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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胡斐的那股子执着、耿直、倔强劲儿

张后：阿斐这个名字，不知为什么总叫我想起金庸笔下的胡斐，你为什么会给自己起这个名字呢？

阿斐：我取这个笔名，跟胡斐还真没关系，不过的确很多朋友都以为，我的笔名乃至我的性格跟小说里的“胡斐”很像。我琢磨了一下，我还确实有胡斐的那股子执着、耿直、倔强劲儿，跟胡斐也很有缘，《雪山飞狐》可能是我看的第一部金庸小说。小时候不知道在哪里，翻到了一本没封面没封底的没头没脑的书，我细思下来，应该就是《雪山飞狐》。后来电视剧播放《雪山飞狐》，我对里面的人物、歌曲印象都极为深刻，我所喜欢的程灵素，我有点喜欢又有点讨厌的袁紫衣，几乎代表了我对两类女人的审美。我的妻子，我认为就是程灵素式的女人。

真实情况是，我取“阿斐”这个笔名，只是因为我比较懒，不愿意在笔名上花太多心思。大学的时候，1999年上半年，我大二的下学期，因为爱诗已久，而学校的诗歌人群趋近于零，诗歌氛围很不符合我的心意，所以我心血来潮，决定担起营造理工大学诗歌氛围的大任。首先，就是决定办刊物，拿家教得来的钱付印，名字就叫《凡间》，以呼应当时诗坛上“民间”的潮流。办刊就需要有个笔名（我原名念起来太拗口了），以前我自印小集子，笔名是“木梓”，也就是把“李”拆分开来然后换了个同音字，但，居然“凡间”诗社有一哥们也取了同样的名字，所以我就让贤，就把自己的笔名改了，在原名最后一个字“斐”的前面加了个“阿”，简单利落，还有一点飞翔感，像李白一样，于是这个笔名就这样用到现在。

后来，很多选集选录我的诗，按拼音排序常常把我的名字“阿斐”排到最前面，居然有人误以为，我取笔名是为了排名靠前。这把我笑翻了！我哪有这等心机，不过是一个懒人的一个懒行为，误打误撞到了多种选集的“第一”。但我个人以为，“阿斐”的诗出现在各种选集的第一位，一定不会辱没了这个选本。我有这个自信。我是靠写诗写出的所谓诗歌声名，而不是靠运作和心机。

“80后诗歌第一人”是几个事件聚合的产物

张后：一开始是谁将你称为“80后第一位诗人”？你的反应如何？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阿斐：准确讲，江湖上给我戴的帽子叫“80后诗歌第一人”；或者说，“80后”这个概念首先从我开始。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常见的诗歌界穿衣戴帽工程，对我来说并不太重要。有诗人对我预言，有诗人给我加冕，我都不以为然，我真正care的是写出好诗，写出我自己能尊重自己的好诗，其他的，都是烟云。我最初并不想采用这个名号，但是，居然有很多人，尤其是一些80后诗人们，特别介意并且批评我的这顶帽子，于是我就怒了：既然你们很在意，好吧，那我也就戴起来！你要抢，那就用诗歌来抢吧。

“80后诗歌第一人”的来源，最早并非哪一个人推动的，而是几个事件聚合的产物，我后面附上我写过的一篇文章，讲得非常清楚。某人说，我的“80后诗歌第一人”名号是他叫出来的，其实根本不是，他只不过在一篇文章的括号里加上了“80后第一个诗人”，这篇文章也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近些年，似乎把这篇文章的这个括号删了。删了就删了，对我并没有任何影响。从我个人的印象来说，在口头，真正意义上叫我“80后诗歌第一人”的，首先应该是我的恩师、诗人杨克。所以，我更愿意认为，“80后诗歌第一人”的说法，源自于诗人杨克。

现在附上那篇我写的文章，题目是《说说80后是怎么开始的》：

【1】引言
忽然想把我亲历和知道的80后概念起源说出来。只是简单地毫不渲染地讲故事，不涉及文化的社会的学术式考究。那些艰难的工作，留待勤劳的学者去完成。如果他们愿意，我的这篇80后故事，可以作为参考一种。

【2】1999年
1999年暑假的某一天，北京理工大学11号宿舍楼520房，中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1998中国新诗年鉴》主编、诗人杨克打来的。我曾骑着自行车，跑到席殊书屋，买了一本新诗年鉴，而后给主编写了一封信（年鉴后面附有主编地址）。我为是否要在信后附注我的宿舍电话纠结了一番，最后决定附上，万一主编大人来电呢？
果然，如此。
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对于诗人杨克老师，我始终心怀感恩。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各种转折，许多转折都是不经意的，我这个转得太明显了。而且，转过之后，至今我都认为转对了，因为从不曾为成为一个诗人后悔过。
来北京做访问学者的杨克老师，介绍我认识了沈浩波。

【3】沈浩波
刚刚毕业就已经神通广大的浩波，带着我去赴各种北京的文人宴，写诗的阿坚，写小说的狗子，编《诗参考》的中岛，以及，当年的小姑娘春树。狗子拉着我赴他的啤酒局，有艾丹、张弛、石康等。
当然，还有《下半身》时代的几位亲戚们。
后来，1999年就过完了。

【4】《诗参考》
中岛要编2000年的《诗参考》。那时，“70后”刚刚开始不久，还没有谁用过“80后”这个概念。
中岛就问我：阿斐，你是排在70后呢，还是80后。
我毫不犹豫：80后。
就这样，2000年的《诗参考》出版时，就有了“8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我排在第一个。在我印象中，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80后”这个概念。
可以这么说，“80后”是用来与“70后”相呼应而生的。
但是，后来的现象显示，“70后”存活期很短，“80后”的风头最终盖过了它。

【5】韩寒
那时韩寒的《三重门》出来了。当年郁秀在先，韩寒在后，都是冠以“青春文学”的名头，没有使用“80后”。
“80后”概念首先被使用在诗歌领域应该是个事实。
我后来做记者时，学而优书店的女老板安排了一次对韩寒的采访。我有一点点不屑，因为我也很年轻，所以也很骄傲。我带着一位姓关的实习生去采访，是在宾馆房间内。我坐在床上发问，实习生在中间记录，韩寒在那边回答。一个有点年长的女人在他身边，可能是经纪人？
我一边问一边想：哼，这个小娃娃。
同龄人也相轻，呵呵。

【6】诗江湖
胖子诗人南人，2000年初做了一个“诗江湖”论坛。网络论坛刚刚兴起，大家都很亢奋，我也很亢奋。后来诗歌论坛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在“乐趣园”注册的，但没有哪家的人气能超过诗江湖。所以，在诗江湖活跃的诗人，更容易受到所谓诗坛的关注。
我是在诗江湖上杀出来的第一个“80后”，加上还是写出了一些大家认为还不错的作品，于是，我也比较受关注。
我记得诗江湖有网刊，网刊上对活跃的几个诗人有一两句说明书。我的说明书是这样的：“阿斐，80后从这小子开始”。
在网络论坛上，比较明确使用“80后”这一概念的，应该在这里。

