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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路诗群：每一行诗都是我饿不死的生活

张后：很多人都说你很“高冷“，不易接近，我一开始进入《赶路》有其偶然性的，确实不是因为你，对我个人来讲，挺让人遗憾，而是那个肖雨，我和她认识就是那个“偶然”，其实那年月认识一个人，你都记不住究竟是怎么认识的，我刚学会上网，我和肖雨就这样认识的了，按理我和她八杆子都打不上，她好像写诗不太上心，只是喜欢在网上玩，后来就稀里糊涂认识了，她总找我聊天，她便向我引荐了《赶路》，我以为“赶路”是她办的，并由她嘱咐我在幕后策划和撰写一些推荐语或编者按之类的文字，我推辞不过，就这样迷茫的进入到《赶路》当中，又当副主编又当操盘手，渐渐才了解《赶路》的管理层，原来你老任才是最大的老板，但仍不了解你为什么会创建《赶路》网站和纸刊？为什么取这样的一个名字，“赶路”和“在路上”有什么特指？精神宗旨？及意义？包括你的名字的来历和寓意？“任意好”“任逍遥”？“一蓑烟雨任平生”，但从后来的《赶路》的构架上，“新锐、朴素、大气、震憾”可以判断出来，你老任的格局很大，在文学“大道”上很有“雄心肝胆”，要知道《赶路》在当时也是影响力相当大的，最具先锋性的“八大论坛”之一，可以这样讲当今“闯”出来的一批有水准的诗人几乎没有没在“赶路论坛”玩过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一开始你便“独具慧眼”的把这副担子交给初出茅庐的肖雨来执行？那时她才刚刚毕业吧？或者还在大学念书？

任意好：“赶路论坛”和《赶路诗刊》创办初期的核心诗人中，你和张建新、庞华、三个A曾被称为“赶路四大金刚”，相对于他们三位而言，你我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了解是最少的，在“阔别”十年之后你用了“在悬崖上赶路”作为这次访谈的“主题”，并且借“很多人”之口来评价我“高冷”和“不易接近”，这既在情理之中，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肝胆相照应该是一种常态，朋友之间应信奉“一分客气，十分疏远”的交往原则，这种高级定位和深度信仰促使我不轻易结识朋友，一旦认定了就奢望能够一辈子不辜负，两肋插刀，荣辱与共。现实中却是世界一片荒芜，人心冷漠无边，友谊几被弃如敝履，我依然敝帚自珍，不愿轻易交付被消磨得所剩无几的一寸热肠，倘若因此呈现出“高冷”和“不易接近”的傲慢印象，以后当尽量改过。对朋友的理想化期望并不讨好于世，时常会让我遭遇挫败，同时也伤害过不少人。我曾经琢磨过、反思过，结论是自小受武侠小说毒害过深，骨子里绕不过一丝快意恩仇的江湖义气。我对待每个朋友都始于毫无保留的信任，甚至是热情过度，应该蛮好交往的。令我震动的是，你居然一语道破了“赶路”的存在状态和“赶路”核心诗人多年以来的生存困境。人能来到世上堪称奇迹，所有活着的人本质上都是幸存者。好不容易到人世走一遭，当然不甘心做一头平平庸庸等着命运屠宰的猪，那还不如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或一朵只为韦陀开放的昙花，虽然转瞬即逝，好歹有过足够的惊艳与绚丽，也算没白活一场。这种执念要实现必须有“高峰体验”，无限风光在险峰，险峰侧身即是悬崖。你将“高冷”和“悬崖”这两个词用到我和“赶路”上，使我有梦想一不小心实现了的惊喜。尽管我很怀疑自己哪来的资格和优越感去认领这两个词，我依然倍感虚荣。

2008年，我在《“典型”立场论》中简述过“赶路论坛”的历程：
在中国诗歌的网络时代，选择了一个论坛，多少都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写作方式和趣味，而选择了“赶路”，即是选择了一场悲剧。因为当一个人把所有的爱恨都集中到某件事身上之时，即注定了其悲剧性的一面。

阿斐曾说我是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理想本已虚妄，完美则是虚妄的平方。对于这个“中性偏坏”的评判，我欣然接受，也即是承认了自己“务虚”的本质。我深知务虚者的宿命通常必败无疑，我又为何深陷其中而迷途忘返？因为我深信，在物质时代下，只有敢于做一个不合时宜的失败者，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此说来，与我志同道合的“赶路”者，必然有一种不向生活妥协、视败如归的勇气。勇气愈大，悲剧愈接近灾难。而作为悲剧的始作俑者，我对“赶路”有着很多不计后果的狂热爱恨和坏脾气，这导致了我对参与者都有很多不可理喻的要求，多少给挣扎在艰辛生活之中的战友们又增压力。交上我这个损友，对他们而言，真是百弊而无一利，我实为一大罪人！

2003年，我从银行贷得一笔巨款到佛山谋生。半年不到，千金散尽未见复来，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非典”。在惊惶失措的社会大背景和困苦窘迫的个人小环境下，“赶路”创立，同期，《赶路诗刊》创刊：从选稿到排版，从印制到寄发，大部分杂务都是独自负责，“赶路悲剧”正式拉开帷幕。其后相继进入角色的诗人有阵风、张建新、肖雨、房东、三个A、储劲松、骆驼、庞华、张后、老德、如风、水笔、阿斐、陈坚盈、孙家勋、陈洪金、杜撰、萧相风、小衣、盛慧、乌鸟鸟、马梦、唐纳等一群良师益友。这群明知诗歌无望，仍执迷不悟、自欺欺人地企图在网上构筑一个自足的世界的虚妄者，身上都有着一种可怕的力量——不计得失的执著。在“赶路论坛”（诗刊）创办六年来，他们究竟牺牲了多少宝贵的时间、精力和心血去为赶路无私奉献，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张建新爱妻患病需要长期就医，入不敷出（注：后来其妻子医治无效过世），本人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庞华生活困窘不消细说，为生计长年四处辗转奔波；水笔的妻子地中海贫血病，长期就医……而在论坛读诗、与诗友交流、为诗刊选稿等等方面的琐碎事务上，他们一直都担当着支柱的作用，当赶路需要他们时，他们把时间挤干了也必然把诗歌当成神圣的任务而日夜兼程。

