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生活首页

                   【地方主义】

                      赶
                      路
                      诗
                      群


         好诗自带光芒
      ——张后访谈诗人蔡根谈
 
 
“赶路”论坛正在操办一件大事
 
张后：你是什么时间进入“赶路”的？或同时在几个坛子上玩？
 
蔡根谈：和“赶路”真正结缘，是在2007年11月。当时“赶路”论坛正在操办一件大事——首届“御鼎诗歌奖”征稿、评选。开始我并不知道此事，是诗人温永琪在“赶路”论坛推荐我刚写出的长诗《海南医院》参评的。评委会要求需作者本人将诗歌发到“赶路”论坛上，于是温永琪将此事转告了我。11月2日，我现身“赶路”，将《海南医院》发表在论坛上，角逐“御鼎”。宣称：“用一首杰作标注一个奖项的高度和厚度。”之前这首诗已经在“病态主义”、“诗江湖”等论坛引起广泛讨论。在“赶路”论坛发表后，依然倍受关注。诗人、诗评家赵思运如此评价：“令人振奋的大诗！无论是文体的探索还是精神深度、人文深度都显现了难得的品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磅礴的思想活力与诗学活力。”
 
将《海南医院》发表在“赶路”论坛后，我并没有太多想法。多年的江湖经验告诉我，很多诗歌奖，功夫都在“诗外”，需要去跑奖，去运作。按我的性格，是不会去干那种事的。所以，我对获奖根本不抱什么希望。
 
12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独自走在海口府城忠介路上，突然接到《赶路》主编任意好的电话，说评委们一致决定把首届“御鼎诗歌奖”颁给我——《海南医院》的作者。这真的有点出乎我意料。接完电话，我依然安静地穿过喧嚣的人群，跟往常一样，海南冬天的阳光照耀身上，让人感到温暖。诗歌获奖，当然高兴，但也平静。因为我知道自己，写出了什么，正在写什么，即将写出什么。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截至目前我获得的两个诗歌奖——首届“御鼎诗歌奖”、《诗潮》杂志“2014年度诗歌奖·新诗奖”——都是出乎意料地获得的。其中后者是《诗潮》主编刘川发短信通知我才知道自己获奖了的，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诗潮》在评这个奖。
 
可以说，中国诗歌在二十一世纪的复兴是从BBS（电子公告板，俗称“论坛”）开始的。2000年至2010年的“黄金十年”期间，论坛是中国诗歌的第一现场。三教九流都以诗歌的名义在论坛上喧闹狂欢，贴出了大量的诗歌，也制造出了巨量的口水和语言垃圾。那时候的诗歌论坛多如牛毛，在不同时间段里，我经常登陆的论坛先后有：诗江湖、原创性写作、自行车、他们、橡皮、低诗歌、赶路、病态主义等。
 
大约从2010年开始，政府对BBS的管制愈加严格，很多带有敏感词的诗歌、言论无法发到论坛上，同时不少论坛或被限制登录或被强制关闭，诗歌第一现场逐渐转换到博客和微博上。后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从2012年起，微信替代博客、微博成了诗歌的第一现场。大量诗歌通过“公众号”这种载体，以微信群、朋友圈分享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
 
“赶路”是一个开阔的平台，与其他论坛最大不同在于其“兼容并蓄”

张后：你认为“赶路”与其他论坛有何不同？你的哪首诗被“赶路”收购过？同时被收购的还有谁？
 
蔡根谈：“赶路”是一个开阔的平台，与其他论坛最大不同在于其“兼容并蓄”，不同风格的诗人、诗歌都可以在这里各得其所、各归其位。不像其他论坛那样具有明显的派别倾向、圈子色彩。
 
互联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诗坛”落后、腐朽的秩序，同时也逐步建立起与当下社会特征相契合的新的“落后、腐朽的秩序”。互联网方便、快捷、互动、开放的特点使诗人成长、诗歌传播速度加快。论坛就是一个舞台、平台，诗歌就像一个脱光舞娘在上面展示，写得怎样，都明摆在那里。是马是骡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但网络的喧嚣浮躁，也会伤害诗歌写作。毫无原则的相互吹捧会让诗人膨胀，迷失自我。圈子意识、狭隘胸怀会使好诗陷于泥沙，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经历过论坛时代的诗人应该经常看到这样的有趣现象：“名气大”的诗人随便说的一句话，点击率都比其他“名气小”的诗人诗歌的点击率高得多。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口水比诗歌更受重视，更能引起围观者的兴趣。客观而又不客气地说，那些“名气大”的诗人，如果化个名字发表诗歌，“点击率”不会很高，“叫好声”也不会很多，反差绝对很大。如果谁感兴趣，可以做如下试验：首先，把“名气小”的诗人普通甚至差的作品以“名气大”的诗人名义发出来，看是不是鲜花和叫好声一大片；接着，把“名气大”的诗人好的作品以“名气小”的诗人名义发出来，看是不是还有鲜花和一大片叫好声。这就是名气的“叠加效应”和人的“先入为主”心理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现象，在目前的微信时代同样普遍存在。
 
无论如何，我相信，有不少或杰出或优秀的诗人一直在默默地写作，在所谓的诗坛之外安静写作，这是我通过“有限的阅读”得到的一些感受。多少年后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默默写作的人，保住了当代中国诗歌的半壁江山，在另一极维护了汉语诗歌的尊严。多少年后，当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会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我认为当今中国的诗歌史，实际上同时也是一部埋没杰出、优秀诗人和诗歌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某些人的“个人心灵史”和“派别族谱”。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人从纯粹的文本角度去写诗歌史。这跟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有关，也跟写史人的眼界、胸怀和固有的思维有关。写作的人都有进入“文学史”的欲望，有这种欲望没什么不好的，只要是以健康的态度和方式，那种欲望就是诗人持续保持高水准写作的最大动力。
 
