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灯的人

◎梁雪波

火焰与细雨交织的版图

◎梁雪波



火焰与细雨交织的版图
梁雪波

一、秋天的火焰

“在城市里找不到路固然无趣,但是如果你想在城市里迷失,就像一个人迷失在森林里那样,则需要练习……”本雅明在《柏林童年》里如此说道。对于一位生长于北方平原,在乡村和矿区之间长大的年轻人来说,一座南方城市带给他的首先是一种“迷失”:林立的高楼、纵横交错的街衢、往来穿梭的车流、陌生而新鲜的方言,以及从人行道两侧的悬铃木间洒下的湿热的气息……那是1992年夏天,当我乘坐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达南京,一出车站就被道路两旁高大笔直的行道树吸引住了,仿佛有一个簇新的未来即将在眼前展开,涌动在身体里的欲望与诗情正被唤醒。那是一次少男少女般的美丽的邂逅。直到多年之后,我在诗人柏桦的书里读到这样的诗句:“春风释怀,落木开道/一曲音乐响彻大地/冲锋的骑手是一位英俊少女//……她激情的加速度/仍以死亡的加速度前进。”仿佛书写的正是那个“曾经的我”彼时的心情。20岁的我不可能想象得到,一年后毕业被分配至某大型国企时将要面临的一切——噪音、粉尘、化工原料刺鼻的气味、重复性的工作,与心中鼓胀的诗情之间产生无法相容的撕裂。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个化工企业,位于南京江北的化工园区,这个化工园区主要由几个大型国企组成,高耸的烟囱、笨重的水泥厂房、盘曲的管道,仿佛是一座庞大的迷宫,沉滞、封闭,昔日辉煌的历史与逐渐衰落的气象奇异地共存着。那些日子,我在灰尘和酸雨中穿行,投身于经济建设的洪流,在铁的喘息中捶打青春,日复一日。

那是我的文学迷惘时期,诗歌成了唯一的精神出口,“围困”与“突围”的主题贯穿着思考和写作。当身边的年轻人逐渐顺应环境、祈求现世安稳的时候,我仍被诗歌的大火烘烤得寝食难安。1993年10月10日,记得那是一个晴天,杭州诗人梁晓明、刘翔到南京,与程尚、瓦兰、蓝天、张霖等几位诗人在南京大学举办诗歌活动,推广诗歌民刊《北回归线》《一行》和个人诗集。得知此消息的我一早从江北乘车赶到南大,在活动现场还购买了他们的诗集。当天晚上在南大礼堂还有一个“93’中国先锋诗歌之夜”的朗诵会,但组织者似乎与学生会没有协调好,朗诵会未能按计划进行。我一直保存着那一期红色封面的《北回归线》,头条发表的就是梁晓明的代表作《开篇》。在这组诗中,他把对存在的追思与咏唱提升到了光明澄澈的高度,是90年代最为纯粹和动人的抒情诗之一。几个月后,又一个周日清晨,我登上开往合肥的长途车,去拜访以先锋著称、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启蒙作用的《诗歌报月刊》,面对看起来并不太“先锋”的值班编辑,我掏出一卷用方格稿纸誊抄的诗作,谦虚得像个小学生。其中有一首《雪夜诗稿》,直到多年之后才发表,或许代表了那一时期的精神自传——

在阴郁的风景中,我将永远推迟悲观
十字星在诗中闪耀,从寒霜到落日
拾阶而上的大风卷起粮食
粮食:天国的祭献
一群痛苦的生命要与你交换!
疯狂的轮轴,奔逃的丧家犬
黑芒之夜呀
一轮明月的寂静被谁吞没?

