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 ⊙ 妩媚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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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子涵:简论西楚的诗集《妩媚归途》

◎西楚



归途的妩媚与返乡的艰难
——简论西楚的诗集《妩媚归途》
喻子涵
 
 
诗友梦亦非在贵州独山组织一个诗歌笔会,讨论“贵州诗歌的语言出路”问题。这个话题很好,体现策划者、组织者的敏锐眼光和担当意识。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这虽然是一个很老的命题,但如果文学要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命题还得一代代人坚守。何况,文学发展的关键还在于语言及其表达方式的演变与创新。古今如是,中外亦如此。那么现当代的学者研究文学,不管花样怎样翻新,比如作家中心主义、作品中心主义、读者中心主义、媒介中心主义、文化阐释以及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背景下的文学外部研究,等等,但最核心的还是语言问题。文学的意义及其内在构成在于文本,文本是语言形式的产物,是“能指的无限增殖”(巴尔特语)。所以谈语言出路问题,就抓住了文学的要害。

不过,语言研究的范围很宽,按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范式,它涉及文学性、文本与肌质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俄国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本质就是语言,文学研究的焦点就是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差异,强调深入文学系统内部去研究文学的性质和趣味、文学的形式和结构,揭示其文学性;美英“新批评派”的原则,其核心是对主题的组织结构、文字处理、修辞手段、词语与语境、结构与意义等复杂关系和多重意义进行细微详尽的分析;再如结构主义,它研究音素和词素的差异、历时与共时关系以及句法结构等。还有言语行为理论,指出“文学是通过语言的媒介来模拟一个由场景、行为、话语、人际交往所构成的真实世界”,或者是“模拟人们表达感情的一般话语”;而篇章语言学则研究语义、语用、语境、语体、结构等。在文学研究中,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离作品或文本最近的方法,对于促进文学创作其意义更大。当然,我们的文学批评也不能狭窄地走纯语言学、语义学批评的道路。从文学话语学批评、符号学批评、文化学批评、文学人类学和文学地理学批评等多角度切入,或许更能把握文学的本质和全貌,更能拓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视野。

贵州是一个地域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区域,尤其是构成文学的语言材料千姿百态、得天独厚。因此,下面我就以西楚的诗集为例,初步探讨贵州诗歌的语言出路问题。当然也不单纯是语言问题,而是整个诗歌艺术的思考。

考察西楚诗歌的样本,就是2017年底刚出版的《妩媚归途》。这部仅200多页的诗集,而创作时间长达20多年。也就是说,他的创作数量不是很高。但是,决定一个诗人创作成就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这个质量又要看他的诗对于诗歌发展的贡献有多大。诗歌评论家张德明教授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考察新诗审美评判标准时,把新诗进行几种维度的划分:一是“诗”与“非诗”(界限模糊,相对划分,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判断);二是“中间状态”的诗(原创性不太突出,但流行比较广泛的诗);三是“好诗”“重要的诗”与“伟大的诗”(文学史尺度)。其中,“好诗”是指“文从字顺、情感明晰、结构完备”的诗,是有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诗。其公式:好诗=精巧的结构+优美的文字+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论者把“深刻的思想”一项加上了括号。意思是说,有无“深刻的思想”是评判是否真正好诗的标准,而通常的“好诗”,就没有这一项,“因个性不充分,而很难被文学史所接纳”。所谓“重要的诗”,就是“在思想的凸显和形式的创造上都有独到表现的质量优异之诗”,如历史上出现的“朦胧诗”等;所谓“伟大的诗”,是指“不仅体现了时代的风潮和历史的变迁,而且还能抵达哲学和文化的高度,散发着经久不息的艺术光芒的诗”,如《离骚》、《神曲》等。这后两类诗,都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诗,尤其是“伟大的诗”,张德明认为,“其美学价值极高,具有相对永恒的文学经典意义”。(张德明:《新诗审美标准漫议》,《文艺报》2016年11月28日)

