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义】
赶
路
诗
群
语言是诗歌的障碍
——张后访谈八零后《赶路》诗人阿斐
特别感恩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张后:你平常都在做些什么?随便交待一天24小时内你所做过的事情就行。
阿斐:迄今为止,我的人生,也包括我的诗歌生命,经历了几个阶段,大致为:2001年之前,也即大学毕业之前,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寻找,寻找独立的自我,寻找强大的自我,每天都在思考未来,每天也都在担忧未来,尽管在诗歌江湖上混,但并没有停止这样的寻找和担忧;2002年至2005年,这个阶段我生了我的女儿,有一段平稳的家庭生活,工作也相对比较顺心;2006年至2009年,是我情感波折的时期,经历了家庭的震荡;2010年至2013年,是波折之后的低谷期和黑暗期,几乎完全是一个乱七八糟难以言喻的时期,这个阶段我老得特别快,自我消耗得特别多,感觉自己都快死掉了。
2014年之后,我到了杭州,跟妻子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一直到今天,我才感觉进入了一种我想要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生活就是诗歌,诗歌就是生活。我的日常生活包含的关键词是:家庭,信仰,工作,诗歌。诗歌贯穿了前三者。
工作日,我一般都是非常努力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我是公司的内容总负责人,管理着公司的内容团队,团队分布在两三个城市,经常需要远距离沟通,经常会有各种业务和人事需要去处理,所以我从早到晚,几乎一刻不停,为企业,也为团队的童鞋们,当然也为我和我的家庭。我目前所从事的这份工作,是与育儿、教育有关。我认为,中国当下最缺乏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也把我的工作当做事业来对待。
我也经常出差。出差期间,基本上就是酒店和公司两点一线。出差归来,回到我杭州的小区,我会感觉像孩子一样兴奋。我会屁颠颠地泡上我的小茶,或者打开我的老黄酒。
周末,我特别感恩,能有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因为女儿住校,只有周末回来,所以,我愿意待在家里,哪也不去,陪着女儿和妻子。我们会在一起吃饭,餐桌上我们无所不聊,从特朗普与希拉里的总统选战,到日常生活里的各种小事,以及我的小时候,我们的亲人。我们一家人经常把餐桌当成聊天桌。
我还经常跟妻子和女儿开家庭会议,会一起读书,偶尔也会一起写同题诗。非常美好,非常感恩,非常!我希望过这样的小日子,做着我的工作,写着我的大作。“过小日子,做大事业”,我愿意。
我每天都会对我妻子表达我的爱。因为,我曾经伤她太多。我希望拿我后面的生命来弥补。
我也很感恩,有一个特别好的岳父。他是我们家的“厨神”,女儿封的。有他在,我们就能吃到丰盛的可口的饭菜。妻子常说,老爸就是我未来的榜样。我说,没问题。
我提倡恢复中国诗歌书写日常生活的能力。把简单的、细碎的、看似不重要的生活,写得有味道,很难。中国新诗以来的诗歌,即便写日常生活,也写得不好读。中国古诗就不会这样,处处都能成为优美的诗。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的诗歌传统是不一样的,人们的审美期待和阅读期待也是不一样的,可以彼此借鉴,但永远不能互相替代。中国新诗的出现,是内在自生长的结果,西方诗歌在推动,却非根源,更非目标。
《风暴》是我迄今为止精神状态的写照
张后:你认为自己哪首诗最好?或者说是自己的代表作?
阿斐:这么多年,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过我。我思考的结果是,我写于19岁的一首短诗《风暴》,可以视为我的代表作,但也是我迄今为止的精神状态的写照。我不认为这是一首多么高超的诗,但是我最珍爱的诗。因为,我珍爱我灵魂里那最初的纯真。我希望保守它,直到生命结束,也不丢弃。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哪怕孤独,哪怕自恋,哪怕风暴侵凌。
把这首诗录在这:
风暴渐至
我独自走在路上
我孤独,乃至自恋
我倔强地承受风暴将至的恐惧与悲凉
——《风暴》
关于这首诗,我曾写过一段说明的文字:
这是一首写得很早(1999年),但却一直伴随我的诗,曾在2001年发表于《诗刊》。仍记得写这首诗的场景,我趴在北京理工大学11号宿舍楼520室,我的一个室友的上铺床位上,望着暴风雨将至的窗外,在一张纸上写了这首诗。我在大学是一个另类,感觉与同学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孤独感很强,而我也很清楚,这孤独里面充满了自恋。这首诗毫无雕凿,顺手拈来,当时可能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而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此诗自始至终都在映照我的生命状态。这首诗里有我的“初心”,而这“初心”,我至今不忘,依然倔强地留存。
外公身上的艺术细胞遗传到了我
张后:我听说你的外公曾经是著名的赣剧演员,我们一起回忆回忆他老人家如何?他今年高寿啊?