打在脸上的不仅是缅怀的旧时光
雨水和雪,痛快地洗着马骨头
我大病初愈
我秋天的火焰直立于肩
酷烈的闪电呵
深情的哀歌今夜要唱到极端!
……

诗中的“雪”来自北方,来自我的出生地,它占据精神的高寒地带,与“火焰”“十字星”等意象构成了抵抗生存暴力,抵抗灵魂物质化、空心化的神性元素。现在回头来看,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时期,理想主义的80年代已经过去,市场化转型还没有全面铺开,“它像是突然中止的80年代一个余音未尽的尾声,仍然带有坚执、高蹈的精神气质和强烈的对抗色彩,又似乎已感到困顿,而显出一丝茫然。”(冷霜语) 那些年里,诗人作家们下海经商成为热潮,文学渐渐式微。几乎同时,出现了自由撰稿人和自由写作者,在离我单位不到500米的华能电厂,时任司炉工的朱文辞去了工作,写下小说《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后来他成了著名的小说家和导演,并和韩东策划了引起文学界争议的“断裂”事件。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呢?从市区到大厂,通常需要乘坐一个半小时的郊区车。因此那时的南京对我来说,仍是隔着一道浓浓江雾的陌生之地,意味着中心、爱情、活力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失落和孤独;真正的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而现实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只会加深它与精神世界之间的敌意。

但是偏居郊区并不意味着视野狭窄,一个人阅读的边界也可以是他世界的边界。那几年的阅读量是比较大的,除了一些西方文学经典,国内的包括《后朦胧诗全编》《海子诗全编》《骆一禾诗全编》,杨炼、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王家新、戈麦、陈超、朱大可等人的诗与诗论,以及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余华等人的先锋小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一种有别于老一辈作家的异质性。然而,他们的成长毕竟受惠于那个思想解放、文学繁荣的80年代,而我们这一代却是在退潮后的灰烬中开始的写作,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处理时代与自身的黑暗。如果说幽暗意识正是现代诗的源泉,那么是生活与命运赐予了我更多的幽深体验,正如我在一首诗里写的,那是一口“深秋的井”,你无法用明晰的语言去描述,其中有“四溅的灵魂”,有“横飞的鹰肉和彩虹”,而你只能“以写作的速度落入其中”。彼时,作为文化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尚未在与主体的对视中两两打开,错综复杂的当下生活还未及进入笔端,无法排解的是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多年的诗篇漂泊在水上 水漂在土上/土漂泊在我血流惨淡的白马的冬天。”(拙作《深秋的井》)

扎加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回忆散文《两座城市》中将人分为三类:定居者、移民和无家可归者。他认为自己属于第三类。他还认为,音乐是无家可归者的艺术,绘画属于定居者的艺术,而诗歌最适合移民,“那些不幸的人,携带着他们可怜的物品,站在深渊之上——在一代与一代之间、在大陆和大陆之间”。出生于东北、自小离家求学的我,缺少地域上的归属感。南京并非我的故乡,也不是写作赖以延续的根据地,甚至未必是我生命的归宿,像数不清的移民一样,我栖身于这座城市的一隅,仅此而已。在似曾相识又感到陌生的城市,当你在某个时刻停下匆忙的脚步,任凭车流与行人像河水穿过你感知的空间,你会很容易陷入刹那的恍惚之中。我是谁?我身处何地?紫金山下林荫道的疾驰,玄武湖上的泛舟,鸡鸣寺的钟声,总统府里斑驳的历史风云,湖南路上灯光隧道的璀璨拱顶,植物园里花团锦簇的笑脸……似乎都在提醒着你作为一个旅游者和观光客的身份。是的,你生活在这座城市,你在你不在的地方。

很多年里,我游走于石头、玻璃、汗水之间,听着商品流转发出清脆的声音,也看多了利益的倾轧和人性的卑污。黄昏后,我时常泡在街头巷尾的书店里,从翻拂的纸页发现一些只言片语吐露的奇迹。我将一些往日的诗作拿出来,像展示一个敞开的伤口,上面还残留着搏斗之后的创痛与疤痕。然而对我来说,它们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见证。这些诗歌是一个生命个体精神成长的见证,尖锐、激越、沉哀、悲愤、孤绝、乃至分裂,都来自于在这座城市生存的真实体验,是这些体验赋予你一种语言形式。诗歌并非一种孤悬的语言织物,它与个体生命在时代中的境遇息息相关。

