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灯的人

◎梁雪波

中西方语境下的“介入”诗学(2)

◎梁雪波



中西方语境下的“介入”诗学(1)

三、西方诗歌中的“介入”写作


    自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社会政治革命(历史的转场)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艺术自律)的双重震荡,被迫卷入其中的诗人作家们面临着一个始终困扰他们的难题,即在“正义之诗”与“审美之诗”之间如何选择、如何平衡的问题,这像是一场社会学与诗学的漫长的争吵:在马克思“改变世界”的道德律令和马拉美“改变语言”的写作伦理之间游移不决。学者耿占春以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为例,一方面对政治化写作、革命式写作进行了反思,认为应对这类独断式的写作保持必要的警惕,同时也质疑,一种缺少道义担当,仅仅把自己寄托于语言的“个人写作”是否经得住良知的拷问,是否会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对人类事务缺乏关心而再度成为极权思想滋生的土壤?[12]
    马拉美说,“思想是没有装饰的写作”,“是无声地充满心照不宣的不朽言语的写作。”马拉美强调写作的不及物性,为语言引入了否定、沉默、质疑、偶然性、绝对性,以及主体的消失。瓦雷里也认为诗歌是语言中的语言,纯诗就是“绝对的诗”,而诗人的任务是创造与实际事物无关的一个世界或一种秩序,一种体制。
    作为伟大的诗人和流亡知识分子的米沃什,在其著作《诗的见证》中,借表兄奥斯卡·米沃什——一位法国诗人中的隐遁者和神秘主义者——之口,对“纯诗”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评。米沃什认为这种写作是将诗人孤立出来,造成了“诗人和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和误解”,[13]使得诗歌“退出所有人共有的领域,而进入主观主义的封闭圈”,变成一句碎语,一个迅速消失的笑声。米沃什不无讥讽地将这类写作称为“小小的孤独练习”,它们的意义仅仅是“把宗教、哲学、科学、政治从其领域内清除出去”,使诗歌变得更“纯”,而如此一来也就把诗人与更普遍的人类经验割裂开了,诗人陶醉于狭小的自我,而看不到“真实”。同时,这种精英主义的做法,在语言与现实、精神与肉身、诗人与市侩、波西米亚式的边缘人与中产阶级之间,人为地设置了一种等级制,这一点令米沃什感到十分担忧,因为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人们,“人类的种种需要和威胁人类的种种危险都是按照等级制安排的”。事实上,马拉美、瓦雷里的“纯诗”理论,都有一种把语言置于本体论的倾向。哈贝马斯认为过分强调语言的创造能力是一种危险的“将理念物化”的做法,它掩盖了语言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事实。
    米沃什认为诗人仅仅关注语言,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是狭隘的,而对一个非正义的苦难的世界,在诗歌中报以反讽、挖苦,是廉价的。在波兰被德国纳粹入侵后,米沃什曾参加地下抵抗组织,积极从事反法西斯运动,他的行为不可谓不“介入”。对于诗歌,他认为诗歌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同时,诗人应当“活在历史之中”。作为波兰历史上重要历史节点和非常时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可以说,不是米沃什见证了诗歌,而是诗歌要求他做出见证。米沃什也通过自己的“见证之诗”表明,一种既富有艺术性又面对社会现实,既具有个人审美经验又能切入生存血肉和骨头的诗歌,是完全可以创造出来的。
