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旷 ⊙ 曾德旷的诗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另一种诗歌精神

◎曾德旷



殴打与选择
——或者另一种诗歌精神
作者:曾德旷



在写下《混乱与挣扎》和《圆周》两首使我心力憔悴的长诗之后,我深感自己江郎才尽。我原本有志于在本世纪末再写两首一千行左右的长诗,但是,痛感于这是一个缺乏诗意的时代,以及永远无法改变自己日益弩钝的心灵,我总是忧心重重更多的时候则纯粹是一种怨天尤人的绝望。我感到我几乎不可能完成这计划中的第三首和第四首千行左右的大诗,除非这个世界突然发生我所梦见的震荡,或者我的私人生活突然出现某种足以改变灵魂的大事件(例如革命、动乱、战争、或者癌症和牢狱这灾等等)。当然,从理论上讲,我这种心理可能属于变态,但是事实却莫非如此。

相比但丁、歌德、拜伦和布罗茨基而言,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已经令所有的诗人缺乏或者是歌颂或者是对抗意义上的激情。顾城不是自杀了吗?而王家新毅然从英国回京教书。我忖度当亦是出于一种无可奈何共落去的忧愤。一九九五年大荒有过苦难经历的梁晓声和郭晓林的激烈反感。对于文革那一段经历,事实上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略有接触而知之甚少,但是无庸讳言,不有文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没有当时那种强烈的政治氛围的熏陶以及由此带来的深深失落及其反思,就决不可能产生象北岛、杨炼、顾城、芒克等一大批对现实不满而对未来无限憧憬的理想主义情绪极浓的朦胧诗人群,也不可能产生象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深知民众疾苦且在疾苦中形成超人意志的知青小说家部落。确实,北大荒那一段非正常的动人经历使千千万万亲身经验经历者感觉到了炼狱式的痛苦,但是正是这种痛苦构成他们可歌可泣永远令人难民忘怀的丰富人生,至少,他们可以或自豪或伤感或悲怆地向他们的子女讲叙那一段段往事,他们甚至可以弃故乡于一隅而把当年曾奉献火热青春的北大荒当作自己的根。尽管近二十年过去了,可他们回望那一段真实的铭心刻骨的岁月仍旧一往情深。

是的,真实,这样一个词出现他们文本中决不是偶然的,这个词甚至时间无关,而只与永恒有关。真实并非指我们天天过着的日常生活,而是指那种真正留在记忆之中曾经从灵魂背后刺得你体无完肤永难忘记的情感经历。所以,相对他们,我这个年龄左右的青年诗人或青年小说家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激动过和主宰过无数千千万万无辜者命运的坎坷而丰富的人一历程。现在,有些诗人与作家写作凭空想象,写出来的作品缺乏文学价值就不难预料,尽管他们可能在作品中叫得最凶喊得最响,尽管他们可以集结在各种耸人听闻、眼花缭乱的或主义流派的大旗下冲锋陷阵,尽管不断有时髦的批评家为之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字里行问却仍缺乏那种真正能给作者和读者带来深沉压迫或无限提升的刺激和愉悦,也不能形成一种真正发根于本民族的历史记录,最多不过是青春期力比多剩的自我呻吟,或者是中年人过早老化的老年痴呆症慨叹,而我深知我的内心的局限或敌人也在于此,时下中国文学界的弊端亦在于此。




