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灯的人

◎梁雪波

“后启蒙”时代的奥德修斯——从北岛说起

◎梁雪波




    荷马史诗《奥德赛》在宏大的战争背景中描写了英雄奥德修斯的传奇旅程。诗中第十三卷写到:历经种种艰辛、在海上漂流十年的奥德修斯回到了故乡伊萨卡,当他于“甜美的酣睡”中醒来,却见石壁陡立、树木高耸、迷雾笼罩,浑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1]经雅典娜女神的变化之手,以足智多谋著称的奥德修斯竟然认不出自己的故土!他“踱走在涛声震响的滩沿”,因悲念故乡而痛哭流涕。好在雅典娜女神及时现身,恢复了伊萨卡的本来面目。为了帮助奥德修斯复仇并夺回自己的宫殿,雅典娜将其变化为一个衣衫褴褛满面皱纹的老乞丐,让人们无法认出他,视其为异乡人……
    可以说,正是荷马的《奥德赛》开启了西方诗歌伟大的源头,并作为一种总体性的隐喻,成为后世写作者不断参照的神话原型。奥德修斯的漂泊、归乡及变形的精神历程,成为整个文学史不断再生与重写的永恒母题。注目耀眼的文学星空不难发现,从小迷恋荷马史诗的詹姆斯·乔伊斯正是从奥德修斯的故事里发掘了构筑其小说意识流的平行基石,而卡夫卡让小推销员在一夜间变成了大甲虫,一生漂泊不定的里尔克则在天使的召唤中写下了充满乡愁感的哀歌杰作,从忧郁的抒情诗人一跃成为攀向神性维度的强力诗人。
    “往事如驶离的大船,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正在相互告别,相互辨认。”几年前,当流亡海外的北岛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否以此喻指一位当代的奥德修斯呢?极有意味的是,北岛,这位“今天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在海外漂泊了十多年后,也终得以完整的肉身和文字回到庞大的中文读者之中。2003年由大陆出版了北岛自1989年后的首部简体中文诗集《北岛诗歌集》。这本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甚至没有前言和后记等任何交代的书静静地出现在书店里,却很快热销起来。那些熟悉和喜爱北岛早期诗歌的人们仿佛再次聆听到那高昂的声音从书中响起,敲打着日益沉沦的衰颓之身。一些激动的诗歌信徒甚而转借北岛的诗句,称这位80年代的“文化英雄”,已经“如期归来”!
    然而,在这分崩离析的亚细亚大陆,昔日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化英雄”神话早已破灭。“当你归来你将成为陌生人”。北岛诗集在热销不久就遭到了质疑,人们普遍对诗人流亡海外后创作的诗歌感到困惑与失望,这就是那个写出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吗?随后出版的散文集《失败之书》也再度遭到批评。书中描述了颠沛流离的异域生活使诗人感受到的种种不适、尴尬和虚无,有顾影自怜也有自我解嘲。作为诗人散文,其文笔之精湛不可否认,但缺乏对人性和精神的洞察与探究。以至于有人宣告说:北岛已经“失魂落魄”!
    这种失望情绪说明了什么?显然,今天的诗人形象已与人们的心理预设无法重合。那么,这巨大的裂痕透射出怎样的变化?曾经是大众偶像的诗人如何失去了公共性?曾经最具有活力的启蒙话语是否已经耗尽了它的意义?十年之间我们的时代语境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而在时代的急流中,一个敏锐的诗人又是如何进行着他自身的“变形记”?在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挣扎、取舍和隐痛?当此时代,启蒙又将如何成为可能?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追问。

                             (一)

    越过粗暴的道德审判和简单的结论,北岛冷峻而瘦削的面庞闪耀在昔日的光辉中。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崛起的70年代末,正是一个彷徨、蜕变的时期。“文革”极“左”路线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强权和压制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年轻一代在轰然崩塌的价值大厦前一时找不到思想的起点,普遍感到苦闷彷徨。站在时代的废墟上,北岛率先发出了怀疑和否定的声音: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北岛《回答》)