阿斐:外公姓查,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我对他的记忆停留在他抱我坐于他膝上,一边哼歌一边抖脚。外公的确是当地著名的赣剧演员,而且是演旦角的。我看过他的遗照,眉清目秀,非常帅,远甩现在的小鲜肉几条大街。幸好,有外公的基因在,否则,可能我就长不成这个模样了吧?呵呵。
外公很受当地妇女们欢迎,当然具体情况,我也无法说清。我外婆当年,肯定也是美女一枚,否则就没条件嫁给外公了。
据说,外公一家人,原本是可以定居于县城吃商品粮的,但是,外公认为,还有有田有地比较靠谱,所以,一家人回到了老家“水磨畈查家”。但是,农村曾经的贫困生活,让外公一家人过得很不顺心,穷困潦倒,尤其是外公去世之后。
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对外公此举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她只读了小学一年级,就被拉出来干活,带弟弟妹妹,尽管她非常聪慧。也许正是因为此,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激励我努力考上大学。母亲也给我讲一些奇怪的故事,比如“罗隐先生”的传说(我后来知道,罗隐先生就是唐末诗人罗隐)。她知道的并不多,但把她所能给我讲的都讲过了,对我也影响深刻。尽管我长大成人后,在母亲身上看到了许多我所认为的缺点,但是,母亲身上,以及母亲那一脉,对我的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我始终认为,我身上稍微具有的一点聪颖和智慧,应当源于母亲这边。
我父亲,以及爷爷奶奶这边的影响,更多是老实、隐忍,以及倔强。
我也认为,外公身上的艺术细胞,应该也遗传到了我这里。我对音乐所具有的敏感,源头应该在外公。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寻找净土
张后:你为什么写诗?
阿斐:回想当时我的初心,我写诗的原因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寻找净土。
我所眼见的世界,似乎都是污浊不堪的,而我相信,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事物都是污浊的,所以,我选择了诗歌。我认为,诗歌以及诗歌的世界可以不污浊。
所以对诗,我没有功利心。我可以什么名声都没有,哪怕写诗扔在抽屉里。诗歌好像是我在跟各种灵界的事物对话,包括万物,包括全人类,也包括神。这种对话,也像是我的自白。我曾说,诗歌是诚实的自白。
我也很有意识地,让我的诗歌写作,与官方、学院,甚至所谓的民间,一切可能群体化写作的场域,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想依附于任何东西去写诗,也不想通过我的诗歌写作去获得什么现实的好处。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来获取生存的资源,而不愿意让诗歌成为利益交换的货币。我认为,我越独立,诗歌越自由,越干净;我的诗越十三不靠,就越接近善,接近美,接近真,接近净土。
所以,当几乎所有诗人,都在执着于各种派别、各种团体、各种会议、各种奖项时,我选择了适当的远离。我当然不是一尘不染的清高,因为我是人,不是神,但我愿意努力变得清高一些,不庸俗,不世俗。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厌恶那些名欲熏心的诗人和诗歌群体。我愿意与这样的诗人和诗歌群体进行争鸣,不附加什么条件,只为诗歌本身。
我也相信,诗歌与人心是有关系的。好的诗歌,善与美的诗歌,可以让人心趋善趋美。
我在我的第一本诗集后记里,也提及写诗的原因,题目是《因为本能,所以写诗》:
这是我的第一本纸质诗集,诞生于我的三十岁即将来临之际。
这本诗集收录了我从1999年到2009年初的诗作,经过自己还算苛刻的筛选,保留了不到80首诗。附录中的《三十自述》,是这些年来陆陆续续写的一些回忆性文章,因为写得随意,只想把脑袋中藏有的记忆说出来,所以毫无文采,仅供自己库存之用,集结于此,权且当做一个所谓80后的回忆录,历史学家若有兴趣,可任意采用,不收资料费。