记得有一次与唐晓渡在一块聊天时,我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我说:“布罗茨基和曼杰斯塔姆以及叶赛宁,正是在以自身渺小的个体意志对抗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时获得了巨大的意义”。但是,在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各国,却再也不可能产生类似的诗人作为某个上帝的代言人直接越过国家机器向民众隐喻地发号施令的超级文学现象了,而布罗茨基作为一种象征,犹如北岛作为一种象征,他们在社会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文基础已受到动摇和怀疑。据说北岛在获得一次诺贝尔奖提名后其形象与地位、影响力与号召力反而江河日下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随着东西方对抗形势的极大缓和,更多的诗人在语言的探索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直接面对语言自身的无穷魔力并试图作出自己的理解与挑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唐晓渡则据此说明时代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性,并声明不是中国诗人死了,而是诗死了;而具有类似观点的陈晓明则在一次讲座中向听众强调小说死了,两者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管陈晓明与唐晓渡的说法是否正确,我想至少反映了目前文学界对文学前景失去信心,对时代感到绝望的这一心理现状,而且他们的本意皆是在于提醒人们反思时代并进而超越时代。但是,究竟怎样才能在这样一个灰不溜秋的时代获得重新作人(指一种人的理想状态模型)的权力与能力,致却至今是摆在每一个诗人和小说家面前的首要问题。在此,我完全赞同唐陈两位的高见。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文学家不管你怎么努力,你只能注定是那个西绪福斯神话中失败命运的承担者,但是明知这样你又不得不去努力,不得不成为那种个人悲剧的制造得和受害者,除非你去自杀,可是甚至连自杀也推动了它本该具有的形而上意义,而只是日常生活中一段微不足道的小小插曲而已。



写作此文期间,据悉北京一家很不错的诗歌理论刊物将在文采阁为一位湖南青年诗人召开作品研讨会。我本该表示祝贺,但后来确悉该研讨公必须由该作者或自掏腰包或自拉赞助承担三万元左右的会务费时,我大吃一惊。虽然这位青年诗人的诗写得相当好,而且一直是我敬重的朋友与师长,我依旧感到了某种悲哀,为他、为自己,也为我们这样一个号称诗国的国家及其民族感到悲哀。

谁有钱谁就出诗集,谁有钱谁就能开作品研讨会,谁有关系谁有势力谁就能在一些重要一刑物的重要位置连篇累牍的发作品;谁能与评论家称兄道弟,有关谁的评论就泛滥成灾,这种现象不是个别,而是相当普遍,而且看不到某一天会消亡的征兆。确实,诗歌步入市场经济的步伐迈得真够大的,而且不知不觉就莫名其妙地陷入了它的泥坑,当我知悉北京诗坛的一些掌故之后,我不得不对中国诗歌的所谓现状和格局表示怀疑,我相信,犹如尼采所言,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来次比较彻底地“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否则中国诗歌只能在表面上热闹缤纷实则暮气沉沉的吵闹声中走向它原本不该有可悲结局,这并非危言耸听,你只要从戈麦和顾城海子之死犹可略见一斑。

戈麦之死如海子之死虽然都属于“诗人之死”,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同。有人说海子是出于不能正确处理自卑情绪和自狂情绪的两极撕扯而死,因为来自安徽乡村的他一方面迷恋乡村,另一方面对乡村生活又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深深恐惧,这就好象他身处北京郊区的卫星城昌平一方面对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总是妄想进入这个超级都市的中心为圣为王,这样一种谎诞的生存状态终于导致了他人格上的分裂。并最终导致他以死为旗。我不完全同意上述看法,我觉得海子之死更多的是出自他的觉悟,他的自杀是自觉地在行使某种为乌托邦献祭的权利与义务。相对海子而言,戈麦之死要来得更加不露形迹和突然,不仅我们从戈麦的诗中看不到诸如海子诗中频繁出现的死亡的意象和死之情结,而且戈麦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与表现也远不及海子那么偏激和桀骜不逊。