说到这，我顺便展开来说。我发现了一种阅读方法，可以快速直观地辨别诗的高低和好坏，我将之命名为“并列对比阅读法”——把两首诗或几首诗并列排在一起，对比来读，你可以轻易地读出哪首诗是最好的。真的很神奇，大家可以去试试。所以我说：“好诗自带光芒。”好诗的气场、气韵、气质，通过语言这种媒介，会自然而然地闪耀出光芒。
 
至于我哪首诗被“赶路”收购过，同时被收购的还有谁，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对于“赶路”，我心怀感恩。我的第一本诗集《语话诗》就是“赶路”出资在2012年出版的。有朋友问我什么叫做“语话诗”。我说：我写的就是语话诗。我在2009年写的同名文章《语话诗》里写道：“语话诗三个字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通过语‘言’，在‘吾’‘ 舌’上建一座‘寺’庙（‘语话诗’三个字偏旁部首都是‘言’）。”
 
我喜欢思考，去发现新观点新观念，同时对自己发现的新观点新观念有强烈的指认、命名冲动。也许，这就是艺术产生的原始动力吧。
 
这是一个植物都勃起、汗水也丰满的海岛
 
张后：你一直生活在海南吗？我曾于1989年学潮之后到过海南，那里给我的印像很质朴，只是文化氛围不是很“浓郁”，称我们内地为“大陆”，拒绝实行“夏时制”，不知这些年是怎样的？包括诗歌领域的，当年我只知道有一个叫陈子曦的诗人，在澄迈，我还为此到过那里。海南现在的整体状况如何？是否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好像蒋浩、江非、贾冬阳目前在海南岛写作和生活？
 
蔡根谈：我出生在海南文昌，18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个海岛。当时的海南，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比较落后，也显得闭塞。现在各方面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不小差距。童年时，父亲经常对我说：“想干大事，一定要跨过琼州海峡。”对于一个生长在岛屿上的孩子来说，岛外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显得那么遥远。5岁之前，在我的世界里，最远的地方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是北京。“跨过琼州海峡，走遍千山万水”，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
 
直到1996年9月，我去四川上大学，才第一次离开这个岛屿。2000年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在广西北海工作，直到2006年初才回家乡海南。回来的时候，没干成什么大事，倒是多了一个身份——诗人。
 
这是一个植物都勃起、汗水也丰满的海岛。我认为，地理、气候和自然物种等因素比历史、人文、科学、哲学等因素对人的影响来得更深刻。因此，海南诗人的写作，蓬勃、丰沛、宁静、从容、开阔、敏锐、颓废、慵懒、病态……可谓气质多维、气息茀然、气象万千。
 
2018年8月2日，我编选的《海南先锋诗选》由“磨铁读诗会”公众号推出。这是海南当代先锋诗歌第一次集结。从诗人年龄看，有生于1963年的“第三代老炮”张锋，也有2002年出生的“新世纪少年”李朴一。从写作年度看，有1986年的《军规》，也有2017年的《艳字舞》。我希望通过时间跨越，完成一次海南当代先锋诗歌粗放式扫描。入选的诗人有22位，分别是：张锋、纪少雄、纪少飞、李异、衣米一、李朴一、江非、贾冬阳、郑纪鹏、陈有膑、洪光越、陈亚冰、蒋浩、鱿鱼、张伟栋、符符、陈吉楚、叶长文、孙令爱、李才豪、狂客青衣、蔡根谈。
 
在古代，作为荒蛮、边陲之地的海南，诗歌是缺失的（当然，其中有一些黎苗族的山歌，也可以当做泛意义上的诗歌，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海南诗人是缺席的，虽然白玉蟾、丘濬、王佐、唐胄、钟芳、海瑞、王弘诲等也留下不少诗歌，但这些诗歌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看，都与同期的中国诗歌整体水平有着不小差距。在20世纪上半叶，曾出现过一位名叫征军（原名施继仕）的诗人，是海南琼山成美村人，1930年初期加入鲁迅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当时诗坛有一定知名度，但他的人生比较短暂，1946年才33岁就去世了。其实，征军14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海南，之后也只是短暂地回过海南，严格来说只是“海南籍诗人”。就像台湾诗人罗门、当代中国“口语诗”源头性人物王小龙，都出生于海南，但他们只能算是“海南籍诗人”。
 
到了现当代，可以这么说，在全国坐标系里，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南诗歌依然是缺席的，海南先锋诗歌创作更是缺失的。
 
直到“第三代诗歌运动”风起云涌的1985年，一个名叫张锋的吉林大学学生毕业来海南，写出了三首杰作：《军规》《在政府机关，一个人怀才不遇，久而久之就堕落了》《星期六下午的美国梦和党风问题》。正是这三首诗歌，让海南先锋诗歌第一次在全国诗坛发出耀眼光芒。在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的那本著名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里，张锋是惟一一位海南诗人。直到现在，他还保持较高水准的创作。
 
到了1990年代，海南诗人里最具现代诗先锋意识的，是一对来自万宁北坡“一个生产梦想和宁静的海边农村”的同胞兄弟：纪少雄、纪少飞。尤其纪少飞，他的《一九三二年：京戏新编》《政府的下午》《政府之歌》等一系列作品，是可以比肩当时中国最高水准诗歌的。
 
从1985年到2005年这20年之间，海南只有张锋和纪少飞等少数诗人真正意义上扛着先锋诗歌大旗。直到2005年后，尤其是最近十年八年，海南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蓬勃发展。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多多从荷兰回国，到海南大学任教。后来王小妮、徐敬亚也来到海南。他们的登岛，对海南诗歌具有的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
 
