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各 ⊙ 马各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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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弱小的个人与惨剧

◎马各



四十四 国家主义的转变
 


中国这个概念在古代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它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中央之国,而这个所谓的中央是建立在古人“天下观”的视角的基础之上的,它至少包含有三层意思: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央,即囊括了关中以及关东地区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另一层意思是文明或者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而最后一层则是,因上述两者的原因而占据的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正统地位。因此,周边的一些国家往往称这些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王朝为中国。

古代意义上的国家指的是王朝,而非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这就是说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并非基于民族这个概念,而在于一家一姓的皇室的身上,汉人认同汉王朝,就是认同刘姓皇室,你曹操姓曹就不行,所以当皇室的姓氏改变了,则意味着国家(王朝)的改朝换代。民族这个概念据说在二十四史中只出现过一次,由此可见它在中国的历史中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而夷夏之别这种类似于民族主义的东西,它实际上并非是基于血缘的因素,而是一种文化与文明上的区分,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上恰恰是民族主义的反面。夷和夏则构成一个整体的天下,它超越于国家之上,这个天下体现的是某种文明或者文化上的秩序,居于天下中央的正统王朝它因为文明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而成为天下的中心,而这种优越性它通常的所指就是建立在儒家的那套伦理道理基础之上的礼仪制度。王朝——天下对应的是今天的民族国家——世界这一对概念,在天下观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文明和文化上的优劣而呈现出一种等级的关系,天朝居于天下的中央,其他国家则处于附属的地位。而在民族国家——世界这样的概念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则是一种平等的和相互之间主权独立的关系,同样主权这个概念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来的。

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的原则之下,民族与国家的概念逐渐地等同了起来,就如英文中的Nation这个词,它既有国家的意思又有民族的意思,它形成了国族这个概念,在单一民族的国家中,这没有问题,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就需要用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作为国族取代原本的民族主义,此时我们可以说这种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国家主义。从满清到民国,就是从王朝——天下到民族国家——世界的转变,在王朝——天下观中,对国家的认同就是对皇室和一家一姓的认同,就如忠于明朝就是忠于朱明皇室,那么当皇室和一家一姓不存在了,对国家的认同他就需要转变到对大家共同的血缘、文明或者文化的认同上来,此时民族这个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它关涉到了国家的认同基础。在古代中国,家族或者宗族这个概念远远重要于民族这个概念,人民实际上是以家族或者宗族为本位的,并且,如上面所说诸如夷和夏这样的区分,它主要并不是基于血缘的因素,而是文明和文化上的因素,因为这种血缘的因素主要在家族与宗族的区分中已经获得了表达,而无需通过民族这样的概念去表达。那么在从王朝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民族这个概念逐渐地因为政治因素变得愈发地重要,进而凸显出它的血缘和种族区分上的意义,此时诸如“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这样的概念就逐渐地出现在政治话语中,而“子孙”或者“儿女”这些词都是一种基于血缘和种族意义上的表达,这冲击了家族或者宗族本位的儒家社会。如果说在传统的王朝政治中,大共同体是某种强权所强制捆绑的,也就是法家的制度把实质上是儒家社会的小共同体捆绑成了一个王朝,那么在民族国家中,这种大共同体则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也就是说大共同体本位由被动的转化成了一种主动的和自发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解释那些民国社会中常见的所谓的“进步青年”它是怎么产生的?又如反封建它反的是什么?人们挣脱家族和宗族的怀抱,而投身到了民族与国家的事业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这种革命超出了政治革命的范畴而进入一种更加根本的社会革命的层面,是恰如其分的。