    这高亢的声音大胆质疑荒谬的现实,向不合理的世界发出了“我——不——相——信!”的愤怒喊叫,给一代人的心灵造成强大的震撼。“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北岛的诗以鲜明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毫不妥协的拒绝与超越的批判意识,宣告了一代人自我意识的成熟。那就是基于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对文革所造成的价值倒错、人性扭曲和异化的批判,对自由、独立的个体精神的肯定和张扬。在《今天》创刊号上,北岛宣称:“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诗的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2]
    北岛写道:“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3]要确立一代人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对历史进行虚无化处理:“石碑残缺,上面的文字已经磨损/仿佛只有在一场大火之中/才能辨认”,“历史是一片空白/是待续的家谱/故去的,才会得到确认”。但是历史过于沉重,“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诗人却不得不用暴力的方式反抗压力: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
                 (北岛《履历》)


    消解历史意义的目的是要使新一代人取而代之,并进入新的历史进程中。而确立一代人价值的场所是“广场”:“我需要广场/一片空旷的广场”,“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这种强烈的广场意识使北岛一代和父辈之间形成一种紧张对抗的关系。在这种对抗中,北岛不自觉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家族式的、以暴制暴的反抗方式,并形成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意象奇崛多变、节奏急促、音节短促有力,好用判断句。这种激烈和狂暴的诗风,正是时代打在北岛身上的烙印。面对严酷的环境,北岛以坚定的笔墨塑造了一个勇于受难和殉道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一个时代的“逆子”: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北岛《结局或开始》)


    当红色恐怖的压力犹存,反诗歌的国家意识形态还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北岛的诗歌穿透黑暗的地层,以英雄主义的激情行进在文化废墟之上。它审判刽子手,悼念烈士,嘲讽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复归。这些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的诗歌,标志着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的到来。

                               (二)

    从“五四运动”接续下来的启蒙火种,在整个80年代热烈地燃烧起来,并形成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新启蒙主义”思潮。什么是启蒙?在康德的经典表述里,启蒙就是获得了勇气的个人公共地运用理性反思,使人类脱离不成熟的状态,“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在康德的文章里明晰地指出:一、公众需要启蒙,但归根结底是进行自我启蒙;二、必须是公开地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私下里的运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从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中汲取思想灵感,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把对现实中国的批判理解为对于传统和封建主义的批判。反传统、反专制,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解放,成为文化领域最集中的表达。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他们普遍地信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大量译介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在思想文化领域知识分子广泛地进行讨论和表达,并建构起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公共思想界。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诗人在大学校园、街头和广场更成为受人注目的“文化英雄”,像如今的电影明星一样受到人们的狂热追捧。1984年秋天北岛参加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亲自领教了诗歌爱好者的“疯狂”。后来他在散文《朗诵记》里记述了当年的情景——

    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潮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