目前海南诗人数量虽然没有北京、四川、广东、上海、山东、江苏、湖北等省份的那么多，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写作，已经达到当下中国诗歌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我尤其看好海南1990后诗人，比如郑纪鹏、陈有膑、洪光越、陈三九、陈吉楚、叶长文、孙令爱等。我觉得，目前海南1990后诗人所达到的诗歌高度，不会低于中国1990后诗人所达到的整体高度。他们的诗歌有着很多同龄诗人所没有的“底气”和“底色”。说得具体点就是写得沉稳，写得开阔，不拘泥于题材，放得开，又收得住。底气决定了高度格局，底色确保了根基稳重。底气足，玩啥招数都得心应手。底色好，怎么涂抹都惊艳出彩。所以，“气色”俱有，是写好诗的基础。有的靠天生，有的靠后天努力。反正，你得有。
 
我陶醉于这种想像里
 
张后：你最早的诗歌是什么样子的？听说你12岁左右就开始写诗歌了，你当时受过谁的影响？
 
蔡根谈：我8岁开始读报刊。那时候我父亲常年订阅《参考消息》《海南日报》和《家庭》杂志，我经常拿来看。当时年龄还小，对报刊上的新闻和文章，基本上理解不了，也没什么概念。但好处是让我从小就养成喜欢阅读的习惯。到了10岁的时候，我开始把一些懵懵懂懂觉得很美、很有道理的文章从报刊上剪下来，贴在空白的作业本上。
 
1990年9月，我12岁，去离家20多公里远的县城上中学。也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写诗。先是模仿着写古诗，后来写自由体新诗。当时没受过谁的影响，是内心自然而然地选择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少年情感。如果非要说受过谁的影响，那只能是——唐诗。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小学课堂上跟着语文老师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时，脑海里浮现着一群白鹅在水面上嬉戏的场面。读古诗时我都如此，经常想像着诗里描绘的一个个场景、一幅幅画面。我陶醉于这种想像里。
 
1990年底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文昌中学初一（2）班教室里上晚自习，突然有两位高年级的师兄来找我，说学校正在重新组建文学社，要招一批社员，他们通过语文老师了解到我喜欢写作，希望我能加入文学社。就这样，我成了紫贝文学社社员。
 
那时候文学社办有一份四开大小的报纸，名叫《紫贝风采》，我经常在上面发表诗歌，还有散文、小说。因为喜欢写诗，有时我会被一些同学找去当枪手，代写情书。忘了当时是怎么写出那些肉麻的话的了，反正后来我知道，我代写的情书，被不少男生全文照抄，分不同版次送到心仪的女生那里。据说有位女生，收到的几封情书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笔迹和署名不同而已。
 
中学时候，我经常在省级、校级征文比赛中获奖，也在国内的《中学生博览》等杂志刊物发表诗歌。我的一首《秋千》还入选过全国性的中学生诗选本。
 
如今回头当初所写的稚嫩文字，赧然一笑。但它们却真实记录了一个人少年时代的情怀和情结。从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字一个脚印地长大的。
 
生猛、凌厉、尖锐
 
张后：可能在诗歌圈里一提花枪都知道，但是你一提唐煜然，我都觉得陌生起来，你怎么这么多的马甲？还有一个蔡根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蔡根谈：“花枪”是我2000年起用的笔名。取意于我大学时喜欢的一支乐队名称——枪花（枪炮与玫瑰，Guns N' Roses）。这个笔名很契合我当时写作的几个显著特征：生猛、凌厉、尖锐。
 
大学时，我很喜欢摇滚乐。同宿舍的一位同学是玩摇滚的，有段时间几个成都摇滚界腕级人物经常在我们宿舍进行小排练。有时候我会去成都地下摇滚“集中营”——小酒馆看现场演出。当时有个从海南去成都卖“打口带”的家伙跟我关系不错，一有新货马上联系我（那时候我有个摩托罗拉牌BB机，经常别在腰间），说：货到了。口气就像黑社会搞毒品或军火交易。于是我第一时间骑上自行车，冲出川大西后门，穿过文化路，飞越九眼桥，赶在其他“打口青年”前头，去那个理平头的家伙租住的房子里，在成堆的“打口带”中淘出喜欢的音乐。回来时，背包里装着The Beatles、Pink Floyd、Led Zeppelin、Scorpions、David Bowie、Janis Joplin、Nirvana、The Offspring等等，颇有成就感，一路上还哼着“We never lost control”之类的。1999年圣诞前夜，唐朝乐队到成都“回归”酒廊演出，我们一帮家伙也跑去看这支中国摇滚先驱乐队。深夜骑自行车回到学校时，大铁门已经关闭。没办法，只好连人带车翻铁门进校。我记得那天晚上，一轮皎洁的月亮挂在夜空，是成都很少见的那种月亮。月光下，是一群荷尔蒙、力比多分泌旺盛的喜欢摇滚乐的学生，骑着自行车归来。
 
现在我还珍藏着100多盒当年购买的“打口带”。可以说，大学时代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花枪时代”的写作。
 
后来，越写就感觉自己离“花枪”这笔名越来越远。于是在2005年底，开始用“唐煜然”这笔名。当时很多朋友知道我改“花枪”之名后，都觉得不可理解和可惜。他们说“花枪”已经成一个品牌，打造此品牌十分不易，放弃了可惜。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在我这里，写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2008年12月，金轲在对我的一篇评论文章《轻侠豪奔及至病态主义》里写道：“现在看来，唐煜然这个名字非常适合唐煜然，它让我想起辉煌的盛唐诗篇，想起华美的古典诗词之王李煜，这个名字昭示着他的诗歌特质，当是实至名归。”
 
2013年6月，我又改了笔名，正式用“蔡根谈”。我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与名字之间是存在着神秘关系的。而我，是遵循自然，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用“蔡根谈”这名字了，只不过没用在诗歌写作上。这名字跟我的本名“蔡仁潭”谐音。一直以来，生活中很多朋友都叫我“蔡根谈”。
 
对于我笔名的更迭，和我有着11年“淡水之交”的知音任意好先生，曾在2016年10月18日凌晨临屏写过《佛山夜话蔡根谈》一文。我觉得任意好读懂了我。这里部分摘录如下：
 