从满清至民国的这种转变,我们把它与周秦之变作对比,他们都是从一种小共同体本位向大共同体本位即国家主义的转变过程。就如在秦汉之际,作为君主集权的大敌,贵族权力的基础——宗族聚居曾被视为一种需要严厉打击的对象,秦汉之际都有迁各个地方的豪族于关中的记录,这无非是便于监管,这可以说是反封建的第一个高潮,而之后的宗法社会的回潮,是随着儒教逐渐取得正统地位相伴而生的。法家的政治无非就是君主利用手中绝对的权力打破社会中的各种小共同体,使他们全部直接从属于君主的王朝这个大共同体之下,即作为王朝的编户齐民而存在。如果我们把统治视为一种技术,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并没有足够的技术条件来支撑这样一个法家的大一统王朝,一个大共同体至少需要在它之内的人民的广泛和紧密的联系,这在古代相对封闭的农耕社会是不可能的,这在前面的章节中曾有过提及,那么用儒教作为王朝的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而对比周秦之变,从满清到民国的转变,它比法家多了一些东西,它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取代儒教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主义的策略,民族主义使人民具有了大共同体的归属感,而民主主义则使人民觉得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加上技术条件的成熟,此时可以说,国家主义这种大共同体本位已经可以完全取代儒教的宗法社会,这是反封建的历史逻辑,这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延续今天,可以说它在根本上塑造了中国近代的历史。

那么,这种国家主义是一种新的或者西方舶来的东西吗?显然不完全是,可以说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商鞅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满清到民国,是由一个所谓的“儒表法里”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这些东西为表,而以法(国家主义)为里的社会,当然这个表是可以转变或者添加进一些新的东西的,比如马列主义,但法(国家主义)这个里仍然延续着不断强化的历史惯性,就如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有些集中的权力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皇帝的权力。
 

 

四十五 国家主义的演进

 

民族主义产生国家,而国家主义的产生在欧洲则代表着一些传统的政治势力比如教权、贵族权力的衰弱,它促进了宗教世界和封建势力的瓦解,国家取代了这些传统的势力成为了世俗的政治权威。而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产生,它在不同的国家所产生的意味与结果是不同的。

国家的统一,它当然意味着权力的集中与加强,这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从周到秦,周天子与秦始皇的权力相比,显然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所以国家的兴起之时,同时意味着那种封建状态之下,权力与权威的分散状态的不复存在,它们开始集中于某一个代表国家的权力机构之上,就如在英国,王权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联合完成了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形成了一个对于他们来说从未有过的君主专制国,在削弱贵族的势力和罗马教廷的影响之后,国王的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这是英国的“周秦之变”。但由于英国的“周秦之变”是由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所驱动的,进而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对国王的革命,使英国完成了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所以民族国家产生的最终形态,在英国产生了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而同样的民族国家的产生,在欧洲大陆的国家比如德国就完全不同,德国相比于英国是一个后发的国家,它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之下,而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是由一个小邦国普鲁士所完成的,依靠的是军事和武力的征服,所以德国的统一在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的特征,同时带着强烈的扩张性,而国家的无限膨胀难以受到制约,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进而发展成了一种极端的状态即法西斯主义。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于日本,而之所以产生这些不同的结果,就在于驱动民族国家产生的动力是不尽相同的,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由强国的目标所驱动的,就产生了国家主义压倒一切,进而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军国主义;而由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所驱动的,产生的则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民族国家。而后者是一种特例,在当时的世界主流,是日德这样的国家类型,它被作为一种强国的典范路径,成为了后发国家的学习模范,这就包括了当时的中国。