    在“介入”的问题上,萨特虽然对诗歌不看好(“我为什么要让诗歌也介入呢?”),但并不代表他对诗歌缺乏认识,甚至在《什么是文学?》的注释中,他仍不惜笔墨,对现代诗在祛魅化和功利主义时代的处境做出了非常精准的判断,他指出,在这种处境下诗歌必然失败的宿命,而“赋予失败以绝对价值的前景:我以为这是当代诗歌的本原态度。”“诗歌是输家反而成了赢家。为了能赢,真正的诗人选择了输,至死无悔。……如果人们非要谈论诗人的介入不可,那就应该说,诗人是承诺赌输的人,这才是他的厄运的深层含义。”[14]
  在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看来,曼德尔施塔姆就属于这种失败的英雄。在给曼德尔施塔姆诗歌英译本所写的书评中,希尼如此说道:“诗歌也许真的是一项失落的事业,但是每个诗人都必须把他的声音像篡权者的旗帜一样高高举起。无论这个世界是否落到了安全机构和脑满肠肥的投机分子手中,他必须加入到他的词语方阵之中,开始抵抗。”[15]
    希尼一生并没有参与多少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仍敏感于时代与国家的危机,20世纪后期北爱尔兰激烈的宗教和政治冲突,使得每个诗人都面临着现实责任的巨大压力,公众对诗歌的直接的社会功用的吁求让希尼感到困惑,通过与叶芝、奥登、曼德尔施塔姆、赫伯特、米沃什等诗人的阅读对话,希尼一直在思考,诗歌应如何在审美愉悦与道德律令之间保持平衡?在论及诗歌的力量时,希尼指出:“诗歌首先作为一种纠正方式的力量——作为宣示和纠正不公正的媒介——正不断受到感召。但是诗人在释放这些功能的同时,会有轻视另一项迫切性之虞,这项迫切性就是把诗歌纠正为诗歌,设置它自身的范畴,通过直接的语言手段建立权威和施加压力。” [16]在希尼看来,文学写作对现实的“介入”就是“纠正”。当政治集团和社会大众要求诗歌成为政治态度的图示,这时候,希尼坚决捍卫诗歌的艺术性,将诗歌纠正为诗歌,而不是屈从于外在的“重力”;而当人们关注精致甚于关注真实,以至于将诗歌视为空洞的能指游戏,这时候,诗人则必须坚持诗歌的道德力量。正如米沃什指出的,诗歌的真实领域是沉思,这沉思包含着对历史和社会领域的沉思与对永恒之物的沉思,而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交汇、变动不居的,诗歌必须把握其中的责任与双重性,避免单维度的思考对诗歌所造成的伤害,“如果诗歌只面向永恒不变的事物,它会有成为纯学术的危险。然而,当它仅内疚于社会和政治的主题,或仅拥抱社会和政治主题,它有变得歇斯底里的危险”。[17]即便主张“美学是伦理之母”的布罗茨基,也有过“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这样的表述,他的写作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美学上的高度。
  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承续了米沃什的诗歌精神,他一方面认识到诗歌的限度,比如在揭示恶的本源上缺乏明晰的认知手段,但他认为诗歌不可缺少两只翅膀:一只翅膀是“捍卫精神生活”,用诗歌为内心生活赋形;另一只翅膀是关注世界,“为历史守望”。“它勇敢地关注我们世界变化的表面,它寻找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它不知疲倦地执行对现实这一没有尽头的走廊进行勘察的任务,它反对谎言。” [18]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希尼、扎加耶夫斯基这样的诗人就犹如“坐在矛盾修辞法的巨轮上的人”(扎加耶夫斯基),对他们来说,如何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甲板上寻找到语言的平衡点,是写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内尔法斯特》一文中,希尼以审慎的口吻说道:“一方面,诗歌自然而神秘;另一方面,它必须介入这个粗暴的公共世界。”东欧诗人富于启发的创作让他发现了解决审美的诗歌和正义的诗歌之间两难局面的合适方案:在异化的历史环境里,“诗歌本身就是抵抗非人道的暴力现实的基本的人道主义行为,屈服于诗的冲动便是服从良知;写作抒情诗本身就是彻底的见证”。因为,“人性是由纯粹的诗人以其纯净的存在对所有词语的忠诚来维护的,它存在于诗人坚定的发音中”。 [19]