姑且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西楚的诗,我觉得他的诗处在“好诗”和“重要的诗”之间的位置上。也因为如此,对“70 后诗人群”颇有研究的诗人、诗评家赵卫峰说:“西楚这个名字对于中国70 后诗人阵列是个不可遮蔽的符号”,“在国内70后诗群里,他也是少有的把观念、情感与语言结合得相对完好的极少数创作者之一”(赵卫峰:《序:他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西楚《妩媚归途》,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版)。诗人、诗评家梦亦非在其“70后”诗歌批评专著《爱丽丝漫游70后》中也称:“在70 后的诗人中,西楚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在‘归途’的写作上,西楚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梦亦非:《爱丽丝漫游70后》,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月版)他们是同龄人,又处在当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第一线,这样的评价是可信的,也是中肯的。
那么,当我阅读西楚的诗集《妩媚归途》,给我的信息很多,冲击也很大。我一下子拟出11组关键词:

(1)归途的妩媚与返乡的艰难
(2)矛盾与哀伤,苍凉与凄美
(3)童年视角、人生节点
(4)神性与传奇、童话与魔幻
(5)族群记忆与根性抒写
(6)民俗事象与历史叙事
(7)地域色彩和族群符号
(8)虚拟人物对话与深度意象交织
(9)诗性的坚守与抒情的延续
(10)困惑与焦虑、反思与批判
(11)文化救赎与灵魂安顿

下面,我把这些关键词分成五类,尽我有限的理解能力对诗集《妩媚归途》逐一予以阐释:

第一,归途的妩媚与返乡的艰难。

“归途”是对人类终极价值追求的过程,这种追求中的愿望与想象是妩媚的,令人憧憬的。他用一个一个的词、一句一句的诗试图去还原母语,还原祖先创造的神话、信念和勇气,还原母亲创造的温馨和快乐的家园,还原一个民族的气质、灵魂及其无限的生命力。从诗本体来讲,他要还原诗的本真和诗性,还原诗与神对话、与灵魂对话的本能。然而归途又是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动荡与变幻,工业化面前的人性异化与生命虚无,甚至意识形态斗争、文明冲突、文化争夺,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世俗化、商业化的无限欲望,后现代的无序狂潮等,导致的精神畸变、传统断裂和精神阻隔,甚至原乡的颓败和消失成了“恍惚的家乡”,造成诗人返乡的艰难与痛苦。于是,也就出现我要解释的另一个关键词:矛盾与哀伤,苍凉与凄美。这是诗集《妩媚归途》的情感基调和审美底色。西楚的诗充满思想的悖论和情感的矛盾,从他对每组诗的命名可以看出,如“小太阳”、“妖精传”、“变形记”、“短剧场”、“光阴书”等,里面的诗充满着不定、游移、焦虑、渴望、寻找、失望、自否等复杂情感。在返乡途中不断地寻找又不断地背叛,在这种尴尬与无奈下,他的诗自然是哀戚的、伤痛的,弥漫着苍凉与凄美。

第二,地域色彩和族群符号。

西楚的诗,入诗的角度大都是童年视角,或者选取青春期刻痕较深的重要人生节点来表达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返乡。如《给黛帕达的哀歌》《枫木组歌》《妖精传》《红灯记》《桃花七杀》《变形记》《葬礼上的三个唱段》《幻听或骑虎者日记》《荡绕果或小叙事曲》《诀别诗》《遇仙记》《明月书》等等,这些都是组诗,作者的用力恰在这些组诗上,是诗集《妩媚归途》的精华。这些诗风格清婉、诗性真淳,有悠远的民谣质素和纯净的抒情味道,无论是童年经历、青春盘点,还是族群记忆、根性抒写,或者民俗事象与历史叙事,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符号,既是诗人对“归途”中“妩媚”的体验与抒叙,也是渴求抵达终极目标的悲情咏叹,既体现了诗性的坚守与抒情的延续,同时又体现民族文化寻根的自信精神和自觉意识。