据戈麦生前几位同事向我所说,戈麦的日常行为更像先他而去的校友骆一禾,颇有少年老成的长者风度,并且不无某种惯于在沉默中深藏玄机或在侃侃而谈中藏匿其内心企图的可能,这种性格和行为也使得他的诗比海子的诗更具有多义和歧义等多重理解的可能性,从而也给理解和研究戈麦德诗留下了多种极待开发的处女地。由于戈麦的创作及其生平被一般读者所了解的范围不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及顾城与海子,因此戈麦之死波及的心灵之约以及他的诗歌影响相对而言也要小得多,然而,事实上戈麦诗的成就也许并不比海子和顾城逊色(我这样说并不旨在贬低海子也顾城),只不过鲜有人进行重视和挖掘罢了。我相信,几百乃至几千年之后人们不会忘记有一位叫戈麦的诗人曾经到过一个叫地球的人类家园,犹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有关太阳的海子神话和有关眼睛的顾城传说。




这首《龙化石》献给戈麦,此前我写过一首献给海子和顾城的长诗《圆周》,遗憾的是《圆周》未能顺利全文发出。对于中国所有已经自杀和准备自杀的诗人,我都表示自己最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最好的诗不是由文字写的,而是用血和泪写的,是诗人如海子式的巨大死亡,它所反映的不应是温情脉脉面纱下风花雪月或者乡土情怀加上爱情小调再加上青春慨叹的畅销三明治,而必须是现代人内心深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血淋淋的前疮百孔的受伤的秘密,或者说是麻木的外衣所覆盖之下的对于前生和来世的突然回忆或偶然憧憬所唤起的那一点点倏忽即逝的灵魂之光。如果说生命的轮回只是一种对于长生不死的虚幻寄托,那么语言的轮回是否存在?而诗人之死是否就是进入语言轮回的最真实最直接同时最稳定的途径?!海子的自杀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绵长的,甚至要超过他的诗,而顾城和戈麦之死同样对我的灵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我不得不面对同一个严峻的近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办?怎么选择自己的死或者说怎么选择自己的生?怎么达到一种真正的诗歌精神?

既然有人提出“诗到语言为止”,我不得不更相信这样的创作格言:“诗到死亡为止”。这一提法并不单纯是根据对称原则而自创的哗众取宠式的诗学宣言,也不是借此否定语言的诗歌写作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一种诗人必须进入诗意存在的人生态度,反对空洞的言之无物的矫情诗和伪诗。在此,我并非预言自己将来一定会走海子等人的道路,我也不想承担所谓鼓励诗人和诗作者一味去钻“死”胡同的教唆犯或杀人犯罪名(我既无这个能力也无这个用心)。我只是愿意时刻刻意提醒每一个诗作者,如果他的诗不是已经触及或者准备触及死亡的本质的话,那么我想至少在我看来,我的诗算不上好诗,而他本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诗人。

因为现实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麻木和堕落已使我们几乎人人都成了行尸走肉,我们既感觉不到生的价值,又感觉不到死的意义,这句话说,我们都是从拿撒路而来,既不会说,又不会做,也不会思考,只能像被计算机控制的电脑一样,按固定的程序去吃饭、睡觉、屙屎、挣钱,一天接一天,每天都这样循环往复直到有一天走进火葬场。在这个并不短暂也不漫长的过程中,不有丝毫的激动和敏锐,也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前途和来世的曙光。也许有许多人早已察觉到自己处在这种非生非死的巨网中,但是对于改变现状每个人又实在是无能为国,而随波逐流息我沉沦却委实有点心有不甘,于是社会上日见其多的边缘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诗人正是这种边缘人的典型。可以说唯有诗人才是这个时代价值分裂所造成的心灵爆炸的最大受害者。

相对八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晚期那些诗人,九十年代的诗人显然要艰难得多,这种艰难不是指谋生活命和发表作品的困难程度,而是指心灵更难以在现实中保持诗人应有的敏锐的洞察力、清醒的良知和梦幻的激情。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诗人的真正存在状态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和遮避,就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寸步难行,甚至无端地被周围的公众视作精神病患者和社会公敌,而社会保安部门和公安派出所也时时对此虎视耽耽,一俟有机会就对之实行专政职能。对此我有深深体会,在我流浪四川、湖北、北京期间,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过街的老鼠,随时担心别人会背后给我头部一记狠狠的闷根(或许这正是诗意化存在状态的一种)。后来我有意识地融入大众化的世俗生活,结果生活中的苦难和矛盾虽然减少了,但写诗的灵感却再也找不到了。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这种局面是他同样所不愿看到的。于是某种不可避免的荒诞局面出现了,即一方面他努力想进入大众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又恐惧进入他正在经历的世俗生活,最后他在两者的平衡点上失去自我。