这本诗集全部都是我在自说自话。不是因为我的清高,而是因为,我希望我的第一本集子,干净一些、纯粹一些,让这么多年我所坚持的“我”,清晰无误地展露出来。诗歌必须“我”一些,所谓“无我之境”也是因为“我”在。有人说“无我”的诗境界更高妙、更超脱,而我则认为,完全无我的诗是替所谓大众谱写的流行曲。
诗歌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诗歌?这是个问题。但于我而言,不成其为问题。形而下而言,诗歌是身体的一个器官,我通过它发出内心郁结的声音,它就是它而已,我不会摸着它问:什么是你,你是什么;形而上而言,诗歌是一种信,类似于信仰,信它,它就是、就有、就如此,没有更多的疑问,没有为什么它是它。
我使劲地活着,看云起云落,闻世态沧桑,然后,写诗——写出来的必定是诗,我的诗。
我把1997年看做我诗人生涯的开端。那一年,我离开家乡,远赴京城读大学,开始独立生存、独立思考。这背后藏着一把利剑,叫做“孤独”。而早在1992年,我12岁,因为18岁的大表姐意外死亡,我写了一作业本的分行文字。或许也可以说,我的诗歌写作从“死亡”开始。
从未想过写诗有什么用。后来我终于明白,它本来就“无用”,即便有用也无用。但正因为这种无用,我收获了虚无生命的充实感。在我主动虚无的那些年里,我一度视诗歌为生命的全部。后来,我以一首《青年虚无者之死》,宣告了“一个名叫虚无的青年从此离我而去”。原来所谓的“虚无”只是一种“求而不可得之”的惶惑,只是普遍势利之世一个青年内心的无意识抗争。我明白了虚无的真相,所以,我轻松地把生命前面的形容词——虚无——彻底删除,洒脱地走进“人间烟火”,开始有意识地抗争。
生命本来就应该如此干净利落,没有包袱,无须形容。这本诗集,我也由是命名为《青年虚无者之死》。这有宣告一代人虚无之终结的指向,但本意并不源于此。
1999年,我戴上了“80后”的桂冠(或曰“草帽”),这顶帽子伴随我至今,尽管从一开始我就试图甩掉它,但徒劳无功。我只好“迎合命运的安排”,继续被80后下去,不以为荣,不以为耻。我很清楚,因为这顶帽子我将“新锐”到不惑之年,我的创作时间再长也无济于事。但无妨,年轻的感觉很受用。
无论是否临近而立,我将以年轻但非轻佻的姿态面对这个多乐多忧、多福多灾的魔幻现实、黑色幽默时代。从诗人杨克先生把我引入所谓诗坛开始,我就抱定此意。这不是誓言,是本能。
2018年10月杭州
(本篇个别处,有少许删节——编者)
附录:阿斐诗歌三首
|初恋|
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第一次见到她的笑脸
(第一次被她打动
第一次夜不能寐)
第一次听到她的叹息
第一次见到她的愁容
(第二次被她打动
第二次夜不能寐)
第一次听到她诉说
第一次见到她哭泣
(第三次被她打动
第三次夜不能寐)
我握她的手,拥抱她,吻她
始终保持亢奋状态
1996年
|清朝末年|
他们在围观杀人
我用手按着头
使劲儿往人缝里挤
把自己挤成
一片薄薄的中国人
好像显微镜下的一张切片
杀人的人在杀我
被杀的我在杀人的刀下面
喊痛而外面在喊痛快
我的头在地上
滚了又滚看清了
世上所有人
我也看清了自己
我的头向那片薄薄的我
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我看见那只脑袋
在肮脏的地上张了张嘴
出于安全我坚持认为这是假象
2015年
|一早读任意好兄访谈遥赠|
这么多年一摇而过
世界和人类早已面目全非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同有赤子之心
喜欢苏轼
喜欢辛弃疾
仍然相信
人间可以不是这副模样
2018年
【阿斐简介】
原名李辉斐。1980年生,江西都昌人,有“80后第一位诗人”之称的阿斐,曾以诗句“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引起广泛共鸣,被认为说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特殊命运”。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