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灯的人

◎梁雪波

中西方语境下的“介入”诗学(1)

◎梁雪波




摘要:关于“诗歌与现实”“诗歌的公共性与个人性”是近年来屡屡提及而又分歧较大的诗学论题。本文试图从源头厘清“介入文学”的定义,并通过考察在中西方语境下“介入”之词义的异议、转换、重构,以及米沃什、希尼、周伦佑等中西方诗人对“介入诗学”的各自阐释与实践,进而指出,在真正从事严肃写作的诗人那里,诗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争吵从未停止过,但也正是这些错杂激辩的声音构成了诗歌写作的多样性,体现出诗歌内部消化与生长的力量。

关键词:介入  先锋诗歌  萨特  阿多诺  时代语境  艺术自律  个人性  公共性  米沃什 希尼  周伦佑  见证的诗学



    近年来,有关“诗歌与现实”“诗歌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等话题时常被诗人和评论家们提出来讨论,但是往往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而难以达成普遍的共识。《星星》诗歌理论月刊曾在2011年第11期专门就诗歌的“介入”这一话题组织过一场讨论,撰文参与讨论的诗人包括严力、陈东东、蓝蓝、桑克、江雪、何同彬、梁雪波等,大家从各自的认识和角度展开论述,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歌的功效、诗歌话语的特殊性等多个层面进行辨析。其中尽管存在着一些概念上或认识上的差异,表现出论述者在不同话语类型之间的纠缠与滑动,但最终的结果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以“反对诗歌工具论、维护审美自主性”为前提,凸显出诗歌话语本身的求真意志,亦即诗歌必须忠实于生命和语言的双重检视,而不是或者沦为政治的图解,或者停留于文字游戏而漠视他者的生命、无视生存的真相。事实上,在诗歌的自律性、诗歌与当下世界的内在勾连、诗歌的现实功效等问题上,诗人们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分歧。主要的分歧集中于:“介入”概念本身的界定;诗歌是服务于语言本身还是某种道德律令;如果有一种“介入的诗歌”,那么是在何种意义上的介入,以及如何介入?由此进一步展开的质疑还有,诗歌的“介入”是一个纯粹的诗学问题,还是批评家为了方便言说而人为设定的简易标签,再或者,只是诗人的一种政治焦虑在写作中的投射?基于以上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介入”理论的提出与演进做一番大致的梳理也许是有意义的,而通过考察在中西方语境下“介入”之词义的转换、旁逸与重构,可以发现,在那些真正从事严肃写作的诗人的内心,诗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争吵不仅从未停止过,而且常常使诗人不得不置身于“悖论的森林”,但是也正是这些错杂激辩的声音构成了诗歌写作的多样性,体现出诗歌内部消化与生长的力量。因为归根结底,诗歌并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抽象本质,它是诸种矛盾和冲突对撞摩擦的一个场域。每一个真诚的、严肃的写作者都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都不能不思考,并试图去把握变化着的历史和现实,进而在语言与精神的搏斗中,使诗歌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得以最大程度地呈现。

一、什么是文学的“介入”?