1994年8月,欧阳江河在《花城》发表《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文中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写作”这五概念。但是,凡是了解中国实际现状的诗人都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写作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诗人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方向,它很可能误导中国诗人,特别是误导一些涉世未深急于成名的青年诗人走上创作歧路。我在这里强调“误导”是因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口号确实富于诱惑力,由于西方各种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同内诗歌暴政的隐藏性和普遍性,一些赋有实力的青年诗人感到没有出路,希望通过移植西方的理论方法和历史语境甚至词语意象成就自己诗的事业原本无可非议,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知识分子写作”本质上是一种逃避中国诗歌暴政、逃避中国苦难国情而躲进象牙塔逍遥自在的行为,这让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期一些高喊抗日口号的文人想方设法出国等到制高点胜利后又纷纷回国坐享其成的作法、有良知的人不难看出那种作法的自私性和投机性。还有一具体的例子,比如周作人,文章确实写得绝好,然而其在国难当头时的行为却永远令富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不齿和痛心。

相对朦胧诗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在艺术技巧上可略胜一筹,但是它的本土性、时代性、人民性却值得怀疑,而且最要命的知识分子写作无法获得历史语境的衔接,因为中国人尽管可以套用西方的理论,中国的现实生活却无法与西方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政治语境完美的衔接,说得露骨一点的就是,一个中国人即使想作洋鬼子也只能是一个假洋鬼子。实际上的情况也莫非如此,诗人廖亦武曾经把黑龙江诗人张曙光发表在《倾向》七、八期合刊中的一篇短小说指给我看,开篇这样写道:“那只金丝雀死了,全镇子的人几乎都来送葬,镇长也亲自到场了……”,廖Y武批评道:“这种多愁善感是从西方贵族童话里抄来的,没一点人味。”类似的行为与作品在欧阳江河的战友中自然并不少见,我不知道别人看后是怎么想的,在我看来那样的作法和那样文章如果不是故意卖弄自己的所谓知识那么就是黔驴技穷用西方的大幌子拿来吓唬中国实际上早已麻木的稻草人。试想肖开愚的轻歌剧、欧阳江河的空中花园,陈东东的海滨、西川的天鹅、翟永明的后花园、钏鸣的树巢和行星等等,距离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有多远,而他们那中贵族倾向过于明显的诗歌如果一个角度去看是否正是《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诗歌体裁的翻版呢?

要知道在当代劳国,不仅中国的平民百姓没有贵族气,连包括所谓高干与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上层建筑同样没有贵族气,当然欧阳江河现在有外国老婆和外国基金会养着,翟永明可以高枕画家丈夫的大腿悠哉游哉,而西川与陈东东、张曙光等虽然条件不及前者优越,但是相比中国老百姓却还是可以高高在上会为五斗米发愁更不用说去为一顿饭惊喜了……这也难怪他们的诗总是如芭蕾舞一样华贵富丽,如钢琴曲一样动听迷人,把各种各样梦想过贵族生活的读者,同时也把他们自己深深迷醉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觉中,

老实说我也曾一度迷醉其中,但是通过几年来充满屈辱和辛酸的流浪生活,我懂得了中国人距离那种幻觉实在是太遥远了,中国不仅有数量多得惊人的文盲和半文盲,不仅有数以万计的失学儿童和被拐卖的妇女,不仅有被无辜拘禁甚至折磨而死的百姓,还有一天批依靠诗歌暴政起家的诗奴和诗痞,以及形形色色杀人不见血的诗歌叛徒……面对现实生活中数不胜数的苦难和丑陋,我的神经早已麻木了,我自己也已经日益堕落成为一个媚俗平庸的小人,但是我还是在自己在长计《混乱与挣扎》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悲惨是悲惨者的天堂
幸福是幸福者的地狱”

