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体化写作的札记

◎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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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写作也许算是九十年代我们所能达成的基本共识之一。始于小说界还是诗歌界,可以考证,我的印象是始于诗歌界,但在小说界形成潮流并取得相对大的成果。诗人长于敏识(或许也弱于将其强化或光大),一种意识一旦接受,很容易形成共识,然后很快便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之中,因此,所谓个体化写作,很快就不太具有个人辩识度,因为大家都已经如此了。所以在诗歌界,个体化写作在九十年代就已经是一个写作的起点或风格上的共性。几乎没有诗人不宣称自己是个体化写作的。大家共同的想法是,写作首先应要回到个体,并从个体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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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问题:回到个体,回到一个怎样的个体?按照常识的理解,写作总是需要引起基本的理解或共鸣。个体的存在天然地具有孤独的特征,但也从来就不是单独存在(单独存在的例子太过极端而且极少,也不符合现代生存的意义)。我认为,抽空对于公共经验/空间的体验,作为个体的自我就窄化了。汉娜•阿伦特就曾经说过:“富有人性的生活不可能在孤寂中得到,也不会通过把自身交给他人而得到;它仅仅在一个人投身到公共领域的冒险活动中才能实现。”可惜,我们不是妄图在孤寂中自保,就是干脆把自己交给他人。个人经验/空间,当然也是要的,因为失去个性的表现,艺术就成为抽象、私密而不可感之物。因此,个体和公共(社会性)本是一体二面,缺一不可。也许这里只存在一个侧重的问题,或者方法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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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存在一个悖论现象。我发现,在今天,写作者固然无不在强调“内心”,无不在声称“忠于内心”,但我感觉,往往只是“内心”这个“词”,而不是“内心”本身,正在成为众多人的掩体。就是说,道理很清楚,事实上很诡异。人人都在说着“忠实”的那个内心,仿佛一句口头禅,却并不能让人看到有多少真实。结果是,内心反而不仅没有被“忠实”,更没有被敞开。这从一个事实可以看出,那就是:在大多数人的写作里,现实与历史并没有接通、自我与他者关联不大、言说基本无效。这是很悲哀的一个事实,说明我们走得并不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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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语言为载体的诗歌,显然不能建立在私语言之上(维特根斯坦认为私语言是不存在的)。一旦使用语言,实际上就带有共同性或介入性(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个体化写作往往成为一种“难以理解的诗歌”的借口,是作者无法实现其“清晰化”时施放的烟雾弹。这是一种走入了死胡同的“个体化写作”,本身很难说是成立的,因为它违背了写作的初衷;当理解不能达成时,最极端的托词便是说“我只为自己写作”,这样说,如果不说是缺乏真诚,至少可以说不无矫情。(不过,事情有另外一面,在对抗“公共写作”的意义上,“只为自己写作”不但是有意义的,而且是保证“个体化写作”的纯洁/纯粹性的最后屏障。关于二者关系的阐述,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私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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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热衷抒写“孤独”的人。我能肯定的是,我本能地不喜欢“言必称孤独”的人。孤独是普遍的,但是孤独也远非那么廉价。我相信人天然地是孤独的,而这几乎是不必强调的事实,说多了近似“怨”(哀怨),而且毫无意义。人不是孤独存在的,这也是一个显著的事实,但似乎不是太容易被认识和被承认。这比较奇怪。我能想到的一个原因是,这是由于某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太过侵犯个体存在之后产生的一种强烈反弹。人怎么可能是孤独存在的呢?哪里没有团结、协作与共同体?每次喝下的一口水,都经过了多少道流程!我想,在今天,需要强调的,也许正是这两个矛盾的事实:人是孤独的;人不是孤独存在的。在今天,我以为,尤其需要强调的,也许更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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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联的问题是:“个体化写作”的诗人/诗歌,大多十分热中于诗歌的“去功能化”。我想,去掉的应该是那些强行附着在它上面的表面功能,简单说就是那些类似宣传、迹近实用、急功近利的东西。说到底,诗歌的“无用”和哲学的“无用”是一样的,精神即无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如果连这个也去掉,则会变得实在毫无意义,难免自欺的性质,难免陷入了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有个逻辑,就是它必然走到其反面,比如信奉“沉默”,那又何必开口?而诗歌正是在沉默的地方,需要开口。我想,也许是由于部分诗人厌倦了诗歌的认识功能、教化功能,甚至审美功能等等,反对意义或者取消意义,要求诗歌回到其本位/本体,这个诗学思想本身是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但并非不可质疑。如果诗歌成为纯粹个人的语词或修辞游戏(他们往往打着先锋的旗号),我总以为是一种误区(如果不说是一种根本的无能)。大诗人W.H.奥顿说,“我从来都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但他接着还说:“游戏的乐趣是暂时的,你得说出什么才行”。中国诗人寒烟也说:“虚无是一种深度。当心,有人把自己的空虚当作虚无。”——这些,都是富于警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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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相联的问题是,“对抗诗学”向“个体化写作”的转化,或者说,我看到一种带有“对抗诗学”倾向的“个体化写作”。我们知道,由“对抗诗学”,1960年代末汉语现代诗才终于接上1940年代汉语现代诗的发展轨迹。而从1980年代起,我们也知道了,诗不是仅为哪个“对抗”而存在的。表达一下社会的、政治的,乃至精神文化层面的反抗与不满,这固然可以说是诗歌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只是很“初级”的一部分,肯定地说更不是全部。虽然诗歌似乎需要永远重新开始,但也不会廉价到只需要从头开始。我观察,目前存在的,具有一种带对抗诗学倾向的个体化写作现象,已经远非北岛们当初的实践了。经过“第三代诗歌”之后的现代汉语诗歌,在回到个体之后,“个体存在”已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诗学关隘,诗人都懂得其重要性。无视这一点的诗歌写作,是必然不被信任的。那种失去自我的、“代言”式的写作已经被普遍怀疑。回到个体之后,还有一个“从个体出发”到达一个“他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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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地来看,我们无疑已经身处一个诗歌精神和文化多元的时代,但同时又存在着同质化的倾向和危险。在这样一个年代,人如何不失丰富,宽容和敏锐?这是一个问题。大致说来,在关于诗歌的基本看法上,无非两种取向:一种是决绝的、批评的、独断的、不调和的取向,我是你就不是,或者,你是我就不是(往往暗示着第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则是包容的、多元的、共生的,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在这两种态度上,我不反对“换脚站”,但我反对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为什么“换脚站”?我认为第一种有助于警醒、有助于克服平庸;而第二种,更接近于事实,避免了狭隘,避免了陷入虚妄的绝对。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敏锐而不失宽容,或者在保持宽容时不失敏锐。这不是搞平衡,而是因为两种高贵的品质,都需要争取。在“个体化写作”与“回应对公共经验/空间而发声”这对关系上,我认为,也不妨持如此态度和立场。 

                                                                201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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