  关于文学的“介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对“介入”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众说不一,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不清,有必要重新回到“介入文学”的始作俑者萨特那里,来探讨这个在他看来也许本应早已完结的话题。
  1947年,萨特在《现代》杂志发表了带有论战性质的长篇文论《什么是文学?》,正式提出了“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的概念,并从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几方面详细地展开辩护。在文中,萨特批判了戈蒂埃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坚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立场,主张作家应自觉地将生命个体投放到时代当中去,承担起社会历史的责任,他强调作家应勇于面对处境的压迫,“紧紧拥抱他的时代;这是他唯一的机会:时代为他而造,他为时代而生。”为此,萨特呼吁作家们行动起来积极干预公众生活,对社会事务中的不公正、非正义进行公开表态,“让精神走上大街、集市、商场和法庭”。在萨特看来,写作或言说就是一种行动,“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自由、保卫自由,“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1]  
    萨特的“介入”理论,认为文学应当对当下表态,言说就是行动,就是揭露和批判,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直接性和有效性,这项严肃的重任交由散文(包括小说、戏剧)来承担显得合情合理。在论述“为什么写作”的章节,萨特以滔滔的雄辩和决断的语气充分估计了写作主体的作用,要求写作主体去影响和引导读者进行再创造。这种要求自然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当时正值二次大战后,是西方知识分子十分活跃的时期,不仅萨特,包括加缪、波伏娃、雷蒙·阿隆、莫里亚克等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在各种公共事务中发出声音,而在知识分子中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比较激烈,因此政治介入是知识分子们普遍和自觉的选择,萨特作为“主体理论的人道主义最后一道大坝”,对他来说,文学正是一种介入的工具、一种道德律令、一种选择武器、一种自由吁求。
  颇有戏剧意味的是,就在萨特以文学界泰斗的地位呼吁“介入”,呼吁战斗的时候,年轻而无名的罗兰·巴特完成了《写作的零度》一书,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萨特的“介入”主张。罗兰·巴特提出的零度写作(中性写作、白色写作)剥除了附加在语言上的社会性、神话性、道德压力和历史情境,是一种纯粹的中性的写作。被萨特所批判的形式主义趣味,恰恰为罗兰·巴特所推崇,认为这种专注于语言技艺的写作扩增了语言的种种可能性,它与“自由”一样,同样被历史赋予了发展的契机。在巴特看来,写作承担的是形式的伦理,而不是道德的律令。罗兰·巴特就这样加入了与萨特的思想论战,他的介入方式就是“不介入”!
    更有意思的是,罗兰·巴特在书中将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当作零度写作的典型例证,而萨特也一度把加缪拉入存在主义的阵营,因为加缪积极参与政治实践,撰写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社论,萨特将其视为新一代的左拉和伏尔泰,他的《鼠疫》等作品也被当作“介入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但是,加缪对萨特的做法却颇有微词,在加缪看来,萨特对介入的吁求是承继了黑格尔的可怕的恐怖,是把人限制在了历史里,或者说,将历史置于了个人之上。加缪并不质疑作家“描绘今天的激情”和“我们时代的戏剧”的需要,但坚持捍卫作家的自由。在一则日记里,他说,“比之介入文学,我更看重介入的人。生活中的勇气和作品里的天才——不是那么不值一提的。进而,当作家冀望介入的时候,他就已经介入了。他的价值在于他的冲动。但假如这成了一条律令、一项职责或一种恐怖,则价值何在?”[2] 