我将他列为这“一拨人”中的“三个代表”。不，是三个马甲，三种“自以为是”的人生聚拢。其一是在文字里管不住裤裆内一杆长枪闯天涯的青春期“花花公子”——花枪，与之对应的有《开往杭州的火车》《空悲切》《肉体关系》《下面》《从1开始》《美丽2号》《字母时代》《量词的质变》《赵晓燕》系列和长诗《天长地久之爱情篇》等杰作；其二是以唐汉遗逆自命、阅尽人间春色却挡不住春花秋月落尽、感叹盛年难再来的落败贵族——唐煜然，与之对应的有《在尘世》《子宫坏了》《亲爱的，现在我还造不出核潜艇》《战文昌》《醉后各分散》《海口：沉醉之夜》《人间已陌生》和长诗《海南医院》等杰作；其三是铅华洗尽依然热恋尘世的市间大隐——蔡根谈，与之对应的文字有《全家福》《甲午二月十五：博鳌禅寺礼佛》《红狐狸传奇》《桃园美兰：一样距离，两条航线》《亲爱的，今夜我的睾丸情绪稳定》《谢馥春1982》等。是的，就是他——花枪、唐煜然、蔡根谈“三个诗代”集一身的诗体构成。从沉迷于都市声色犬马的身体体验写作，到其通过倡导“病态主义”对“病态时代”乱象的文明反思与精神觉醒，再到趋近不惑之年的近段，过往放浪不羁的肉体、物质、渴望等正在他的生活中远去，一切的激荡、搏斗、挣扎、抵抗正在逐渐平静下来。平生偷花若干、阅人无数，今夜静听海南水涨，如鲁提辖当年推窗乍闻钱塘江潮起，所有浮躁瞬间澄明，天涯就在咫尺，遥想“桃园美兰”往事，看似“一样距离”，实则“两条航线”，向内是前世，往后是今生，虽同在一片蓝天却背道而驰，可望而不可及。“红狐狸传奇”在前世，“全家福”凝视于此生，万化归一，惟有到“博鳌禅寺礼佛”，在大千世界里找一块禅味皈依，今日方知我是我。
 
说是推荐一个诗人的作品，实有在蔡根谈文字里幻想与其诗歌高度并肩的意愿。关于蔡根谈，我该如何告诉？《子宫坏了》作为当世经典的“常识”可按下不表，《海南医院》问鼎首届“御鼎诗歌奖”的“殊荣”也可略去不计，所谓英雄不提当年勇。那好吧，我们说说《红狐狸传奇》的豪情，是否堪比岳飞壮怀激烈的《满江红》？我们谈谈《甲午二月十五：博鳌禅寺礼佛》，是否有等同诗歌的《大悲咒》？我忽然想起前段时间，人们仍热衷于以出生年代框定诗人的诗歌坐标和座位，我也未能免俗地阅遍了花名册，既找不到李杜在N零后的坐标，也未看见蔡根谈在N零后的座位。我默念脱口：今日长枪在手，何患一笺虚名？杰出的诗人，但求活好当下，何须寄希望于“后代”？同生七零一代，我们或许有这么一种相同的处境：上有老下有小是我们共同的尴尬，顶天立地与世界在握则是我们相似的虚妄。正如前文所说，我们既想在远古的唐汉中寻找英雄的投影，又担忧被高速裂变的世界所边缘和遗弃。基于内心这份相近的慌乱与自足，我渴望诗歌让生活平缓舒展，让每滴晨露更圆润透亮。
 
我愿这么高攀诗人蔡根谈——他的腰间胯下依然挂着晃荡在人世间、横扫千军的一杆长枪，他是当前我最妒嫉、相惜的大诗人。他写出了我及这代人想写而来不及写、写不到的气象和境界。他是我们身边被熟视无睹，却俯视所有“后代”的天纵之才。
 
幽僻处总需有人行
 
张后：金轲以前有篇文章盛赞于你才是“真正的先锋”，他说“花枪的写作从网络开始，是一个真正的网络诗人”，他还说：“花枪是不多的优秀而重要的网络诗人中不事张扬的一位，不拉帮结派，不搞论坛，不当民刊主编，不骂大街，一直在沉潜中写作，探索。在众多优秀诗人的优秀诗歌中，同样是口语诗，他的风格非常独特，才华惊人。”你读过这篇文章吗？你和金轲是否很熟悉？
 
蔡根谈：我在2003年读过金轲评论我的那篇文章——《花枪：真正的先锋》。当时我和他只是在诗歌论坛上认识，算不上熟悉。2010年我出差重庆，和他见过一面。金轲，是个优秀的诗人。
 
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是2000年从网络开始的。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网络诗人”。网络只是一个场所，一个载体而已，不能因为诗人将诗歌发表在网络上就称之“网络诗人”。正如金轲所说，我一直“不事张扬”。即使后来我创建诗歌流派、搞论坛了，也依然低调、安静地写作。
 
