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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纪录片影评:《大兴失火》《胡杨与章冬翠》

◎张杰




北漂人的惨败
——关于陈家坪纪录片《大兴失火》

     张杰


   20171118日,北京大兴西红门镇聚福缘公寓发生火灾,共有19人遇难。自此,北京开始大面积驱赶低收入群体,这是纪录片《大兴失火》的时代语境。影片开始,镜头推向冬天深夜里的新建村,街道和胡同,垃圾遍地,混乱、破败和无序,似乎已成潜语。  来自河北邯郸从事物流的司机李志勇于2014年搬到此地居住。他认为,打工者住不起好的地方,好的地方租金太贵。大兴失火导致李志勇被迫搬家,因为经济拮据和形势不稳定,他只好暂时住在自己的金杯车里。他自嘲有了一个不怕驱赶,可以自由流动的家。
  20181月新建村完成拆迁工作,李志勇真情告白,那挖掘机挖的不是墙壁,而是咱们北漂人的梦想。高房租,打工者技术不成熟,工资低,让北漂者李志勇觉得,底层人实现理想的几率太小。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现实太残酷。本来,李志勇是想和朋友合伙做物流,并开始创业。大兴失火以后,李志勇和同伴的物流公司被人撵,像过街老鼠一样来回躲避。火灾,拆迁,驱赶,底层从业人员突然没有了家。严冬的北京,他们没有地方住,没有了梦想,他们何去何从?
  2017年底,新建村村民在十字路口堵路,呼吁“我们要取暖!我们要吃饭!”李志勇开车忙着送货、卸货、装货。他住在金杯车里,却善意地欺骗他的妈妈,说自己租到房子了。结婚十多年,他一直没有实现要给妻子买楼房的承诺。送货的路上,李志勇一边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边因为超载时时要防范被北京交警抓住罚款。底层困境冲击着北漂人群的生存命运。
  不久,李志勇第二次搬家。以前他住的房屋每月1200元,不带暖气,一次交4个月房租。现在他只能住每月500元的小房间,而且不能烧水。镜头里,李志勇去买散酒。他坦言打工者喝10块钱一斤的酒就可以了,30多块钱的“大将军酒”嫌贵,喝不起。
  随后,李志勇第三次搬家。生活的动荡使李志勇像漂在北京大海上的一片小树叶,他再次穿过垃圾遍布的胡同,观众再次感受到在这片土地上演的生存战争,场面十分惨烈。艰难时代带来各种喧嚣、泡沫和激烈的刺耳回声。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故乡,让李志勇寝食不安。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管教的问题,如同梦魇,同样侵蚀着他的身心。他内疚、自责、忏悔,但无力改变。北京毕竟不是北漂人的家,李志勇的命运体现了小人物的命运之殇。他们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到故乡,打工不是他们长久的生存方式。底层群体本来无依无靠,他们北漂,每日在异乡挣扎,苦苦寻求活路。因为,即使回到故乡,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没有什么发展的生存空间。阶层固化,贫富悬殊,各种利益,各种地方主义,地方规则形同一面无形的墙。不管留在北京,还是离开北京,李志勇都寸步难行。
  在李志勇的金杯车里,他和同伴聚餐,宣布准备回家。他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他还要背负起照顾家人的责任。诸多细节不断闯入镜头,不断充实着镜头语言,丰富我们认知生活在北京的底层人群。
  从某种意义上讲,北漂早已没有自由生存的新空间,教条主义之下难以催生新的自由主体。北漂作为xxx社会过程中正在形成的附着体,已进入到另外的多重底层空间,并产生了祭奠般的生存幻觉。北漂追寻的心灵自由惟愿心灵得到释放,但其心灵幻觉已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精神和生活。北漂在现实里,在酒精里,究竟解放了什么?北漂探索故土之外的生存,无疑也探索到了一个国家无形的框限,严酷的分层和自我存在的真相。抽象的北京可能仍被我们的想象支配着,现实的北京却挥舞凸显着一种残酷的生存事实。北漂的生活世界是我们共有的生活世界,但中心和源头始终在把握、控制、排序,集中强化了无须解释的等级制度。北漂以主体幻觉去解释自我幻觉,去解释一切事物。想象的世界开始迎头痛击着北漂人,在自我幻觉中最终投射出对现实的批判。北漂人活成了一个忍耐苦难的机器,活出了一种忍耐挫折的机械性,社会发展的悖论达到了极限。
  可以说,我们在纪录片《大兴失火》中,看到了北漂作为一个最低阶层,他们在现实生存中的惨败。北漂、打工者、低端人口、低收入群体;拆迁、聚福缘公寓、京城梦想、被驱赶……这些字眼被大兴失火残酷地卷到一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实和永久记忆。