四、汉语中的“介入”诗学及实践

  在国内诗歌界,先锋诗人、评论家周伦佑是最早系统提出“介入”诗学的诗人。1992年,周伦佑在《非非》复刊号上发表了《红色写作——1992艺术宪章或非闲适诗歌原则》,该文论明确提出了“写作即是介入”的主张,“而介入则意味着倾向。不管你是倾向于某一种美学主张,某一种艺术风格,或者只倾向于艺术本身——一种倾向是无法回避的”。显然这一主张可以回溯到萨特的介入理论,但并非如此简单。周伦佑在文中猛烈批判了以闲适写作、逃避现实、拒绝深度、弱力人格、平庸模仿为特征的“白色写作”,高扬以深入现实和制度、强调本土原创、重视语言金属品质、具有严肃批判精神、将艺术高举为信仰大旗的“红色写作”。而在2005年出版的《艺术变构诗学》一书中,周伦佑对《红色写作》一文进行了修改,标题改为《艺术变构:从逃避转向介入》,并用“介入的艺术”全面取代了原文中“红色写作”的概念。[20]笔者将“介入的艺术”大致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1.“介入的艺术”建基于强烈的生命体验之上,包括灵魂与肉体、创痛与欢欣、回忆与幻想等等。
    2.“介入的艺术”不逃避严峻的现实,勇于直面时代的暴力,并甘愿承担起命运的重轭。
    3.“介入的艺术”反对模仿,反对从西方艺术经典中进行主题和意象的横向移植。
    4.“介入的艺术”推崇一种具有力度、硬度、尖锐度、内在张力以及疼痛感的语言品质。
    5.“介入的艺术”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介入”也不仅是内容的介入,而更强调形式上的介入,即以形式革新实现语言变构和艺术变构,激活人类的自由梦想。
    6.“介入”没有禁区,可以涉及包括政治、宗教、伦理等在内的所有领域。
    7.“介入的艺术”同时是一种严肃、正派、真实、健康的生活态度。
    8.“介入的艺术”是对不自由的意识,是对美与自由的永恒不竭的追求。
    9.“介入的艺术”乃是以热血书写的生命意志、一种价值选择、一种绝不妥协的精神信仰。
    10.“介入的艺术”是开放性的,包含着所有艺术形式,它是人类实现自我圆满的美好愿景。
    由此可见,这里的“介入”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立场,“介入的艺术”也绝非某种语言工具论或题材论,而是涵括了艺术创造与个体生命在内的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是生命诗学的系统阐释,也代表着跨过80年代末的理想主义焦土而仍然坚持在艺术前沿不断超越的先锋精神。正如诗人蒋蓝指出的:“周伦佑在八九后严峻的现实中提出‘介入当下现实’、‘深入骨头与制度’的写作理念,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它必然地遭到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汉语写作界刻意地肢解、曲解和吸血。……今天,‘介入当下现实’已成为自由写作界的共识,这是有目共睹的。”[21]
    在周伦佑的“介入”理论中并没有触及诗歌话语在处理社会生活时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性,诗人的介入意志是十分强悍的,甚至带有不容分说的决断,也许这与诗人的生存处境有关,而投身于战斗需要决绝的勇气,也显示出诗人对诗歌修辞学参与创建社会情境仍然持有信心。对于权力、体制、物质与消费市场对诗歌形成的挤压这一时代困境,周伦佑采取的是一种抗击的姿态,正是这一姿态成为我们这个精神孱弱时代一个令人感佩的剪影。
    组诗《刀锋二十首》《反暴力修辞》等,集中体现了周伦佑“介入”写作与艺术变构精神,而近年来完成的长诗《后中国六部诗》则具有一种集大成的格局,该书由六部长诗构成,包括《自由方块》《头像》《遁辞》《变形蛋》《象形虎》《伪祖国书》,是周伦佑在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中秉持“介入”写作,坚持不懈进行艺术变构的成果。其中前三部诗是反价值、反文化、解构的,后三部诗是反体制、反暴力、建构的。从带有语言狂欢色彩的审美决裂到精神启蒙的火焰升阶书,从对价值幻觉和话语权力的消解游戏到深入体制迷宫与暴力中心的解构性探险,从精神舔血的青铜剑锋到与极权对峙的思想力博弈,周伦佑以坚韧不拔的创造力完成着自己与时代对称的水晶练习。
    在这里,“介入”是一种自觉的写作意识和实践。针对90年代后文学中普遍的犬儒化倾向和功利主义写作,周伦佑以及“非非主义”提出了“大拒绝、大介入、大建设”的艺术主张,这里的“大介入”是指保持独立的艺术原则前提下的介入,它没有政治行动的意图,而是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对艺术无禁区、对写作自由的再次重申,同时也是对写作难度的挑战,表现出一种维护艺术变构的活力,和用文学参与精神重建的雄心。
    也许是意识到前期“介入”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缺失,2012 5月,周伦佑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以《“介入”与写作的有效性》为题所做的学术演讲中,一方面对西方“介入理论”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梳理,同时,返回到“介入”理论的存在论本源(海德格尔),对“介入”重新定义,并首次提出和阐释了周伦佑维度的“介入方法论”。
    在《“介入”与写作的有效性》一文中,周伦佑如此宣称:

       我观念中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真实,探寻生存的意义。”所以,在我看来,只是“干预生活”,还不是真正的介入;只是“暴露阴暗面,”也还不是真正的介入。真正的、文学的介入是“去除遮蔽”——即我定义的:“介入即是去除遮蔽”![22]

那么,文学写作如何去“介入”?周伦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

    ——去除意识形态虚假陈述对历史的遮蔽,还原历史的真相;
    ——去除主流宣传话语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揭示出现实的真实;
    ——去除谎言和恐惧对诗人、作家心灵的遮蔽,敞现写作者内心的良知和精神的自由;
    ——去除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对诗人、作家感受力的遮蔽,探求新的感受力和新的表现形式。[23]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在周伦佑之后,除了张闳的一篇撰写于1999年的文论《介入的诗歌》,此外鲜有关于诗歌“介入”的系统性论述,但是涉及到相关话题的文章却并不少(文学评论家何言宏于2007年出版有评论集《介入的写作》,其中涉及的主要是小说作品)。也许是“介入”一词在汉语里的字义过于“刚硬”,一些评论家在论述时则代之以相对温和的概念。例如在诗歌评论家陈仲义看来,当下先锋诗歌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是如何解决“现代诗语的私密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他的建议是,“把有机性作为一种严重对立的溶解剂。对此纠偏与和解的一种有效方法,是把文本形式因素的自足与外部公共性视为某种可以互嵌的共同结构,先置于这一前提下,再来探讨各有侧重的关注面。”[24]在已故诗歌评论家陈超看来,一种既具有介入性又达到相当美学高度的汉语诗歌,至今仍然十分罕见,为此他曾撰文呼吁一种将历史性与个人性并举,在现实与文本的相互指涉中,实现“写作的先锋品质与生存现实的介入的同时到场”的诗学。而实际上,在汉语诗歌的精神矿脉中始终涌动着“介入”的地火,例如,以周伦佑、蒋蓝、陈小蘩、袁勇、董辑、雨田、孟原、梁雪波等为代表的“后非非”诗人,以野梵、蓝冰、袁小平、默雷、许晓青等为代表的“湍流”诗人,以及诗人孟浪、蓝蓝、朵渔等,都以他们鲜明有力的“介入”写作,与权威话语、制度话语和祛魅化的日常话语展开三种维度的抗辩,用锲入历史的异端美学和自由精神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有力的见证。


注:
[1][7] [8] [14]《萨特文学论文集》,第116页,第81页,第76页,第93页,施康强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2][]罗纳德·阿隆森:《加缪和萨特》,第75页,章乐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6]郑海婷:《文学“介入”的多义含混》,载于《福建论坛》2015年第3期。
[4] [5] []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第103页,第105页,闫素伟 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 阿多诺:《论介入》,常培杰译,https://www.douban.com/note/635231896/
[10][11]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第26页,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耿占春:《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第37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3]米沃什:《诗的见证》,第36页,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5]《希尼诗文集》,第322页,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年。
[16]《希尼三十年文选》,第344页,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17]扎加耶夫斯基:《中心不固定》,载于《西部·新文学》2013年第1期,第148页。
[18]扎加耶夫斯基:《捍卫热情》,第114页,李以亮译,花城出版社,2015
[19]欧震:《重负与纠正》,第190页,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年。
[20]周伦佑:《艺术变构诗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21]蒋蓝:《体制外写作的命名与实践》,载于《非非》总第11卷,第46页,新时代出版社,2004年。
[22] [23]周伦佑:《“介入”与写作的有效性》,载于《非非》2016(总第13卷)。
[24]陈仲义:《私密与公共:现代诗语之纠结》,载于《诗刊》2014年第10期。



【全文发表于《原诗(第三辑):中西古今的互文与借镜》(刘强 主编,岳麓书社,2019年12月版),《原诗》为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创办的大型诗学集刊】


返回专栏
©2000-2020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