2004年3月，我和龙俊、张嘉谚正式发起“低诗歌运动”，开通低诗歌论坛，后来还建立了网站，我还请平面设计师苏勇按照我的创意设计了“低诗歌运动”的标志（LOGO）。可以说，张嘉谚命名的“低诗歌”，准确概括了当时中国诗歌的一个方向。我提出的“引体向下”也成了当时广被引用、最具影响力的诗歌观点之一。2005年3月，我和龙俊主编的《低诗歌运动》正式出版。到了2006年初，龙俊突然在论坛上和张嘉谚争夺“低诗歌”命名权，说“低诗歌”是他命名的。张嘉谚2004年命名“低诗歌”，并写了一系列低诗歌理论文章，这都是事实。时隔两年后龙俊突然公开抢“低诗歌”命名权，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几次打电话给我，叫我发言支持他。但我一直沉默。为了给他面子，我只能以沉默的方式告诉他：别去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虽然你是我朋友，虽然张嘉谚和我毫无交情，但我不能歪曲、捏造事实来支持你。后来，另一位诗人朋友被牵连进龙俊和张嘉谚的命名争夺战里，于是他向我求证“低诗歌”命名之事。我不能再沉默了。2006年5月17日凌晨，我在“低诗歌”论坛发帖，说：“‘低诗歌’这三个字是张嘉谚直接命名的。”龙俊因此跟我反目，在网上跟我争吵了一段时间。他在帖子里将一些没有逻辑关联的时间、人物、事件的碎片拼凑、捏造成他命名了“低诗歌”的“事实”。后来，我淡出“低诗歌”。2007年11月，龙俊主编的《低诗歌批判》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书里有个他整理的“‘2006低诗歌风波’对话与争鸣”小辑，收录了那场命名争夺战里各方发表的文章和帖子。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发表的文章和帖子，龙俊只收录了部分，一些我为了反驳他的谎言而撰写的客观阐述“低诗歌”发起过程的关键文章和帖子，他没有收录进去。
 
金轲说我是真正的先锋。我认可。因为我是《艳字舞》《妓二代》《一代佳人》《空悲切》《子宫坏了》《1917年》《四十迷路》《从1开始》《美丽2号》《字母时代》《龙楼酒店》《永和九年》《偷渡去古巴》《英雄纪念碑》《量词的质变》《红狐狸传奇》《海口：沉醉之夜》《我以为星星满天》《甲午二月十五：博鳌禅寺礼佛》及长诗《海南医院》《天长地久之爱情篇》等诗歌的作者。从2000年至今，我一直在中国先锋诗歌第一梯队。我一直在探索。幽僻处总需有人行。
对于先锋，我有四个标准：一是颠覆传统审美观念；二是创造崭新叙说模式；三是肉体在场灵魂闪光；四是妙不可言言不可及。
 
中国当代诗歌的先锋性，体现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比如碎片化、反理性、去中心化等等。但客观上看，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性，中国当代艺术的后现代主义根基比起国外较浅。我想说的是，当中国先锋诗人能创新性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套艺术理论和思想体系并写出与之对应的创新性文本时，自然会放下“后现代主义”这面大旗。
 
从时间角度看，“当代性”是线性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时间角度看先锋。先锋不一定是线性的，很多时候它是非线性的。举个例子：“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如果不在唐朝写出，而是在当代写出，它也是先锋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要从《诗经》那里发现先锋的因子。先锋是一种发现。先锋是在当下经验、当下精神、当下语境里，对一种新维度、新向度的发现。当代先锋诗歌，要发现当代人在肉体、精神和灵魂等领域出现的新东西，发生的新变化。
 
从粗线条来看，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朦胧诗”，198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尤其是他们、非非、莽汉等诗群），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口语诗（其中又分为前口语、后口语），以兴起于2000年的“下半身”为先声的“引体向下诗歌运动”（包括垃圾写作、低诗歌等），以消解意义、回归语言本身为导向的“废话写作”，以探寻肉体和精神内在关系、呈现人与世界非常状态的“病态主义”等，都在其所对应的时代或时点体现出先锋性。其中，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的“拒绝隐喻”，杨黎的“诗就是废话”，伊沙的“事实的诗意”等观点都先后在先锋领域开拓出一片疆土。以上更多的只是从群体性写作的粗线条来概括，如果要具体到错综复杂的个人写作的先锋性，那不是一篇几千字文章能阐述清楚的。需要指出的是，混迹于先锋群体里面滥竽充数的平庸个体同时也会削弱整个群体的先锋性。对于未来的先锋走向，我的看法是——对语境的挖掘和拓宽，对语言韵律、节奏及所指的新发现并将之与新形式结合，将成为未来先锋的新亮点、新方向。语言的音、形、义是相对固定的，但随着时代变迁，语言是可以产生新的所指的。比如：鸡、鸭、小姐、妈咪、公主、少爷等词语就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所指。再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诗”，指的是一种文学体裁和形式，但以后某个时代，“诗”可能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模式、一种解决办法，或干脆成为一个形容词。所以说，语言始终在指向新的秘境。
 
纵观有记载的中国诗歌三千多年历史，从四言的《诗经》，到以六言、七言为主，句式长短参差的楚辞，到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固定句式限制的杂言式汉乐府诗，到突破了南朝以降的永明体格律桎梏的盛唐自由体，到声律、章法虽细密但词牌风格多样的宋词，到语言更加活泼、形式更加自由的元曲，到20世纪初期彻底挣脱了格律束缚的白话诗，一直到当代诗歌，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诗歌先锋变革，都是跟语言表达方式、叙述形式发生变化紧密相连的。概括说来就是——都指向“解放舌头”这个方向，让诗歌能更自由地说唱，使语言越来越丰富鲜活。语言永远是一个谜。我们用语言这种迫不得已的“工具”把诗呈现出来。在此过程中，常常会按照个人的理解和习惯来驾驭，因此很容易“误用”语言。而诗是什么？诗绝不只是语言，或语言的一种附庸。我们只是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使用语言。我们无能为力，但又自以为是。我们只能在语言中呈现“世界之我”和“我之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未知的世界，也许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真相和本质。但我们又不得不通过语言去呈现被语言装饰了的世界。2005年的时候，我说过——写诗就是说话，实实在在地说出人们都听得懂的话。现阶段，先锋所要做的，就是用纯正的汉语说话。是的，“纯正的汉语”。因为目前诗坛有个怪现象，很多中国诗人的写作，思维、言说方式都是舶来的。须不知，英语等字母文字和以汉字这种意音文字作为文字系统的汉语，有着根和本的区别。使用汉语的人用字母文字的思维、言说方式来写汉语诗歌，难免不伦不类。同时，这也是很多优秀外语诗歌翻译成汉语后变得平庸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纯正的汉语，才能连汉语诗人的眼耳鼻舌身意，通汉语诗歌的色声香味触法，成为汉语先锋诗歌的有效“工具”。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诗坛，很多打着先锋旗号的人，连最基本的语言关都还没过。先锋在他们那里，成了情感宣泄的幌子和意识形态的道具。口语是抵达先锋的一条路径。鲜活的口语让汉语诗歌回归纯正，让诗歌散发出语言应有的魅力。口语写作是坚持人本位的写作。
 
