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歌就我而言是整个生命的燃烧，但是否燃烧充分，这需要时间检验；诗歌也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如果不能产生惊喜，还不如不写；诗歌更是接近无限的途径，在无数个迷茫的多重路口，任我们择取将去的方向。基于此，当我再次审视自己这本诗集时，我知道它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因为还有很多同时期写作的诗歌被摒弃在外，用哪一首，或不用哪一首，颇让我犹豫。这也说明我的诗歌依然在摇摆中，有点放弃对绝对抒情的追求，以及对意境—意象—境界这条美学路线的探寻。总之觉得不够沉重，似乎其只是建立在空灵之上，而不是苦难之上。
好在这本诗集是阶段性的产物，只反映一个时期的写作面貌，一个时期的趣味与爱好，一个时期的想法和追求。绝对抒情，这是我九十年代设立的目标，但显然被一种随意的写作被稀释了，甚至击垮了。但与其说是击垮，还不如说我被一时的兴趣牵着鼻子走了。这个兴趣，就是我对古迹的过于沉溺。这本是独门利器，是这本诗集的温床之一，但我的写作过于快速，没有经过沉淀和深入思考，今天看来有点遗憾。
抒情是诗人的天性。绝对抒情，就是要把抒情推向主观，推向极致，这点，我做得并不是那么好。没有动用绝对的情感，而是不断地克制、克制，愿意在任何一个地方达到平衡。但这很容易造成四平八稳的感觉。早期有过那么几次，把诗歌推向我所能到达的极致。可惜的是，后来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至少没有写得足够多，多到可以出一本薄薄的诗集。好在我多少在近几年的创作中，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温度。诗歌缺少温度，这是我对自己的诊断，也是我始终没有放弃的努力之一。当然抒情并不意味一定是直截了当，它有时隐藏在各类炽热或不炽热的诗句下。
二
但一本诗集的出版一定有其目的。我的想法，依然是从何处接近无限，这是我年轻时候设定的微小目标之一。说得好听点，就是要在超现实主义写作的过程中，加入更多自己的元素。最好是抹去比较明显的超现实主义痕迹，再小小海啸式地喷涌一下。说推进也好，说抹去痕迹也行，因为已经拥有足够充分的写作经验，可以朝着海阔天空、狂飙突进、拙于谈吐、异于现实等几个方向发散。当然内心也不乏矛盾之处，既愿意尽可能多地去掉技术的痕迹，又愿意通过最大限度地将技术表现一下；既希望通过望远镜或凹凸镜冷静地看世界，又希望浑身发热地燃烧一下。我一直推崇最高的写作手法为模拟，它的意思是对自然和事物的模拟，对大地的模拟，但超现实主义教导我这并不是全部，还有更为神奇、辽阔的事物、共同体在等待我，连自动写作都在纠正我的几次出击。总之还是在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之间徘徊，远未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自我调侃一下，估计永远都到达不了）。
从1970年代末开始，我对诗歌渐渐兴趣浓厚。然而根本性的观念变化，无疑是在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我从写实到想象的转变，从明朗到深奥的转变，从厚实到飘逸中展现的厚实的转变，最终停留在超现实主义的式样上、语境里，用力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性、颠覆性、改变世界的思维上、认识上、写作上。当然此后我狂补先秦、晋朝和唐诗的知识，企图汲取营养，这是后话了；从飘逸的厚实再度向厚重进发，这也是后话了。可以说，我的生命的一大半是在写作的求新、求变中度过的，虽然这些变化旁人觉察不到。1993年诗集《热爱》的非理性和卖弄，2011年诗集《超现实书》的经典追求和抒情，2012年诗集《锦瑟》的形式主义和隐晦，是各条河流各种有益的分流。这本《为时间写生》，总体上说，是上述几本书的综合，是对自己和未来宏大设想的一种干预。但我深知，在技术上仍有提高的余地。正如我在《锦瑟》里以一篇《请领会这个诗人》为代后记，借以自况写作的艰辛，但更大的注意力依旧在技术的重新组合和风格的重建上，这还是很有讲究的。
这本《为时间写生》大部分是以地名的题材为中心，这与我这几年不断地走动有关，是有意识的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借力打力、甚至指鹿为马的随感录。现在回想起来，随想录固然好，但也缺少一些必要的因素，比如超级写实般的描绘。我十分看重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形似和神似的理论，但在这些篇目中，有一些作品不要说神似，就是形似也是缺失的，当然有些是有意为之。欣慰的是，我会按照以前惯常的做法，吴刚砍树般地去重新去写同一题材，不求深意，只求别意。