忍受树叶的哗变
忍受海水的深蓝
忍受一千次被枪击的飞行
忍受荒唐的桌布
忍受雨中的索链

不,不是山谷深处悲切的弦音
不是西海岸的沙砾磨得内心发烫
甚至,不是修辞

此刻,十字路口的震颤
落日的缓刑
时代橱窗后面赤红的裸体
以及穿透报纸的一则讣告

汇入头顶狂悖的风

写于那一时期的这首《此刻》,关切的仍是精神性主题,从一个幽闭时代到一个消费时代转型中的“狂悖”与阵痛。与其说这首诗没有着力书写某种“地方经验”,不如说它意在攫取的是一种“当代性”。而当代性包含了两种维度,一种是时间线索的,一种是空间范畴的。当我们将地域更多强调为一种空间概念时,往往忽视了在时间维度上的存在与展开。你行走于此刻,而它们就是历史。你穿梭于梦境,而它们正是现实的变体。

二、断刀的踪迹

2006年到先锋书店工作,于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由地下车库改造的这家独立书店,极具人文品质和理想主义情怀,多年来已经成为南京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书店如同一个缩小的世界,一座远离喧嚣的秘密花园,因为工作之故,我得以深入到这个空间的日常运营和每个细部,并亲身参与了这个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构建。本雅明对书籍和阅读经常有非常形象的表述,例如他说:“你从来不是在阅读书籍,而是住在里面,闲荡于行与行之间。”又如:“阅读的大雪把他覆盖得异常苍白。”假如你置身于书店,就能更深地体会到这些思想与修辞的美妙。

书店不仅是一个图书消费场所,也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通过讲座、分享会等形式荟萃了一批活跃的文化精英,分享阅读经验和价值取向。在那期间,我接触到了南京的一些诗人、评论家朋友,如黄梵、育邦、何同彬、傅元峰、马铃薯兄弟、胡弦、路东等,也开始更多地了解、关注和参与到南京的文学现场。如果说我与“南京”这个概念得以产生比较清晰的联系,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在这个“空间”里开始的。

然而诗人的目光不应仅仅停留在语言和修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制度和社会问题尤为关注,那些无名者的呼喊、受辱者的眼泪,不公与不义,让我无法扭过头去,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但这些真实存在的尖锐的疼痛,在我们当下的文学里几乎看不到,这使我一度感到困惑。通过阅读,我试图在政治、哲学、宗教、社会学等方面来寻找答案,并反思我们既有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立场。诗人、作家出于维护文学的独立性的需要,要求给文学“祛魅”,反对某种强加于上的权威,固然没有错,但是太过强调文学的自律,将其绝对化,是否也造成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脱节?当我们赋予文学以绝对权力的同时,是否也包含了“对自我的精致化的放纵和对他者的责任的遗忘”?

带着以上的反思,在2009-2012年,我写了一批不那么“温和”的文字。包括组诗《见证的刀锋》《利器与兽迹》《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诗论《开放的词场及其敌人》《诗歌的介入:悖论、存在与难度》等。在文论中,我试图对长期模糊的“介入”诗学、“先锋诗歌”等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自然这首先是出于解决我自身困惑的需要,读过文章的朋友应该能体会到,它是客观、明晰和积极的。在诗歌中,我希望将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融入到个人化的修辞当中,在美学的高度上彰显一种诗性正义。这一阶段或可称为我个人诗歌写作中的“断刀”时期。

一把断刀从流水的道路抽身,
在我身边凛然地竖立起来。
它无声无息,也不发出光亮,
漆黑的手柄插入夜的深水,
断裂的齿纹,像收割后的大地,
新鲜的麦茬生生地指向天空。