这其中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其一,是日本与中国同属于东方的文化圈,又同属于后发国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对中国更具有借鉴意义;其二,是日本距离中国更近,有大批的留学生留学日本,日本对这些人的影响被带回了中国,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我们如今所使用的白话文,就包含了大量的日本词汇。所以在近代中国的观念演变过程中,在最初,是英美这些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占主流,而在之后,有一个从英美向日本(苏俄是后话)转变的过程,而从日本所转道的“学习西方”,它所融进的某种日本所特有的东西,则把中国带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日本的天皇据说是号称“万世一系”,但几乎从未有掌握过实权,它甚至还不如周天子,而日本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是一个清除封建势力,日本天皇掌握国家实权、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这是所谓的“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这非常熟悉吧,几乎就是中国两千年之前“周秦之变”翻版。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历史错位,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虚君”的天皇,而是一个至高无上、握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中国在政治上也不存在所谓的封建势力,而是处于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的状态,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是最可借鉴的,事实上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致上说,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从民族的认同完成国家的统一,它首先要清除掉传统的政治势力比如教权与贵族权力,建立国家的权威;第二,在国家建立之后,在内部完成权力的分配与建构,这就产生了不同的国家类型。就如英国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达是一种特例一样,中国也有特例,就是中国长久以来并不存在教权也不存在贵族权力,而是皇权一家独大,中国也不存在分裂与割据,而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也就是说:国家统一和权威的观念它并不需要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输入,而是中国自古就有并且深入人心的观念,而此时输入日本式的“国家主义”,这不仅无助于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转变,反而加深了“国家主义”不断强化的历史逻辑,只不过这种权威的偶像从皇帝这样一个人格转移到了国家、民族这样一些概念的上面。

当然,到了民国,中国处于一种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状态,此时利用民族国家凝聚起国家意志,统一国家是存在着历史的必要性的,但随着两个事件的发生阻碍了第一个阶段的完成以及第二个阶段的展开,这就是随着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逐渐占据历史潮流,从而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家危机,日本的侵略延缓了第一个阶段,而第二个阶段,则随着苏俄的意识形态的输入,彻底中断了原本的进程。

民族主义的产生,是为了建立国家统一和权威的认同,而建立这种观念,对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来说,可能并不是最紧迫的,中国本就有服从国家的统一和权威的传统。如果说日本和英国的问题在于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而导致国家缺乏权威,那么中国的问题则恰恰相反,是国家的过于强大和人民的过于弱小,所以国家主义所产生的集权的政治逻辑,是和中国所需要解决的现实的观念问题背道而驰。以至于在儒教的意识形态之下,宗法社会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在绝对的国家主义之下,社会的独立性也成为了一种不能容忍的东西,而之后在苏俄影响之下的社会革命就是这种历史逻辑下的产物,它把中国带向了一条与近代的革命初衷完全背离的道路。

 

四十六 社会革命 (一)

很多人称包括清代在内的王朝政治有所谓的“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当然这种说法肯定是存疑的,或有夸大其词之嫌,如果说“皇权不下县”,指的是皇权对乡村的秩序承担极小的责任,那可能确有其事,而如果说它指的是皇权不能触及到乡村,那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也就是说他是享有权力但却不承担责任。而这部分本应该由皇权来承担的责任由什么来维持呢,这可能就是由乡绅、宗法、习俗、传统这些东西来维持,那么在这意义上,如果用国家与社会这一对概念来理解,此时可以说,社会相对于国家它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这并不是说以皇帝意志为中心的国家它不想完全控制住社会,还是上文曾提及过,统治它是一种技术,在没有足够的技术条件之前,社会的自组织的能力是无法完全被国家所控制的,诸如王朝中的贵族政治的回潮,又如乡村社会的相对的独立性,都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产生的,作为博弈的双方——国家与社会,此时是选择一种合作和相容的状态,而一旦国家压榨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社会就会产生动荡,继而各种民变和民乱就会发生,它在长期的历史中被视为王朝所要避免的一种教训。

对于生活于广大乡村社会中的普通平民来说,无论是满清的皇帝,还是民国的总统又或者是后来的政权,他们对于这些平民来说都是一种外来的政权,因为如果把每一个乡村社会理解为一个自治的集体,那么在此之外的势力无论是谁它都是外来者。满清的皇帝选择了与乡村社会合作,而民国它也无法完全冲击原本的乡村的秩序,而之后的苏俄的社会革命,则是国家彻底地消灭原本的社会秩序,把社会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的一种过程,那么此时,它面临的敌人就是宗法社会中所谓的封建反动势力,而土地改革就是这种社会革命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它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所维持不变的一种社会结构。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一种核心资源,它同时也是权力的经济基础,而乡村社会中的领袖——乡绅阶层,他们的根基就是土地,这就是说,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的所有权,也就等于釜底抽薪,消灭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以此去看反封建的第一个高潮——周秦之变,秦国就是通过某种军功制度,剥夺了贵族的土地特权,把土地所有权和军功制度联系在一起,使平民百姓也可以获取土地,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过程,通过制造无数分散的小农,来拆解原本的社会结构,使他们完全置于国家和君主意志的掌控之下。那么土地改革中的“打土豪,分田地”,则同样可以理解为相同性质的一个事件,只不过相比于周秦之变,它更加残酷,也更加彻底。