【7】《下半身》
浩波以及一众亲戚们，做了一本轰炸机式的诗歌民刊，名叫《下半身》，2000年7月份。
《下半身》有我的诗。前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其中诗人阿斐生于1980，很年轻，在此向大家推荐”。
于是，一个出生于1980年的很年轻的诗人阿斐，随着《下半身》的传播也传播了出去。

【8】《2000中国新诗年鉴》
据说，民间立场的诗人们在大连开会，商量《1999中国新诗年鉴》入选诗人时，考虑过选录我的诗，但因为我还是太年轻了，“再等等看”，于是，我入选了《2000中国新诗年鉴》首卷推荐诗人。
《中国新诗年鉴》是一本影响深远的诗歌选本，不赘述。
诗人伊沙为《2000中国新诗年鉴》写了一篇文章“2000年中国新诗关键词”，里面有“下半身”词条，提及阿斐时，加了一个括号，“‘80后’的第一位诗人”。这篇文章据说是年鉴的前言，但后来并没有出现在前言位置。

【9】第一个“80后”
我想了又想，为什么后来我被戴上了“80后诗歌第一人”的帽子？可能是上面几处与我有关的内容聚合的产物。由于“80后”这一概念，首现于诗歌领域，所以，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戴上“80后”这一帽子的人，也就是第一个“80后”。
我读书时常拿第一。小学毕业全大队第一，中考全镇第一，高考全县第一。现在，这里加了一个第一，我没有什么不习惯。
后面一些80后诗人，以为是我自己给自己加冕，这实在有点冤枉。我还没那么大能量，能让自戴的帽子强迫诗歌圈和评论家们接受。
一些后来的80后概念之下的诗人们，写文章试图证明80后诗歌第一人的帽子是不科学的，我看见了，笑了。这些诗人，据我观察现在基本上不太写诗或关心诗歌，而我还在源源不断地、吭哧吭哧地写诗。
因为我是真的爱诗，他们也许爱的是诗，也许爱的不是诗。

【10】阿斐
有人说，阿斐这个鸟人，什么第一不第一的，这能说明什么呢？能代表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又不是说你写的诗最好。
对的。这不能说明什么，不能代表什么，也没什么意义，我当然也不敢说自己写得最好——哪个傻B敢这么说？
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实情，以一个基督徒的诚实说出来，而已。我很喜欢历史，我喜欢探究历史真相，如果真相没什么意思，那，历史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11】80后们都还小
我戴着80后的帽子写诗时，80后们都还小，有的还在读小学、中学，有的也不过刚上大学不久。当时在诗歌圈，要找出几个同时期的80后，还挺难的。
后来80后们按批次长大了，闹得风风火火，而我都毕业了，以至于错过了连横合纵的时机。在80后诗人里，我相对比较独立乃至孤独，原因可能在此。
我1980年底出生，2001年大学毕业。一般写诗的80后，都比我晚“出道”。
有些80后诗人，常常罗列出一长串80后代表诗人名单，然后把某个诗人的名字放在我前面，好像比我“出道”还早，这应该都是营销策略。

【12】春树
我记得，我第一次吃麦当劳，是请春树。
认识浩波后，就认识了春树。1999年下半年，我是个大学生，挺小的，春树没上学，比我更小。大学生带着小姑娘一起逛北京城。春树说：阿斐，请我吃麦当劳。我就请了。
那时候开始，我跟着浩波在一家报纸实习。我的实习老师是李师江。我一个月竟然能拿不少工资，于是我比较有钱。
记得春树很隆重地说过一句话：阿斐，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春姑娘，我始终相信你的这句话，从来没有怀疑过。虽然直到我有了信仰，才敢说自己“好了起来”。
你现在经常在国外飘啊飘，也不要忘记自己说过的这句话。

【13】离开北京
2001年我毕业。
毕业前夕，我敲了一首诗《以垃圾的名义》，这首诗表达了我当时的情绪。
我决定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有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生存问题，小部分原因是，我不太喜欢在朋友的阴影下写作。“下半身”聚会时，大家都是认认真真地互相批评，彼此间的影响是必然的。我记得小尹（诗人、作家、导演尹丽川）问我为什么离开，我说过这两个原因。
我有点倔强，这倔强阻挡了我，也保存了我——这句话，懂的人懂一辈子，不懂的一辈子不懂。
《诗刊》这一年开办下半月刊，在比较重要的栏目发表了我几首诗。由此，80后诗人也出现在《诗刊》上了。

【14】生存问题
离开北京后，我一直为解决生存问题迷茫，许多80后诗人们开始在网上冒出来，我也没工夫去理会。我没有像前辈诗人那样，拉来一群诗人啸聚山林，因为我在忙着吃饱饭。
后来我进了南方都市报，生存问题才算解决了。招聘我的，是诗人陈朝华。
可惜，不久之后，我就生娃了。而此时，80后正逐渐演化成一个大概念，并慢慢出现了许多名人。80后诗人们虽然热闹，但小众的诗歌，在世俗场域怎么能抵挡住商业推手？
我不着急，也不在意，慢悠悠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一个坐着八抬大轿的草民”（诗歌《众口铄金》）。
好在我写诗一直不断，否则我就废了。

【15】李傻傻
2002年中，我的好友、诗人欧亚（在诗江湖论坛，我与欧亚、阿丝合称“诗江湖三少侠”）让到广州的李傻傻找我。我们见面时，我正在搬家，傻傻帮了一下忙。
我总是误以为李傻傻姓李，其实不是，他姓蒲（荔子《你是我的虚荣》2016年出版——张后注）。
后来，傻傻窝在房间里，写出了长篇《红X》，于是就火了。
李傻傻写的散文太漂亮了，我望尘莫及。他喜欢琢磨句子，而我喜欢琢磨意思。

【16】时代周刊
春树写出《北京娃娃》，上了时代周刊。
李傻傻晚一年也上了时代周刊。
两个先是写诗，后来写小说的朋友，轰动了诗歌圈以及文学圈。
80后诗人，越来越牛。
这是2004年开始的事。

【17】后来
我主要是补充80后早期的故事，我亲身经历的。后来的事情，基本上都在大家的视野范围内，因为80后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化的符号。
很多人不知道80后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好像这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概念，其实不是。

赶路崇尚善良、隐忍、有担当、个体写作

张后：你是什么时候进入“赶路”，并和赶路其他诗人一块玩的？你和谁比较“臭味相投”？

阿斐：应该是2004年，密切接触于2006年之后。与任意好最为相投，我们常常有着不谋而合的观点，也有着较为互补的性格。任意好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潮汕商人，其实，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有着特别纯真的诗心，我认为，任意好称得上“赤子”。在我看来，当得起“赤子”二字的，当今中国恐怕不会到两位数。