先锋中最杰出的那部分可能会成为经典，也可能被遮蔽或永不被发现。如果一首诗先锋到很长一段时间内别人都无从知道它的价值，那说明它真的远远超越了它所在的时代。很多时候，先锋在大众认知上是失效的。举个例子：一个陕西农民肯定以为他家窑洞门上贴的年画是最好看的，他应该不会认为毕加索的画好看。再举个和我有关的例子：2002年的时候，广西一位诗人曾对罗池说我写的不是诗歌，他说：如果中国有1000个诗人的话，花枪只能排在1001位。当罗池转述他的话给我时，我只是淡淡一笑。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普通大众的艺术认知谱系里，是没有先锋的位置的。先锋的有效性，仅体现在文本本身。从文本角度看，一切非先锋诗歌都是没有存在价值的。我把诗歌写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面对文本的先锋写作，它的价值在于发现并开拓诗歌新疆域；另一种是基于自我的平常写作，它的作用只是为个人提供一个情绪、情感、情怀的排泄口和思想观念的输出点，它只对个人有所谓的意义，没有丝毫文本价值。绝大多数人的写作，都属于后者。先锋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即使在先锋诗人身上，也会出现先锋的非连续性。也就是说，在先锋诗人那里，即使在同一时段，他的写作不一定全都是先锋的。他的先锋性，更多的体现在整体的先锋作为和部分的先锋文本。这是每个先锋诗人的宿命。可以这么说——先锋本身就具有烟花式特征，绚烂过后，得等待下一次绚烂。这也是先锋诗人保持持续先锋性的动力。可以这么概括——先锋是持续性行为，而非连续性行为。这点我们要有清醒、客观的认识。
 
我也注重文本的形式。先锋不一定非要在形式上有所体现，但好的形式能成就先锋，给先锋锦上添花。从形式主义角度看，诗歌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外表排列形式，二是内在叙述形式。
 
外表排列形式方面，2001年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四字一句的诗歌写作，先后写出了《骑上战马》《苏联影像碎片》《永和九年》《红狐狸传奇》《写艳词镇妖》《一代佳人》等作品。我称之“四言新韵”。用“四言”这种形式旧壳，体现当下语境、表达当下经验、显示当下精神，我发现诗歌有了新的韵律、节奏和意趣。我觉得这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写作，套用股市术语来说就是——“借壳上诗”。此外，我2002年写的《我以为星星满天》《英雄纪念碑》两首诗，全都由非文字符号构成，但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2002年的《空悲切》，我把形式和内容的试验发挥到极致。这首诗共三十四行，每一行都八个字，每一行的每一句都摘用古诗，没有一句是我的，但整首诗却是我的(这个探索方向与类型主义诗人张小云颇为神似，你俩可以交流，相信会产生更多的共鸣——张后表述）。2018年2月，我写出《龙楼酒店》，整首诗就是一张照片，拍的景物是龙楼镇希尔顿酒店里的一块瑰柏翠牌洁面皂。这在形式上和杜尚的“小便池”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洁面皂包装盒上印有两行字：“马鞭草和/普罗旺斯薰衣草”。如果没有这两行字，它就仅仅是一张照片。有了这两行字，它就是诗。2018年8月，我在四十岁生日前，写了一首《四十迷路》，在里面创造性地用了一张长满青苔的旧墙的照片，让它与文字相融合，成为诗歌的一部分。我觉得照片比文字更具有叙事功能，更能准确、到位地描述和呈现。那张照片是我在老家文昌拍摄的。
 
内在叙述形式方面，2004年的《海南病人》、2007年的《海南医院》两首长诗，我创造性地以非线性的顺序来排列各节段的序号，并根据诗歌内容赋序号予新的含意。2008年的《子宫坏了》，是我的代表作之一。诗人法清评价：“此诗用类似小说的手法，残酷而隐忍地达到了一种多重言说的效果，对现实的刻薄的接纳，对人类普世价值和前途的无奈的坚守。这首诗是我今年（2008年）读到的最有冲击力的一首中文诗，它具有了一件绝世艺术品的无法阐释和可多重阐释的混合品质。《子宫坏了》的叙述很值得研究。有两个叙述主体，交叉出现。短文体里，实现这种叙述不容易，原来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多主体叙述，蔡根谈可算开先河者。这个时代如果能留下一首诗，那就是《子宫坏了》。”
 
去拥抱这个尘世
 
张后：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诗人理想中的生活？
 
蔡根谈：30岁的时候，我曾经向往这样的生活：回乡下盖一栋有前庭后院的房屋，辟一亩三分地，种些瓜菜果蔬，养一群鸡鸭鹅。每年春天乍暖还寒时，邀一二知己、三五红颜，在庭院里的莲雾树下、石凳上，品茗、饮酒、对弈、谈诗论道，酒喝多了就趣谈风月、抨击朝政、指点江山。每天清晨，被鸟声唤醒，饮一杯清水、吃一顿粗粮早餐后，静坐半小时，接着研读易经、习练书法，然后从一排排高高的书架里，找出一本旧中医书，学习经络和针灸。
 
这种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情趣，我觉得大部分诗人都会有。当代快速变化的社会里，我们离那样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了。也许，我们真的已经不适合或不配过那样的生活了。我们惟有从容、坦然、积极、勤勉地生活、工作、写作，用开阔的视野，以开放的胸怀，在神秘之主的爱的光芒照耀下，去拥抱这个尘世。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病人的历史
 