这里先说说独立这个词,独立即不依靠什么,人生在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而生存则需要经济的基础,人要做到不依靠于谁,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经济的独立,他不依靠于谁、凭借自己的某种能力就可以生存下去,他才有独立的前提条件。所以国家要完全控制人民,就要做到,离开国家你就无法生存,把利的分配完全置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法家所谓的“利出一孔”就是这个意思,就如计划经济之下,你离开了集体和单位根本就无法生存,人只能依靠国家。而在传统的王朝之中,之所以乡村社会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是因为核心资源——土地并非是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的,农民依附于土地,而土地的所有权则由大大小小的地主所掌握,而宗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相当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宗族它拥有它的经济基础即公产、公田,它维系着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农业集体。

这就是说,土地的所有制是传统的社会制度的核心,也是维系着社会结构的纽结,一旦冲破了这个东西,社会也就随之瓦解。剥夺地主和富农们的土地所有权,把它分给贫下中农,这也就意味着,原本的乡村的社会秩序也就随之瓦解了,这个充当土地分配者的外来势力就取代了原本的地主和乡绅成为了乡村社会新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则是组织和动员乡村力量的基础,它在战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以此来理解这种事件,它的性质和中国历史上的民变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的民国,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万里之外的“马列主义”,而“打土豪,分田地”则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就跟“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样的民谣一样,它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果闯王建立了他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土地仍然会分给他的亲戚和功臣们,旧的地主和乡绅被消灭了,新的地主和乡绅同样会产生出来,也就是社会的结构会维持不变,变的只不过是这个结构中的各个人的位置。而在“打土豪,分田地”所建立的新世界中,地主和乡绅再也不会产生了,因为国家取代了他们,尽管在下层的平民中,它和民变没有什么区别,但在上层的意识形态中,它毕竟是由共产主义所驱动的,国家最终要控制一切,正如在农民分到土地后的不久,这些土地就在公社化中全部被收归了国有,此时分散的小农也完全丧失了抵抗力,这不仅是因为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个人和国家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锄头如何对抗大炮?更是因为,社会本身已经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破坏,完全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和组织能力。这种国家主义可以说完全实现了2000年之前商鞅们的梦想,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连基本的社会的缓冲都已经不存在,国家权力毫无阻碍地完全控制了每个个人。


四十七 社会革命(二)

自井田制瓦解之后,土地的私有制一直都是土地所有制的主流,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之下,与土地的占有相关,往往形成了三种人:佃农、自耕农与地主,其中自耕农是国家的税收基础,国家的强盛与否往往在于它的税收的能力,而当土地兼并大量发生,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而依附于地主,这就形成佃农与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此时国家的税收能力急剧减弱,进而促成王朝走向衰弱。

在土地私有制之下,地主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经济发展的结果,一个社会的发展它肯定会形成贫富不均的状态,地主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但与一般的土地私有制不同,中国的大地主的形成往往和中古时期土地的按等级分配,以及唐宋之后士绅的优免权等有关,而我们所谈的一般的土地私有制是一种现代的概念,它是在自由经济的前提下所讲的,而这种前提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所以严格地说它是一种以权力资源为中心的土地私有制,这是另话。当佃农依附于地主,这不仅造成地方势力的扩张进而威胁到中央的权威,更造成大量的隐匿人口使国家的税收基础大大减弱,所以地主和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某种竞争的关系,就如很多王朝都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受制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君主要对国家施行有效的统治,又必须要依靠于社会中的各种势力的合作,所以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合作的关系,所以在地主所代表的社会和君主所代表的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动态的关系,无论哪一方面超过某个限度,都会造成某种平衡的被打破,进而促成国家与社会的动荡。