任意好创办的《赶路》诗刊，我认为是民间办刊却非创建山头的典型。在当代，如果说以前的民刊是边缘，那么现在民刊已成主流（中流砥柱的意思）。民刊发挥的作用，不在于流水线式的生产诗歌“山头”（流派），而在于其中出现了汇聚天下好诗（与风格、流派无关）、有大海风范的刊物，比如《赶路》，此类民刊是各种诗歌的交汇点，让诗人拥有了自由创作的专业舞台。

中国诗歌在近些年，越走越“邪”，越走越“偏”。而《赶路》及赶路诗群（群而不党的诗群典范），在以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让中国诗歌走向大道。赶路崇尚善良、隐忍、有担当、个体写作。

我曾有过一次诗会上的发言，这当然是我个人的想法，但似乎也可以窥见《赶路》及赶路诗群的观点所向。题目叫《打破诗歌的旧秩序，建立诗歌的新秩序——兼及“诗歌=自由”》：

在这里，我所说的秩序不等于条条框框，它更接近于一种认知的范畴。旧秩序指的是旧有的及现有的钳制诗歌创作生命力的壁垒，也可以说是“堡垒”；新秩序指的是让中国诗歌得以自由生长、不受捆绑的认知共识。

我想说明的是，我所提及的诗歌现象，是我观察和聊天的产物，基本上是我的一家之言。同时，它们也并没有经过科学实验一样的严密调查和论证。

我分三点来说，尽量讲清楚，但当然还有许多漏洞，只能挂一漏万，请各位方家随意批评指正。我希望自己能抛砖引玉。

一、打破诗歌内部的秩序，及内部的秩序重建
诗歌内部的秩序，就是诗人内在的秩序，心思意念的方向。主要是打破诗歌的功利主义，给诗歌以自由，让诗歌成为自我的诚实表达。

诗人为自己的诗
奔波忙碌

有人拉着一吨汉字 
沿途叫卖

有人举着一捧香
磕头拜佛

有人宽衣解带
自荐枕席

有人装疯卖傻
博取同情

有人自封皇帝
朕即天下

有人扮演教主
信众伏地

诗人为自己的诗奔波忙碌
耗尽一生成为诗歌的敌人
——《诗歌的敌人》

我在想，我当初究竟为什么写诗呢？是为了泡妞吗？是为了名利吗？是为了讨好别人吗？是为了获得权势者的眷顾吗？都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看到了社会上这样那样的不平，这样那样的污浊，因此，我才会写诗，才想写诗。从一开始，我写诗就是为了挣脱这些束缚，让自己变得自由且诚实于自我。

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我们的灵魂龟缩在身体里面，每天都过得紧张莫名，每天都过得不像自己，我们的灵魂需要迸出来，我们的灵魂需要自由，我们的灵魂需要回到它本来的样子。写诗，就是灵魂的自由之舞，就是自我的诚实表达。因为诗歌不是散文，不是小说，不像它们那样还需要打破脑袋花费那么多精力时间去构思，去演绎，去假装。诗歌可以来得很快，异常迅速，某种程度上说，写诗是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是你这个人，把自己的命、把自己的魂往短小精悍的诗句里灌输。诗就是人，人就是诗。读诗，就是读人。

如果写诗不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自我的诚实表达，而是为了社会上的一切功利之物，如同社会上的这些那些现象，那么，诗歌的海拔就会降到让我们羞愧的地步。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应该羞愧了。但是，很多人并不羞愧，相反，还很得意，很骄傲。诗歌因为诗人的海拔降低，而被迫自降海拔。可怜，我们的诗歌多么无辜！

诗人可以因诗获名利，诗人却不应为名利写诗。诗歌是非功利的，拒绝必须如此、必须如彼的目的。哪怕在极端控制的环境下，诗人也可以做到写诗的不功利，哪怕诗歌不能流传也无妨，因为，与其不自由地发表，不如自由地藏入抽屉。

然而事实却是，非常多的诗人写诗是出于功利目的，诗歌内部的秩序出现了问题，写诗不再是因为诗，不是为了自我的表达，而是为了这样那样的利益，为了权、钱、名，为了获得认可，为了容易发表，为了得奖。诗歌从“娘胎里”开始便出现变形。

我认为，诗人的尊严在于诗歌为何而写。为内心的诚实表达而写，这就是有尊严，为非诚实的表达而写，就是丧失尊严。

有朋友说，诗人们写诗好像就是为了写得吓唬人。吓唬人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获得认可，发表和得奖，他们把诗歌当做功利的道具。这就是诗人尊严的丧失。我认为，这样的诗人，就是诗歌的敌人。

诗人作为人，可以是革命者，可以是政客，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各式人等，但诗不宜成为革命的武器、政治的帮凶、懦夫的幌子。人的事归于人，诗的事归于诗。当然，我这样表述，并非说诗歌是纯净的，而是说，诗人可以受制于环境，但诗歌却可以说不。

诗歌在诞生的过程中，只属于诗人自己，那个此刻的、当下的、诚实的自己。

二、打破诗歌外部的秩序，及外部的秩序重建
诗歌外部的秩序，就是诗人所身处的外在环境。主要是打破诗歌的利益链，让诗歌可以自由传播，让诗歌的认知不再受到旧有评判体系的捆绑。

有人在开会吹牛
拉帮结派和骂娘
比较名气的大小
交游的广度和高度
我在用心生活和工作
热爱工作并感受生活
一笔一划地写诗
诗从细碎的柴米油盐
日升月落花谢花开
喜怒哀乐中迸溅而来
无一处不是诗
无一刻没有诗
既不大写也不小写
像从天而降的雨露
像与生俱来的荷尔蒙
——《诗人的日常状态》

我认为，由官方刊物+诗歌奖+评论家构筑的诗歌评判体系在戕害中国诗歌。
官方刊物的问题，论的人太多，我这里不多论。我只说后两个。

曾跟朋友聊，在当代评诗歌奖，李白、苏轼不一定能得奖，李商隐、周邦彦则得奖几率更高。岂能说后者比前者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说，由诗歌奖构筑的当代诗歌评判体系，是不可取的，获奖作品往往浸染了这个时代的审美污垢；而诗歌奖本来应有的传播作用，也因此大打折扣，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拙劣审美的帮凶。我也顺便想起潘岳、陆机为上品，陶渊明、鲍照为中品，曹操被列下品的诗歌审美时代，那个时代的诗歌格调被称为“齐梁体”。