……

一个无人的月夜,我看见
断刀飞出!比奔跑的猎豹
更接近闪电,比插满羽毛的铁鸟
还难以收入意志的刀鞘。
更多的时候,断刀沉在黑夜的一角,
月色漂白了锈迹,一支比八字胡
还硬的笔戳着虚无的纸。

断刀拒绝流苏,拒绝归类。
在兵器谱之外,一把断刀
甚至不是刀,而是一块受伤的铁。
用记忆的火舌舔着皮肤。
白癜风的冬天,我听到
火焰抖动的声音,一块玄铁
以刀的形状横过寂静的内心。

这一阶段,与四川“非非主义”诗人的交流,尤其是周伦佑先生的诗学和文本,对我的思想与写作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在关于何为“先锋诗歌”的论述中,我认为,“先锋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权力叙事和主流话语的叛逆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既有文学观念和美学形式的破坏和变异上。相比狂飙突进的80年代,如今的境况是“从绞刑架到秋千”,先锋诗人们仿佛集体陷入了无物之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颇具喜剧性的一面。因此,当下先锋诗的写作难度在于,必须将词语写作上升为思想写作,只有如此,才能穿过美学的空洞,刺入混乱而暴力的话语现场,介入、质疑、批判、拆解、审查、追问、重新反常化……

南京曾是国内先锋文学的重镇,80年代的“先锋小说”,由《钟山》杂志发起的“新写实”,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代表的“他们”,等等,可以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南京的作家和诗人从未缺席。关于南北文学的差异、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的关系,刘师培曾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认为“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因此,南方文学一般表现为“清绮”“哀艳”,北方则“体峻词雄”“粗厉猛起”。这些论断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尤其是在人口自由流动已成常态的今天,南人和北人的混容在类似南京这样的城市早已形成。我想,在强调地域性的同时,更应该推举个人性、独创性对地域性的超越。《断刀》《修灯的人》《闪电》等拙作之所以后来被陈仲义、赵思运、宗仁发、霍俊明等评论家关注,可能与诗中提供的某些异质性元素有关。

三、细雨与蝴蝶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十朝都会,虎踞龙盘,文化积淀深厚。朱自清曾经感叹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南京文化有多元化、多中心的特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范畴,存在着不同特色的文化类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秦淮夫子庙为代表的市井文化,以清凉山为代表的明清士人文化,以鸡鸣寺、大报恩寺等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钟山、总统府为代表的民国文化等。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机缘巧合,2007年夏天我来到崇正书院工作,有幸进一步地了解和感受南京的文脉。位于清凉山上的崇正书院,是明朝著名学者耿定向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创办的,书院建好以后,耿定向任主讲,并选拔江南十四郡优秀学子到书院读书。江南大儒李贽、汤显祖、徐光启、方苞等都曾先后在此讲学。耿定向的高徒、时年27岁的焦竑担任学院的学长。崇正书院以弘扬良知心学为己任,成为当时南京的精英文化中心,影响颇大,一时间,出现了“海内士习,几为之一变”的气象。万历十七年(1589)焦竑在进士考试中一举夺魁,受翰林院修撰。焦竑晚年回到南京,重修了崇正书院,并在其中讲学,著书立说。明末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作为焦竑的学生,评价他的老师是“巨儒宿学,北面人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游历期间,曾专门到南京拜访焦竑这位大学者。

我在崇正书院的三年,如果抛开工作上的“形役”,于我内心来说犹如一种隐修。书院的古典建筑空间、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四季流转的自然环境,对人的意识和情感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建构作用。有一次在一个秋雨绵绵的黄昏,我独自坐在书院里,听着窗外潇潇的雨声,恍惚间似乎感觉坐在那里的不是我,而是几百年前的某个书生在灯下苦读,让人感觉到一种与古人默然共在的时空穿越感。我一边将读书和沉思作为日常功课,一边聚敛起失散的精气和写作的热情。