    那是一个全民诗歌的时代,诗人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启蒙者和布道者的角色——也许这真是一个“戴错了”的面具。1989年,当年轻的天才诗人、“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在山海关慢车道,以自己脆弱的肉身迎向象征着工业文明的巨大机车碾压而来,一个诗歌神话的时代以如此暴烈的方式宣告解体。海子之死迫使人们直面生存的危机感,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和根据。短短几个月后,广场上骤然爆响的枪声再次打碎了知识分子的激进理想,刺耳的呼啸过后是长久的空白和惶惑,一个启蒙的、抒情的时代在强行进入历史的血迹中步入终结。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国家对消费市场的推动,人们压抑已久的对自由市场的向往迅速转化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巨大驱动力,物质欲望空前膨胀,一轮又一轮的经济狂潮席卷中国。在文化领域,以言情、武侠小说、港台影视剧和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则迅速占领了人们的精神虚位。它在解构文化专制“一体化”的同时,制造出或温情脉脉或暴力刺激的世俗化幻觉,以此缓解现代人价值失衡后的精神焦虑,但也同时悬搁了对当下现实的关切和批判。在巨大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大众消费文化大规模地占领了文化空间,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精英被排挤到话语边缘。一些知识精英退回书斋,由“大济苍生”转向“独善其身”;而另一些人则投身于市场,向大众传媒频频献媚,不遗余力地兜售性、暴力、个人隐私等空洞而廉价的文化符号。近几年迅速发展的网络文化又呈现出另一种文化特质,网民们以匿名的方式进行网络游击战,叫好和谩骂的口水像病毒一样四处蔓延。它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商业文化以及日趋官僚化的学院精英文化共同构成了21世纪多元、暧昧而又模糊的文化景观。
    在理论界,对启蒙话语形成冲击的还有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然而,那却是一场生吞活剥的理论侵食。一些国内学者完全不顾中国的具体现实,直接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横向移植过来,对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进行批判。他们断言,到九十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能力丧失崩解”,“八十年代的激进话语变成可追怀的旧梦,消失在历史的裂谷的另一侧”。[4]然而,“后”学家们在解构启蒙话语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树立起了新的话语霸权,语言成了一柄双刃剑。
    另有学者认为,九十年代后“市场经济”社会的降临,已经部分的实现了启蒙知识分子的改革理想,但是市场经济并没有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自然而然的带来民主,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社会腐败、道德滑坡、贫富差距拉大、大量下岗失业人员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而农民更是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化的中国社会问题时,曾经是最具有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却逐渐丧失了批判和诊断的能力。[5]因此他们宣称:启蒙已死!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后启蒙”的时代。后启蒙的时代消解一切中心和终极真理,拒绝深度和意义,赝品和废话充斥着文化空间,具有启蒙情结的知识分子成为被大众耻笑和遗忘的对象,文学尤其是诗歌失去了对大众说话的能力,越来越深地堕入自说自话的“个人深渊”。
    两百年前,诗人荷尔德林忧思神圣的缺失和世界的黑夜状况,不竭追问:“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那么,在这个“后启蒙”的时代,诗人又何为?

                              (三)

    当启蒙之声一路衰微之际,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却浮现出那游荡在母语之外的诗人模糊而可疑的面孔:

    他变成了逃亡的刺猬
    带上几个费解的字
                      (北岛《画》)

   
    在今天派诗人中,北岛是最具有政治性的一位。著名的《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等为数不多的几首诗是对非人道的政治的抗议,是争取人的基本权利的呐喊,这反抗之火因为理性的贯注而清醒有力。而《红帆船》《雨夜》《彗星》《走向冬天》等诗作则以富于悲剧意识的理想主义者形象“擦掉一切阳光下的谎言”,执著地寻找“生命的湖”。北岛的诗歌理想正是企望“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6]他不仅在诗中发出自由的呼声,而且还以“介入”式的行动来表达其“言论自由”、“文学自由”的政治诉求。1979年国庆前夕,就由《今天》和《四五论坛》共同发起了一场上千人的游行活动,抗议官方取缔“星星画展”的行为。[7]
    即使到了海外,北岛也难以摆脱心中的政治情结。似乎是一种巧合,1989年五月北岛曾经居留过西班牙的一个庄园,这个庄园的名字正是取自奥德修斯的故乡之名“伊萨卡”。他在《伊萨卡庄园的主人》里写道:“六月在柏林,一场噩梦。我整夜死盯着CNN的新闻,喝得烂醉。”我仿佛看见一个极度苦闷的灵魂蹲伏在诗中:“自由那黄金的棺盖/高悬在监狱上方”。欧阳江河说:“对于一个像北岛这样的中国诗人来说,政治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的事情,它是整整一代人的记忆、良心、号召、经验、词和梦想的一种含混而扰人的综合,是诗歌写作中的个人语境必须面对的公共语境。”[8]流亡异域的诗人在一种新的话语环境里尴尬地承受着身份的焦虑:

    全世界自由的代理人
    把我输入巨型电脑:
    一个潜入词典的外来语
    一名持不同政见者
    或一种与世界的距离
                      (北岛《走廊》)


    北岛敏感地意识到,在西方话语世界里,他已成为“一个潜入词典的外来语”,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异议者。北岛显然不满意这种简单、粗暴的政治性解读,它将诗歌丰富而独特的个人声音简化为某种政治符号,而且是一种已被诗人有所警惕而又再度被放大的政治发声器。在这种解读背后体现出的是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
    不仅仅是身份的误读,真正的流亡和漫游开始了,“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生活空间的转变容易适应,但是因语言环境的变化而造成的与母语的疏离感却折磨着诗人: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北岛《乡音》)