土地的私有制,则意味着传统的王朝国家它不能完全控制社会的核心资源——土地,当然在没有私有产权的完善保障的条件下,国家可以动用行政权力剥夺或者赐予某一部分人土地,但这种剥夺或者赐予它毕竟不是一种常态,在社会的常态中,个人是可以合法地占有并且使用他们的土地的。人依靠自己的土地或者依附于社会中的某一个势力就可以维持生存,那么国家的权威自然和那种国家直接控制一切资源下的权威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所以经济制度的私有制,则必然意味这国家控制力的相对弱小,这是自然而然的。

那么从这里我们去看土改,一个外来的政权进入乡村,剥夺宗族或者乡绅的土地,按照所谓的阶级的成分把它分给贫下中农,这看似确实是一个土地的私有化的过程,但是如上面所说,土地的私有化自古有之,如果把土改看作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过程,这似乎并无新意所在。但这其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的王朝中,土地的获得或是因为他为王朝立下了功劳而分有了大量的土地,或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官爵所以相应享有他的等级所应有的土地,又或者此人拥有很多钱财他买下了大量的土地,当然更普遍的是这土地是他祖辈传下来的,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土地的获得和道德或者正义这些观念都不相关或者至少不具有最大的相关性。但贫下中农之所以可以抢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正动者)推翻反动者这些涉及道德和正义的东西关联在一起的,国家用某种道德、正义或者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为由,把它的人民标上不同的标签,就可以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抢劫行为合法化甚至道德化,民间是有劫富济贫这样的传说,但它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当然诸如满清最初的圈地,它也是一种国家行为,但这种圈地的抢劫行为它并不是以道德或者正义的面目来进行的,单纯就是一种暴力,而且它是国家抢劫人民并不是鼓励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抢劫。国家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暴力正义化、道德化,持久并且普遍地鼓励和煽动人与人之间相互仇恨和争斗正是这种革命区别于古代的国家行为的一种典型特征,它把这种暴力冠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名称——阶级斗争,并且这种阶级斗争不仅仅是财产的抢劫,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在后面讲。

那么,既然暴力行为是一种正义的、道德的行为,以国家为依托,就可以正义地、道德地抢劫地主富农的土地,那么国家同样也可以以正义的、道德的、历史必然性的理由来抢劫贫下中农的土地,正所谓一报还一报,所以这种土地的私有化事实上是紧随其后的土地的完全公有化的伏笔。在传统的王朝中,国家也可以动用行政权力抢夺人民的土地,但这种抢夺无论它怎么样,至少是不被视为是一种正义的、道德的行为,它也不是一种常态和普遍的行为,人民的产权在一定程度是得到保护的,民间也有理由反抗,官僚也可以劝谏,但当抢劫和暴力行为被冠以了正义的、道德的、甚至历史必然的理由,那么连这种道义上的反抗理由也丧失了。而恶和一种被冠以正义的、理所当然的恶,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