张后：谈谈你的《海南医院》创作过程如何？我觉得它是你份量很重的一部代表作，这是不是你目前最长的一首诗？有立体的构架，有三维的空间，包罗万象的语言，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组诗歌。
 
蔡根谈：《海南医院》是我“海南三部曲”里的第二部曲，2005年初开始构思，2006年中动笔写，2007年定稿，是目前为止我最长的一首诗。第一部曲《海南病人》，写于2002年。第三部曲从2007年开始构思，一直断断续续在写，11年过去了，现在还没写完。我不知道我会把它写成怎样的一首诗。此外，我还有一首长诗——《天长地久之爱情篇》，它是我在2002年收获的又一力作。
 
2006年1月，我从广西北海回到海南。先是在一家医院的宿舍大院里居住了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看见各种各样的病人。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我开始专注思考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病。我觉得，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病人的历史。病人的病征、心路历程，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和医治方法，深刻反映了病人所处时代的根本特征。与此相应，世界发展史也是病与病态不断错综、转变、演化的历史。“病”，是人类惟一共性，是人的根本标志。“病”，最能体现精神和肉体的本质，把精神和肉体的内在复杂关系真实、准确呈现。人类每一个深重的足迹都是因为人内心深处的“病态”在起着根本作用，并由此产生最初的、最大的推动和改变的力量所致。
 
6月6日，我发起并倡导“病态主义”写作。虽然我喜欢安静，但为了表达我对诗歌的思考和观点，还是搞了这种“开山立派”的事。当时还发表了《病态主义宣言》，提出“常态即病态，病态即常态”的观点和病态、底性、解放“三原则”，部分摘录如下：
 
（一）病态。“病态”包括人、事、物的非常态和医学意义上的病状态。病态需要一种不寻常“不正常”的精神和心灵去感受和捕捉。也只有处于病态，才能拥有和呈现出这种精神和心灵。只有处于病态，万事万物才可能是真实、本质的，因为“病态”直接穿透重重迷障和各种纷扰，呈现出元状。
 
（二）底性。是底性，而不是低性。“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底”是个绝对的概念，是最低。低性往往是虚假和妥协的。底性真实而坚决，比低性更为彻底。只有在最底处，才能将人和世界最真实最隐蔽的东西的元状呈现出来，还原一个真实及真实体验的世界。
 
（三）解放。即解构（解）和创造（放）。把诗歌从虚假、平庸、僵化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挖掘和释放诗歌的纯力和元力——无限的、巨大的、赤裸裸的原始力、创造力。解构固有的表达、表现形式、方式、模式和意识形态及思想观念，创造出新的诗歌和艺术。
 
6月12日，我开始动笔写构思已久的《海南医院》，直到一年后的2007年8月8日立秋那天定稿。正是这首长诗，让我第一次获得诗歌奖——首届“御鼎诗歌奖”。这里，我将任意好对《海南医院》的评论文字抄录如下，也算是提供一个解读视角：
 
在本次“赶路”举办首届“御鼎诗歌奖”时，唐煜然携一首长诗《海南医院》现身“赶路”，宣称“角逐‘御鼎’，用一首杰作标注一个奖项的高度和厚度。”这首诗一经发表即以石破天惊横空出世的气势而备受诗友关注。赵思运认为这首诗是“令人振奋的大诗！无论是文体的探索还是精神深度、人文深度都显现了难得的品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磅礴的思想活力与诗学活力。”阿斐则说这首诗的价值已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而应该抓住诗人在“常态”中挖掘出“病态”的能力，以及这首诗对诗歌言说向前延伸的可能性。我非常认同赵思运及阿斐的对这首诗的评价。当我乍一读完《海南医院》时即被这首诗所震撼，其时我这样评议：“2007年中国最具震憾力长诗（不是之一，而是惟一）”。同时表态愿意以5000元为起点对这首诗进行“收购”，事实上其时我几乎已认定，本届的诗歌奖很可能就是属于这首诗的。
 
在我看来，《海南医院》与唐煜然以往的写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既无快意自由的才气横溢，更无弹剑作歌的豪情放纵无隐秘，无趣味，无速度……。诗人对现实冷眼旁观，眼光看似缓慢眼却格外冷峻锐利，像一把手术刀一样，直接切入社会的暗角，剖开了人性的劣根，把无处不在的“病”毫不遮拦地揭露出来： 

    很多人狼心狗肺
    很多人狐假虎威
    很多人獐头鼠目
    很多人狡兔三窟
    很多人毒如蛇蝎
    很多人沐猴而冠
    很多人鹦鹉学舌
    很多人指鹿为马
    很多人对牛弹琴
    很多人蠢笨如猪
    很多人成替罪羊
    很多人做鸡做鸭
    很多鸟人为食亡
    很多很多人，只有兽医才能诊治他的病
    ——《海南医院》之《19．论人与禽兽的病态关系》

    签完手术责任书
    她就迫不及待
    赶去宾馆与情夫颠鸾倒凤
    这下她不再担心
    被捉奸在床了
    丈夫躺在手术台上
    她也躺在陌生床上一丝不挂
    花样玩尽
    在高潮的尖叫声中
    她的丈夫死去
    ——《696.家属K》

    医龄三十多年
    医术没增进多少
    骗术倒炉火纯青
    以看病的名义
    猥亵女性
    以治病的名义
    收黑钱
    做白衣天使
    ——《202．妇科医生刘红兵》