    在萨特之后,法语littérature engagée一词已经成了关于“介入文学”的专有术语。然而,在英语中,并没有与源出的法文单词engager直接对应的词语。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语义学上的考察,发现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学者在使用“介入”的概念时存在着多义共用、多义共存的现象,engagecommitintervenecommitment等这些语义相近的单词都被用来对应“介入”。而在汉语中,这些词语又被翻译成诸如“介入”“干预”“倾向”“义务”等等含义各不相同的词。[3]那么,当“介入”理论传译到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文字中,“介入”的内涵是否发生了某种偏移或误读?或者回过头来说,在萨特那里,关于文学的“介入”是否已经得到了充分和确定的阐明?
    实际上,萨特的介入理论在前期和后期有较大的不同,甚至有相互抵牾之处,以至于给人以前后矛盾的印象。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就意识到了萨特“介入”观的矛盾性和歧义性。他在《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一书中分析了萨特的“两种介入理论”,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萨特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作家”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和角色。而早期的“介入”理论在“作家萨特”的笔下,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态度,不如说是一种哲学理论,强调的是语言的形而上的力量,“介入首先意味着:意识到话语的力量”。[4]
    尽管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现象,但对于萨特的“介入”理论,列维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反对人们对萨特的歪曲,甚至为萨特辩护——“《什么是文学?》从来没有说文学应当为政治事业和政治斗争服务,从来没有期待文学产生为正义、真理和善良而斗争的诗歌和小说。” [5]他总结说,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准确回答了三个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写什么?萨特的回答是:写今天。写现在这个时代。“他鼓励作家们仅仅抓住属于自己的时代”,将文学“和活生生的、火热的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时代“在笔下开花、获得生命”。
    第二个问题:为谁而写?萨特的回答是:为今天而写。“介入的作家不是要面向未来的、遥远的,因此也就是梦中的时代,而是要坚定、果断、明确地面向他所处的时代。介入的作家不满足于讲述他生活的时代,还要下定决心为这个时代而仗义执言。”
    第三个问题:写给谁看?萨特的回答是:给多数人。给绝大多数人。萨特认为,书写就是行动,每个句子都应当在人和社会的各个程度上产生回响,因此要尽力消除文字和读者、文字和文字之间的距离,所以萨特尤为关注媒体新闻,看重戏剧的现场性和直接性,他自己在晚年的写作也越发接近海明威式的纪实风格。这种开放式的写作,更多地凸显出萨特自身的丰富性和知识分子魅力。
    在《家庭的白痴》这部关于福楼拜的传记中,显示出后期萨特的思想转向——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向作家立场的回退。“作家是反思的,因为诗和散文已经成为批判艺术。马拉美就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批判的诗’。写作,同过去一样,在今天总是意味着让写作成为问题。” 当晚年的萨特把“介入”的视域扩展到福楼拜、马拉美这些作家身上时,已经不再固守某种政治批判的立场,而是在维护文学自律的前提下,强调文学对人类全体所肩负的道德责任,因此他把福楼拜、马拉美的作品称作“一种深层的介入……是圣经意义上的真正激情”,“文学介入,这归根结底就是承担全世界,承担整体。” [6]

