璧碎秦庭罪在我

◎赵原

人在世间的孤独和诗歌的救赎

◎赵原



          群鸦鸣噪
          乱哄哄地飞向城市
          天就要下雪了——
          现在还有家乡的,真是福气!

         每到年终岁末,深圳总会冷上几天。与北方的冷不同,南方的冷是那种无论穿多么厚都挡不住的、近乎触及灵魂的湿冷。寒冷会迫使人向着内心收缩自己,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便由此从肉体中释放出来,化为原始的抗拒和抵御的本能——尼采的《孤独》一诗,就是在这种身心俱寒的境况下写的。
          “你现在木然伫立 / 回首后顾,唉!已是多么久远!”、”你所丧失的,就会无处安身 / 你苍白地伫立 / 受到诅咒,要在冬天里流浪 / 就像那轻烟 / 总想升到更加寒冷的天上“。但是尼采在这首诗中要表达的,不是”在冬天里流浪“,也不是感叹“现在还有家乡的,真是福气“,而是一个在尼采哲学中使人震颤的自疑和自问:“你这个傻子,为何面临冬季要逃往世间?”
         为什么“世间“不可”逃往“?因为在尼采看来,这个”世间“是不真实的,充满虚伪、欺骗、偏见、狭隘、蒙昧、无知、痛苦、恶意、庸俗,是”群鸦鸣噪 / 乱哄哄地飞向城市“,是康德和叔本华哲学中既不能证伪也难以求真的”现象界“,人在其中的孤独是生而为人的宿命,是里尔克在《时辰书》中所说的:”万物耸立如修道院,我独羁押其中“。对于这个孤独的世界,康德认为,至少在经验层面上还是可以信赖的。而叔本华则消极地予以排斥,世界是没有出路的,处处皆是孤独和悲观,因而生活全无意义。只有尼采选择了怀疑和批判,他用疯子的振聋发聩的大嗓门呐喊道:”一切孤独皆是罪过!“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和联系方式的智能化使世界的物理空间变小了,人和人、人和事、人和物、人和世界的联系形态,已远非尼采的时代所能想像,但人的孤独并未得到化解,反而扩展至传统现象学未能述及的深广空间了。例如,当代天文学和对外层空间的探索使我们对广阔的宇宙、黑洞、暗物质、河外星系等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们了解得越多,对人类的孤独就愈感绝望。真知并不能使我们强大和自信,我们的孤独在本质上不是情感和灵魂的体验,而是一种物质形态。再例如,网络科技和人工智能使我们的世界实现了万物互联和即时沟通,但科技力量无法改变人性和人的生物学本质,反而使人产生自我隔离、自我欺骗和蒙蔽,产生孤独、虚无、偏见和不信任,这已成为我们的现代性的绝大部分了。罗萨在《全球化时代的故乡》中说:“前现代的人,只要还在某种预先规定的、被认为是普遍程序一部分的社会形式中生活,那么他就在一种‘存在的大秩序’中,至少是在人们熟知的给定的社会秩序中,占据着某种先验的、也就是说某种与生俱来的固定位置。进入现代,这一主体与空间、物和人紧绑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联系瓦解了。‘在世界中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成为了现代主体的基本任务。”换句话说,全球化时代就是一个世界秩序和社会联系形式全面瓦解的时代,世界在碎片化,每一块碎片,都是孤立的和孤独的。从康德和叔本华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并非人类之光,只是”现象界“在不断地扩展、膨胀、分崩离析和互为遮蔽,经验层面上的世界已毫无信赖可言,本真的世界更是不可追寻。“后现代时期我们寻找的不再是新的故乡,没有故乡在极端意义上成为了我们的宿命。“
         理解了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就能理解为什么康德和叔本华有时候比尼采更深刻。文明越发达,世界就越“坏“,人就越孤独封闭。这是无法抗拒的。人的孤独本质,是科技和文明都无力抗争和改变的。而在我们的时代,孤独不仅是生命与生俱有的彻骨之寒,还使人类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2020年,人类遭遇的最大的全球性事件,就是新冠瘟疫暴发。这场瘟疫至今尚未结束。无数人在瘟疫中失去生命,无数家庭在瘟疫中破裂,堕入痛苦和黑暗。疫情达到最高峰值的那段时间,整个中国被隔绝成了以个人和家庭为单元的孤岛。我甚至产生了末世降临的绝望感,噩梦不断,灰心丧志。某天偶尔看到几年前写的一首诗《地球上最后一个人》:我边走 / 边用扫帚 / 仔细地 / 扫掉 / 自己的脚印。心情顿时由内朝外,几乎降至冰点。在这场瘟疫中,相同的孤独使我们成为命运共同体,但我们的孤独本性却暴露出尼采曾经激烈而刻薄地批判过的人性的多重和复杂。偏见、狭隘、蒙昧、无知、恶意、误解、虚无、敌意、不信任。等等。我们“被置入世界中的存在”、我们苦心建立的“存在的大秩序“、我们在经验层面上曾经信赖的世界关系和价值观,几乎在一夜间,被推至瓦解的边缘。
       时至今日,再想一想那些在瘟疫中流落街头、不敢轻易吐露口音的湖北人,想一想那些被无辜抡起摔死的宠物狗宠物猫,想一想那些仅因没戴口罩便被老拳盖脸的民众,想一想那些因感染瘟疫而被视为公敌、泄露隐私、遭受围攻和谩骂的被”社死“的人,我想这些都不仅仅只是当下的、偶发的和孤立的事件。罗萨在《全球化时代的故乡》中说,社会的加速会使我们“被置入世界之中”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缘于我们与空间、与物、与人以及因此与我们自身的关系都处于突发状况中。瘟疫是一个突发事件,一个在固有的空间中对世界关系形成极端压缩的重大力量,一个改变世界关系、使社会加速的变项,我们在瘟疫中的种种表现,都来自“由加速引发的对异化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就是人的孤独本性。