这一句诗明显地表达我对追求贵族倾写的诗歌写作的不同意见。通过最近两年在北京流浪的亲身经历,我更坚定了这样一种类似“诗到死亡为止”的写作信念,我想,尽管我可以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方式及其作品可以保持敬意,但我只能敬而远之。因为在我的血液中,流动的不是中国贵族的血,更不是外国贵族的血,而中国最普通最贫穷最卑微的劳动者的血,给了我文学和诗歌的根,而一旦有朝一日我脱离了这条血浓于水代代相传的无形的根,我的写作也就写到了尽头,犹如我的生命如果脱离那种自由的状态我就会成为行尸走肉一样。

事实上,当我混迹北京的十字街头时,从来就不是那些达官贵人、大款大亨、名流教授,也不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画家演员诗人感动了我让人敬畏,而是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流浪画家和民间艺人,以及那些被警察赶得到处跑的妓女、和被房东撵走又不得不再去接受另一个房东剥削的外地打工者,是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友谊和精神上的动力,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他们才是我精神上的导师和榜样,虽然他们没有动人的伟绩和显赫的名声,也没值得炫耀的权势和金钱,但他们有一颗颗鲜活的心,一颗颗平凡而真实无私的心。至于我自己,我同他们是一样的人,有时候我甚至是个乞丐。为了生存下去而又不去干让自己违心的事,我上美述馆门外卖唱,去到污水河边用丝网捕捞鱼虫换钱,或者得偶尔去垃圾中寻食……正是从种种不堪承受的苦难和屈辱中我体会到了自己的存在,这种体会使我有别于行尸走肉,使我感觉到一种灵魂战胜肉体的超越于时空之上的愉悦。




鲁迅指出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其实不只中国历史,整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诗歌史,更是一部杀人不见血的赤裸裸的屠宰史,只不过这部屠宰史被按上了许多富丽堂皇欺人耳目的各种修饰词语罢了。1989年春,海子魂断山海关,许多官方的御用文人甚至像韩东于坚这样的诗人,也为了保住自己的诗坛显贵的身份而造谣中伤,说海子这死是出于失恋、怀才不遇、江郎才尽或农业文化的终结等等。我听到诸如此类的种种议论之后,除为了海子的殉道行为遭到众人非议而感到愤怒之外,剩下的就只是对于中国诗歌暴政的虚伪和一些文痞为虎作伥的震惊以及对于中国民众和中国诗歌作者自愿成为诗歌暴政的牺牲品的深深悲衰。

中国民族的劣根性由来已久,无庸讳言,任何统治者只要给中国人一口饭吃,他的统治就可以长治久安,而所谓民主与自由只不过是统治者在酒足饭饱之后许诺给一些早已麻木仁的知识分子的口头承诺罢了。试想建国以来有多少才华出众的诗作者成为中国
诗歌暴政的牺牲品,他们不是作为异端的反革命被国家暴力机关镇压,就是以不懂诗不懂文学不懂艺术的借口被官方控制的新闻出版机构拒绝出版和发表而封杀,更不用奢望得到诸如作家协会、文联、文化局或社科院文研所的栽培和提携。当然也有极少数诗歌天才在与现行诗坛一再妥协后得以进入国家文化部门,但可悲的是这些本来应该更有作为的诗歌星辰很快就因为被同化被拉拢腐蚀而成为新的诗歌暴政的一员,这方面惨痛的教训太多了,只不过从来没有引起当事人和文学圈外的局外人深思罢了。