古代的乡村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一个人从乡村出来去做官,哪怕他位极人臣,最终也要叶落归根、告老还乡,在这种熟人社会中,非是亲戚即是故友,作为世世代代要生活在一起的圈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太逾越某些底线,正如一些雇农在私下里所反映的,地主待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差,在《白鹿原》这样文学著作中,地主和雇农之间的这种类家人的关系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文学的杜撰,而是在乡村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当然也有土豪劣绅的存在,这是无法避免的,但乡绅在传统社会中他确实承担起了乡间的许多责任,比如兴办教育、修建水渠、道路、宗祠这些公共设施,这些乡村社会构成一个个相对稳定的小共同体。排除那些特别大的地主,大多数所谓的地主乡绅在现今看来,他们同样也要参与劳动,大多也是平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和积累,积攒了一些土地,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如今相比,甚至还不如一些贫困的人群,事实上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一种阶级的区分,只不过是在自然经济之下,所自然发展出来的社会的一种相对贫富的差别。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个相对稳定的小共同体,地主和所谓的贫下中农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阶级仇恨,所以在土地改革的初期,这些进驻乡村的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农民的参与性不高,工作难以开展。而这种煽动仇恨的工作,他们的突破口是从寻找那些乡村中最边缘、最穷苦的人开始的,而这些人往往都是农民中那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被乡村中的多数人所厌恶和排斥的人,此时一个外来的势力可以依靠就成了他们翻身的救命稻草,这些二流子和混混就成为了最初的积极分子。这个过程,大体上就是逐步挑拨和离间乡村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利益为诱惑,煽动起仇恨,直至人和人之间相互争斗,冲垮原本的社会秩序,使原本的小共同体内相互分化,制造一个个原子化和离散化的农民,使社会凝聚和组织的功能失效,从而完全置于外来的政权的控制之下。这种鼓励人和人之间斗争和仇恨的意识形态,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旧有的伦理和道德基础的冲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种破坏事实上为之后更加剧烈的政治运动铺平了道路。

四十八 社会革命(三)

关于土地改革的发生,这里有两种逻辑。是由于共产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完全控制的需要,从而产生用土地改革冲垮原本的社会秩序的需求,而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的加强,从而赢得了后来的战争。又或者是,由于战争本身的需要,需要国家强大的控制、组织和动员能力,从而产生了土地改革。这两种逻辑可以说都只说对了一个方面,事实上应该是两种原因兼而有之,但战争的需要或许是一种重要的动因,但更多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逻辑所导致的,战争的胜利则是一种附带的结果,否则你无法解释之后的公有化的运动与之后更加剧烈的政治运动,因为此时,战争已经胜利,如果单纯是由战争的因素所驱动的,那么之后事态的发展则不具有必要性,正如那些古代王朝一旦获得了天下,就要施行“休养生息”之类的文治政策。

之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要对个人施行完全控制,即实行绝对的国家主义,夹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是一种障碍,正如君主要对臣民施行完全控制,夹在君主和臣民之间的贵族是一个障碍一样,他们出于同样的逻辑。但如上文所说,土地改革它可以是相对平和地剥夺地主富农的财产,它并不一定非要使人和人之间处在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所以,这仅仅用绝对的国家主义的驱动,是无法完全解释的。而之后的土改中,不仅是对地主和富农的剥夺,在运动中丧生的不仅仅是地主和富农,因为在民国的社会中绝没有那么多的地主富农,绝大多数都是贫民,而事实上那些丧生的人很多仅仅是因为他们家曾经雇佣过一些劳力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家的财产比农村的平均财产多那么一点点,绝够不上富裕的程度,有些甚至因为家里有人在农业之外有某项工作,从而有固定收入,仅仅因为穿着较为体面就被视为剥削阶级而被枪毙的,还包括许多因平时的仇怨而借助运动挟私报复的,又或者要完成工作的目标,不落后于其他村,而必须要凑齐多少人枪毙的。所以可见,所谓的地主富农或者剥削阶级,只是一个幌子或者借口,他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就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争斗和仇恨,要流血,要死人即非要你死我活不可,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恐怕就要用战争的原因去解释了,战争首先需要的就是人力,没人参战,那么战争就无从谈起了,而其所说的某某战争是农民推着独轮车支援军队打赢的,母亲送儿子上战场,妻子送丈夫上战场,让反动派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带着某种修辞的说法其实说的都是一个事,就是战争的这一方的动员能力的强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夸大其词,而事实上,是有夸张的成分,因为修辞的方法本身就有夸张在里面,但其说的可以说基本上是事实,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为这一方上战场?愿意为其提供物资?到了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不是很简单的吗?因为他得人心,自古不就是得民心得天下嘛?但只要我们设身处地的,从最普遍的人性中去追问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许多疑问。得民心得天下,一个人很得自己的心,我们可能在投票时会去投上他一票,因为这不需要什么成本或者成本很低,但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会因为一个人得自己的心就为他上战场,为他去卖命吗?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每个人都还有父母妻子儿女,难道这个人比这些最亲近的人还重要?这显然不符合自然的人性。所以战争需要的不是民心,而是动员能力,重要的不是你真心自愿去参战卖命,而是你不得不卖命。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不得不为战争的这一方去卖命?

