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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是为了遗忘——关于吉林大学北极星诗社

◎苏历铭



苏历铭:在回答你的问题前,我要向你道歉,这个采访竟然拖了两年之久。我不喜欢反复谈同一个问题,之所以谢绝采访,是因为曾就大学生诗歌运动问题回答过《星星诗刊》理论版的提问。真的谢谢你的执着。
 
姜红伟: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苏:对于中国人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不仅仅表现在大学生诗歌写作上,大学生诗歌不过是这个黄金时代的一个投影。应该说,大学生诗人要比朦胧诗人幸运得多,他们生逢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时代,相对而言自由度是宽松的,解放思想,打破陈规,整个时代处于一个积极探索、创造和追求进步的状态。
我的切身感受是,大学生诗人既不满意传统诗人霸占诗坛的现状,又不满足朦胧诗人热衷于地下的局面,他们需要被认知和承认,冻土释冰,时代也需要新生力量雨后春笋般的生长,因此说大学生诗潮是生逢其时的一种必然。他们青春期写作的清新个性和向上的精神状态,容易被官方接受,各种文学杂志纷纷辟出专栏,重点刊登这些新人的作品,各种力量都在推波助澜。应该说,大学生诗歌在传承中国新诗的同时,也不断补充中国新诗的欠缺,特别是注重从群体意识向个体内心的转变,注重独特的体验和生命的本真,以其探索和先锋的新生姿态在构建中国诗歌的过程里有着自己的贡献。
 
姜: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创作生涯(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

苏:其实我在中学阶段就曾写过诗,但选择大学专业志愿时,并没有选择中文系,而是选择了经济学,换句话说,我没有成为作家或诗人的任何打算。当年不像现在有众多平台作为精神的出口,写作似乎是表达思考和感悟的唯一方式,很多人都在那一场思想解放的洪流中拿起笔来,包括像我这样经济系的学子最终也被裹挟其中。我是一个凡事都会坚持到底的人,有很多次人生转折都有放弃诗歌写作的充足理由,但我始终都在坚持,写作已经成为生命中安慰灵魂、对抗现实的一部分。
最先是和班级里六个喜欢写作的同学,后来是与经济系三十几个同学组成非文学系的写作社团,和很多同时代的青年学子一样,我们也刻过蜡板,油印过诗刊,组织过几次诗歌活动。我入学时,盛名远播的赤子心诗社尚在,他们是当年校园诗歌写作的高地。赤子心诗社的重要成员吕贵品毕业后留校,恰好又和我住在同一幢宿舍楼,经常聆听他关于诗学的各种杂谈,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的存在和影响使我潜移默化地完成从一个诗歌热爱者到一个诗歌写作者的转变。
当时长春文联创办《青年诗人》杂志,我的《纪念碑》很快就在其上发表,这算是在公开报刊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歌作品。随后即在《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上发表作品,开始在大学生诗人群体里亮相,并成为大学生诗歌众多写作者中的一员。很长时间背负着不务正业的非议,所以一直把自己定位于业余写作的状态,现在看,根本不存在专业和非专业之分,只有真诗人和假诗人之别。
 
姜: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苏:或许和所学专业有关,也或许是自身秉性所致,理性生活通常是我的日常状态。我不能说自己是内向的人,但确实不喜欢大帮哄的聚众行为,所以整个大学期间并没有什么狂热的表现,甚至都没参加过全校性的诗歌朗诵会,更不要说参加全国性的诗歌串联活动了。
我喜欢安静的个人写作,任何波澜万丈的事情都在内心完成,除去与同在长春的数位大学生诗人交流外,在创办《北极星》之前,和外界的诗人并无联系。
 
姜: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苏: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校方找到我,委托我创办一本学生综合性学术杂志。当时参与先期筹备的高年级同学为这本杂志起了一个毫无个性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叫什么什么苑。好在没有创刊,接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杂志更名,集思广益之后,我把它定为《北极星》,即“北方、吉林大学、众星璀璨”的意思。我担任主编,并邀请哲学系的包临轩做副主编。
在当年学生手中能有一本铅字印刷的杂志实属不易,第一期是著名化学家唐敖庆校长写的《卷首语》,集中刊发各系同学撰写的学术性文章,这些作者后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大都成为独树一帜的知名人士。
到了第二期,我和包临轩商量,应该出版一期文学专号,专门刊登同学们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随笔、评论和诗歌,由于我们个人的兴趣,诗歌篇幅明显超过其他题材,以至于很多人把《北极星》当作一本诗刊。我们请中文系主任、著名诗人公木先生写的《卷首语》。第二期《北极星》除了刊登本校大学生作者的作品外,我还开设了“遥远的星空”专栏,发表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安徽师大、云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的大学生诗人作品。因为要向其他高校诗人约稿,我们开始与当时活跃的许多大学生诗人建立联系,与包括诗耕地、夏雨岛、江南等众多高校诗社交换杂志。当时各个高校的文学活动真是如火如荼,随便丢一个石子都能砸到一个诗人。
第二期出版之后,我毕业来到北京,后来的继任者都由大学生诗人担当,他们正式成立北极星诗社,把《北极星》彻底变成吉林大学诗歌的文学阵地,再也没有回到综合性学术杂志的创刊本愿。《北极星》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赤子心诗社后的吉大诗人几乎都是它的重要成员,他们出版过《审判东方》《吉林大学诗选》等诗集,让吉大诗歌火焰始终照亮东北的长夜。
当年我的微薄贡献是向校方争取到经费,每年可以出版两期铅印杂志,同时给这本杂志命名,使“北极星”成为“赤子心”之后的吉大诗歌符号。
 