确实,相对朦胧诗人而言,九十年代的诗人困境要特殊得多,这种困境如此深重,更要命的是你无法真实地触摸与面对这种困境,因为它太隐蔽太不露痕迹,是属于隐形的或者背后的敌人,你找不到他,而他却时时在折磨你。因此“诗人何为”在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就显得更为追切和严峻,如果从中国诗歌创作和诗歌阅读中作用已明显减弱和虚化(值得注意的是,朦胧诗之所以能辉煌一时其实也是与政治因素息息相关)、那么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者就应该从实实在在的当下生活中另辟蹊径。


可喜的是,目前一些中国诗人,特别是一些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的青年诗人,已经注意到受朦胧诗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也可定义为后朦胧诗写作)的时代局限性,而作出超越意义上的探索与尝试,并且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诸如四川诗人陈勇、蒋浩、蒋骥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就发出了有别于朦胧诗和后朦胧诗的声音。他们的诗中,比如从陈勇的《人工湖》,或者从蒋浩的《纪念》,你可以看到他们不再像朦胧诗人那样对政治抱有狂热的激情与幻想而把自己作为某种政台的代言人;他们也不象欧阳江河、肖开愚或陈东东、西川一样,在诗中注入显的书卷气和一种欧洲中世幻骑士般的贵族气,而使整首诗从上到下看起来是一种翻译诗。总之,他们的诗代表了一种新的倾向,即打碎包括政治神话和逻各斯的幻觉,建立一种回归到人的本位的新话语系统。

这是一种值得引起注意的语言现象。牵涉到一个诗人在后极权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可抗拒被复制的命运而避免丧失自己的诗歌个性的问题。
比如抗拒复制的命运而避免丧失自己的诗歌个性的问题。
比如我和蒋浩,我和他至今从没见过面,也没通过信,除了刚刚从《知识分子》上看到他的长诗《纪念》外,可以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蒋浩的写诗的四川人存在,问题偏偏出在这里,我和他虽然从不相识,他写的《纪念》和我写的《我在这儿翻跟斗》,从语言风格和行文方式上却酷似出自一人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甚至是一种悲衰。诗人廖亦武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和蒋浩都不约而同的被时下的大文化背景所复制,特别是当正反面诗歌背景所复制,而当我与他正在为自己的诗进入时尚沾沾自喜时,也许证实恰恰正在走着自己创作的下坡路。因为诗歌创作好比绘画,真正优秀的画家是难以被别人复制的,而他本人也必须力图从其他先行者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处女地,并竭近全力使之枝繁叶茂。

究竟如何抗拒被大文化语境复制的命运呢?或者说怎么保持自己创作的鲜明特色和持久的活力呢?我想首先要耐得住寂寞,丢掉一切急功尽利的幻想,扎扎实实地深入到生活中,触摸到个人诗意存在的根,如果无法感觉到这种诗意存在,那么要通过自己的强力选择去创造这种被称之为自由的东西,即使你的选择可能会让你的躯体和灵魂一时无法承受。在此我想举诗人昌耀和诗人海子为例,他们都是我最敬佩的现当代中国诗人,海子通过他的诗人之死实践了他来世为王的终极理想,而昌耀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一种近乎宗教徒式激情支配下过着宁静的苦行僧生活,以卓越非凡的个人声音对抗中国诗坛一大片喧哗与骚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僧生活,以卓越非凡的个人声对抗中国诗坛一大片喧哗与骚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怎么写?写什么?为什么写?
一个人最初写诗的动机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最后他们不得不殊途同归,即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前辈诗人(包括国外的前辈诗人)以及如何面对诗歌本身。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使自己继续保持一种写诗的勇气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如果你想获取诗之外的功利,大可不必写诗,通过其它途径同样可以达到并且更加省时省力。