在这里像个退休的街道老大妈一样喋喋不休地忆苦思甜，不反对任何人认为我在邀功，诗歌本无啥利可图，博个虚名满足一下虚荣心，想来大家也必能谅解，而我更深一层的意思却在于辟谣！因为“赶路创坛”（诗刊）创办六年来，从2003年个别栏目发稿费，到2005年抛出“用金钱堆积诗歌的高度”的狂言，再到2008年“建设诗坛第一交易中心”的构思，从印制刊物到稿费，从“御鼎诗歌奖”到“御鼎诗会”，再从个人到全国诗人为灾区的捐款……不知不觉，“赶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诗歌大款”形象！这真是二十一世纪一个不大不小的诗歌冤案。“赶路”所做的事，表面看起来，一直在某个角落强行将大雅的诗歌当成商品一样进行大俗的金钱交易，但我们内心何尝不深知诗歌根本不可能被物质所抵达和改变，但我们确信，在惟物质的社会里，只有在物质内部对抗物质，才能表达诗歌另一种意义上的尊严。这种物质强行介入诗歌的做法，遭受过不少的白眼、嘲笑和鄙视，而“赶路”毁誉在所不惜，只一味前行。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赶路做不了智者，但能做明白事，对于诗歌，我们毫无亵渎之意，而是进行着一种内部的诉求。在我心目中，“赶路”是一个伟大的汉语诗歌舞台，我们所做的事，往小处说，有为汉语诗歌的伟大复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往大处说，我们正直逼中国文化的根部，一点一滴地培育着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的物质伦理和精神信仰。有了这种近乎朝圣式的使命感，一切是非恩怨充其量就是大江大河里的一朵小浪花，正好壮我赶路三分悲壮的行色。
 
打了个盹的光景，死神又将我们的生命抽走了十年。缝缝补补的日子里，今天仍然坚持“赶路”的同道，都是潜伏在被金钱和利益所遮蔽的世界里的叛徒。作为“赶路”曾经的核心诗人之一，我想你应该对我有过很不愉快的感觉，尽管我对你以及部分中途离开“赶路”的版主、编委一直心存愧疚，却不轻易说出。当年创办“赶路论坛”和《赶路诗刊》时，我要求论坛版主做到每贴必回，并且要及时。在我的印象中，“赶路论坛”在长达三五年的时间里都是全天候的不夜坛，二十四小时都有诗友往坛里贴作品，要求每贴必回苛刻得不可理喻。作为民间的诗歌阵营，担任版主和编委都是爱好，没工资拿，更无利可图，大部分版主本身生活困窘潦倒，还要为之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一直想，如果我们将消耗掉的精力专注于某个领域，我们都会成为科学家、医学家等有用的人，至少会较现在活得更宽裕、更体面、更从容。当人生过半之时，对着日渐苍老的父母和尚未自立的下一代，犯罪感时常穿透内心，久久不能平息。从当年“赶路”前身“云逸轩”至今，我们已为诗歌消耗了二十年的生命，今天我们将“赶路”从网络搬迁到微信群和公众号，一直继续着这种虚妄而无意义的诗歌生活，现实世界或许永远无法理解这种无效的偏执，而我对这群狂徒和疯子充满敬畏，敬畏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用一颗朝圣的心对中国诗歌进行纠偏，对杰出诗歌所遭受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一点一滴地还原诗歌的真相，一横一竖地拼凑起诗人的尊严，与其它民间诗歌力量，在不同的角落凝聚着中国诗歌强大的气场，为中国诗歌守护着最后的一块净土。“赶路”的一切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选择了赶路，即是选择了一场悲剧。”

我曾在“创刊辞”上阐述过“赶路”的内涵，现在回头读觉得十分浅薄，毫无美学不足以立世。至于用诗歌实现“雄心壮志”或谋求“宏图伟业”之类的虚妄，无异于痴人说梦，荒谬之至。你所说的“最具先锋性的八大论坛”这种虚名，在我看来一文不值，虽说当前不少杰出的诗人都曾经在“赶路”上玩过，但他们的成就我从来不敢据为己有，苍茫人生路，我们仅仅是偶然遇见，贴几行文字，吵几场架，打发闲暇的时光，消遣下无趣的人生，何来意义与功业？

我一直希望有很多个“我”并存于世，当“我”作为诗人时，洒脱、纯粹、干净、自由、独立、出世，不媚俗，不奴颜，不婢膝，视钱财如粪土，活成“面对世界，要有足够的傲慢”的任意好。作为父亲或儿子时，为了活下去，我时常浇灭内心那点书生意气，四处讨好，八面玲珑，委屈求全，做个“创业之时无自尊”的许春波。我痴迷那种大俗大雅任意切换的自由，也不反对魔鬼与天使同在的现实。简单说，我认为诗歌与现实有必要分割得清晰，在诗歌界只有任意好而无许春波，现实生活中只有许春波而无任意好，但他们都是真实的我，甚至更多个都是。有不少人曾夸我是个好人，这个谣言必须澄清。我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个复杂的人，科学的表述我应该被称为一个多重性格的“分裂者”。在复杂者眼中，简单的背后有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人们认为复杂的事物，看透了一览无遗。世上没有非此即彼的好坏，事物没有对错的边界。在沉重的生活里，很多选择其实迫不得已，很多是非只是权衡与取舍。这是我对披在“任意好”和“许春波”皮囊之后的一种袒露。世界从来不复杂，只是人心不简单。很多人总是一脸无所谓的说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我认为名字一定隐藏着某种未知的信息。我的出生地是粤东地区的揭阳市，也即潮汕地区。潮汕是全国传统文化保留得最好的区域之一，在潮汕“琴棋书画”蔚然成风，各种书斋、画院以及种古体诗词培训基地随处可见，可以说传统文化是潮汕人的信仰。在我小时候，有个夸张的说法：在（揭阳市区榕城区）街路上随手一抓，十个行人当中至少有七个人要嘛能出口成章，朗诵得一口顺溜的古诗词（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要嘛能手谈一盘好棋（街头巷尾农夫走卒随地摆摊下棋），要嘛涂得一手不俗的书画（百米一个书斋、画院），要嘛弹得一曲靠谱的琴弦（乡村城市无处不在的锣鼓、戏曲唱和雅集），传统文化氛围之浓郁时常令人怀疑自己活在古代。我的祖父能够将一个汉字念出十六个潮州音，着实令人恐怖。传统文化特征之一是各种“名”的玩味，古代文人有“名”、“字”、“号”，比如说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命名的考究是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是一种病态，我对此无褒贬之意，只是觉得太过消耗大脑的记忆。我很不喜欢“许春波”的本名，陆放翁在《沈园》中有这样的名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用词牌《九张机》写过一首老顽童周伯通和瑛姑定情之词：“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这是我搜索枯肠到的与“春波”这个名字有着关联的某种“暗示”，里边总绕不开一丝悲怆、幽怨、凄婉的况味。据说我的名是爷爷起的，我一直耿耿于怀，无法理解他当年怎么想的，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就叫“春”，那么娘们。虽不情愿，既是祖辈所赐也只能将就了。我同样有“字”和“号”，字是辈序排列，到我这代人排到“怡”字辈，爷爷帮我起了“怡泓”的字，这让我又郁闷了好久，“怡泓”——“怡红”又是谐音，你想想，“怡红”能是什么嘛？种种的不满意，后来我索性造了爷爷的反，在书法落款时用了“云逸”的号，这个号有如高适笔下的醉后张旭——“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兴之所至，凌云飞逸，天马行空，好不洒脱，这也是“赶路”前身“云逸轩”的由来。“任意好”则是后来专用于诗歌随笔的笔名，很多人曾问我有何含义？其实真没多大深意，只是觉得“春波”“怡泓”“云逸”这些名字太“诗意”、太孔乙己，不是“一脸欠揍状”就是“没事找抽型”，为了去掉名字中的诗意，就用了“任意好”这个既不与人雷同又简单点的符号。当然，任意好不是随意好，随意趋近散漫，任意偏向“自重”，自由不羁，一意孤行。后来被多次问及索性百度了一下，发现“任意好”在高等数理上还有“无限无限接近好”的释义。扯到这会儿忽然哑然失笑，人一想多了就显得幼稚，一切“名字”的含义都是自己去演绎和诠释，使之附带属于自己的人格和灵魂罢了。
 