    流亡已经成为诗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流亡和诗歌是同样的概念。诗人永远是现存秩序的反对者,是任何形式的极权制度的敌人,这注定了诗人流离的命运。然而诗人是语言的动物,受到强大的文化背景的制约,他只能在自己的母语中找到祖国,于是“词的流亡开始了”……当年被逐出俄语天地的布罗茨基流亡到了美国,却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安家,“语言起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他的宇宙舱。”而北岛则在不断的游历和搬迁中承认,只有“中文是唯一不能丢的行李”。[9]
    更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诗人后期的诗歌发生了深度形变。诗人认识到早期那种“反抗”诗学的悖谬,“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带有话语暴力倾向”。[10]因为权力并非完全体现在外在的制度上,它还通过语法、修辞、逻辑等方式渗透在我们的话语表达之中。因此要清除极权主义的遗产就必须改变既有的修辞习惯:
   
    必须修改背景
    你才能重返故乡
                   (北岛《背景》)


    历史和现实是无法修改的,只能对自身的话语实践进行反省和修正。北岛基本上否定了早期诗歌的话语方式,认为“真正的反抗也许恰恰是让诗歌疏离政治,疏离国家话语,从而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11]在后期,诗人的写作转向更为深邃的内在经验和隐秘的个人化经验空间,并极力排除“大词”的使用。最明显的变化是声音的改变,早期那种高昂的音调被一种低沉的、迟疑的声音所取代。诗中的意象不再有着明确的指向,词与词之间互相消解,歧义丛生,显示出诗人“告别革命话语”的努力。
    回到荷马史诗:奥德修斯踏上故土伊萨卡,为了接近并杀死那些占据他宫殿的求婚者而变成一个谁都不认识的老乞丐,受尽人们的侮辱和讥嘲。变形,这仍是一个重大的隐喻。北岛后期诗学的转变同样遭到了中文语境的冷遇和不解。北岛对于权力话语的警惕和清除,以及其诗歌背后所隐含的内心隐痛,不仅读者不察,甚至也没有引起评论界足够的重视。人们用沉默拒绝着诗人的世界。而那个已经被诗人“否定”掉了的形象却一再被现实召回。2004年,由《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中,北岛是唯一获此殊荣的诗人。“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唯一的慰藉。”(入选评语)与其说这是一次加冕的仪式,不如说是一次深情的缅怀,或一次祭奠。事实上,由于北岛后期诗歌转向更为隐秘的内在经验的表达,再加上与国内语境的长期隔膜,其批判现实的针对性已经基本丧失,还有什么“公共性”可言?北岛在西方世界被不断误读,在国内又被读者的内心和经验所阻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昔日光芒四射的时代“逆子”、诗歌明星如今已经沦为凄楚的“文化孤儿”,那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启蒙之声正成为记忆里不断失血的回响。
                         
                           (四)