诗是什么?每个写诗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在我看来,诗是一种秘密,同时也是一种自由、一种超越、一种选择、一种形式。当一个诗人失去诗所本身应具有的精神气质,他就会江郎才尽。因为麻木不仁会使他失去诗的直觉,而懒惰和媚俗会使他失去诗的结构能力。难以想象一个俗里俗气一心只往钱眼里、官眼里钻的人会写出一首气绝尘寰、古典高雅的好诗,更难想象一个没有对本民族、本国家以及自然生命有着浓厚感情的人会写出一首大气澎湃酣畅淋漓的好诗。为什么建国以来并没有产一几位象样的大诗人呢?关键就在于几十年来的诗人在无意识中总是对于现行的国家制度及文化背景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妥协,缺少一种真正彻底的大无畏的决裂勇气;而反过来,另一拨有着叛逆精神的青年诗人流亡海外后很大程度上缺乏对于国内现状的了解,常常为了取媚于国外的某种势力而写出一些同样矫情的缺乏生命力的作品。

上述两种诗歌态度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即在诗中注入一种非诗因素,而力图获取一种诗之外的功利。另外还有一种是区别于上述两种情况的情况,即企图侁借纯粹意义上的诗在社会上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混饭立足,老实说笔者在浪迹北京的这两年也曾心存侥幸的抱着这种不切实际延自欺欺人的幻想,特别是当我看到不少以前写诗写小说的所谓诗人小说家纷纷下海成为爆发户之后心中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滋味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我看到一些作品并不怎么样的诗人和小说家凭借某种政治背景和商业文化背景而窃居中国文坛的一些重要位置时那种难受且悲愤的心情一样。是的,你可以在心底蔑视他们,但是你无法蔑视他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存在,当他们系着领带身穿背带裤出没于各种沙龙聚会,当他们凭借手中的钱一本接一本出诗集开研讨会,当他们依靠各种并非挑色新闻的风流韵事在社会上名声远播并为老百姓所津津乐道,或者当他们假借诗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猎财猎色而愿上钩者如云,试想你会作何感想。

我是1995年夏来到北京的,在北京流浪的这两年,我努力使自己不要融入世俗,诸如我尽力避免去打工,尽力避免为赚钱而写作等等,结果发现根本就行不通,甚至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原以为京城会为自己提供写作的动力和成功的机会,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北京的诗人基本上处于一种互相吹捧的境地,而真正严肃意义的艺术探索并不多见。特别使人困惑的是,官方控制的几大刊物几乎从来就对前卫艺术持敌视态度,而地下民刊在朦胧诗主持们纷纷出国这后其影响到力和创作质量远不及八十年代那样富有实绩和卓有成效。很多时候我后悔不该进入北京这个文化大染缸,可以说,这一段经历不是促进了我的诗艺而是摧毁了它本来就不牢固的基础——至少诗歌的直觉与灵气在我身上已显得越来越越少了,而要恢复当初写《混乱与挣扎》时那种状态只能是一种梦想罢了。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也只有自己默默吞下这颗苦果罢了。因为即使再怎么怨天忧人,失去的时间与感觉是不能倒流的,或许只有亡羊补牢才可心以有所慰。因此当外邹静之与廖亦武等诗人劝我离开北京重返四川忠县时我砰然心动,迅速作出了回到大自然和劳动人民怀抱的决定。其实这种打算一直在我心头萦绕,因为对北京这样的花花世界,我天生就恨之入骨并欲撕毁之而后快,可惜我没有这种能力,因此我只好祈求于地震和战争的伟力,然而这种心态是如此不正常,又使我吃惊于自己的变态或歇斯底里。但是,不论如何,作为诗我曾经真实地面对过,作为人我也同样曾真实地面对过,那么现有,我必须再一次真实地面对自己作出符合灵魂深处的另一个自我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可能得付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但只要这种选择是真正自由和具有超越性质的,那么代价再大也是值得为之一试的,并且只有把这种尝试坚持到底才能达到最终的超越。


1997年5月于北京十里堡鲁迅文学院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4年8月

 

©2000-2020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