除我之外，肖雨是“赶路”早期绕不过的核心人物。我已记不起和她怎么认识的，在网络时代，这种稀里糊涂就“熟了”的社交模式极为普遍，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她性格开朗，热情大方，广结诗缘，包括老德等“赶路”后来的灵魂人物，都经她“引渡”而来的。我和她至今素未谋面，仅仅在QQ里东拉西扯，所谈的不是如何管理论坛，就是与诗歌有关的话题，对她的现实生活知之甚少，只知道她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后来向我提交“辞呈”，说是要出国留学去了。她曾经负责“赶路论坛”全面的日常管理事务，执行主编过《赶路诗刊》。她为“赶路”早期付出了极多的贡献，奠定了“赶路”后来相对开阔的格局。我和她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熟悉的陌生人”。今天因你的提及让人格外念想，也因此我忽然感受到“赶路”的另一种因果——唯有毫无功利的土壤，才能生长真正纯洁的诗心。正是“赶路”这块稀罕的、干净的诗歌土壤，让我意外收获了诸如陈陟云、温远辉、阵风、老德、建新、如风、坚盈、阿斐、晓水、水笔、蔡根谈、三个A、庞华、宋晓贤、张执浩、唐欣、刘一君、汤巧巧、张况、房东、肖雨等一群堪称异姓兄弟姐妹的良师益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此荒芜尘世，竟然奢侈的拥有一群绝世的清风高谊，不能不说三生有幸，令人痴迷。
 
张后：我可能在《赶路》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因为生活“颠沛流离”的原因，上网减少了，几乎退出了《赶路》核心，但在“赶路”认识那批诗人兄弟，有许多几乎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比如张建新，前年（2016年）我去安徽“出家”，还特意去“雷池”看望他，我想知道，你现在还和哪些“赶路”诗人来往的比较密切？你对“赶路”核心诗人都有哪些客观或衷恳的陈述和评价？你对后《赶路》时代还有哪些新的打算？

任意好：世上最纯粹的感情存在诗人之间。诗歌是心灵化产物，本身无利可图，社会实用价值几乎为零，诗人很难靠写出好诗而获得生存空间，其它文学体裁就大不一样，比如小说、戏剧等，只要能写得好，就算不能发财至少也可以做到生活无忧。据说小说家之间的聚会很少交流、分享心得，但小说界的官司不断，因为小说值钱，有现实意义上的“版权”，诗歌界几乎没听说过有人为了版权去打官司的。以此而论，尽管诗歌界也充斥着功利和是非之心，但相对而言诗人依然是世界上最纯粹的的活物无疑。我甚至认为，发生在诗歌界的各种谩骂，本质上也比其它文学门类的创作者之间那种相互隔离的防患心理显得纯粹和可贵。我特别信仰来自诗歌界的那份坦诚与纯粹，这本来是人性最基本的品质，但在当前却稀缺得接近绝迹，怎不令人倍加珍惜？诗人之间的交往可以一见如故，也可能熟视无睹，最终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的，肯定是志趣相近、品性相投的那一种。在误入诗歌界二十多年来，到今天还保持密切联系的都是我认定的诗友，名单列起来有点长，但这些名字我不愿省略：陈陟云、温远辉、阵风、雪克、张建新、肖雨、老德、庞华、如风、坚盈、阿斐、李晓水、三个A、水笔、蔡根谈、高标、唐纳、马梦、乌鸟鸟、向卫国、沈奇、李寂荡、刘一君、宋晓贤、唐欣、张执浩、阿翔、李以亮、李傻傻、汤巧巧、杨晓芸、法清、张况、房东、浪子、世宾、黄礼孩、徐晓宏、大草、魔头贝贝、温永琪、一回、沙马、王明韵、秦风、本少爷……其实在这排名单里边，有个别还未见过面，比如法清、魔头贝贝；也有的至少有两三年未联系过，但心时有念想，即是密切吧。