在那段时期,曾有许多逃跑到国统区的“难民”,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土地改革中逃亡的人,他们想借助国民党的力量打回家乡去,被称为“还乡团”,也就是说在土地革命中,有很多人被斗死,但有相当一部分逃亡的人,如果这些得势的人所依靠的势力失败了,那么那些逃亡的势力就要借助国民党返乡清算,这正是他们最为惧怕的一种结果。从这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非要让农民之间你死我活,因为如果仅仅是强占所谓的地主富农的土地,那么即使有一天他们回来了,最坏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返还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大不了再做一个贫民罢了,而如果结下的是血仇,那么清算的时候就不是丢掉财产那么简单,而是性命不保的问题,斗的越狠,结下的仇越深,他们就越惧怕他们所依靠的势力的失败,就越会卖命,土匪的投名状就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土地革命不能和平地革命非要你死我活的根本道理所在,而农民之所以非要弄死所谓的“地主富农”不可,相当一部分原因也是怕他们报复。

所以,土地改革的发生,最初是由绝对的国家主义的需要所驱动的,但这并不足以让斗争双方非要你死我活不可,而强化这种革命的残酷程度的动因,则是由战争的动员的需要所驱动的。

四十九 弱小的个人与惨剧

社会它并不是一个个零散的个人,而是以某种利益关系组织起来的一个个集体,如果这种集体的凝聚力即相互之间的认同程度越高,外来的力量就越难以控制,而这种凝聚力即相互之间的认同我们可以称为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国家控制的大敌,因为如果社会中的一个个集体都非常具有凝聚力,他就难以被国家集体化。就如中国古代对聚众事件一直都十分警惕,在一些严酷的法律中,甚至出现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是违法。

所以最彻底的国家主义,就需要最彻底的离散化和原子化的个人,集体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大敌。秦晖曾用一个比喻非常形象,比如几个罪犯想要越狱,他们因为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关系就需要相互协作,此时就需要集体主义,而监狱要控制罪犯,他就不需要罪犯具有集体主义,所以要尽可能地单独关押,如果罪犯都团结了起来,监狱控制的成本就要成倍地增加,这是同样的道理。

集体主义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关系而产生的,也可以说社会中的个人的有机的结合就是集体主义,如果说集体是一个个分子它构成了社会,那国家主义则是国家控制之下的一个个离散的原子,它要打破的就是这种分子结构,而如果不允许社会中的个人拥有自己的目标和个人的利益,就不会有集体主义,因为如果是这样,原子赖以结合成分子的动因就不足。用一种外在的总体性的目标强制于社会中的个人的头上,这不是集体主义,而是被集体化,可以说,公有化就是这样一个被集体化的过程。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就是条虫,而怪中国人没有集体和团队协作的精神,说的好像这是中国人天生的劣性一样,而事实上,集体主义只能产生于个人主义发达的社会中,如果个人被外在的强权压制,用强制的被集体化压制自发的集体主义,那么怎么又会有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土壤?因为你本就与集体主义为敌。