    难道启蒙真的已死?我们可以放心地置身于“后现代”的狂欢?理论上的纠缠和辨析如果不能结合当下现实,就只能是凌空蹈虚毫无意义的。实际情形是,我们并没有在“后”学家的欢呼中进入“后现代”。经济的繁荣的确带来了物质上的进步,并且已经造就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和越来越多的财富新贵,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个以农民和普通工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仍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还在为基本的生存权而搏命。社会转型提供的财富的重新分配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而是成为特权阶层再度瓜分社会财富的最后的盛宴。因工业文明高度发达所导致的享乐主义泛滥、思想堕落、精神颓废等西方社会病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倒是人的基本权利还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还时常遭到粗暴的干涉和侵犯,“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尊严生活的自由”,[12]这仍是付诸阙如而需要我们去争取的生活理想。这些老式的痛苦和磨难拒绝着“后现代”的虚假欢呼。
    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思想领域还残留着旧时代的封建遗毒。君—臣、主—奴、官—民之类的二元观还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电视媒体花着纳税人的钱不遗余力地向大众输出着一部部低俗的皇帝戏,虚构和美化封建君王清正廉明、忧国忧民的形象,极力粉饰所谓的太平盛世。毛时代的专制幽灵阴魂不散,甚至一度借助花样翻新的流行歌曲到处传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像活跃的火山随时都有被点燃的可能……由此种种情形来看,我们离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还相距甚远,因此启蒙不但没有过时,而是太少!李慎之先生说,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去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不仅从思想上,还要从制度上铲除它们赖以滋生的土壤。[13]
    而时代语境的变化和启蒙的受挫也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启蒙”。
   “启蒙”在英文中写作enlightenment,其基本意思是阐明、澄清、照亮。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每一个人的内心,引导自身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遮蔽走向敞开,从愚昧走向智慧。作为对两百年前康德提出的启蒙精神的一种回应,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将启蒙阐释为一种现代性的态度,一种永久质疑的“精神气质”。这种态度就是一种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对于如何选择批判的路径,福柯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14]福柯强调,当下并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我们还没有达到启蒙所呼唤的成熟的状态。因此,对当下不竭的批判,包含着启蒙的信念,“这是一种耐心的工作,它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15] 
    当整个种族的人文精神大溃退,娱乐和消费成为统领大众的主导意识形态,并与国家意识形态形成新的权力组合,它不断复制出经济“成功人士”的新神话,许诺物质富足的娱乐生活所敞开的自由空间,一个狭窄的空间。这种新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支配和奴役人的方式,以放弃和遮蔽思想的自由选择,而将人拘禁于“不被允许生活在历史之内”(哈维尔语)的生存本能之中。哈维尔在描述“后极权”社会的特征时指出,支撑着社会稳定外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只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从前排除异己的残酷方式转化为每个人的生存压力,人们因害怕失去既有的利益而生活在谎言之中,并编织着谎言。失去了政治参与热情的人们,投身于消费市场,忙于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但他们拥有的仅仅是选择什么牌子商品的自由,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因此这仍是一个并不乐观的时代,暴力之手潜隐在铁板一块的体制后面,而物欲放纵的热烈声浪掩盖着精神上的暗淡无光,人们小心维护着一个谎言的世界而不去捅破它。处在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早就揭示过,以献媚的方式博取意识形态的欢心,从来就是中国“知识阶层”的顽症。媚权者成为御用文人、御用学者,媚俗者成为商业文化的弄潮儿,但这些都与真正的文学无涉!放弃了担当和良知的诗人,或做着遁世高蹈的形式游戏,或用口水泡沫涂写着湿漉漉的下半身欲望,其实质恰是与现行体制的同构与合谋。在与我们相似的生存处境中,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一首诗或一本书不是别的,而是一颗冒着烟的良心。当良心被吞吃精神被阉割,曾经狠狠敲击着耳膜的是愤怒的歌手在“垃圾场”上的绝望喊叫——“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今天,在良知普遍泯灭、诗歌精神逶迤而行的虚无之夜,我们还有幸看到,一个独身挺进的诗人竖起拒绝逃避的手骨,像举起一枝燃烧的蜡烛,惊心动魄地言说着生存的真相:
   
    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看一支蜡烛点燃,然后熄灭
    小小的过程使人惊心动魄
    烛光中食指与中指分开,举起来
    构成V 型的图案,比木刻更深
    没看见蜡烛是怎么点燃的
    只记得一句话, 一个手势
    烛火便从这只眼跳到那只眼里
    更多的手在烛光中举起来
    光的中心是青年的膏脂和血
    光芒向四面八方
    一只鸽子的脸占据了整个天空
    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眼看着蜡烛要熄灭,但无能为力
    烛光中密集的影子围拢过来
    看不清他们的脸和牙齿
    黄皮肤上走过细细的雷声
    没看见烛火是怎么熄灭的
    只感到那些手臂优美的折断
    更多手臂优美的折断
                           烛泪滴满台阶
    死亡使夏天成为最冷的风景
    瞬间灿烂之后蜡烛已成灰了
    被烛光穿透的事物坚定的黑暗下去