“赶路”核心诗人有两类：广义的是诸如“赶路五星级诗人”和“御鼎诗歌奖”（现改为“赶路诗歌奖”）获得者这类杰出诗人；狭义的一类是“赶路论坛”版主和诗刊编委。这两类其实也有交集，比如蔡根谈、建新、老德、阿斐既是编委，也在不同时期获得前边所述的诗歌奖项。创办“赶路论坛”的本意是让她成为所有真诗人的公共平台，多年之后我发现任何平台都有极限，任何写作态度和取向都有边界，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诗人和创办者共同限制了一切平台的兼容空间，最终“赶路”不得不作出一些选择，一些取舍，没有抵达创建平台的初心。走的路多了，我们时常会忘记起点迷失归途。讨论“赶路”核心诗人即是讨论中国诗歌，“赶路”从来不属于某一种美学，没有单一的方向，更不是某个山头或某种霸权。“赶路”有核心诗群，但每个诗人保持着群而不党的自由品质和独立人格，一切美学都能在“赶路”上得到尊重。海子、北岛、食指、昌耀、于坚、韩东、杨黎等碑传已立的诗人，再无讨论的必要，时光已将他们的价值在当代诗歌史上擦得耀眼。在“第三代诗”之后，我认为谈论得不够或发掘得不深的诗人有宋晓贤、张执浩、唐欣、汤养宗、陈陟云、陈先发、余笑忠、老德、臧棣、李以亮、小引、沙马、张建新、朵渔、蔡根谈、黄礼孩、东荡子、巫昂、阿斐、陈坚盈等，这批不同风格的杰出诗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时有杰作面世，已构成了当前中国诗歌足够的代表性和新高峰。

我理解一切文学都是繁简置换的艺术，而任何有价值的艺术，必须揭示时代背景，照见写作者的生活态度、人格魅力和思想信仰。抽象点说，诗歌怎么可以只见诗歌而不见人？具体点说，诗歌怎么可以没有体温、心跳、脉博和灵魂？我信仰修辞和文采，但反对刻意卖弄才华。不要告诉我鸡零狗碎和鸡毛蒜皮叫生活，真正的生活总是仰望高处或扎根大地；不要告诉我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叫朴素，真正的朴素是玄铁，呈乌金色，质朴，厚重，且自带光芒。任何能够抵达灵魂的文字，都是用血和生命写成的。比如张建新的《亡妻引——生命是一种漫长的短》，那不是诗歌，那是泣血，是对生命无常的悲鸣，是闪电一样的诗之力量在呐喊：“目无边界，又被死亡收拢，/风干又枯涩。/山穷水不尽，汹涌冲击/走过的每寸光阴，忍耐和无耐/是全身的青淤和浮肿。/打开窗子，拒绝还在，/击碎镜子，里面的人就匆匆赶来/帮你拔掉药水，一生这样/彻底的解除只有一次，我们/都会迎来他，只是你早了些，/早于凌晨第一声鸟鸣，/甚至早于两不知的落花。/果真是清明日，凌厉的分野/异常清晰，温热从额头开始/慢慢散尽，一座冰冷的孤城/从薄雾里现身，这是最后的春天，/你突然眼泪翻滚，拼尽全身之力/吐出最后一口气收留了它。”这样的诗歌，绝不是玩概念的混子能写出来的。
 
真正伟大的诗歌，存在最卑微的生活和最真诚的人性里边。诗歌越高级，外貌越朴素。我觉得值得重点提及的是张执浩，张执浩近年的《被词语找到的人》《与父亲同眠》《磨菇说木耳听》等杰作，刷新了他的经典名诗《高原上的野花》的艺术标高，抵达了让文字自行发光的高级境界，他对词语的磨练术，放眼当前中国诗坛无出其右者，对张执浩的诗歌价值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评估；宋晓贤将高入云端的宗教情怀与低伏世俗万象的卑微生活调和得有如幼童呀呀学语，朴素得接近纯天然的原生态，像他的《无题》即是最朴素又最高级的诗歌典范：“天灾和人祸一直在比赛／看谁先赢得祖国的未来”；又如阿斐的《经过幼儿园》：“院门一打开/花朵树苗们涌出来/淹没了家长群和我/这些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被剥削者和杀人犯/现在还只是一滴水/就形成泛滥之势”。阿斐不对事物说好话，不恭维，不耍滑头，坦诚相见，虽然有点煞风景，但尊重了真相，简单而直接，他诗歌中“四十度的高温/我晒成了灵魂”（《四十度的高度》）这类脱口而出即成经典的句子，基本构成很多大师一辈子无法触及的语言高峰，堪称绝杀；诗人蔡根谈堪称70后一代最具才气的天纵之才，他“活色生香”的写作是另一种朴素，他的气质无须任何外来的溢美与照耀，他的文字自带光芒；老德近年越写越自由，俨然成妖；专写好诗的年轻诗人陈坚盈唯一的毛病就是写得太少，多写几行就是一流诗人，他的诗歌视野独特，辨识度极高，语言犀利而“务实”，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无可挑剔。至于水笔，我以为在某个方向上他已做到极致，比如《遗情书》的用情之狠可谓举世无双，感人至深，如果他能够内敛点，让绷得过紧的诗歌神经稍微放松点，他早该排在一流诗人的行列。李晓水是博学多才的诗人，甚至他更应该被称为杂文家和摄影家，相对于他的诗歌而言，我佩服他对事物的洞若观火，尊重他既看透人性之丑陋和险恶依然热爱这个世界的积极生活态度，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正做到“热肠诗人冷眼看世界”的彻悟者，他的诗歌有最底层的人民意识，有一份最具热度的嘲弄，有一种荒诞不经的力量。他早年的《木桶》和现在的《地上地下五进五出的盘阳河》这两首在我看来，都堪称当代中国诗歌的不可忽略的杰作。

憩居尘世：诗歌是安置灵魂的家园

张后：揭阳和佛山，我几次路过，都没有机会停留，如果让你来回顾和描述这两个地方，不知你会怎么书写？

任意好：我曾在日记里尝试为“佛山生活十五周年”写个纪念性文字，但最终没有成篇，只剩下一点文字碎片：

当你第一次踏进一座陌生的城市时，你往往会小心翼翼、本份地生活着，甚至连细节都极为注意。事实上，除了极为少数和你存在某种关系的人之外，根本没人会有任何兴趣去关注你。比如有血缘关系的亲朋好友，比如为生存而一起工作的同事，比如某些利益相关者，比如代表着国家管理你的执行者，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人感觉你的存在，除非你的债主。你依然力图给这座城留下一种好感，臆想着黑暗中有一只眼睛盯着你，这种特性契合女性出门之前一定要化妆的心理，也酷似猪八戒当年初进高老庄，极力掩盖丑陋的相貌和好吃懒做的懒汉本质，不同的是，此处没有你的高翠兰。