        2019.4




为了理性、平等、人道的教育
——关于陈家坪纪录片《胡杨与章冬翠》

                      张杰


  纪录片《胡杨与章冬翠》形同公民教育片,用残酷现实说明,渺小个体同样可以造就自由、理性的公民形象,而这种带有底层普通人的公民形象,是丝毫不输于任何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公民形象,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底层公民形象有效完成的胜利。
  陈家坪纪录片《胡杨与章冬翠》时长一小时二十五分钟,因为成像一个个真相,而形成家坪式的真相美学风格。我觉得最后二十五分钟的心路震撼和悲戚可以调整到片头来,可用一个较为震撼的倒叙来展开一个教育平权和教育真相的事实。
  2009年夏天, 一个在京工作的非北京籍家长胡杨,遇到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女儿户口不在北京,而无法就近在北京入学,从初中开始,工薪阶层的她们需要给孩子交一笔巨额的赞助费,即便如此,即使交了大笔赞助费,她们的孩子还是无法参加北京的高考,因为这是北京教委的硬性规定,这条规定让许多非北京籍家长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这时,父母是随孩子回家乡陪读?还是放弃孩子让孩子在家乡变成留守儿童?严峻现实,让非京籍子女教育再次变成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如片中旁白,这对非京籍子女无疑是个灾难。
  记录片《胡杨》展示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胡杨作为个体家长,在申诉自己的公民权利时,逐渐觉醒,进而加入群体教育公平维权活动中,这也显示一个时期底层人群的觉醒和站起。
  为了消灭教育中的伪善和不公,底层人群和普通民众显然需要更大更为现实可行的平等权和自主权,而教育上层显然需要被问责,国家上层显然抱有亏欠,在这时,道德话语的方式也已经失去效用,因为道德话语已经不能减少伪善和不公,而是打破政治性的立法,并不依附政治的立法,才能有效解决教育等构建的不平等问题。
  胡杨与章冬翠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因为教育平权而相识,她们在皇城下多方奔走,呼吁去除歧视性教育政策,取消高考户籍,因为向上层送材料都不被接收和不被受重视,她们开始挨个到公众场所,到地铁站,到诸多店铺里征求万人公民签名,她们每周四都去教育部,她们像追寻教育平权的铁人机器侠,在2012年就征集到三万人的签名,这是何等的艰辛之路和维权之路。格兰特曾言,政治可能是伪善的也可能是道德的,但并非不加掩饰的自利,  经济与政治的“现实主义者”不承认在自利之外还存在具有重要性的力量,这些力量使得作为简单算计的政治变得不可能。从马基雅维利立场来看,这些现实主义者,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
  教育平权藏着一种公民言说式的说服和讲道理,教育平权的基础是对公平原则的诉求和对现实教育理性、教育模式和教育资源等方面的政改,当然,也是对诚实政治可能性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批判。
  胡杨与章冬翠最先是关注自己子女的非京籍教育问题,最终,她们为了某种生机勃勃更大更深广更公平更美好的教育未来,开始在教育利益冲突中实施一种在京弱势人群的特殊说服,众多非京籍家长的精力、时间、生命等等在北京被艰难运行着,同时也被上层拒绝着,羞辱着,并被自身耻辱着,就这样展开一种残酷的空耗,巨大国家机器空转着偏颇的规范性条款和一套套缺少道德感的政策语言,并将这些视为一种不可以改正的错误。荒诞的城堡,有些邪恶的修辞,充满敌意的规则和强暴式的权力话语,形成一个非理性伪善的教育共同体。
  胡杨与章冬翠在这场教育平权斗争中,寻求着听证,寻求着公正与透明,她们秉持确认的目标,不畏强权,释放出更道德、更理性的公民好人形象和公民超人形象,这也形成这部纪录片的一个亮点,胡杨与章冬翠有着一种超人力量的正当公民色彩,她们勇于向一个偏离国民权利的权威体系说不,她们在把国家推向一个最基本的理性原则和教育合理性的神话未来,这形成她们作为公民的自我实现和一种无条件的奉献自己,这也显示了胡杨与章冬翠的不凡和超人一面,这也是本片所呈现的底层群众人的智慧和原则个人的巨星般的觉醒,胡杨与章冬翠们不同于同时代受保护的既得利益者,她们处在一个不受保护,毫无退路的社会领地里,承担着理性自治的重负。
  学者徐贲有言,教育是一种将人社会化的机制与过程,任何公民教育都是一种社会化的教育,而民主的公民教育则是帮助人在民主体制中的社会化,并通过他们的参与来维护、再生和优化民主制度。在陈家坪纪录片《胡杨与章冬翠》中,人们会看到一种可贵的对既有不合理规则的反思批判与行动整改,尽管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保守性质的,但在允许的意识形态范围里,我们看到更大的善、新的再生和趋向合理化的独立见解与非官方的坎坷解释、辩护之路,我们不是在分享特权,而是在寻找打破特权,寻找其他具有合理性的民主话语和民主信念,而这也是充满艰辛与危险的,充满诸多内在的不安和某种必然的胜利。

           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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