姜: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苏:在大学期间,除去担任《北极星》主编之外,我没有参与过其他诗歌刊物或报纸的创办。当年在长春,和本校的包临轩、吉林财贸学院的朱凌波、东北师大的李梦、黄云鹤等人经常聚在一起谈诗,他们都是和我同届的大学生诗人,毕业前夕大家筹划过自印一本诗歌合集的事情,直到毕业后由朱凌波张罗和操持,《北方没有上帝》得以最终问世。由于没有正式出版书号,诗集一出来即被有关部门盯上了,受到各种无端审查,他本人受冲击最大,也因此离开了金融系统。大学毕业的次年,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榴红合集出版《白沙岛》诗集,被称为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大学生诗歌合集,很多朋友至今还记得这本诗集。这本诗集的出版,帮我画上大学生诗人的句号,因为那时我已经参加社会工作,写作环境和思想状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姜: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苏:在北京,记忆深刻的是1987年参加过中国人民大学的诗歌朗诵会,那次诗会汇聚北京很多位青年诗人,我和阿吾就是在这次诗会上结识的。后来在伊沙、桑克的回忆文章里,他们提及我参加过北京师范大学的诗歌朗诵会,我竟然不记得了。如果这么算,当年我只参加过两场高校诗歌朗诵会。对了,还有一次是1985年在上海工作期间,陈鸣华告诉我,潘洗尘要来华东师大,他们专门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那天参加者众多,我就留在教室外目睹了诗歌朗诵会人头攒动的盛况。早在大学期间,我和潘洗尘、杨川庆、杨锦等哈尔滨高校诗人已经相识并密切联系。那天活动结束后,与会的大学生诗人一起在华东师大的草坪上合影,其中有宋琳、张小波、徐芳、陈鸣华、傅亮、潘洗尘和我,前些年翻出这张跨越近三十年的照片,给相关人发去,大家都唏嘘不止。
 
姜: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苏:多年前在回答《星星诗刊》提问时,我就谈到这个观点,那篇专访的题目是《传承抑或引领: 不该被遗忘的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潮》。是的。在现在描述中国诗歌走向的文本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之间一个重大诗歌现象——大学生诗歌的存在。当年朦胧诗之所以能够在诗坛上迅速传播,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大学生诗歌的出现和繁荣息息相关。那时诗歌界对朦胧诗的崛起,存在着保守势力恶毒的围剿和传统势力的攻击,而对朦胧诗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就是来自学院。除了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外,在校学生徐敬亚撰写的《崛起的诗群》,更是激情澎湃,其冲击力和杀伤力都是从前未曾有过的。一大批大学生诗人的涌现和活跃,拓展公众对朦胧诗的接受和认知,使得当时备受非议的朦胧诗在中国诗坛落地生根,由此中国诗歌获得全新的改变。
包括吉林大学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在内的早期学院诗人补充和丰富了朦胧诗后中国诗歌的阵容,而我所指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是在他们之后,由1981年至1985年在校的学院诗人集体完成的。如果非要界定大学生诗歌起始年份的话,我个人以为应该从《飞天》杂志1981年旗帜鲜明地开设“大学生诗苑”专栏算起。
当然任何划分都不可能过于绝对。我和朱凌波是同时期开始写作的,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发表于大学毕业之后,大学生诗人的标签并不明显,所以他被划分到第三代诗人的阵营,而我即便以“男性独白”的身份参加了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还是被轻易归类于大学生诗人群体。
第三代诗人的提法应该出现在1984年,它打破高校的概念,涵盖了各个层面的青年诗人。许多第三代诗人都曾参与过大学生诗潮,比如韩东、于坚等人,还有像郭力家、李亚伟来自高校并没有热衷于大学生诗歌活动的诗人,还有像默默、郁郁等没有高校经历却很早就开始诗歌写作的诗人,因此说第三代诗人的泛指性和大学生诗潮的特定性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之间的交叉和交融是显而易见的。做为亲历者,我个人认为是先有大学生诗歌运动,后有第三代诗人,不是同期并举的关系。
86诗歌大展是第三代诗人的集合亮相,之所以说它是集合,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甄别和标准,这之后,八十年代初声势浩大的大学生诗歌运动被各自形成的流派所取代,随着海子的卧轨自杀,八十年代倡导的美学原则被彻底抛弃,中国诗歌全面进入多元化的个人写作时代。
 
姜: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苏: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自己的精神出口,我选择了诗,把诗歌当作思考的载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最划算的方式。任何时候只需要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我就可以涂鸦,就能让自己愉悦起来。偶尔也会想,如果当年不选择诗,也许我会是另外一种人生状态。
写诗也是一种修行,尤其是在欲海横流的现实里,它能让我的内心趋近平和、淡泊和干净的状态。我把诗当成另外一条生命轨道,一旦在现世中遭遇各种沮丧和失落,我都会回到诗的轨道上,在诗的字里行间隐藏时代或私人的密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姜: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苏:如果把新诗历史延后100年,绝大多数诗人的名字将会无影无踪,那为什么还要写作,这就要回到写作的初心和原点。我写诗,就是选择了一种自觉自愿、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与所谓诗歌生态并无关系。天天纠缠诗且太像诗人的人是值得怀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留学国外等原因,基本上没再公开发表作品,因此我深知当淡出人们的视线之外,一切都在继续和演变,个人的写作除了对自己有意义,对别人并不特别重要。
现在我写诗,是希望在自己生命的轨迹上留痕,至于有多少人看,有没有人看,都不是我在意的问题。我在意的是,要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盲目热爱,字由心生,并始终能把它们写出来。
时间淹没一切,往事终将如烟,回顾是为了遗忘。我的近况是:体重三十年来是恒定的,脸上从没有抹过雪花膏,体检指标基本正常,就是去年开始白发突然增多,但我不焗不染,实在白得不忍目睹,我就考虑索性剃个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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