你不知不觉就在这座城活了十五年，她窃据了你生命中全部的黄金时段，回头的一瞬，竟然找不到可供凭吊的故事和皈依的情感，这样的判辞让生命显得苍白，却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尽管是碎片残篇，甚至还没开始，但这些碎片多少透露出我对佛山的一些感受。后边我正式说说我所知道的揭阳、佛山两地的人事点滴，以便你能留下点印象。

在揭阳，如果一个人拥有三五百万元，他可能会买辆豪车，请客必到高级酒楼，喝名酒抽好烟，揭阳人外出创业有点儿成就的，春节回家时如果不给亲友派个像样点的红包，就会被骂吝啬小气，遭瞧不起。在佛山，身家过亿的，街路上随手一抓一大把，佛山人请客时可能只花揭阳人的零头，末了还老盯菜单，来回和服务员核对金额，节日派红包时大多十元以内，但见人就派。我再讲一个亲身经历的、很具“代表性”的事。二十多年前，我从揭阳到广州途中碰到一伙抢劫犯，全车的乘客被挨个抢了一遍，有个五十多岁的乘客边哭边控诉（带揭阳口音的潮汕话），说那是他整整种田一年的全部收入，另外还向亲友东凑西借才有两三千元，这回送儿子到广州读书还差几百元学费，一下全抢了，真是丧尽天良。劫匪中有一个持刀走过来，操一口地道的揭阳口音痛斥他说，你看看后座那位老人家至少七十多岁，被我抢的比你多得多，他都没哭你哭什么？说罢将抢他的钱一把扔还他，还信手多扔了几张，说还缺的学费给你凑足，再哭捅死你，真丢潮汕人的脸。说罢逼司机停车，一伙人扬长而去。如果这个抢劫犯是佛山人，被抢的也是，钱或许不会还回去，甚至还可能捅上一刀。

通过我前边的一点讲述，不知你是否对这两个地方有初步的印象？对于揭阳和佛山，我愿这么表述（概括）：揭阳是我的出生地，佛山是我的再生地；揭阳人重亲情、大气、敢拼、虚荣，佛山人重现实、质朴、善良、气量小；揭阳的政府官僚落后，政府天天在“教育”人民；佛山的政府务实守法，人民天天在“教育”政府；揭阳重文化，佛山重民生；揭阳在迷失自己，佛山在高速发展；生活要在揭阳，山清水秀，节奏平缓；创业要到佛山，商机遍地，公平诚信；如果娶老婆，首选“入得厅堂、出得厨房”、优雅、美丽、坚韧、顾家的揭阳姑娘；如果找合伙人，请找守规则、重实利、能分享的佛山商人……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揭阳人，尊重佛山人。
 
揭阳和佛山占据了我迄今为止的俗世生活的全部，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家园”。为什么是“家园”而非“故乡”呢？我觉得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才是“家园”，而物是人非，世象变幻莫测，整个身心都处于极度的焦虑中，唯有当我进入诗歌的瞬间，我的心灵才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故而我想说——诗歌是我的家园，是我的灵魂憩居之所。

诗歌奖项：对现实生活一种无效的抵抗

张后：有人曾置疑说中国诗歌奖颁的过多，我则不这么看，我以为恰恰不够多，中国口口声称诗歌之大国，但是具体体现在哪里呢？表面上只是诗歌圈内红火，其实就那么几个屈指可数的奖项而已，我想问咱们的《赶路》诗歌奖，为何取名“御鼎”？据说国内同期民间奖金最高？首届“御鼎奖”都“御”给了谁？为什么？最近我又听说要改名为“任意好诗歌奖”，为什么不直接更为“许春波诗歌奖”，我觉得后者这个类似学术性指代名称更好？

任意好：中国是不是诗歌大国的问题是个伪命题，中国的文学门类中，如果说还能够抗衡或领先西方文明的，从来只有诗歌。中国人的隐忍与感性，更适合诗歌的生长。汉字这种形神俱在的母语，也更适合表达诗歌的繁富与“不可言说”的神秘性。我从来不相信西方文明优于中华文明，尽管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一定是个憎恶奴才和汉奸的人。民族有各自的文明高度，也有地域的极限，中华文明应该与世上一切文明保持平视。“新文化运动”作为“接轨世界”的一次思潮革命，意义在于自我升级而非自我矮化。有的人讲了几句美式英文就以为自己是惠特曼，译几行德语一照镜子差点儿看见尼采。我最瞧不起那些一穿起西装便在长安街上走出伦敦步的傻逼，一脸汉奸相。这是我对“中国是不是诗歌大国”的一点答复。

任何一个艺术奖项对于艺术本身从来没有任何裨益或意义，但几乎所有艺术都有各自对应的奖项存在，这本身说明奖项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不知道也不想去了解关于诗歌的奖项始于何时？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奖项是“诺贝尔奖”，中国以往最权威的文学类奖项应该是“鲁奖”。给各领域有突出贡献者和成就者颁奖，彰显其功勋，使之流传或发展，我乐见其成。古代妓院选“花魁”也是“奖项”的一种模式，可以想像，在评选之时，长安楼台下边多少个嘴角流出的口水足以汇聚成河。现今的人，连“享受XXX特殊津贴”都印在名片上，当成超级奖项到处炫耀了，怎么在清贫的诗歌界存在几个奖就说三道四呢？让我心生疑虑的是，到底有几个奖是用一颗朝圣的诗心、以诗歌为唯一标准而存在的。当奖项沦为工具或利益交换之时，就是一种反面的力量，一种丑陋的亵渎。据说某些人被形容自己的诗歌可以获得“鲁奖”时，觉得遭受莫大的耻辱。这即是一种嘲弄，说明众多的奖项都存在着丑恶的交易。当诗歌需要通过颁奖去推动时，当诗人需要靠获奖去彰显时，都足以说明时代的焦虑已到了相当糟的地步，而当前可能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对于众多诗歌奖项的设立，从反向去看，她助长了背离诗歌的功利之心；往正面去看，她是对诗歌被边缘化一种无效的抵抗，也是对汉语尊严的挽留与捍卫；我愿以最大的善意去评估、去呼吁更多诗歌奖的出现，至少多元化能够消解一极独大的文化霸权，多种声音存在，世界才不会长此以往的单调与贫瘠，人性的自由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舒展与释放。