布罗茨基曾为他钟爱的威尼斯写下长篇散文《水印》,其中写道:“镜子吸收身体,而身体吸收城市。”我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才把南京消化进身体里。从北方到南方,从西方现代主义转向中国古典文学,从阅读粗犷、高迴、雄健、热烈的“北方”大陆,转向浸淫于细腻、婉曲、幽隐、唯美的流水“江南”。阅读、行走、写作,穿行于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势必会影响到性情和视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诗在语调、意象、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犹如火焰与细雨的交织,从整体写作来看,无意中构成了一种复调。

这几年因工作单位靠近玄武湖,时常有机会到湖边散步。“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诗人韦庄的塑像就立在湖边,像一个标志。到了春天,万物萌生,树影婆娑,高耸的城墙上寂寞了一冬的爬山虎伸出绿叶,蟾蜍的鼓鸣也从池底浮了上来。有一次陪几位外地来的诗人夜游至此,听着阵阵蛙鸣,一位诗人感叹说,几百年前、一千年前的蛙鸣也是这个样子吧。我们的目光越过明城墙,越过紫峰大厦的尖顶,停留在一轮皎月的夜空,心中浩茫一片。我暗想,那蟾蜍也可能是老柳树里打坐的和尚吧,是禅堂外猛虎的鼾声,抑或是像细草一样荡漾的少女拨动了谁的春心?当我这样想的时候,眼前的雕像就不仅仅是一块石头了,柳丝轻抚的湖面也更加澄澈如镜。在虚怀纳物中,自然潜入了内心,而草木也在诗中葱茏起来。在我以往的诗中常常出现的狂暴不安的“雪”,让位给了“细雨”“蝴蝶”“湖心亭的锦瑟”,以及“松鸦的心跳与雪的寂静”……

当我说到雨,未知的天空变暗
灰色的筒瓦有了起伏的深意
正如我说到落日
一个时代像卡在喉咙里的果核
红嘴蓝背的雀鸟飞入丛林

——《雨之书》

很难说水面上漾动的波纹,真的
与你无关;那湖心亭的锦瑟
奏弄的芳菲,莫不是一个翕动的梦?
沉坠于时间深海的潜水钟
从久远的幽闭处升起,一种绽放的声音
淹没了奔逃的耳朵
——《蝴蝶之书》

雪后的山林有不忍落墨的空寂
水杉峭立,仿佛停止了生长
蓄积在树顶的古老的秘密
如一朵浮云——相对于尘世来说
那是完成一半的天堂

飞鸟不知去向,她们追求的消逝
像隐身于一行颤栗的诗
只留下锯齿形的风,急掠湖面
在比树冠更高的深处
松鸦的心跳与雪的寂静合而为一

——《树巢》

不知不觉我在南京已生活了26年,但我的写作还远不如她给予的恩情。南京仿佛一本打开的书,其间有着重叠的历史影像、文化符号和动人的面容,读完这本大书也许用一辈子还不够。南京也是一个有着多重灵魂的城市,线性的历史时间与延展的地理空间混融交织,层叠累积,兼容并蓄。去年10月,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可谓实至名归。南京历史上有名的作家、诗人太多了,仅就当代而言,有代表性的作家诗人绝不少于数十位,尤其是在南京生活写作了几十年的本土作家,他们应该比我更有资格书写“我与南京”的故事。

一个人与一个城市,一个作家与他生活的地域,之间必然会产生认同或抗拒的复杂关系,对此的观察和思考是有意义的,但是不应狭隘地理解地域性,根据地理形貌或行政区划对文学做简单的切割。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不同空间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多个侧面。因此我们应该立体地综合地考察地域性的问题。对于诗人而言,地域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某种独特的自然风物和文化符号,重要的是,诗人与地域之间应当建立起美学的、伦理的精神关联,并将地方性经验和精神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转化为内心元素的地域通过与其对称的修辞呈现出来。在近几年的诗歌写作中,我试图将对抗转化为对话,在倾听与凝视中去开启更多更新的话语空间。


2020.3.13完稿

 
 (此文发表于《诗歌月刊》2020年5期,发表时因版面所限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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