“很多很多人，只有兽医才能诊治他的病”，但是，医生却“以治病的名义／收黑钱／做白衣天使”，而更荒唐的是，“签完手术责任书的家属”当“丈夫躺在手术台上”时“她也躺在陌生床上一丝不挂／花样玩尽／在高潮的尖叫声中／她的丈夫死去”。“病人”、“医生”和“家属”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常态下是相互配合的、和谐的。而在这里却充满矛盾，彼此错位甚至构成敌对关系。一个场面惨淡、“病情”严重的“病态社会”缩影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传统的中国文学艺术一直把“超然物外”和“物我两忘”作为最高的美学“境界”，其消极避世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思想力量。而“现实主义”认为“艺术家的目的是哲学方面的、实用的、功利的，而非消遣型的”。（《现实主义》，1856年12月15日）从《海南医院》来看，毋庸置疑唐煜然是属于现实主义者，但他是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现实主义者。因而他在诗中自始至终更多以怀疑的态度去分析常态下的现实社会并进行批判，他拒绝无病呻吟的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避世主义，更有别于当前写作中的“心灵叙述”。他让诗歌回到现实和生活本相。因其强健有力的批判精神，当前诗歌的魅力及诗歌对社会的意义得到充分展示。而这要归功于他对事物、对社会、对人性敏锐的“发现力”。他的“发现力”决定了他的写作境界以及成就杰作的可能。他会从崇高的、道德的形象发现出低劣的、邪恶的一面，诸如他治病救人的“医生”中，他发现到躲藏在这张人皮后边的“恐怖分子”和“抢劫犯”： 

    他戴上白帽口罩
    只露双眼
    像恐怖分子
    这样人们就认不出他了
    即使做鬼
    冤魂也找不到他了
    ——《203.外科医生黄林》

    “别人拿着刀要钱
    那叫抢劫，是犯法的
    可我拿起刀
    你就得乖乖把红包放进我口袋。”

    “嘿嘿，我这一刀下去啊……”
    ——《海南医院》之《204.黄林名言》

因为这两节小诗我得出一个结论：一切的优秀文学都有能用滑稽的方式轻松表达任何严肃事件的能力，他们的讲述方式是一种黑色幽默的荒诞手法，你看了想笑，但你绝笑不出声。 
《海南医院》最让我看重的是一点是耐心。也即如阿斐所说——这首诗“凸显出诗人无所不在的‘劳动’”。从“海南医疗违规金额达3.05亿元”到“万物皆病”的各病症、药物名等信息搜集，从“标语”、“老干部病房”到“清洁工”，甚至“住院部里一棵树”都成为诗人观察叙述的对像，这些常态下的、细微到可以忽略的事物，唐煜然都能发掘出“无所不在”的“病态”。对观察和叙述上过人的耐心，确实让人不得不为之折服。
在当前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进行诗歌写作，没有任何一点比“耐心”显得更重要了。人们这么诟病网络时代的诗歌：应景写作的一味追求，促使快感写作成为潮流，从而使我们沉沦在成堆的垃圾文字之中。这种偏激的话自然不可全信。我个人认为当前的好诗基本诞生在网络。但是，作为网络诗歌的在场者，谁也不能否认同论坛中写作者之间的相互摹仿，个人审美的模糊，写作特色的暧昧不清等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作为诗人，我们是否应该警惕来自外界的印象，并进行必要的自省与反思？ 
 ←贾冬阳、杜绿绿、蔡根谈2007年）

我也愿意相信，有些人是喷射式的诗歌天才。他们创作精力旺盛，十天半月之中便能够甩出一大堆优秀诗歌。但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自称“天才”者，贴出来的所谓的诗歌还是垃圾占多。“天才”是极其危险而脆弱的幽灵，我向来对它保持着一种怀疑和警惕，因为它的出现过于偶然，一不小心它就会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时间对任何一位诗人而言都是一贴慢性毒药，有的诗人会抵抗不住这贴毒药的侵蚀而倒下，反之则会产生抗体而愈加强壮。而对这贴毒药最强的抵抗莫过于沉得住气。《海南医院》就是沉得住气的作品。三年炼一诗，作为一个接近“80后”出生的诗人，有几个具备了这种耐心？又有谁能克服孤独、敛住才华，沉下气对一首诗歌进行审美梳理，并使之成为一套具有完整美学体系的“创作”？我不给《海南医院》贴上耀眼的光环，也不充当高高在上的评论家去强行标注。面对这种创作，我惟一想做的是当好个认真的读者。我相信这种写作的高度，也尊重这种写作的厚度。我愿意在你们的漠视的眼光中承认《海南医院》就是“赶路”期待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一首“杰作”。
 
2017年12月16日，“赶路”公众号推出《海南医院》获首届“御鼎诗歌奖”10周年特辑，邀请向卫国、江雪、刘川、伤水、胡应鹏、还非、水笔、老德、任意好和一位叫做“一个偶然路过的家庭煮妇”的读者对此诗进行评论，多维度观察《海南医院》。
 
诗歌是目前为止我所能找到的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好方式
 
张后：对你来说诗歌重要吗？你为什么写诗？
 
蔡根谈：诗歌对我当然重要。但诗歌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和诗歌同样重要且值得追求拥有的事物很多，比诗歌重要且值得追求拥有的事物很多。
 
诗歌是目前为止我所能找到的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好方式。我相信神秘之物存在。我相信万事万物之间都被一种类似于无线电波的东西所联系着。我认为时令物候变化时，人与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会发生不同于平常的变化。所以我喜欢在节气当天写诗。我相信诗歌是通灵的一个密道。
 
通过这个密道，我能够得到对生活、生命，对世道、世界的深度体验。而这种深度体验，愈发让我感到个体的渺小。我经常想像：地球只是宇宙这个具体和抽象兼具的母体中的一个细胞，而地球上的万事万物只是构成这个细胞的微小单位。一切都那么短暂和不稳定。但当个体对世界和宇宙进行言说时，个体获得了精神和心灵的巨大自由，获得了绝对的、强大无比的力量。所以，我写诗。我把自己对这世界真实的思想感悟以汉语这种语言来言说，无论写出的文字是否直抵世界本质。世界本质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楚呢？一切都在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循环中进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发现，把瞬间的思、想、感、悟忠实地记录下来。诗从语言出发，到灵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