回到“御鼎诗歌奖”的命名话题，她是由“佛山市御鼎贸易有限公司”协办的，“御鼎”这个名有“皇冠”的意蕴，诗人是无冕之王，故而以之命名。据我有限的视听了解到，在同期官方、民间的各类诗歌奖项中，只要符合“三个前提”，赶路的诗歌奖便是同期奖金最高的。这“三个前提”分别是：“真实”颁奖而非炒作的，没有任何潜规则的，没有任何交易和人情的。“赶路”的诗歌奖历年获奖者名单分别是：蔡根谈（唐煜然）、张执浩、宋晓贤、沈浩波、伊沙（十年成就奖）、唐欣、巫昂、沙马（赶路致敬奖）、秦巴子、殷龙龙、老德、张建新、毛子、阿斐（改名为“赶路诗歌奖”之后首位获奖诗人）等十四位杰出诗人。在我看来，任何不是以作品为唯一标准的奖项，都是没良知的文化流氓行为。什么作品获奖？哪些诗人获奖？都代表了一个奖项的美学标高、含金量和纯净度。设立于2007年的“御鼎诗歌奖”，由蔡根谈（“花枪”、“唐煜然”）和张执浩获得，这两位杰出的诗人将这个奖项带到中国诗歌高峰之上，让这个奖项发出耀眼的光芒。十年之后，另一位杰出的诗人阿斐成为更名为“赶路诗歌奖”的首届获奖者，我相信阿斐能开启这个奖未来十年的另一高峰。

“御鼎诗歌奖”改名主要考虑到“御鼎”是一个企业的简称，以企业冠名总不如一个诗歌论坛更纯净和专业。企业的寿命太短，更有商业化的嫌疑，对一个诗歌奖项而言，这种嫌疑让我觉得使诗歌受到亵渎的味道。考虑改名之初也曾想过用“任意好诗歌奖”，而任意好是我的笔名，“赶路”则是一群诗人共同坚守的诗歌阵地，是公器，更具学术意义，思虑再三，最终确认改名为“赶路诗歌奖”。

从“御鼎诗歌奖”到“赶路诗歌奖”，最值得一提的是评奖过程显示出来的一份赤诚，一种担当，一种美学态度。开始设奖时，我和阿斐深度探讨过评奖的话题，我们达成一个重要的共识：只奖给那些被各种利益所遮蔽的杰出诗人，只奖给那些未被充分发掘的杰出诗篇。在首届评奖时，阿斐和我私下约定各挑一个参评的诗人，再从中选出一个获奖者，如果挑中同一个那就不用讨论了。开始时我问阿斐对于坚、韩东、杨黎的诗歌看法，阿斐明白我的用心，说如果奖给“功成名就”的诗人就无法表达“赶路”的美学态度，也显示不出“赶路”的担当，我认可了他的意见，最终张执浩和蔡根谈两位诗人获奖。张执浩的诗歌实力无需讨论，而蔡根谈则在“赶路论坛”上贴了他的长诗《海南医院》参与评奖，声称要“用一首杰作标注一个奖项的高度”，这首极具探索价值的长诗，在年度内颇有横空出世的惊艳，为中国诗歌提供了“病态写作”这种新的可能性。阿斐十分认同这两位诗人，但他相对倾向二取其一，我却犹豫不决，一个新锐派，一个实力派，两种写作方向，都有足够的高度，都无法取舍，最终阿斐接受我的坚持，同意这两位诗人一起开启这个奖项，这符合向外界传递“赶路”的态度和声音：“赶路”是一块兼容性的诗歌净土。首届“御鼎诗歌奖”颁布之后，迅速获得了诗歌界的广泛认同，从第二届评奖时诗人参与的广泛性可得出这个结论。第二届评选时，宋晓贤、沈浩波、伊沙这三位杰出诗人的参与让我备受鼓励，也感到荣幸，因为他们就是“赶路”想奖的对象。当时我内心最认同的首推伊沙和宋晓贤，我认为他们的杰出和贡献未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发掘，阿斐则倾向沈浩波和宋晓贤，老德明确表态他首选沈浩波，最终沈浩波的长诗《蝴蝶》和宋晓贤的组诗《日悔录》获得评委的一致赞赏。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两组作品都与他们之前的写作出现新的蜕变，站在选作品而非挑诗人的角度，理当对一切新的可能性多一份偏爱和尊重，因而，宋晓贤和沈浩波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二届获奖者。“御鼎诗歌奖”进入第三届时，时光来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加之在2009年1月2日举办的“首届中国御鼎诗歌高峰论坛”上，众多诗人将视野聚焦到“新世纪”这个概念上，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必须彻底甩开二十世纪的“包袱”，因而我提出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转折阶段上，增设“十年成就奖”作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小结和标记，我的本意是“年度奖”依然照常评选，阿斐可能出于为我省钱的角度，建议只颁一个即可，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出于对“新世纪”的重视，我担心自己的眼光狭隘，让“赶路”所有编委和版主一起充当评委，他们问我既然是“十年奖”，那么以往获过奖的诗人是否应该拥有资格？我回答说，其实年度奖同样不排斥以往的获奖者。那年评选时争论极其激烈，老德打电话想了解我的态度或倾向，我保持沉默，我认为评估有差异性，美学不可同化或迁就。阿斐当面对我说，如果站在“十年”的角度来看，不管诗歌厚度和代表性，整体上应该首选伊沙，他高出同行诗人一截，我仍然保持沉默，我并非没有看法，而是尊重每个评委真实的声音和权利，最终伊沙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了“赶路”设立的最高奖项——“御鼎诗歌奖·十年成就奖”。值得一说的是，在评奖之前，评委们和我有个约定，倘若意见不一致或者没任何一位诗人获得评委半数以上票数，就授权我“一票终决权”。我当时想，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会毫不犹豫的授予伊沙，作为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配得上，作为“第三代诗”之后不可绕过的诗人，他具代表性。

十年过去，整个评奖过程我们做不到尽如人意，但问心无愧。从结果而言，时至今日，我们依然相信对待诗歌的那份赤诚经得起时间的验证。我们曾经错过了同样杰出的诗人，比如余笑忠、余怒，汤养宗、陈陟云、陈先发、臧棣、李以亮、刘一君、小引、朵渔、阿翔、秦风等，在深深的遗憾中我也很坦然，“赶路诗歌奖”还在继续，我们还会不停为散落在各个角落的诗歌擦去尘埃，让该发光的汉字发出光芒，让该得到尊重的诗人受到尊重。