我还想说这样一句话：烂诗（人）的推手，就是好诗（人）的刽子手。
不少评论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作诗歌的救主。然而，恰恰相反，时代的优秀诗歌，往往就是这些评论家扼杀的，原因在于拙劣的趣味。太多评论家在评诗前，不是先确定这是不是一首可读的诗，而是一拿到诗，即像解剖一样，把诗拆解成一个个器官零件，大赞其意义与价值，这样杀猪式地转了一圈，才恍然大悟：哇噻，真是一首牛逼的好诗。

除了这三个元素，当然还有其他在对中国诗歌起负面作用。
可能是因为诗人这顶帽子在中国语境中太有魅力了，以至于很多并不太适合写诗的人一定要写诗，比如很多大学里的学者型人物，当然也包括诗歌评论家，比如一些刊物编辑，这些有诗歌传播资源、容易形成利益链的人，很容易共同构筑一道好诗的防火墙，以至于在过去，好诗只能以平民的形象流落民间不太广泛的传播渠道，而他们这些不太适合写诗的人的诗，却在主流渠道广泛传播，造成好诗人被压抑。

为什么说他们不适合写诗？这里并不是说不能写，当然可以写，而是说写诗不是他们的擅长，他们擅长的也许是学术研究，也许是刊物编辑工作，也许是其他，因此可以不必占据诗歌的阵地。我看一些学者编辑们的诗，往往毫无激情、干枯不堪，甚至相当幼稚。我认为，他们不应为自己的诗张目，而应为别人的好诗张目。

目前中国诗歌认知的权杖，掌握在一群低水平的文人学者和许多没有认知能力的吃瓜群众手里。这当然是一种悲哀。

对抗着主流诗歌评判体系，同时又不得不有所妥协，几乎是当代中国优秀诗人正在做的同样的事情。而我认为，对抗应远远大于妥协。这种对抗并非消极的谩骂，而是积极地构建与改善。相对于官方刊物，我们有了民刊；相对于官方诗歌奖，我们有了民间的诗歌奖；相对于主流的学院派的评论家，我们有了偏向于民间的非学院派（哪怕身处学院之内）的诗歌评论家。

然而，仅仅是官方与民间的二元对立就足够了吗？远远不够！凭着民间对官方的鹦鹉学舌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即便是所谓的民间评判体系，依然会构建新的利益链，形成新的好诗防火墙。

科技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诗歌“去中心化”提供了契机。我们不必流连于旧有的诗歌评判体系，我们可以一个朋友圈就是一个发表场地，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一本杂志，朋友的点赞就可以替代诗歌奖。事实上，旧的诗歌利益链、评判体系，正在遭遇滑铁卢，正在逐步被时代的进步所瓦解，正在被打破。

要让诗歌的认知不再受到旧有评判体系的捆绑，我认为需要诗人们完全地转换观念，诗人首先不能被捆绑。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诗歌秩序的重建，本质上是诗人内在秩序的重建。

三、诗歌=自由
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如果没有“诗歌=自由”的认知，必将又出现诗歌的顽固堡垒，新秩序又将变成旧秩序，因此，“诗歌=自由”应成为一种基本认知，成为基础共识，成为新秩序的核心理念。

我对异样的美有种宿命般的知觉
以至于我或高或低，难以站在
亿万人共处的海拔线
我超乎常人或低于常人的眼睛
总能看到一无是处中的是
穷凶极恶里的善

这让我拥有了一些奇特的朋友
让我在万花丛中，爱上一朵寂寞的花
他们总是耀眼如立于鸡群的鹤
她们也美得不合常理
总要通过我出乎意料的挖掘
才能使天空的黑，生出明月的白
——《我的美学》

写诗如同生孩子，但比生孩子更为自主、自由，你可以选择属于你的孩子的模样，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美学，这种美学可以与别人毫无关系。因为，诗歌是灵魂的自由之舞。我提出“诗歌=自由”，正是为了恢复诗歌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诗歌重回到它应在的海拔线上。
 
是的，我认为诗歌就是自由，没有山头、派别、语言方式的分别，所不同的在于个人的认知水准、审美趣味和精神趋向。

所谓自由，是随意乱写、随便按回车键而已吗？不！语言本身的内在法则，决定了诗歌不可能是乱写的。又有诗人以为，应当把诗写得很脏、很黄很暴力，才是自由。不！这不是自由，这恰恰也是枷锁。把诗想当然的认为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的诗人，都是在为自己的诗套上枷锁。

诗没有必须这样、必须那样，诗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不这样、也可以不那样，诚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动，“思无邪”，不是为读者写诗、不是为意识形态写诗、不是为名利写诗、不是为山头派别写诗、不是为某个哲学写诗、不是为某种诗歌理论写诗，去除所有的这些，让诗歌变成语言的自由的舞蹈、自由的天马行空，在语言的内在法则之内，书写心灵中一切想表达并且愿意表达的事物。这就是诗歌的自由！

诗歌的自由并不拒绝个人的好诗观。对于好诗，我认为有几个关键要素：真诚，诗如其人；灵魂，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但绝不是语言方式（比如说口语诗或译体诗），而是那种生命的本真经验和感受；语言，说人话，不是支离破碎的语言；文字驾驭能力，包括修辞格的运用，也就是所谓技巧。

80后诗人写作的价值在于承前启后

张后：我读过你在南方一个诗会上，为八零后“辨护”的那篇文章，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痕迹，可以录进来，如果你还有哪些要补充的话，就一起写在这里吧？

阿斐：在80后最火热的时候，我并没有过多地为80后说话，以批评居多，也没有太多的以这个概念行走江湖。但在80后快过气时，我开始梳理80后概念的价值，因为，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成为一种历史沉淀，而不是一个流星式的存在。

我现在认为，80后不只是一个年代划分法，也不只是某一个诗群，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精神趋向，是一个开放的美学概念。80后自由美学，主要体现于80后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因此，我不赞成以某一个时间段为80后的起始点（这太无聊了）。我建议可超出时间范畴，纳入一些被视为80后的诗人。举个例子：北京的诗人土豆，就是79年的（好像），但他一般被视作80后诗人。我甚至认为，“80后”之后无“后”，所谓90后，也不过是80后这一概念的延伸。

那种以残酷青春为旗帜、以商业包装为外衣的被长辈们一手包办的年代划分的80后，已经死了；而以自由美学、开放精神为武装的文化现象的80后，获得新生。

80后诗人写作的价值，正在于此——承前启后，自由之始。中国诗歌从80后起，真正开始了独立的、自由的写作，抛弃了从前的山头主义、师承关系等等一系列阻挡自由写作的东西。
附上我的那个发言《80后诗歌：一段历史，一部文献，一种美学——2016南方年代诗歌峰会》：

作为代际概念的80后，已经死了，我在2010年，就写过一篇文章，叫《80后祭》；作为文化概念的80后，不仅没死，而且焕发新的生机。我们现在在谈论的80后，绝不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代际概念中的死的东西，而是在历史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中的生机勃勃的事物。