         最大的恐惧,则来自世界——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所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瘟疫暴发以来,世界各国对华围堵、攻击和制裁,使中国人成为了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所说的捆绑在群体体验中的“孤独主体“。如果不考虑政治的因素,从文化和民族性的角度去追问,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孤独?我们的世界被什么遮蔽了?事实上,“孤独的中国人”并非是全球化的产物,但全球化使我们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孤独主体“。从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人就踏入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孤独历程。我们的语言是孤独的,我们的文明是孤独的,我们的文化和文学是孤独的,我们的伦理道德、生活习俗是孤独的。似乎随着人类文明的现代进程,中国人越来越孤独。难道孤独是我们的民族性吗?
         当然不是。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即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全人类精神世界开始形成和建构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希腊出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耶利米,印度产生了奥义书、诞生了释迦牟尼,迄今仍维持着全人类精神生活的世界宗教和轴心文化,均创生和起源于这个时期。如果说世界和全人类有一个原始的孤独的命运,而中国人则为此做出了巨大的救赎。我们不是一个孤独的民族,我们今天的孤独,是由近代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我们“被置入世界之中的存在“。而世界不是一块绿草如茵、由理性秩序建构的足球场,世界因权力、资源和利益而陷入混乱和纷争。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拉丁美洲的孤独缘于愚昧、落后、狭隘、懦弱和西方世界的侵略,在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孤独则大部分缘于西方世界的偏见、狭隘、敌意、不信任,和“由加速引发的对异化的恐惧“。

         孤独使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同时又使世界产生更多的“孤独主体“。而在共同命运和“孤独主体“的掩盖之下,个体生命的孤独始终是我们和世界的共生关系中必须去救赎的“被置入世界之中的存在”。”万物耸立如修道院,我独羁押其中“,还有什么比这句诗更让我们震颤和恐惧呢?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艺术行为,均缘于对孤独的救赎。诗歌是对人的孤独本性进行探索和救赎的秘密的林间小径。
         现代诗的精神和信仰是世界性的,是我们对抗孤独和恐惧的原乡。全球化和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中国诗歌,只有在世界性和现代化上,实现哈贝马斯说的从“孤独主体”向“交互主体”的转变,才能成为“世界秩序”和“生活世界理性”的一部份,才能在世界性的“交互主体”所具有的“真理性、妥当性、真实性、理解可能性”上,实现对孤独的救赎。只有在此意义上,诗歌才是真实的、可信的。只有在此意义上,诗歌才不是单边的、孤立的、保守的和民粹的。聂鲁达在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中说:“决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条条道路都通到同一点:用我们自己的内心感受去感染人。我恰恰是穿过那孤寂的、崎岖不平的、与世隔绝和沉静的地方,才到达那块神奇的场地的,在那里我们能够笨拙地跳舞,忧伤地歌唱;然而正是这种舞蹈和歌曲,完美地体现了人类有意识以来最古老的仪式,表达了人类的良知和对共同命运的信念。”
         在经历了世界施予的太多的恶意、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了新冠瘟疫中对世界秩序和价值观的最广泛的动摇之后,我仍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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