诗歌生命：再久远的灵魂也能在相近的内心复活

张后：你最早的诗歌是什么样子的？都受过哪些人的熏陶和影响？

任意好：我最早写的都是古体诗词，按我的理解，你这里提及的应该是指我最早写的现代诗，那应该是1996年至1998年，其间我至少写过一两百首新诗（不是现代诗），我当她们习作，后来全散落无踪了。至今存在文档里最早的一首可当成现代诗的是写于2000年前后的《浓雾中，天空下着小鱼》：

儿子鼓着掌吃吃大笑：
哇！好大雾呀
好玩。
哇！路上汽车撞了汽车
好玩。
哇！好多人在一块像剑的石头前唱歌
好玩。
哇哇！哇！天上天上
下着小鱼呀！
好玩啊好玩！

隔着眼里与电视机的一层
又浓又灰的雾
我给儿子讲一个故事：
天上有一个湖
湖无垠
深而黑而广
湖里有鱼
有30万条那么多
或无头无手无脚无眼
当然还有一半尾巴…… 
那些鱼便是在65年前
南京的高级动物园被龙卷风
卷。到无垠的天空中
漂浮掉下来的

“……印度声明退出核不扩散……”

“哇！哇哇！火箭，火箭啊！！
……爸！火箭啊！”

我摸着儿子的头
想象第二个65年后
天空是否漫着浓雾
雨中是否落着小鱼

但是，我觉得这首诗不是属于我的，是“捏造”出来的。在同期有另一首基本代表了我最早期的作品，她的气息和体温体现出真实的我：

对一只跳蚤倾情谈禅

1
佛山无佛，我却身临庙堂
暂留姓氏的日子，曾有一只跳蚤与我对峙
用视角代替触觉沟通一些隐约的信息
我在怜悯它的同时捡回一丝善意
用不着参禅打坐，气守丹田的长江
冲不破寄居于我腹内的三尺脂肪
插上红旗的十月图腾开始便便
我的嘴角，惟余一支支的香烟
嘘着气，妄图挑逗烈酒的情欲
由是一些复杂的烟雾像各种坏念头
由浓而淡，渐渐渗出……
这足以构成三十年虚虚实实的悲欢梗概

2
以猎猎的风速泊到六百里外
旧屋的背脊扶不住一棵倾斜的树
一只手执利剑的蝎色跳蚤蹦出
划破夜的手掌一路狂奔
到远方去，到都市去——
扬帆摆渡，声色犬马，英雄莫问出身
如果你固执地咬紧一隅可供凭吊的希冀
那么谁会被一堆失去弹性的避孕套扯住？
谁绊倒谁？谁迷失了谁？谁又为谁
插过路标？你看看哎——
寂寞如斯肥硕，孤独如斯深沉，寻觅如斯美丽……

3
对远方的云朵叩首跪拜，为了一片纯净的小雨
滋润。大地今夜合掌。我俨然成佛。而暮鼓晨钟
早被断断续续的呻吟刺伤了腰椎
诗歌在我胸口下沉遭遇瘫痪，悲喜一一登临
也许要对泛珠三角（或南方）的大地图谋一场
铺天盖地的冰雹，挺进的角度瞄准
洋洋得意的理想骄车的防盗膜
我相信我粗暴的手和灵敏的耳朵
会在某个瞬间紧紧握住，那个警惕的处女
用刀的声音划破临窗的天幕
那时我一定清醒地感知一个个新鲜的日子
还畅快地在我翻动的欲望中来回往返

4
是的，生活有时就得允许一些枝节脱轨
是的，生活更多时候必须狠狠捅破
晕沉的，脆弱的，虚伪的，怯懦的高雅
倘若谁能在褪去乳罩的面皮前端保持懒散
我为何不能原谅自己
在陌生的城市中忘掉一切忧伤？

5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这没什么。这没什么
……这没什么，谁叫倘大一场冰雹这么忽如其来
把一只跳蚤生硬地逼进我体内的房间的某一死角
为了彼此愉快的生存，我们都得学会友善
一起撒拉吃喝，一起猜拳斗酒
一起醉生梦死，一起席地和衣而卧
叠影如一，化整趋零

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诗人而是哲学家、散文家和小说家，比如莎士比亚、马克吐温、富兰克林、契诃夫、屠格湼夫、莫泊桑、卡夫卡、加缪、尼采、叔本华、黑格尔、奥修、大仲马、小仲马、胡适、鲁迅、林语堂、梁实秋、朱自清、钱钟书、梁遇春、余光中等。单纯从诗歌影响而言，既有泰戈尔、尼采、拜伦、济慈、叶芝、雪莱、纪伯伦、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傅立特、布罗芡基、布考斯基等外国诗人，也有徐志摩、戴望舒、顾城、于坚、张执浩等中国诗人。他们不是我学习的对象，我更多是欣赏和仰慕。我认为真实的写作一定是“文如其人”的，我追求性情的袒露和张扬，对修辞有着一种迷恋，本身又是复杂的“性格分裂者”，很难找到任何一个相同的个体。外国诗人和“五·四”时期那一代就不谈了，比如说于坚的“拒绝隐喻”或张执浩的“轻声细语”，都和我的性情格格不入，根本不可能产生深重的影响。真正影响我诗歌的是古体诗词，小时练习毛笔字，几乎天天都会抄古诗词，也基本上能写几行规范的诗词。韵律平仄的桎梏使我时常必须为了准确表达情绪而进行拯救，这让人极其厌烦，后来索性直接“打油”。我酷爱的诗人自然少不了李杜，但受影响最深的却是苏辛，我觉得骨子里头活着一个恣意纵横、雄浑豪迈而又不乏细腻柔媚的辛稼轩，他那种“醉后何妨死便埋”的不羁与放纵，对我的影响可谓触及灵魂。那怕二十年未曾温习过古体诗词，今天我依然能够脱口诵出“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等刻在骨子里的“辛词”。我愿意在这里抄一遍我认为不可不读、不可不记的“辛词”来祭奠作为诗人的任意好：

《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著意吟赏，何必问更筹。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野光浮。天宇迥，物华幽。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此事费分说，来日且扶头。

《菩萨蛮·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
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
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
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西江月》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如何？
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鹧鸪天·送人》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
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鹈鴂、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
绿树听鹈鴂。
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
算未抵、人间离别。
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
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谁共我，醉明月？