正如一句老话所言，江山好改本性难移，我总是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写法，也十分愿意把自己认可的一些诗作从抽屉里解放出来。比如《引力》和《王红公》，这两首较长的诗几乎是玩笑之作，也不注重所谓的技术，但写成后，我以为对我是重要的，所以郑重收录。《哀歌》、《在西安上空》、《青瓷》也是我自己喜欢的篇目，《哀歌》大约是我首次运用哀歌的形式去叙述，去抒情；《在西安上空》的历史感是我一直以来就想拥有的，此类诗作在本诗集中还有不少；《青瓷》的写作十分偶然，是在听了一个人介绍后，忽然间它就成了，很有点戏剧性。如果要说这本诗集中哪些诗作比较用心，我想是《我制作》、《世界的投影》和《百慕大意识流》。这些诗作有一定的用意，代表了自己这几年的水准。当然，每次我都想从原来的写作氛围中突围出来，这次也不例外。如《家底》和《郑玄》，是我最新的尝试和变化之一，但它们不代表我今后的写作方向。说句实话，我更愿意各位在我举例的这些诗作之外找到更为结实、更为可信的作品。
三
诗歌是人类历史一次意外的种植。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它游离，是孤儿。也因此它可以任意发展。可以在美学之内，可以在美学之外；可以重视，可以忽略不计。说到底它什么都不是，仅仅孤苦伶仃。但由于有了超现实主义，诗歌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自主性。可以这么说，超现实主义诗歌是语言的王冠，是驾驭现实的最好方式之一。
诗歌的现实，其实就是诗歌的理想。无论是否使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我都愿意自己在这块土地上说出我自己、他人，现在或者所有的历史。这个使命是几乎不能完成的，我发觉我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改变了一些达达主义式的言语而已。尽管如此，营造新的话语十分不易。它首先要挣脱旧有的表达形式，尔后要寻找适合自己表达的话语。而这一属于自己的语言同时又是具有兼容性，它首先要纳入现实、历史或神话等种种的材料，并不时散发出一种超现实的光辉。因此用语言构建理想或现实变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我深信超现实主义诗歌自有一套话语体系。如果真有这样一套话语，那它就该深入到现实的深处、事物的深处、历史的深处，或者说深入到思想的深处。它应该对任何事物、现象持有自己的判断、描绘和理解。它不在乎一种粗暴的感觉或线条式的勾勒，它追求的是对描绘对象具有杀伤力和强行改变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以为，杀伤力和强行改变事物本质是超现实主义特有的能力，是它相当犀利的革命性技术。超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应该是无所不能的，以至于我这样概括：诗歌应该是拓宽人类思路的途径之一，诗歌应该蔑视一切的艺术清规戒律，诗歌应该创造出前人没有的境界，它应该比哲学带有更深的理性，但这一切应该是通过超现实的方式而实现的。
超现实主义的话语对旧有诗歌语言的摒弃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借代性也十分突出。经过慎审的审视之后，我发现从任何一个横断而切入，都可获得新的审美体验和新的意义。这样现有的事物、语言都成了借代、转换、吸收的对象，这一借代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一种事物、表象、过程、片断、瞬间、材料都被过量地使用。如果说石头的金字塔可以以玻璃的形式被放置到卢浮宫的空地上，那么语言对语言历史的改写也是十分正常的。这实际上就是超现实主义的精髓，和新的发展。现代诗歌的复杂、晦涩和暗示、隐喻，均出自这个原因。从我自己讲，对形式的过分爱好也出自这个原因。我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对永恒的迷恋，对历史或现实的破译，对理性最高层次的把握。并且建立一套自己的价值系统。
这个最终目标，一定是超越了超现实主义。当然要使超现实主义强大，必须建立在对时间、历史和世界的把握之上。
对时间的关注，其实也意味着对永久的关注。除了赞同博尔赫斯提出的时间是一个个连接的圆的观点外，我注意到的可能是时间的单位和长度。我曾经写过“南方的时间是以千年为单位的”。这是我对古老的南方、漫长的时光、南方的懒散和我的懒散的一种感受。在1980年代，我乐意说“我们再也不出现了”。在1990年代，我试图概括一些时间观，但最终站到了寒山拾得的立场：“他们对着星空指指点点，任千年万年在脚下流过。”我以为，以千年来观照现下，以现下来参照历史，这就是诗歌不断得到激活的原因。当然现在，我愿对时间作任何的分析和调整，并且愿意看得更远一些。隐去也可。
历史与时间相辅相成，有时密不可分。对历史的感受是我们这个有太多古迹遗址的国度不可避免的。其实在我生活的城市也堆满了太多的古迹，这些古迹总是使人遐想不已。我乐意使用一些具体的地名，我也乐意使用晋朝、唐朝这样一些大的概念和嵇康、陶渊明这样一些人名。他们的确代表了某种精神。当历史随意地走近身边，这是我们得以观察世界的一个视点。这个视点，自然可以化作无数个视点，当历史和超现实主义结合，我相信能创造奇迹，能够抵达曾经是那么难以抵达的本质和真相。
