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各 ⊙ 马各诗选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三十九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马各



 
 
晚清名臣张之洞有一句话很有名,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似乎也成了后世的人对晚清向西学学习的一个总体印象,它具体体现在了“洋务运动”之中。但“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称晚清的局面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西学仅仅是为用,中学仍然为体,他又是如何得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样严峻的结论呢?如果中学仍然为体,仅仅是“用”之变,那么明清之变似乎丝毫也不逊色于晚清的变局,当时清朝并未亡国,而明朝是整体性地亡于满人之手,为什么明清之变这样重大的变局却比不上晚清之变?所以,晚清的变局似乎绝不仅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简单。
 
之所以说晚清之变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是因为中学之体难以为继了,那么所谓的“中学”是指什么?其实就是上文曾反复提及的“儒表法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已经难以为继。那为什么难以为继?中国在历史上曾数次亡于异族之手,但是这些异族建立的政权在总体上总是被纳入到中原的文明之中,尽管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这种文明本身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和重塑,但在总体上,尽管可能是亡国,但中国从来没有丧失在文明上的优越感。这次不同的是,李鸿章们所面临的对手,是一种和大清国完全异质的文明,它不仅在武力上远远强于大清国,更让大清国难堪的是,在这种文明的冲突和对比之中,大清国政权在道义上的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也就是它侵蚀了政权本身的道义基础。
 
这在晚清的一些儒者的话语中都有体现,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他甚至还说过一些更激进的话,大致意思是:“幸而中国之兵不强,如果中国之兵强如英法德这些国家,那么君主之祸将更不可思议,那些白人、红人、黑人,都将如准格尔一样,将要灭种了。所以东西各国压制中国,是天津地义的,是上天曲用仁爱,中国人不知感动,反而以挟忿寻仇为务。”谭嗣同的这些话如果放在今天,就是标准的“汉奸”言论。谭嗣同的这些话,透露出的是对秦制和君主的憎恶,这和明末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似乎同出一辙,和黄宗羲不同的是,黄宗羲没有一个参照的对象,他作为儒者反对君主和秦制,却没有一个现实或者理想的对象可以作为参照,而谭嗣同他有这样一个现实的参照物,就是西制,所以这种西制它最初进入到中国的这些拥有古儒之风的儒者的视野中,和这些被君主和秦制压制的儒者完成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契合,而不是一种观念上的冲突,这似乎和我们如今所谓的“中国特色”的成见大相径庭。
 
这些儒者对西制的最初的印象是,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他们把儒教的“仁义”观念用来理解所谓的西制,朱熹曾说:“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而这些儒者在西制上最初看到的是所谓的“尧舜之道”,所谓“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用古代的“天下为公”来理解西制的选举制度,大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王韬就大讲,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他们还用古代的“乡绅”和“乡绅房”来理解西制的议员与议会,用选贤任能来理解西制的选举。又如郭嵩焘说那里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老百姓的声音都受到重视。他甚至还想当然的说:英吉利是由于“仁爱兼至”,赢得了“环海归心”。比郭嵩焘更早的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大力推介美国说道:“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所以这些儒者把这种西制最终归结到了所谓的“三代之治”上,如郭嵩焘所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就是说,中国的教化从三代之后就不行了,而三代之治如今重现于西制之中,现在西方看中国就如三代时候中国看夷狄一般。至于民主,薛福成说中国三代之时就有民主,他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若夫夏商周之世,……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他把英国这些国家的政治,归结为“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中国对一个外来民族的态度往往体现在它的名称上,在古代,比如夷狄的名称往往就如牲畜一样,诸如:鲜卑、蠕蠕、匈奴、突厥、鞑靼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蔑称,尽管他们武力上可能很强大。但晚清对这些西方国家的称呼则发生了一种重大的反转,比如法兰西,英吉利,美利坚,德意志,法英美德这都是一些美称,从这些称呼上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变,所以李鸿章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不是一种用之变,而是在体上即在文明和道义上的变,在根本上的观念的变。当这种文明进入到大清国的儒者的视野中,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是一种观念上的冲突,而是一种久受秦制和君主压制之后,所找到的一种可以赖以反抗秦制和君主的现实的参照物。中国在历史上曾数次被强大的异族军事力量所打败,但中国的儒者从来没有被这种异族的文明所折服,从来没有儒者会认为中国在文明或者文化上需要向这些异族学习,而这次的变局的不同正在于此,他们最初认同西制并不是因为它在武力上比“我大清”更强大,这种武力上的强大只不过作为一种引子和契机,引导这些大清国的儒者们去了解这些西洋人,而他们最终认同的是所谓的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是仁义使这些儒者们真正发自内心的认同了它,它通过晚清这些儒者的话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所以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说的正是秦制和它的代表即君主的危机,它冲击了这种制度赖以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也很清晰,它在最初绝非是儒教的危机,相反它是儒教的一个机遇,这在谭嗣同的另一些话中说的很清楚:“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敌军被伤者,为红十字会以医之;其被虏者,待和议成而归之。”所谓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它从一个侧面正是说明了它并非民或者儒者之敌,而是君主之敌。
 
再说点题外话,大清国和英吉利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那么为什么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和教育出来的人,对什么是善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伦理观念会有如此相同的认识呢?就如大清国的儒者说的那样,西洋比“我大清”更仁义,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事例正是说明了上节所说的,人在智识所具有的共性,为什么儒者认为西洋更“仁义”,就是因为可能他们的这些伦理规范或者游戏规则更能在逻辑上保证其一贯性,用一句直白的话就是,它对每个人来说更加公平。每一个国家和社会可能都有不同的伦理规范或者游戏规则,就如每个人对具体的道德信条的认识可能都不一样,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后天特别是权力所塑造的,但一种无法保证其逻辑上的一贯性的规则或者说规范,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或者社会,它都是不合理的。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站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2年9月

 

©2000-2019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