                               (周伦佑《看一支蜡烛点燃》)


    经历了80年代狂飙突进的诗歌运动和个人炼狱之后,周伦佑,这位卓越的诗歌理论家和不断变构的先锋诗人,将高扬自由、批判精神的“非非”重新推向时代的锋刃,他说:“时间在鲜明的主题上割一道口子,/血流不止的地方便是新的开始。”90年代后的“非非”由“语言/文本”立场的写作,转向“启蒙/人本”立场的写作,[16]它拒绝一切无关时代痛痒的闲适文学,拒绝平庸、圆滑和犬儒,拒绝对历史的遗忘,以“深入骨头和制度,涉足一切时代的残暴,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与强度”[17]的锐勇和气魄,切入生存血肉和精神绝境,以血液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这是“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

  让刀更深一些。从看他人流血
  到自己流血,体验转换的过程
  施暴的手并不比受难的手轻松
  在尖锐的意念中打开你的皮肤
  看刀锋契入,一点红色
  激发众多的感想

  这是你的第一滴血
  遵循句法转换的原则
  不再有观众。用主观的肉体
  与钢铁对抗,或被钢铁推倒
  一片天空压过头顶
  广大的伤痛消失
  世界在你之后继续冷得干净

  刀锋在流血。从左手到右手
  你体会牺牲时尝试了屠杀
  臆想的死使你的两眼充满杀机

               (周伦佑《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


    从纯粹精锐的《刀锋二十首》、《反暴力修辞》到长篇宏制《遁辞》、《变形蛋》、《象形虎》,周伦佑显示出充沛不息的创造力。他的《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等诗学理论,受到诗歌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周伦佑的诗中,有着大介入、大拒绝的卓然姿态,批判的锋芒直指种种伪价值、伪艺术,但诗人决不是宣扬简单的政治对抗,更不是去充当时代的代言人,而是要通过艺术变构在文学内部恢复自由写作的合法性,并最终成就文学的全部尊严。诗人从个人生存的伤口和深渊出发,用黑亮的语言刀锋切开制度的坚硬暗核,解构集权暴力,无情地拆解附着在语言、文化上的意识形态符码。对后极权社会的批判,对话语暴力的反抗和剥离,呈现着一个诗人和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良知。繁复而精湛的修辞技法,被精神烛照的闪亮词锋,在不断刷新汉语诗歌审美维度的同时,刺破这个时代喑哑而苍白的思想天空,为文学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暴力中开辟出一条进路。
    如果说作为一场运动的启蒙已经死了,那么作为一种普遍精神的启蒙仍然活着,它就活在“异端”的血脉之中。去掉诗人虚饰的羽毛,拒绝现实的利益得失,赤裸着沾满历史血污的坚定肉身,“直接以人的名义进入火焰中心”,“体味火,体味一种纯金的热情/被更高的热情所包含,或毁灭。”生命在火焰的试炼中趋于纯粹,但那从火中再生的不是体制的凤凰,而是“一只乌鸦,全身黑得发亮”,它破声而出,振翅而飞,向我们昭示着人类自由精神的觉醒和复归!


2006.1.11完稿于南京
                      
                              
注:
[1]《奥德赛》荷马著,陈中梅译,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242页
[2][3]《表意的焦虑》陈晓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32页
[4]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引自《自由的言说》 徐友渔,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367页
[5]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青年诗人谈诗》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2页
[7]《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350页
[8]《站在虚构这边》 欧阳江河,三联书店,2001年版,191页
[9][10][11]《失败之书》北岛,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93页、291页、76页
[12]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上作的改革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http://www.un.org
[13]《李慎之文集》(上),自印,92页
[14]《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47页
[15]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天涯》1996年第4期
[16]张清华《在“文本”与“人本”之间——关于〈非非〉的一个简单轮廓》,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3期
[17]《反价值时代》周伦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12页

*北岛诗歌引自《北岛诗歌集》南海出版社,2003年版
*周伦佑诗歌引自《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唐山出版社,1999年版 


         
(首发于《非非》2009年卷,后刊于《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6期)
 


返回专栏
©2000-2019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