中国具有强大的皇权传统,而与之对应则是一种小农社会,随着贵族制的瓦解,这种小农社会的认同程度本就非常薄弱,这种小共同体之所以能在某一段历史时期长期存在,这本就是因为限于古代的技术条件,皇权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控制他们,这并不是皇权不具有这样的意志,所以哪怕我们说传统社会具有一定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因素,但这种小共同的认同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它仅限于某种伦理上的因素和非常脆弱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而没有强大和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传统,由此而来的集体主义传统较为薄弱,这种分散的小农社会,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土地改革可以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畅通无阻地席卷整个中国,并进而建成这样一个完全公有化的国家。

一些研究数据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问题,在土地改革中,据说进展地最为顺利的是北方那些小农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而在东南宗族文化即集体主义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则反而进展地最为困难,就如满清入关一样,反抗最为激烈的同样是东南地区。又有研究数据表明,说宗族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是鸦片战争之后,即国家对乡村控制力减弱之后的那段时期,人民一旦获得了一点自由,个人一旦解脱出来,这种随个人主义而来的集体主义就自发地、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同样的情况出现改革开放之后,一旦计划经济的控制力减弱,民间的民营企业往往就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发展了起来。

这里插一段,既然这种宗族文化是从近代才发展起来的,那么说它是自古而有之,几千年以来都是这样的说法似乎就存疑了,而这似乎是我们长久以来关于古代中国的一种印象,关于这点,这里很难说清楚,在这只提供一种折中的推测(只是推测):宗族这个东西肯定是自古以来就有之的,否则中古时期的门阀士族你就无法解释,在秦打破周代的贵族制而建立一个编户齐民的中央集权大帝国之时,民间的宗族曾遭到一次巨大的打击,秦法就有类似“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的规定,秦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编户齐民的小农社会,这是肯定的,但限于客观的技术条件,这样的统治无法持久,而随之而来的地方豪强以及之后的门阀士族的出现,可以说是宗族的一种回归,但是,这样的宗族仅限于那些地方上的大族,他们主导了地方势力并形成了中古时期一种类贵族的政治,此时的平民是依附于或者受控制于这些地方大族的势力,因此如唐宋之后那种平民组成的宗族社会在此时肯定是没有的,何谓宗无非就是有所尊,宗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祭祀和尊崇,在贵族政治中,这是一种特权,平民百姓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权利。而类似于近代这样的平民组成的宗族,它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古时期那种类贵族政治的瓦解,也就是社会的平民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宗族的记载是从宋代才开始的,而从宋到明直到晚清,这种宗族它根据研究数据表明,据说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状况,它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就是因为此时的皇权的控制力还非常强大,而它迅速地发展是随着晚清的政治改革比如地方自治而同时产生的,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随着个人从国家的控制中解脱出来,集体主义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这大致推演了宗族这种东西发展的历史。

所以,对这种集体主义的敌视,是国家主义发展的本身的逻辑,它导致了土地改革,实际上反封建反的就是这种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而结合的,而土地改革所基于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通过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来瓦解他们因共同的利益基础而结合的可能性,也就是彻底地瓦解集体主义即社会的自组织的可能性,这就能够让唯一的组织资源即国家的组织畅行无阻,一旦人与人之间"一个个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啄了我,我啄了你",那么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也就彻底丧失了,整个社会被瓦解之后,剩下的就是一个个离散化和原子化的个人,即一个彻底的小农社会。从这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之后发展出如此剧烈的政治运动以及社会本身的抵抗能力如此之弱小,就如在大饥荒时期,一群群农民围着集体的粮仓饿死,而没有一个人敢组织起一个集体挑头放粮,人死了,国家的粮食还在,是农民特别有觉悟,集体主义精神特别发达,宁愿饿死也不动国家的东西吗?事实上恰恰相反,是人与人之间毫无信任,谁也不敢对他人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基于集体主义的组织能力完全丧失的结果,否则如小岗村的村民一样团结起来奋起一搏,如刘邦一样,反正都是死,抱起团来孤注一掷,事情的结果难道还会比死更坏吗?一旦社会被瓦解,完全丧失了集体主义,此时的个人就显得弱小无比,这才会发生这种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最弱小的个人也就造就了历史上最惨烈的惨剧,这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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