【一段历史】文学史上重要的诗歌运动
我个人，算不得80后诗歌运动的推波助澜者。准确来说，我认为我自己是80后诗歌以及80后诗歌运动的先声。因为当众多80后们开始为80后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时，我早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很久了，当然我也从未离开过诗歌现场，一直在紧盯着。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说80后究竟是怎么来的》，里面写到了80后的源头。而80后诗歌运动是由诗人丁成，以及许多如丁成一般热血的80后诗人朋友们，共同推动的，绝不是某一个人的力量。我自己对运动并不是很感兴趣，我更喜欢写作，稍微安静一点的写作。如果我有参与这个运动，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的，那就是棒喝的角度。我记得，我很早写过两篇小文章，一个是《80后诗人，没什么好骄傲》，一个是《80后，诗歌前辈的三宫六院》。这两篇文章，都是我当时真实的思考，我希望自己，以及我的同龄朋友们能谦卑一点、理性一点、独立一点，我们必须人格独立，我们必须精神独立，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方式思考以及行走。这是我一直以来持有的观点，我个人也是这么实践的。

但很显然，80后诗歌运动卓有成效。请注意，我用了卓有成效这样一个很官方的字眼。我的意思是，80后诗歌运动，是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诗歌史，因为，它是继朦胧诗运动、第三代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等诗歌运动之后，又一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诗歌运动，发端于21世纪初，持续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并延续至今，其影响力达于中国所有健在的老中青诗人，也即整个中国诗歌界，乃至于大众领域，比如诗人郑小琼。

80后当然也有一个诗人群体，这个诗人群体，也与以往重要的诗人群体相似，比较松散，比较分散，坚持个人写作，但又有共同的烙印。这个烙印的存在，是80后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一个诗学概念的重要特征。我后面会提到。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烙印的存在，以至于怀疑80后诗歌概念的价值，乃至于认为80后诗歌是一个不值得称道的代际概念而已。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80后以后的诸如85后或后80、90后、00后等代际诗歌概念，都是泛80后诗歌。当下的诗歌阶段，也可以用“泛80后诗歌时期”来指称。“80后诗歌”张力很大，绝不止于简单的断代概念。

【一部文献】用经典诗歌构筑一部精神文献
一个人的诗歌，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文献；一群人的诗歌，则是一个时代切片的精神文献。80后诗人，用我们的诗歌作品，一同撰写了一部这个时代的隐秘的精神文献。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们，将通过我们的诗，来了解我们，通过我们的诗，来了解我们的时代。因为，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诗歌所构筑的文献，比很多其他大部头的文献，更真实，更细节，更深入这个时代的骨髓。

许多人诟病80后诗歌，说：你们总说80后80后，怎么你们没有经典诗歌呢？我想用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的口气说：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堆80后诗歌经典在！毫无疑问，80后诗人很早就有了经典作品，不过是崇尚论资排辈，人为制造主流和边缘的中国诗歌界，有意无意地把80后诗歌边缘化了，以至于很多人，尤其是许多评论家们，根本没有认真阅读过80后诗人的作品，以至于很多杰作“养在深闺人未识”。以我个人为例：我1999年写的《风暴》、2001年写的《以垃圾的名义》、2003年写的《众口铄金》、2005年写的《青年虚无者之死》，都具备经典气质。我想，并非没有经典，而是缺乏发现经典的眼睛、评论经典的笔。

我曾在微博上主持过《80后诗歌经典》栏目，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视角，为的是要告诉大家：80后诗歌，从来不缺经典。

这些堪称经典的诗歌包括：崔澍的《卖脸》、李傻傻的《冬天与血液循环》、封原的《城市监察员的总结报告》、唐纳的《江湖》、木桦的《悲哀》、唐不遇的《在沙滩上遇见一条鱼》、春树的《我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丁成的《101公告》、郑小琼的《车间》、张进步的《秋天（或曰时代）》、马梦的《债务》、刘东灵的《小姑娘带我去桃园》、小宽的《死于非命》、肖水的《我们的粮食不多了》、旋覆的《白夜》、谷雨的《搬把椅子坐进冬天》、莫小邪的《多娜梅林》、乌鸟鸟的《一群瘦人在天上飞》、巫小茶的《融化》、嘎代才让的《手臂上的母语》、熊焱的《乡村墓地》、陈坚盈的《1949年的火车》、李勋阳的《车祸》、刘二曼的《无望》、南岩的《把自己埋了》、西毒何殇的《少年杀戮——写给W》、余子愚的《又一次》、白度的《愿我今生还能做一回英雄》、黄运丰的《和有故事的人在一起》、辛酉的《墓志铭》、黄晓强的《祭林昭》、刘化童的《现当代文学史》、胡桑的《节省》、王彦明的《缝隙》、吴小虫的《中秋忆妈妈》、八零的《后遗症》、丫丫的《变奏：地铁皮上的猫》、雪马的《我的祖国》、李成恩的《瓷中人》、施瑞涛的《钢铁兰花》、海妖的《解放路没有爱情》、顾不白的《我就这样一面看云一面想你》、张彬的《表情》、冯娜的《祖国》等诗作。

【一种美学】自由美学始于80后诗歌
据我观察，自由，是优秀的80后诗人及其诗歌共同的烙印。无论是思维模式，灵感来源，诗歌笔法，写作姿态及写作心态，等等，都是自由的，不受这个那个、这样那样的拘束。为什么说了很多年的自由，到了80后这里，竟在其诗歌中烙下共同印记了，而以前并没有呢？我想，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文化思潮、学术争鸣、理论碰撞、人文精神讨论、社会经济变化、文学实践以及诗歌运动，所收获的最有价值的果实。很多人提到80后，便想起80年代，这不是没来由的，不只是因为都有“80”这个数字。即是说，在我们身上所结出的果子，也正是源自于80年代以来的众多前辈们播下的种子。

诗歌从来都不是狭隘的东西，有人说“功夫在诗外”，从精神趋向、思维模式、灵感来源等方面来说，这句话是正确的。所有的诗人，都是社会中人，都在接受来自于各个领域的信息，而不仅仅只是诗歌方面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汇聚到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并且厚积薄发为笔下的诗歌时，诗歌就烙下了时代的印记。自由，就是这样，成为了优秀的80后诗人及其诗歌的共同烙印。

为什么是自由，而不是其他呢？因为，在我们所接受的各种信息中，在20世纪乃至数千年以来的中国式时代更迭中，自由，成为我们最首当其冲的稀缺资源。于诗歌领域来说，我们见多了偏狭的山头主义、派别纷争，见多了狭隘的诗歌理论、口水战场，见多了那些“梨园班主”们，见多了那些骨子里的“皇权病患者”。