而世界则无处不在，世界大得使我们不知所措，但有时也小得使我们无处立足。对于歌咏者来说，后一种情况是珍贵的，因为它们是在某种限定之中给出的，这将导致歌咏的无比动人，对于前一种情况，肯定需要作出某种假定，因为这一切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完成的。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也可以触及曾经视为畏途的史诗。可以预料的是，超现实主义将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因为，对世界的看法，对多重世界的描绘，是诗人明澄的心境的一种反应，或者说诗人内在力量的一种倾注。它为我们勾勒了世界基本的图形。或许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世界就是现实，无可规避。
还有存在、生命、精神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与世界、历史、时间这样的名词，和疯狂，构成了我的诗歌的基本景观。
必须补充一句，虽然超现实主义有相当的潜力，我们决不可仅局限于此。
四
这次结集，我拖了很长的时间，同时凝聚了很多朋友的心血和鼓励。首先是赵四博士，就我的诗，她和我做过多次讨论。她说：（对于我的诗）“首先一个感觉，作者说得太多。如果一个文本是准备给人看的，是不是首先还是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艺术’这个东西，我理解，它主要还是产生自‘节制’‘判断’‘选择’，它会内化为艺术家的一个内在工作机制，一旦内化完成，艺术家就不会让‘过度’之物任意来到笔下。我有点感觉得到，你是在有意训练式地打开各种‘写’的可能性，还在一个过程性当中，但是你写了这么多东西，花的力气太大了。这时候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你的这些诗的素材很多都是选择的面对生活中常见物事，‘黄鹤楼’啊、‘保俶塔’啊、‘司马迁’啊，那么，这些事物的历史积淀中自含的‘神话性’有一个对抗你的‘自由发挥’的强大气场在那里，它们会反对你的任何‘任意处置’。为什么现代诗人中最终大家都特别服气里尔克，还是因为他以‘纯正’的抒情性、‘准确’的状物摩情能力最终在一个强大的抒情气场中有能力包含起了包括历史事物、艺术品、现实景象……万物在内的大地性。如果你力图获得‘大’的涵容力，你可以研究研究里尔克是怎么达到最终境界的（但事实上，里尔克依然只是‘现代抒情灵魂’范式，德语诗人仍然认为歌德才是普天下德语诗人灵魂范式）。如果你想具有超现实主义诗人的神奇性，也得研究他们的内在法度，我感觉超现实主义是无法处理历史题材的……我自己在较长的那些诗歌文本写作中，其实‘取舍’是非常明确的，我始终认为，‘艺术’不支持庞杂，艺术只接受精粹。一个诗歌文本得具有让人能够一行一行一行读下去的力量，也就是它或者此处抓心、彼处溢彩、声音圆融……，它综合成的那个东西得有内在有机性，这个有机性不是靠诗人写的意志就能形成的，它得靠意志+事物内质+氛围濡染能力等等很多属于‘艺术性’的东西。”这个论述，不管是否切中要害，我都要时不时拿出来对照思考。
多少年来，唐晓渡兄关注了我的创作，对我的帮助甚大。这次因为身体的原因他说得比较简明扼要：“因近来颈椎病严重发作，分数次才将所发大作粗读一过，感动兼感慨多多，不及细述。若问是否值得一集，我的回答是:绝对值:不是指自我存念，而是指诗自身的价值。对我来说，她呈现的乃是一本打开的当代诗人的精神及其诗意变迁的地图。”我的目光停留在“她呈现的乃是一本打开的当代诗人的精神及其诗意变迁的地图”这句话上。由此我想到居住在华盛顿的评论家徐萍的评论。她说的是诗集的构架。她说：“这个构架让我想到了中学学过的数学，坐标。我感觉到诗篇的历史时期朝代是X轴，诗意化文化思辨是Y轴。然后有许多条时不时相交的U形曲线。这些曲线有点点块块的历史，人物，过去，现在，中国，外国，故事，思考，禅理，哲学，神学，叙述，抒情，等等组成，具足恢弘的史诗般气势。尤其美妙的是从‘我会什么’到 ‘华丽的声响’一一‘优美的游涡’、‘黄色的星星就会向日葵般绽放’，‘随手向天空一扔’，‘出现华丽的星空图’，象一条虚幻的螺旋线盘旋于这个坐标中间。我觉得这里是诗集的高潮。我似乎读到了诗意化的阿基米徳的螺旋线，0.618黄金律，伯努利墓碑上‘纵使改变，依然故我’，有了新的翻译。”这一幅图景让人遐想不已。
王自亮有一篇《诗歌、情谊和“意外的闪电”》，我认为非常好，将其作为上一本诗集《锦瑟》的代序。作为同学和朋友，我俩又互有和诗。但我真正要说的是，这次我碰到的是书名“选择困难症”，幸而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后，终于确定了这本诗集的名称、开本和字号。事实上，在这本诗集结集之后，我们还多次研究了今后诗歌的写作。一致认为应该在超现实主义的发展上下功夫。可以说，每一本诗集的背后都有许多默默付出的人。除了上述几位，还有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同志，他们的支持、大度和帮助，是这本诗集得以顺利出版的保证。在此深表谢意！
2017、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