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诗学的转换、调和与生成◎吴小虫 信念诗学的转换、调和与生成
——我读吴小虫诗集《一生此刻》 王彦明 一 男人找寻着女人，女人找寻婚姻 儿子找寻着母亲，母亲找寻父亲 花朵找寻露水，梦找寻现实 呵，一切应该适得其所…… ——《适得其所》 想要抵达“适得其所”，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尤其在写作领域。即使我们努力建构起一套系统，也会在时光面前悄然瓦解。无论是言语、修辞，还是体例，都在写作的修炼过程中，不断经受着洗礼与替换。在某种意义上，写作就是成长的谱系，建构与扬弃形成内部的循环，只是它上升的方式，是螺旋状的。 而这种“上升”，多数时候，都与写作者的生命形式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金字塔起于塔基，而终于塔顶，其间的差异在于写作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使之看起来仿佛没有终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根基之于写作者本身的价值，可能就是一生的符号与标志。同时无法忽视的是，建构的过程之中，总是会有或显或隐的结构印痕展现在我们眼前。 叶延滨、王夫刚和石头在谈论吴小虫的诗作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重庆“华岩寺”，将其视为吴小虫诗歌再造的一个重要精神坐标。这种共识建立于吴小虫诗歌美学与精神倾向的双重变化之上。没有足够自省能力的人，即使生存环境转换，也只是意味着肉身的迁移；唯有那些主动介入生活，有着清醒的思考的人，才可以在生命的转承中，体味物候人情、世事沧桑，进而构建“自我”的系统。 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味吴小虫对于诗歌的执着，大有“从一而终”的献身意识。“你热爱诗歌/并渴望成为诗人”（《序曲》），在一个全民消解嘲讽诗人的时代，他一意孤行，将这样的句子作为一种宣言——当别人都在试图淡化诗人这种身份的时候，他却在强化，而这又是基于自我的抉择：“总要听凭内心的召唤/哪怕前面是悬崖”。赌上退路的人，总要有一种孤绝的勇气，仿佛攀登山峰，“道阻且长”，却甘愿承受此间种种。 吴小虫的生活路线，大致是“山西-陕西-山西-重庆-成都”，而背后衔接的就是认知的变化、成的熟历程。对于语言的认识越发清晰，早期的作品，他每每将伤口和隐痛示人、召唤一种普世情怀，在体认亲人、民工、患病者等一系列底层群体的痛感的时候，不断将之扩散化，试图以一剂猛药催醒熟睡的人。而同样让我们注意的是，他自己有时独立在外，有时置身其中。他愿承担诗人的责任：“不过我还有句话，无论选哪一条/我都想通往你的心里”。在歧义的语境中，是对女友的劝慰，更是对于写作的期待。 几乎所有的成长，都是基于母体的温暖，即使我们选择破立之间扭结着向前，而最为本质的东西始终是无法消散的，尤其吴小虫诗歌里那种低的姿态，近乎微小，近乎消失自我，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笔名,化“龙”为“虫”，他习惯于在作品中将自己简化为尘世里的一棵草、一片叶子，一座安静的木鱼……在微小中，以力推动巨石—— “我爱大胜过爱小，爱虚无胜过爱现实/爱人类胜过爱单个人，爱万物胜过爱人类/我爱着这世上的一切啊胜过爱自己的一生/我愿看着你们得到，胜过你们没有/我不愿看到你们互相撕咬……”大小，虚实，自我、人类与万物，世上的一切与“自己的一生”，他人的得失，都以“大我”的形式扩散在世界里，像一种孤绝之音，他说这是他的“软弱”，在反讽的语境里，他将信念镌刻于铭石之上。 二 对了，我租借的那两本书 一本是关于尼采 一本是释迦牟尼这个佛 ——《此生》 信是立身之本，吴小虫也曾有意识地提到：“一个诗人作家，先培养格，然后才是语言修辞和文心。”这里的“格”，可以是品格、人格，人的精神脉络，人生主线。在同一篇札记里他还将“宗教精神、哲学思想、生命体验以及诗歌图景”进行并置，他并没有在前后语境中进一步诠释，就是以这样一种截断的形式，很醒目地表明立场，其余的部分空着，让解读者自行填充。 显然这是吴小虫选择的“四种武器”，也是他多年写作修炼的全面总结。如果说，他的早期作品主要集中在传递个人情感体验的基础上，表达对诗歌“致用”的期许的话，那么此时他的体悟则转向了对宗教精神的领悟，对哲学思想的渗透和构建自我诗歌版图的强烈愿景。这种转向意味着谱系的拓展和诗歌世界的“訇然中开”。 弗罗斯特说，一首诗自有其运动轨迹，它始于欢欣，终于智慧。这样的话语，拓展为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写作认知过程同样有效。“尼采”和“佛”，是吴小虫在写作中试图触摸的两个维度，而且也正契合了他札记中对宗教和哲学的期待。如果我将这两者看成是吴小虫写作进程的精神观照，也未为不可——尼采的超人哲学正是自我牺牲、光照万物的奉献意识；而佛的众生平、内省等禅意也是吴小虫当下书写的精神背景。同时，这两者如果被割裂开来，我觉得也是不妥的。它们自身有着某种续接，或者说互补的作用。 巴特勒也表示，“那些耳熟能详的思想家及其理论……为艺术家现代主义独特风格的创新提供了思想观念的有力支持”。信念的转换与调和，是基于生命经验的成长。