联?有没有一个自外于文本的现实呢?诗歌仅仅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话语吗?作为保险公司副总裁的诗人史蒂文斯无疑深谙分身术,为此他极力推重想象的崇高,认为想象是祛魅时代的最大信仰,诗人通过语言的秩序和内心的整饬来平衡世界的混乱。而经历过时局动荡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则强调,想象力“如果忽略了无法融入到艺术中的现实世界”的话,就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一个电子碎片化的时代业已到来,痛苦被削平,无聊被信息填满,低吟浅唱的诗歌也变成了文化时尚的甜点。单纯的美学意义上的“好诗”,其意义是缺失的,如果写作没有与存在、与不存在发生一种深刻的关联的话,单纯的“好诗”很可能沦为一种空洞的能指游戏。这也是为什么重提“介入诗学”的必要性。诗歌就其本质来说,是反体制的话语。它的文体特征,它对语言的高度要求,与日常话语、权威话语构成了一种对抗的关系,而且它很难与市场、资本,与消费文化产生利益互换,也即诗歌本质上是反消费的,它以一种陌生化的话语方式制造审美惯性的中断、阻碍,为人们的美学经验带来一种震惊,一种刺痛,一种思考,一种生命更新的愉悦。诗歌的“介入”,不仅仅是对艺术禁区的涉入,更代表着一种自由精神,是话语的去蔽和敞亮,它是一种写作方法,也是一种文学立场,介入的写作就是力图将诗意和审美从新的压抑机制中解放出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曾经精研过前辈诗人叶芝的写作技艺,赞叹这位大师有“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与正义”的艺术能力。事实上,他也在自己天赋的基础上做到了最好,诗艺的精微,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对一个深陷于美学危机和伦理危机的世界来说,诗人真的无法给出圆满的解决方案,因此,对诗人的种种指控都是无理和粗暴的。在某种意义上,诗人仍然只能扮演着“一个发出警报的孩子”的角色。如何解决审美的诗歌和正义的诗歌之间两难的局面?希尼认为,在异化的历史环境里,“诗歌本身就是抵抗非人道的暴力现实的基本的人道主义行为,屈服于诗的冲动便是服从良知;写作抒情诗本身就是彻底的见证”。因为,“人性是由纯粹的诗人以其纯净的存在对所有词语的忠诚来维护的,它存在于诗人坚定的发音中”。


(本文原为2014年10月参加《鐘山》首届全国青年作家笔会的发言稿,后于2014.11.13整理成文,发表于《鐘山》文学双月刊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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