当那些自称“朕”的人出现在诗歌领域，中国诗歌圈也就变成了一个奇葩圈。

诗歌除了自由，还能是什么？因此我想说：自由美学，始于80后诗歌；或者说，80后诗歌，自由美学之始。

当具有自由精神的诗人，将自己“心中充满、口里说出”的诗句写出来时，诗歌就被烙下自由的烙印。

有人问，什么是现代诗？我的答案是：现代诗等于自由。也可以简化为：诗歌=自由。

【结语】如果我是一头猪/命运会赏赐我一个猪圈吗
之前有人说，我的那句诗：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代表了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特殊命运。这句诗出自我的诗作《众口铄金》。现在我想说，不是这句，而应该是这首诗的另外一句：如果我是一头猪/命运会赏赐我一个猪圈吗，这句诗，更像是代表了80后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特殊命运。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一个“猪圈”，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漂泊，寻找一个家，一个身体的家，一个灵魂的家。

“如果我是一头猪/命运会赏赐我一个猪圈吗”，谨以此诗句，送给在座和不在座的各位80后兄弟姐妹。

过度纠缠于语言就忽略了诗背后的人

张后：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你却说，语言是诗歌的障碍，很多人说不懂，那么你来让他们懂，你来告诉他们？语言究竟如何成为诗歌的障碍？

阿斐：老韩东的这句话非常牛逼，一定程度上，诗歌就是语言，到语言为止几乎是一个真理。然而这里面的误读太深，因此我提出“语言是诗歌的障碍”。简单的理解就是，当我们过度纠缠于语言，就忽略了诗背后的人，忽略了思想、精神、信仰，那些高级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一些人所误认为的“口语诗”，在语言层面纠结不已，乃至于让一个非常好的概念走偏走邪，几乎成为一种“口语教”，唯口语是论，我认为这就是“语言是诗歌障碍”的现实案例。诗歌的分野一定不是语言层面的，而是“人”的分野。“人”与“诗”不可分割，“人”应当在审美的范畴之内，而不是之外。所谓“纯粹”的“语言”的文本，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稍微形而上来诠释这个命题，里面提及的“神”，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我认为，神造世界，只是说出。因为心里充满，口里便说出，信心的话语涌出来，这话语就是创造本身。在神那里，话语是神性的产物；在人这里，人失去了神性，话语变成巫术。人试图用话语沟通（或祈求或抱怨）天地万物，却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话语充满肚腹，于是着急，于是紧张，于是狂躁——心里充满，口里说出。这心里充满口里说出的话语，就成了诗。

诗人加工心里所出的这些原初的、本真的、带着体温的诗，加工这些从心里所出的话语，用手下的语言来制作、塑造，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诗歌。我们通常所说与诗歌对应的语言，是这手下的语言；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歌，就是这手下的语言所构筑的诗歌；我们通常希望领会到的诗歌，却是那原初的、本真的、带着体温的诗。

诗歌的魅力在于：于写诗者，诗歌是内心话语的具象承载物，既是一种释放——避免鼓胀的肚子因话语的充满而炸裂，也是一种美的创造——如同话语的雕塑；于读诗者，透过这手下的诗歌，去领会那原初的、本真的、带着体温的诗，领会那些着急、紧张、狂躁，心里充满口里说出的话语，收获一种窥探欲得满足的快感，以及一种可能的认同感，所谓共鸣。

诗歌鉴赏，即品味这手下的诗歌，究竟如何与那内心的话语相连接——触摸这千丝万缕的连接之线，如同弹奏一曲古韵。鉴赏的乐趣，在于此。

手下的语言是贫瘠的，所受的制约太多，似乎永远不够用。心里充满的话语，在那语言的钳制之下，往往面目全非，看上去是雕塑，实则或许是四不像。语言与诗的连接，往往找不到连线，鉴赏者触摸不到这连线，触摸到也弹不出好听的曲子，乐趣于是全无。这样的诗歌，味同嚼蜡。从这一点上看，语言是诗歌的障碍。

在各种遣词造句的“律法”之下的语言，如同浑身被捆绑的遭劫持者，更难以满足塑造内心话语的需要，它只会不断地、越来越紧地束缚那原初的、本真的、带着体温的诗；而那种相对疏远语言的“律法”，更趋近于口头表达的语言，更接近人心里充满、口里说出的语言，却可以为那原初的、本真的、带着体温的诗松绑，让它好好喘口气，让它尽可能被塑造成最美的样子。

我希望能做有助于人心向善的工作

张后：你是江西都昌人，都昌离南昌有多远？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你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后来走上诗歌道路，是受谁影响？

阿斐：都昌是鄱阳湖边上的一个县，与南昌隔湖相望，陆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都昌其实以前叫枭阳，见于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当地一直有“沉枭阳，浮都昌”的说法，也就是说，古枭阳城沉到鄱阳湖底下去了，而后才出现了都昌。近些年通过对《都昌县志》所指枭阳古城地点进行考查，真的在都昌县周溪乡的泗山发现了枭阳古城的遗址。民间还有个传说，淮南王英布（也就是黥布）造刘邦的反，汉高祖刘邦就是在现在的都昌县将其俘获并斩首示众的，枭为斩，阳为首，斩首是为枭阳。

都昌县还有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全球闻名，这就是“老爷庙”。老爷庙的源头，其实是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当年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当地一直以来都流传鄱阳湖大战的故事），差点game over了，据说一只大头鼋救了他，于是就给这只大头鼋建了一个庙宇，就是这老爷庙。但老爷庙全球知名跟这个无关，而是跟老爷庙一带的水域有关。老爷庙水域号称“中国的百慕大”，经常莫名其妙翻船，一些人潜水探险也是有去无回，所以显得特别神秘。

都昌还跟两个我非常喜欢的人物有关，这可能也是我跟他们之间的缘分，其一是陶渊明，其二是苏轼。这两位诗人，是我想成为的那种诗人，因为他们身上似俗非俗，即是说，过着很俗的生活，但一点都不俗，没有染上众人身上的那种功利心与名欲，很淡然，诗写得很随意却非常好，因为诗如其人，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就怎么样去写，下笔就是这个人的映照。实际上，相比之下，盛唐时期的诗人，我喜欢的程度不是很深，包括李白，我认为他们都染上了所谓盛世的那种俗气，是庸俗的俗、世俗的俗。唐朝我最喜欢的诗人，一个是杜甫，但不是那种现实主义的诗，而是他那种很有生活情趣的诗；另一个是刘禹锡，这哥们非常可爱；如果再加上一个，那可能算得上杜牧。

陶渊明的祖籍，应该就是都昌。因为，他的先祖陶侃，就是都昌人。陶侃的母亲，是历史上著名的贤母，她的墓，据说就在都昌。而苏轼，他曾经经过都昌县的风景名胜南山，并且在南山留有诗篇，即“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这两个诗人，是我经过这么多年寻找出来的“知己”，他们居然都与都昌有过关系，很有缘。

