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 ⊙ 心灵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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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生动鲜活的土地契约教材

◎小海



             一本生动鲜活的土地契约教材
              ——读薛金坤《清代以来苏州土地契约文书解读》
                                  小海
    中国农耕社会延续了几千年,中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那么的紧密,甚至可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有史以来,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的生产方式还是很落后的,全国90%以上的人口都“附着”在土地上,劳动生产方式跟汉墓出土的汉砖画像上描述的差不多,即人工加牛马驴等畜力。农民被牢牢限定于土地上。直到改革开放,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才真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说:农民“最好的东西就是地,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地就在那儿摆着,你可以天天看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费老用地道的中国化语言说出了中国农民千百年埋藏着的心声,也道出了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本质。
    近读薛金坤先生所著《清代以来苏州土地契约文书解读》一书,更是加深了农民与安身立命的土地之间关系的理解。作者从祖传常熟杨园(现为辛庄)薛氏百余件土地契约、版串、屯田执照等入手,通过查阅档案、相关学术专著和历史资料,详细解读自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至1958年间家传土地契约文书,以薛氏家族的土地耕种、流传和生计变化为导引,兼及生活形态研究,从中窥见这一时间段以来苏南乡村田契、田租、田赋、生计状况,以及土地租种、周转、继承、分配等诸多情形。作者从苏南乡村土地制度演进的第一手资料出发,揭示了中国农民和土地互相依存又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普遍生存状态。
    通过深入研究,作者发现一些历史概念和专属用语的内涵与外延还存有不少可能性的缝隙,揭开这些缝隙,我们可以一睹事情的真相或原初的面目。在租田买卖文书中,作者发现周惠先同一块田居然“卖”了四次,这在当代人的买卖契约中似乎是难以见到的怪现象。由此引发作者一探究竟的浓厚兴趣。原来,农村乡间的田地并非一锤子买卖,它是分别有绝卖和活卖两种形式。活卖的现象也普遍存在的。活即灵活,即可赎回,也可随行就市的补价进而卖出,这中间会有就市起价、加价、还价的情况,势必需要在中间环节产生补充协议契约。
    好了,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就为土地“活卖”这一概念留下了诠释空间,增添了鲜活的证据和例案。作者除了举证外,还进一步阐发道:租田活卖并一再找贴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一种乡间风气。应该说这种带有抵押性质的活卖,比较符合农民视土地为命根的心理,即使出卖也还希望期满之时能赎回归己。官方从法律上做出比较宽松的规定,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安定。作者结合同一时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得出的这一结论是论从史出、合情合理的。
    在作者高祖薛盛昇土地绝卖契约文书中,他还发现了一张“除票”。杨国桢先生在其《契约研究》专著中提到过“除票”,但也未曾见到过实物。作者听说宁波曾发现过一张,经查阅《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收录的415件契约,其中也仅有一件是“除票”,实属难得。通过对文书资料的反复爬梳细读,作者发现,哪怕是一步到位的一次性土地绝卖,在书写契约文书时却是按活卖方式,同时分写卖田、找贴、贴绝几份契约文书,作者认为究其原因,除了杨国桢先生所言“清代江苏土地买卖,从活卖到断杜,一般都需要经过多次找贴。”即卖主希望在无力回赎时补足田价,买主贪图活卖价格便宜等因素外,可能还存有顺从活卖、找贴的世俗习惯,防备卖主以未曾有过找贴为由要挟买主。作者通过找证发视,在现实交易中确有绝卖后还硬要找贴纠缠不休的事例。
    通过保存的契约文书,来鲜活地解读活卖和绝卖两种形式的土地出卖方式,同时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说明两种形式其中的微妙之处,是很见作者匠心和把握土地及其关联的土地制度和吴中乡俗世故功力的。通过仔细解析这些契约文书后,作者进而释读出文书背后深层次的“八多八少”现象,有的甚至是江南农村土地制度中特有的规律性现象,以及长期以来,女性在土地房产继承等方面受歧视、受欺凌的命运。如作者谈及封建时代,对女姓的歧视从她出生时就开始了,生男称为“弄璋之喜”,生女叫“弄瓦之喜”,男璋女瓦贵贱立判(清代民风重陪嫁,有的家庭为了将来免去这份陪嫁,干脆溺死女婴)。这种观念也反映在薛氏所立田契中。如光绪十一年,薛盛源与妻沈氏立“遗嘱嗣单”,将次子福官“嗣与盛昇为子”,就是“因念胞弟盛昇夫妇所弄瓦而未弄璋”。女姓当丈夫过世后,田地房产都平分给儿子,她最多可得一块“养膳田”,待她死后,再由兄弟平分掉这块田。在立分拨文书时,绝不可以她个人名义单独立约卖田分地的,如果有,一定也是只剩下她一个孤老。文书中甚至有死者“薛王氏日前身故,子女全虚”“丧中费用毫无着落”字样,为此,公议将薛王氏所遗租田七分五厘卖给侄子来筹措经费。女性家族成员守寡终老,死无葬资,实在凄凉。在作者所论及的那漫长的岁月中,女性的一生,几乎就像影子一样,低到了尘埃里。
    作者通过查考馆藏档案、本地方志资料、刑事案例甚至是明清文人笔记,详细论述了清代以来苏南地区的土地如何出租、田主怎样收租、佃户又是如何开展抗租活动的,举例鲜活详实,论证有理有据;同时,由点及面,从具体到一般,令人信服。作者论及,大田主们放船下乡追租时,官府往往派员保驾护航。官府追租的程序是先从舆论导向上教化佃户“粮从租出,租自佃交”,让佃户确立交租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凡不老实交租完粮的都是刁佃、顽佃、黠佃、恶佃、佃棍;再是官府告示对抗租者必须“严拿究办”。官府设立收租局、追租局协助追缴。如清同治二年,苏州在玄妙观设收租局,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租务均由该局主持,代为追缴,每办佃户一名,业主例缴公费一千五百文。由此可知,号称“苏湖熟,天下足”的苏南国家粮仓之地,底层弱势佃农承受的负担与压迫之重。好在有了觉悟的佃农并不认同这所谓“天经地义”的命运,作者从相关资料中梳理出了有清一代,苏南地区佃户的抗租斗争也是此起彼伏,有的声势浩大,波及太湖地区数县,且持续经年,需要出动上千官兵弹压,可谓蔚为壮观。
    在论及清代税赋篇中,作者既有从千年历史纵深的角度来阐明,也有从苏南地区个体间的横向差异来比照描述,主要论述苏州赋重甲天下这个观点。作者还重点从清代同治减赋事件切入这个论题,在微观层面说明苏州赋税之沉重。“同治减赋”虽然减少了苏州三分之一的漕粮,但此后,田赋加重负担的原因不在正额,而在附加和摊派的各种各样苛捐杂税上。仅从作者论述的缴租纳赋篇章中,读者也能从中看出统治阶级难以挣脱“黄宗羲定律”的内在历史原因。
    为了给祖遗契约文书找到更好的归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分享这批珍贵档案,作者在将之悉数捐赠苏州市档案馆的同时,又通过自己的悉心研究,让发黄陈旧的故纸包成为了生动鲜活的土地契约教材,向读者奉献了这样一本高质量的专著,真是可喜可贺。

                  (载《苏州日报》2019年2月16日“悦读”版,发表时个别文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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