第三,神性与传奇、童话与魔幻。

在《妩媚归途》中,老虎敲门、群鸦的合唱、狼和小羊、小金鱼、小精灵、黑精灵、小妖怪、狼外婆、妖精、画皮、蝴蝶、小马、小虫、蜘蛛、兔子、乌鸦、夜莺、天鹅、明月、灯盏、玫瑰、枫木、上古的生灵、无名小兽、无名小动物、飞来飞去的不明物体、悬挂腰间的小钟……由这些物象构成的意象群,充满童话色彩;而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的场地也是奇幻的,如黛帕达、牙果、小哥哥、姐姐、理老、指路人、巴狄熊、银匠、巫、格鲁格桑、阿德呼鸠、荡绕果以及手相、面相、数术、捕蛇者说、骑虎者日记、遇仙记等,其人其事足够传奇味和民俗味。在“充满奇异的岁月”里,抒情主体处理成儿童视角,这就削弱了人本中心,提升了物本地位,达到万物平等,实现灵魂对话,如此而来,人性里有神性,神性里有人性,加上语言的童话处理,便产生一种童话与魔幻色彩。而《短剧场》《叙事曲》两辑中,除了童话与魔幻,还有一些民间戏谑特征,语言色彩斑斓,诗的风格呈现多样化。

第四,虚拟人物对话与深度意象交织。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的长篇散文诗《人间食粮》,被称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人物叫“纳塔纳埃尔”,有时又替身为“梅纳尔克”。纪德在引言中说,现实中是不存在这个人物的。阅读全书,诗人虚拟的这个人物,我感觉是他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心灵跟心灵的交流。在《妩媚归途》中也有类似的人物,那就是“黛帕达”。当然,西楚在一篇文章中有交待:“我生命中经历过的无数女性,在此交错着进行对话,她们的形象互相缠绕,以至于让我难以分辨。她们带来的苦痛和幸福也相互缠绕着,而让我的表达不准确了。或者,她们的存在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按BOUD DAD(苗语:外祖父)所说,我‘在路上’,我只能带走她们其中的一个,也只有其中一个能和我一起回到她所描述的地方。”由此,我们明白这是诗人的特别构思,于是,也就明白《妩媚归途》为何大量出现带引号的诗句,除了诗歌的异质性构造和对“原乡”的想象憧憬以外,其实也是诗人与神灵、与自然、与历史、与现实、与心灵的对话,或者是一种万物与万物、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方式,使诗增强神秘效应。

正是存在这种虚拟性人物对话,加上神性与传奇、童话与魔幻的风格,西楚在意象群建构上采用的是深度意象交织的方法。所谓“深度意象”,按美国“超现实主义”代表诗人勃莱的说法,是“由无意识、幻觉、梦境或杂乱联想中出现的意象”,即“由潜意识(直觉)加工处理后透析出来的物象,是肉眼看不到的”。它往往采用超现实手法,展开“自由联想”和“无限跳跃”,并提倡“自然语言”和“内在力量”,使之“贯通意识、潜意识、无意识之间的隔阂,并与客观世界融汇成一个超现实的有机整体”。这一特点在西楚的诗中是明显的。其大量的隐喻构成“深度”,并从一般隐喻向深层隐喻转化,达到多重甚至无限对话的效果。

第五,文化救赎与灵魂安顿。

应该说,西楚是一个文化型现代诗人。他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崇敬祖先的创造,念念不忘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传统,敬畏并感恩原始伟大的神性,并力求让逐渐消失的神性恢复活力。因此,他在“归途”中,不断回忆,不断讲述,不断寻找,不断复原,希望通过神性与传奇的建构、童话与魔幻的书写,追溯历史,守护原乡,拯救民族未来,并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安顿。当然现实是残酷的,一头“焦虑的王”面对逐渐远离的神性、恍惚的原乡而忧伤不已,这也就是他的诗始终充满矛盾与哀伤、苍凉与凄美的原因,也是诗性的坚守与抒情的延续之目的所在。文化救赎是诗人的使命担当,灵魂安顿是诗人的终极追求,诗艺精进与语言创新是诗人的责任使然。诗人之所以还要继续存在,诗之所以依然不可缺少,就在于诗人及其诗是人类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人类心灵的疗效者和滋养者。由此,前面我说西楚是一个重要的诗人,就在于他的诗,无论在诗性坚守、品质缔造和个性追求,还是文化担当、现实批判、精神引领等方面,都对于当下诗歌承前启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喻子涵,本名喻健,1965年生,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诗人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代表作品有《孤独的太阳》《雨天作文》《喻子涵的散文诗》等6部,另有学术著作3部,在种报刊发表200余万字。1997年获第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7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获“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称号,2014年获第五届“中国散文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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