都昌县虽然靠着鄱阳湖，但我自己的出生地铸山村，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庄。所以，其实我记忆中，山比水更接近我，我的性格中，“山性”似乎也更多一些。铸山村是李姓村庄，追根溯源，我们的先祖一说是建造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另一说是白鹿洞书院的白鹿洞洞主李渤。不管哪个说法正确，似乎我的祖产都非常可观。我去白鹿洞书院的时候，曾仔细端详李渤的画像，觉得与我神似，也许，我跟他真的有关系。

我们村庄据说有六七百年的历史，肇始于元末明初，顺着家谱去看，能看到以前祖先的名字。有时候，我特别感恩，觉得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幸运了，前面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人与事，然后才有了自己。因此，我特别珍惜来人世的这一遭。我认为，这里面有神的力量。我要去完成神要我做的工作，是带着使命而活的，不能蝇营狗苟、碌碌无为于这个人间。我也愿意让我的先祖们，为我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我希望，能做有助于人心向善的工作。

我们村有个传统手艺，我认为是可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就是手工铸犁。至今，村子里还有很多人在从事这个手艺活。我们村叫“铸山村”，或“铸犁山村”，就源于此手艺。

我从小就在四面环山的村庄里长大，喜欢幻想，经常发呆，幸好我成绩好，否则小时候一定过得很难受。我的诗歌道路几乎是自发的。因为我特别想表达，又比较懒，所以诗歌这一文体就特别适合我。但现在想来，其实这里面不只是“懒”的缘故。诗与人，是有与生俱来的缘分的。诗在寻找人。

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应该是初一和初二期间的那个暑假），我的大表姐因为车祸去世，让我开始大批量写诗，以诗歌的方式来自我表达，这可以视作我写诗的开端。

我曾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写过我小时候的事儿，题目叫《家乡，亲人，童年 》：

【1】
很多年前，江西都昌县某地，一家李姓农户养的一头母猪跑丢了。她赖在一座山上，生了一窝猪崽，决定不再挪窝，任凭那家农户如何驱赶，她岿然不动。那家农户最终屈服于这头擅长生儿育女的母猪，把家搬到了猪窝附近，开始垦荒种植，开始新的生活。

那座山，当地人称作“来龙山”。据传，有人曾亲眼见到一条白龙，尾在山上，头在山下的一方小池塘内喝水。所以那方池塘，被人唤作“来龙塘”。

那家农户最终哺育出了一个大村庄，人称李家庄。有人说，猪娘窝里好生崽，所以该村才会子孙繁衍、人丁茂盛。因村内的男人们以铸造犁铧为业，又称其为“铸山村”，该名沿用至今。县志如此记载：李山铸犁，传统产品。至今铸犁仍是村内男人们的重要手艺。在农业经济时代，铸犁这一产业让铸山村远富于临近的其他村庄。所以邻村人以把女儿嫁到铸山村为荣。

在铸山村的族谱上，开篇便是唐朝的太宗皇帝李世民。以大人物来衬托姓氏的荣耀，是中国各个家族的通用手法。尽管如此，当有人翻阅族谱，仍会抱以一阵惊叹声。在铸山村人眼里，勿论事实的真相，李氏皇朝仍是内心中潜藏的骄傲。

这就是他的老家，充满神秘色彩的铸山村。他对其有刻骨铭心的爱，尽管他是一名老家的逃离者。他熟悉老家的掌故，对老家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记忆犹新。在他的童年时代，老家就是他的祖国。铸山村是他的根。

【2】
一个村庄本是一脉相连，然而时移世易，人心未因一脉而乐意于均贫富、均田地。一个大家族因为传统的“分家”习俗，而分作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乃至后房。他这一脉属大房。在各个“房”内，有人掌握了更多的生存资源，成为地主。而他的祖辈，则因性情憨实、为人过善，不得不沦为佃农，成为地主家的打工者。在他的记忆中，最年长的祖辈是前两年刚去世的爷爷。爷爷是他的儿时偶像，慈祥但易怒，善良而强壮，从不与人为敌，有事往心里咽，愿意损己利人，愿意做一名沉默者。在酒桌上，爷爷是逢酒必醉之人，从不拒绝别人有意无意地敬酒，喝到最后，无须别人劝酒，自己已主动灌醉自己。他最终因酒而伤胃，逝世时整个胃已几乎全部溃疡。爷爷临终前抛给他一句话：少喝酒。

1932年出生的爷爷，少年时代替地主家放牛，据奶奶称，那些年他吃过许多地主的苦头。解放后，打倒地主，贫农出身的爷爷也逢上了一段好时光。奶奶说，青年时代的爷爷，英姿飒爽，年纪轻轻便当上了民兵排长。那个年月，地主的遭遇惨不忍睹，有人用盆扣住地主的脑袋，里面燃香，活活熏死。而爷爷从未有过激行为，他的善良不允许他做这些无天理的事。爷爷在村里的好人缘，或许正源于此，无论富家贫家，都对爷爷抱有敬佩之意。

然而家贫依旧。50年代，大伯、姑姑们陆续出生，那么多张嘴嗷嗷待哺，爷爷一筹莫展。逢年过节，倔强的爷爷因为家里揭不开锅，而从早到晚躺在床上闷头睡觉，奶奶对他毫无办法。直到70年代末期，因为镇上开办了铸犁厂，爷爷去厂里当上了领导，家境才开始有所好转。80年代，当兵转业的大伯在县城谋了一份好工作，从此家族才开始迈出农村，在城市有了足以光耀门楣的亲戚。

而他出生于1980年。县城的大伯于他的人生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日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几乎全部源自大伯家的书柜。

【3】
奶奶是地主家的童养媳，但后来却嫁给了爷爷。与爷爷同年出生的奶奶，有着与爷爷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她为人谨慎、低调，善于与人沟通，说话轻言细语，与她的小个头十分匹配。年轻时代的爷爷在她眼里是白马王子，英俊潇洒，亦可谓风度翩翩。他们十九岁时完婚，那时爷爷已是民兵排长。

奶奶的善良是他的善良之源。据称有好几个当年的小孩信誓旦旦，长大后要为奶奶送茶担水，把她当自己的母亲来供养，其原因是这些小孩——我的父辈们——常常食不果腹，奶奶偷偷拿家里不多的食物给他们充饥。奶奶擅长处理与老家女人们的关系，无论这些女人是好是坏，她都能与其成为朋友，并以姐妹相称，尽管在内心奶奶未必认同她们。

但她也有倔强的时候。在她十多岁还未嫁给爷爷之前，有一次土改的工作组打击地主，顺便也把她绑了起来，她急了，拼命反抗，最后在一些村人的好言帮助下，脱离“魔爪”。奶奶至今说到那次经历仍心有余悸，她的梦里也常常会出现被工作组绑走的情景。

