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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方之间已有两千多年的交流历史。长期以来，中国的古老文化在西方人眼里甚是神秘，他们将其所知，称之为“发现”。在中西方长期的交流中，西方人“发现”着中国，同时中国人也“发现”着西方。
    交流首先始于商业目的，最早有两条通商大道。其一为陆路，即丝绸之路，从安都（埃及境内）到长安。长途跋涉的骆驼队，要历尽周折，经过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而到达目的地。汉代，中国丝绸便传到并风靡罗马，罗马贵妇们为之倾倒。另一条通商道路是海路，经红海和印度洋到达中国广东，一般由上百艘船组成船队，颇为壮观，利用季风八个月往返一次。商队主要是贩运中国的瓷器、丝绸、胡椒、桂皮、大黄、生姜等。胡椒、桂皮、生姜等在当时是十分贵重的香料，几与黄金同价，这条海路也被称之为“香料之路”。
    在获得商品利益的同时，中西方各自的文化也在相互浸润和渗透。意大利人孟德高维诺在元都城北京，用五年多时间建了一座基督教堂，他成了在中国的第一位大主教，为近6000人举行过洗礼。他还给40多个中国儿童教授他们学习拉丁文字母和西方礼仪知识。他教那些孩子唱《圣经》中的赞美诗，以至皇帝听了都被那歌声陶醉了。
    西方人惊奇中国的瓷器，赞赏中国的园林。曾在中国居住过较长时间的英国建筑师钱伯斯，回国后在伦敦附近著名的丘园，建了一座中国式样的塔。但这些总体看起来，还是有些表面化，而对天体的关注、对科学的崇尚，使西方人对中国的“发现”有了他们自己的内容。这其中，又多与他们的宗教背景有关。利玛窦神父送给明万历皇帝一个自鸣钟，万历皇帝命人建塔收藏，并让利玛窦给自己的儿子讲授科学。德国人汤若望神父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就是他当上了明代的钦天监监正。这是第一位西方人任此职。在任期间，他写下了137卷天文学和其他科学著作。
    白晋神父在1698年呈奏法国国王的报告中，叙述了康熙皇帝是如何热衷于学习数学的。白晋是法国国王最早派往中国的六位数学家之一。他曾努力想从汉文经典之中，寻找与《圣经》相一致的资料，以图在伏羲的八卦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数学之间找出共同点。白晋是莱布尼茨的通信人，正是通过白晋，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有了沟通，并在八卦中印证了二进制数学。
    西方汉学的兴起，是由耶稣会士奠定基础的。1814年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这方面的讲座，欧洲汉学先驱雷慕沙先生在那里做了为佛教恢复名誉的工作。英国的第一个汉学讲座，于1828年在牛津大学设立。
    在中西方交流中，文化的冲突也不可避免。有的传教士遵从中国的习俗和礼仪，这虽然得到中国朝廷的赞赏，然而却遭到另外一些传教士和罗马教廷的反对。礼仪之争持续了数百年。但大的趋势是，中西方思想的互相影响和借鉴，使人类的思想变得丰富并相互受益。
    历史上中西方彼此抵触的观念，在今天许多已成为共识。先进的东西是有牵引力的，人们向往着美好的未来，社会也就在这向往中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只是一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过程对后人更为重要。如今的中国已是一个开放的中国，现在看看中西方交往的历史过程，更会感到中国是多么离不开整个世界。
    历史，在具体的人与事中变得生动；发现，早已超越了地理学的意义。《发现中国》一书，让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回望过去。此书作者雅克·布罗斯先生曾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师从法国著名的汉学大师戴密微先生和格鲁塞先生。此书的译者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先生，他是这样评价此书的：“它是一部具有相当高学术品位的大众化读物，是地道的‘科普类学术著作’。雅克·布罗斯先生主要是从西方的角度，以欧洲人的世界观，来塑造中国形象和论述西方与中国关系史，而这样的论述，正是中国学者所缺乏的，也是中国学术界需要的。”

2002.1于济南

《发现中国》【法】雅克.布罗斯 著  耿昇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