当阅历内化为一种隐力，它会不自觉地散发光亮，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部分自然显现。我们在吴小虫的诗歌中，经常地遇到佛典、偈语和禅意……通常这些都会以诗的形式去光照世界、众生和自我：“一生中离神最近的时候/某个时刻，但并非是时间/我突然无比想念/却越来越羞于提起/这其中有让人堕落的爱”（《寺居咏怀》其八）建立于时间之上的神性自省，就是诗人对欲的消解形式。 他还曾在《沙弥》一诗中，借沙弥之口，说出一段佛偈般的话语——“自己是大海/众生之罪如点点墨/在我心中融化”，这仿佛独幕剧的台词般的话语，在突兀中与“鱼目夜不合眼”“故刻木象，击之，警以日夜思道”衔接，同时也对诗中所塑现实的境况——“动物全都死光了”、“而附近的游乐场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对峙，对现实的反省，他由呼喊转换为以佛语点醒。这种观照的方式，是内化的效应，是信念由“痴”转而为更深的“解”与“渡”。 先前吴小虫专注的意象更多可能是“月亮”“诗人”和“广玉兰”一类，此时则是“鱼”“猫”“死者”等，也是以信念为纽带，进行了转换，这是从执念向着禅意伸出触角的方式。前者的阴性、光洁、柔和、唯美，正是诗歌语言“雅”的强力表现；而后者的俯身而下，探向生活之渊，则是一种精神的漫漶化、自由和自主化。 三 这内心的火种 正如越来越清的河水 淤泥沉在河底 鱼在中间游啊游 ——《清明近》其十 似乎还没有一种建筑，在纷繁的人世变迁中保持亘古不变的态势，磨损和改变在所难免。而转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破坏和消隐，还有可能是强化和充实。现代诗学结构从不是板结的，短暂的现代诗发展历史，就经受诸多理念变迁与形式的转换。写作者在自我的历练中，也在进行自我的写作认知的强化。 尽管我把吴小虫的写作很简单地归结为“信念”写作，但是不得不说，这个信念的转变与强化，是灵活的，没有上限的。在自然的流转中，无论语言、修辞，还是叙事形式和精神主题，都在进行着迁移。这种迁移，看不出太多涌动感，却更为沉实，以自然化的方式，进行突围和拓展。 刚才我已经到吴小虫在词语的选择上，经常有一种切割感，将逻辑硬性截断，造成一种旷野般的感觉——不着边际，引人瞩目。在此我想在谈几个较为明显的：《序曲》的结尾一句是“为什么星辰闪耀”，直接与前文断了联系，以一种反诘语气引发我们的联想，并且试着与前面进行衔接；《歌乐山途中》的尾句是“这轮子飞驰/与桂花在你手中/摘下的是花香”，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感知时间的飞逝带来的伤痛与果实带来的馥郁之美之间的苦乐交织。这种动词与名词的并置，突兀且容易引发我们深思。 我们在理解昌耀的时候，经常不能忽视的是他将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文化知识，熔铸到现代诗的写作中，这既被视为现代诗写作的反动，也被视为一种新的可能。几乎所有的辩证关系，都在写作的境况中，形成一种有趣的交锋。吴小虫的诗歌里，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以宗教形成一种修辞方式，解决了思想问题；语言层面，既有对唯美主义的追求，又同时不断的融入生活语汇，在这种冲淡的过程中，形成自我的语言结构。 也许早期的写作，倾向于艾略特式的内心呐喊，晚近则倾向于召唤本心，以禅意辐散至多个层面。如果仅仅将他的写作囿于与佛的结缘，显然低估诗人的意志，也忽视了佛隐藏于相上的禅机。近些年，我也看到很多吴小虫对自身写作的修正，譬如他的小札中就曾写道“亲情式书写败坏了个体诗学的构建”，这种自我调整，是形成最终认知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当下他的写作理想又是什么呢？他说：“一个诗人不能从竞技的心态中走出来，那么他终究会感到自己的无力。诗要入自由，融八荒，心无挂碍。” 抵达本身，进入自由，拓展疆域是追求、理念，也是实践的支撑。《山间来信》《寒山：诗歌与宗教的异同》《弗里尔一九一零年龙门纪行》等作品，他将疆域拓展为诗与具体的文字、抽象的宗教意识和人类思想进行对接，这种对话关系，是一种自我的选择和确认。所谓自由，是在写作从对象、题材和精神上，获得多维度的了无挂碍。他的《正反》进入到一种灵魂的穿越，那种基于宗教的平等性原则，以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乐观，很容易感染我们。《本心录》的第三节也有此类表达。那种抵达感，深层就是轮回意识与众生平等精神。 诗集的名字“一生此刻”，像一道暗影投射在生命的旅程上，甚至把旅程中所有的风景都简化掉了，仅仅是保存了点与线的关联。也许在某个瞬间，我们都会怀疑，人生就是如许简单。这似乎也在暗示这个时刻的重要性，一个点和一条线并置，这个点应该凝结了多少力量？以至于沉重到可以和那条线取得平衡。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解读吴小虫的作品，就是希望取得在结构层面上取得这样一种平衡：在行进中，“此刻”无论明或暗，都成为“一生”的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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