二、诗歌能否“介入”?

    在萨特看来,能够担负得起“介入”职能的文体只有散文(包括小说、戏剧),而诗歌与音乐、绘画、雕塑一样,并不适合“介入”。有人因此认为萨特对诗歌抱有成见甚或讨厌诗歌,为了回应这一批评,萨特对散文与诗歌这两种文体功能的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阐释了诗歌的特性以及诗歌在实现“介入”上的困难。
  萨特认为语言作为符号具有一种行动的意向,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即是通过语言权力开始自己的政治介入行动。在其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又极易受到物质情境的左右而失去自身的选择性和判断力,为了改变这一情境,作家必须揭露它,“我揭露它,触及它的核心,我刺穿它,把它固定在众目睽睽之下”。 [7]萨特认为能够发挥这种效力的只有散文,作为一种理性的交流话语,散文能够精确而明晰地揭示与命名,“散文作者的行为方式是通过揭露而行动”,词语仅仅是为他效劳的工具而已,他与意义直接打交道,他运用词语不是表现意义而是重在表达意义,以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为目的。而与散文作者相比,“诗人是拒绝利用语言的人”,诗歌使用文字的方式与散文不同,甚至诗歌根本不是使用文字,而是用词语组合的方式创造一种“句子-客体”。萨特认为,音符、色彩、形式不是符号,它们不引向它们自身之外的东西,它们都是一种物,因它们自身而存在。诗歌与意义只有间接的关联,它的意义浇铸在词里,“被词的音响或外观吸收了,变厚、变质,它也成为物”。所以,散文与诗歌的区别在于,散文作者使用语言是功利性的,诗人是非功利性的;散文的语言是透明的,指向自身之外的意义,并被获得的真理所照亮,而诗歌的语言是隐晦、含混、歧义、向内的,具有物的不透光性。“词语使散文家与自己分离,把他投向世界的中心,而对于诗人来说,却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他自身的形象。”[8]
  可以看出,尽管萨特对诗歌的认识接受了自兰波、马拉美以来的现代主义诗学的某些观念,但是仍然存在着理论漏洞,例如,萨特所说的符号与后来的符号学理论中的符号并不相同,符号学理论承认符号具有物质性和表意性,而萨特仅承认表意性,否认符号的所指性征,所以,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类型被他排除在了符号之外,不具备他所说的“介入”的功能。
   针对萨特的“介入”理论,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1962年的文章《论介入》以及专著《美学理论》的部分章节中,专门探讨了文学“介入”的问题。阿多诺不同意萨特的观点,认为后者的“介入”观有把文学降格为政治宣传的危险,强调要把“介入”(commitment)和“倾向”(tendency)区别开来,他以“艺术的二重性”为逻辑起点,阐述了“自律”与“介入”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任何自律艺术都具有社会性,艺术介入必须以艺术自律为前提。认为带有政治预设的介入文学往往成了蹩脚拙劣的政治图解,从而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奥斯维辛之后不是不能写诗,关键是如何写,比如不能把苦难娱乐化,那同样是野蛮的……阿多诺认为,只有自律的审美形式才是对异化现实的尖锐对立,它超越了政治抗议,而其所包含的革命精神又使得它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它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鼓励介入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的冲动。” [9]
    阿多诺关于“介入”的论述,关于艺术二重性的辩证认识,对我们考察诗歌与介入的关系,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众所周知,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散文化的世界,平庸、陈旧、喧嚣、功利、失魅,而诗人坚持对个人感知和想象力的维护,以隐秘的个人修辞学抵抗外在暴力的入侵,正是诗人用持续不断的革新造就了一个自律性的诗的世界。然而悖谬的是,在构筑和维护这一梦幻王国的同时,诗歌也失去了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力量,在政治、经济、法律、新闻报道等众多话语类型中成为权力最微弱的一种话语。它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个人内心经验的主权,而不是制度授权。这真是一个“暧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理性交流话语在参与社会事务方面发挥着广泛的效用,它具有清晰的指涉、明确的言说主体和表达意义的直接功能,但是诗歌话语恰恰显示出相反的倾向,它跳跃、隐喻、象征、碎片化、不确指、朝向内心、悬置判断,无法在社会事务中担负交流、陈述、论辩等话语职能,这正是诗歌话语的内在矛盾性,“它的美学的自律性,它独特的修辞学,它对文本自身的关注,使诗歌在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上的作用受到了质疑”。[10]而指责诗歌的人,其实忽视了诗歌话语的特性,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批评时所依据的标准恰恰是一个“反诗歌”的立场,一个政治的立场,他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其他话语的无力或不作为转移到了对诗歌的越位期待上。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对“介入”的字义解释是“插入两者之间干预其事”。而实际上,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社会功能是隐微的,通常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爱尔兰诗人希尼就曾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鲁迅也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如果说确实有诗歌“介入”到历史现实中,并产生了“干预”的作用,那么也是以间接的方式完成的。上世纪80年代初,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的崛起曾经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开启了文学变革的潮流,但是朦胧诗也不是直接参与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论争当中,而是以塑造社会象征或群体表征的方式产生作用的,“没有表达自由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分解、内折、折叠的方式进入文学话语”,造就出一种抵抗的诗学,这种诗歌话语“不仅表达了群体经验,塑造了群体表征,而且因为其异端话语的性质获得了充满激情的形态”,从而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11]但在经济社会,有效的群体表征的基础正在被瓦解,宗教神话的衰落、革命乌托邦的失效,一个可以为大众共享的象征背景已经不存在了,利益的充分个人化和交换价值使群体表征失去了真实意义。
    在某种极端的情形下,诗歌可能会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在荒唐的“大跃进”时期,六亿神州尽诗人,整个中国兴起了一股全民诗歌运动,不分男女老幼,几乎人人写诗,各种万人赛诗会热火朝天,大放诗歌卫星,区区一个县就有几万诗人,创作出几百万首诗歌。但是那些运动出来的诗歌有哪一首留存下来了?如今,那种在绝对权力主导下的诗歌竞赛也许不会复现了,却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社会遭遇突发性事件时,往往也会需要诗歌出场,借助诗歌塑造一种群体表征的力量来解决意识形态上的危机,例如“地震诗”就是一个范例,但是这些诗歌在文本上大多经受不住时间的检验,随着事件热度的消褪也便很快被人们遗忘。


文章后半部分见链接:中西方语境下的“介入”诗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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