我曾以《面对世界，要有足够的傲慢》作为“代诗观”刊于“赶路公众号”上，那即是我对诗歌的理解与坚持，也是我最想做到的那个诗人任意好：

►诗即真性情。寻章摘句是诗，只是欠缺创造力；打磨锤炼是诗，只是气不贯通。文字展示的不仅仅是才华或艺术，更需体现人格魅力。
►没有文采的文字可以统统丢进垃圾桶。不要告诉我鸡零狗碎和鸡毛蒜皮叫生活，真正的生活总是仰望高处或扎根大地；不要告诉我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叫朴素，真正的朴素是玄铁，呈乌金色，质朴，厚重，且自带光芒。
►抽象点说，诗歌怎么可以只见诗歌不见人；具体点说，诗歌怎么可以没有体温、心跳、脉博和灵魂。
►繁简置换是构成诗歌艺术趣味及可能性空间的全部。一句精辟的话取代千万个形容词；反之，一滴水映照出一千个世界。
►假作真时真亦假，有为无处有还无。没有非此即彼的真假，似是而非中，我要求每个字符自带翅膀，以便心灵畅游更广阔的苍穹。
►不准任何人将我列为口语诗人，那仅仅是我千万种表达方式中最普通的一种而已。
►复制自己就是抄袭。
►没经历过黑暗，别妄谈光明。没有审视自己，少操他人的心。
►藐视任何一位大师，关于写作，要有足够的傲慢。
►抄三句古诗只为说一句话：如果连自家的精华都学不到皮毛，别整天扯蛋什么国际化什么现代性什么先锋性——你们这群无耻的骗子。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他山尼采，可以攻诗：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
“我的时代还没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

诗歌空间：现代意识、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三维混合极”

张后：若论起诗歌的版图来，广东无疑是中国的诗歌大省，佛山、茂名、深圳、珠海、广州、东莞等，均乃名人、名刊的荟萃之地，你如何看待当下的诗歌潮流？持续的空间在哪里？

任意好：广东的诗歌氛围要比很多地方浓厚和纯净得多，因为广东不在诗歌中玩政治，自由，随意，宽容，尊重，任何写作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生长的土壤，但广东过分的随和与谦恭，给外界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广东诗歌并不构成中国诗歌的主力，其实广东不乏当前一流的诗人，比如东荡子、宋晓贤、陈陟云、黄礼孩、郑小琼、陈坚盈、乌鸟鸟、李晓水、一回、大草等，特别要说一下黄礼孩，近两年他的诗歌让我很震惊，有脱胎换骨的感觉。
 
我认为一切潮流都是诗的敌人，将“潮流”这个词用在诗歌上与“灾难”同义，诗人一定要有足够的定力去抵抗潮流。比如所谓的“先锋写作”成为潮流时，“先锋精神”就淹死在“潮流”的漩涡里。同样的，当前甚嚣尘上的“口语诗”已正式发展成为一种“潮流”，这个“潮流”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口水和垃圾，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亵渎了诗歌。一个诗人如果无法坚守一份孤独与寂寞，经不起“潮流”的诱惑，克服不了自己的写作惯性，就意味着他的艺术生命已经结束。

按你的“潮流说”，我反证出诗歌的可持续空间正指向“逆流”的那个方向，她通往更美好的人性、更悲悯的情怀、更卑微的生活和更坦诚的内心，那个空间由现代意识、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这三种分子合成。具体到某个诗人身上的话，我认为张执浩、宋晓贤、唐欣、汤养宗、陈陟云、余笑忠、陈先发、余怒、老德、张建新、沈浩波、蔡根谈、巫昂、轩辕轼轲、阿斐等杰出诗人正在走向这个空间的途中。前边我重点提及的诗人张执浩，我认为他的写作可以成为当前中国诗歌的一种方向，宋晓贤也是。我想重点说一说的是一直对各种“潮流”保持着高度警惕的诗人陈陟云，他以最不合时宜的“纯诗写作”凸显着一个真诗人的品质，保持着诗歌最原始的优雅与最本真的情绪，构成当前诗歌写作一种不可缺失的可持续空间。老德高度自由的写作也是诗歌的好姿态，阿斐则以避世的方式一头扎进更深入、更平凡生活之内，极力汲取地气，让每行诗都沾满了柴米油盐的气味……他们都是当前诗歌可持续空间的探索者和践行者，他们就是中国诗歌的希望。以上是我对当前诗歌的粗浅想法，这个需要大量资料和作品支撑的诗学问题，我觉得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验证，在此先行打住，如果生活允许的话，以后我们另行专题探讨。

口语写作：一种已被恶意破坏的诗写方式

张后：我曾注意到你在2013年赴“帝都”之邀所遭遇的“不适”，特别能体会你在《北大诗意的南征北伐》一文中所提到的“我越来越无法理解为何在一种文学艺术中，会出现所谓的“知识分子”与“口语诗”间那种苦大仇深的阵营对垒，有甚于宗教之间旷日持久的相互剿杀……”我在“帝都”浸染日久，也颇能感受三分，但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笑，无论我们这样一块酱缸里如何鏖战，对于世界文学其实微不足道哉，无论我们如何内耗，都是在相互“残杀”，“相煎何太急”？那些“执掌”文学的“权力帮派体系”出于“个人的话语利益”考量，对民间诗歌所谓口语的讨伐论战实在应该休矣，我不禁惊呼，试问有不口语的诗歌吗？抒情诗也是口语的噫，连那些“学院派”的诗歌也是口语的噫，在某届长安诗歌节上，我曾表述过，“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到了诗歌上，全是口语，无一例外”，你说呢？

任意好：伏尔泰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足以代表我对你“到了诗歌上，全是口语，无一例外”这个观点的回答。我并不反对“口语诗”的提法，尽管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毫无美学的命名挺扯淡的，但大家都叫习惯了，存在就是合理，那就让这个伪命名继续下去又有何妨？我反感的是，当他们需要“口语诗”作为诗歌嫡系时，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所谓的“口语”无处不在，血统“又红又专”；而当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先锋”和“现代”的逆子时，“口语诗”又摇身一变成为他们的“发明”了。在我前边的“代诗观”里有这样一句，我觉得有必要再抄一遍以示强调：“不准任何人将我列为口语诗人，那仅仅是我千万种表达方式中最普通的一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