爷爷去世后，奶奶成了一名孤独的老人，但她仍对生活安之若素，每次电话，他都能听到奶奶乐观的声音。奶奶说，她甚至比爷爷在世时身体更好了。只有当他说起自己梦到过爷爷时，她才会出现短暂的话语停顿。她会说，那个“疯子”（爷爷的绰号）从来不托梦给她。

【4】
爸爸是爷爷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爸爸在家族内是一个尴尬的角色，不像大伯招老人家喜欢，也不像小爹招爷爷奶奶怜爱。爸爸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从小头上生“癞子”，所以得了一个绰号，“瘌痢头”。他身上无处不在的伤疤，则证明他身体曾受过的创伤。爸爸隐忍而易怒的性情，与童年光阴不无关系。

恢复全国高考那年，爷爷把爸爸关在一个小屋里，努力了两个礼拜，试图逼迫他能学出点名堂，高考时能考出好成绩。但爸爸最终未能让爷爷如愿以偿，他糟糕的数学成绩——零蛋——让他未能跻身于通往大学的独木桥，尽管他的语文成绩尚可。从此，像中国许许多多的父辈那样，爸爸的人生定格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

爸爸结婚时只有19岁，妈妈是邻村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女人。妈妈的性情是女强人式的，她的聪明与强悍远近闻名。她只读过一年半书，但学习成绩非常好，每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但最终她为家庭所累。身为本土著名赣剧演员的外公，常常风流在外，根本无法顾及家庭。妈妈只好辍学，回家带姨娘和三个舅舅（其中一个舅舅后来夭折）。她甚至担负起了她家庭的大部分劳动事务。她的男人般的坚毅性格，从小就已培养。而文盲的既定事实，注定了她只能走农村妇女们千年以来所走过的老路：嫁人，务农，相夫教子。

妈妈嫁过来时，爸爸分到的家产微乎其微，爸爸妈妈或许因此而对爷爷奶奶心怀不满。他的出生也未能给爸爸妈妈的处境带来转机，即便他是家族内的长孙。后来他“不计前嫌”地对爷爷奶奶抱以真挚的敬爱，常会惹来爸爸妈妈的微词，起因当源于此。

他的儿时是在困难与紧张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他用他稚嫩的双眼打量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并用早熟的大脑判断自己的情感取向。家中的每一个长辈都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性情影响，这构成了他几乎全部的性格。

【5】
他上学是自己主动请缨的，那年他还不满6岁。1986年的农村小学，学生的年龄依旧参差不齐，年龄最大的学生比年龄小的学生要年长五六岁，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满了7周岁才得以上学。他看着别人背书包兴高采烈的模样，心动了，抱着妈妈的大腿，喊着“我要念书”。妈妈拗不过他，让爸爸跑到学校向老师咨询，像他这般年纪的小孩，能否读得进书。老师说，试试看吧。自我争取终于有了结果，他顺利就读于当时村办的小学，学费似乎是17元左右。妈妈告诫他说，她当年上学只要几毛钱，现在学费这么贵，一定要好好读书。他懵懂地点了点头。

那时小学的很多老师还是“赤脚老师”，非科班出身，甚至一些语文老师自己的普通话都与乡音相差无几，所以很多老家学生拼音字母都发音不准，毋庸说讲好普通话了。但他很幸运。他上学那年，教他语文课的老师是师范毕业生，且已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他接受能力很强，颇有悟性，语文数学两门课都名列前茅。第一学期结束，他考了全班第一，并且拿到了让许多学生眼馋不已的奖状。奖状上“三好学生”的字样，让爸爸妈妈得到了无限安慰。他们把奖状贴在墙上某一个区域，并决定把这个区域专门划出来，供以后贴他的奖状之用。后来他不负众望，每年都会有两张奖状高贴于这片墙。

爸爸妈妈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未来。20多岁的爸爸放弃木匠（高考落榜后他学过木匠）这一活计，像许多同辈人那样，开始从事铸犁这一传统产业，因为铸犁比木匠活显然更能赚到钱，虽然辛苦很多倍。妈妈则在务农之余，悉心跟他讲述关于某某人考上某某大学的小道消息，试图以此激励他的向上之路。那时考上大学不啻于范进中举，除了大摆筵席以示门庭光耀之外，那个有幸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几乎就是老家的传说人物，几十里地之内无人不晓，用妇孺皆知来形容毫不为过。他仿佛从妈妈讲述的这些人物中获得了最初的理想——考大学，光宗耀祖，闻名当地。

他天性中热爱幻想的因子，也随着他的入学而蠢蠢欲动。他可以坐在一把矮椅上，发半天呆，而不去想世间之事。当然世间之事仍与他无关，他的视野局限于老家那一块巴掌大小的领地，领地中的人与物。而彼时他已开始无意识地进驻自己的内心，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着什么，像在草丛中摸索一只萤火虫。

【6】
他有他的特别之处，比如，不够合群，不够活泼动人，不像老家的那群小家伙们，好玩好斗。他是班上最小的学生，那些比他大龄的同学们，常常试图“欺负”他一把。有一次，夏天，他穿着小短裤上学，一个比他大的学生不怀好意地把他的短裤扯了下来。他哭了，跑到家里跟爸爸告状，爸爸拉着他到学校，狠狠地把那个同学教训了一顿。他却因此很不好意思起来，常觉得有愧于那个同学。但欺负的现象并不常见，因为他的好成绩。在老家，一名成绩好的学生，是老师眼中之宝，别人想挑衅，也得忌三分。他藉此而平安度过了童年时代。

但他仍然跟一个同学干过一架。那次课间休息，一个同学把他的某个玩具抢走了，不准备还给他，他急了，冲上去搂住同学的脖子，那个同学很快流了鼻血，而他也顺理成章地挨了老师的批。他下决心再也不跟任何人动手打架。

上学的日子枯燥不堪，有些同学熬不住寂寞，小小年纪便辍学回家，跟着大人们务农、铸犁，但他耐心地熬着，在书本上的每一个字词中寻找欢乐。老家仿佛世界之外的世界，没有报纸，没有杂志，没有任何课外读物，但他却以课本为窗口，寻找外面世界的踪迹。

他捕捉一切阅读的机会。他的邻居，当年的地主之家，有许多藏书。有一次，他去邻居家里玩，偶然发现了一本山海经，询问之后，竟然发现邻居家还藏有更多的书籍，包括《七侠五义》之类。他仿佛发现了宝藏，每隔一段时间，借阅一本书刊。《山海经》、《故事会》是他的最爱，尤其是《山海经》，许多稀奇古怪的传说，打开了他的思维之门。他通过这些毫不起眼的读物得以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