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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姜派词中的象征主义因素

◎骆晓戈



南宋姜派词中的象征主义因素
                        
                              骆晓戈

    
    南宋初年,张戒对当时流行的苏东坡、黄庭坚诗派很不满,他看出当时诗歌的病症,“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并指出他们的“坏”在于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而不知诗“咏物为二,言志之为本也”(张戒《岁寒诗话》)。他提出恢复诗“言志咏物”,呼吁来一次大破大立的诗歌革新。但是,他的呼声如临荒野,无人响应。直到姜夔的《白石道诗说》问世,才举起诗歌革新的旗帜。“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到南宋,始极其二,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清 朱彝尊《词综》)张、姜之后,严羽的《沧浪诗话》更明确地提出“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反对“近代诸公”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公开提出诗词应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姜派词人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坚持创新,在南宋后期开一派词风。
    以姜夔、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派”或“婉约派”是南宋后期有影响的流派,姜夔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传统诗论中得出进一层见解,即言志咏物必须优游玩味。为言志而咏物,即寻找思想的对应物,以求收到“以心会心”的艺术效果,他反对以诗叙事,以诗发议论,这种导向内心,反陈述,重联想,重暗示的方法,成为南宋姜派词中象征主义因素的主要特征。
一、 象征主义的艺术特征
    姜派词人,尤其是姜夔突破南宋诗人堆砌典故卖弄学问的风气,在词的表现方法、语言形式、艺术效果上走出新路,其艺术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寻找对应物表现主观。
    对应物,顾名思义,即与主观对应着的具象。它不是对客观形象作描述,而是借助形象来表现内心世界。对于凭借外界形象暗示主观,姜夔谈得很细,看得很重,“文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这里的文指的是对客观形象的描写,不以问为妙,即不以精确描写客观为妙。他的“妙”的标准,是一首诗词能使读者悟出超于字句之外的主观世界。这样他们必须选择一些可感性极强的具体形象表现他们复杂的微妙的感受和内心世界。在此我们来看看以下两首诗词。
        
                  缭绫
        序云:念女工之劳也
                             白居易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      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烫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值千金。汗沾粉污不再着,拽土蹋泥无惜心。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绘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这首诗是白居易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儿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中的作品。为时为事,就是反映现实,诗中对缭绫作了非常细致而形象的描写,进而对“越溪寒女”的辛勤劳动和“汉宫姬”奢侈浪费作强烈对比,表达作者对劳苦女工的同情。作者要说什么,说一件什么事情,态度怎样都是明明白白的,这是用白描手法写诗。下面看另一首词:

                 齐天乐
                     咏蟋蟀
                           姜夔
序:丙辰岁与张功文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裴回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三二十万钱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兴,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胡云翼先生评论姜夔的词曾以《齐天乐· 咏蟋蟀》为例,他说:“这是揭露官僚地主阶级荒淫生活,用来写新乐府的好题材,可是在他的词里完全撇开这个意义,只抒写一片难以指实的凄凉的怨情。”(胡云翼《宋词选》二0)指责姜夔不把咏蟋蟀写成揭露官僚地主荒淫的新乐府,就像走进百花园中指责这一朵花为什么不和那一朵花开成一个样子,仿佛花不能有各种姿态,各种色彩?
    其实像姜夔借咏蟋蟀表现主观感情的这一类诗词不仅仅在姜夔的作品中较多见,在姜派词人的作品中也比较多。如王沂孙的《眉妩·新月》借写月亮的圆缺表达他对祖国河山被
分割的离愁别绪以及盼望祖国统一的心愿;周密的《瑶花慢·琼花》以琼花作为使人高洁品质的象征;张炎的《解连环·孤雁》以孤雁自喻,表现了他们在宋亡国以后,处于极度苦闷和孤独之中。这里“新月”、“琼花”、“孤雁”、“和姜夔词中的“蟋蟀”都是诗人主观意识的对应物。
(2)表达自身体验、情绪和潜意识
    “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沧浪诗话》)姜派词人受道家思想影响,反对用逻辑推理束缚艺术想象力,他们认为心外无理,想象力来自人的主观世界,同时表现人的主观世界创造意象的创造力,因此,他们的诗词创作多采用自由联想,自我分析的方法,追求以生动可感的形象感动读者,刺激和调动读者的情绪和潜意识。使读者“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他们极力捕捉自身一瞬间感受,刹那间的情感震颤,并用它去唤起读者的共鸣。如:“有情花影阑干,莺声门铃,解留我霎时凝伫。”(吴文英《祝英台近》)这里究竟要说什么,很难用抽象概念去说清楚。为什么使人霎时要凝眸伫足?理解者惟有花影、莺声。花影低拂阑干,莺声婉转叶间,大自然春景即将消逝,一个“留”字传达了作者的愁思。又如:“晚雨来摧宫树,可怜闲叶,犹抱凉蝉。”(史达祖《玉蝴蝶》),读这样的文字让人不寒而栗,情感的水银柱不知被什么悄悄拨动了似的,凉意随之触动了我们。
    又如“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姜夔《点绛唇》)
“黄昏雨”怎么能商量?在逻辑上是根本讲不通的,“数峰”本来是一种伟岸挺拔的形象,它们由于“清苦”在漫天风雨中,与低垂的暮云似乎在商量,雨滴象悄声的哭诉,时吐时吞,缠绵无穷……这种从具体可感知的琐事产生的潜意识活动,使读者能进入一种很愉悦的审美状态,它道出人人体验过的却没有表达过的感受,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一类作品总是让人觉得读不懂又爱去读,它似乎没有挑明什么,却让人感受到了。它的艺术感染力量正在这里。
(3)追求“空灵”的艺术手法。
    在姜派词中从头到尾的叙述方式常常被大幅度的跳跃所取代,他们往往不作层层铺垫,联想也不再象桥梁似的推进,而是在感情的结晶体上多侧面地标出几个坐标点,造成“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他们所崇尚的简约和含蓄就是指词的布局要恰到好处,既起到提示作用,又不能把意思说尽,让读者从多侧面的提示、暗示中产生联想线条。在姜派词中一层与下一层的意象,表面看来没有联系,其中的联系被作者“镂空”或者说“省略”了。而这种写法便于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和生活经验去作补充和完成,他们避免描绘激情顶点,而把这一刻留给读者。因此前人往往在评论姜夔派词作用“空灵”二字说明其特征。严羽对这种跳跃式叙述评价极高,称其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沧浪诗话》)这里的“尽得风流”大概就是指给读者引导并空出的想象天地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又如“梦不湿行云,漫沾残泪。”(吴文英《齐天乐》),梦本来是个虚无漂渺的东西与“湿行云”的动作搭配,使人觉得突兀新鲜,似乎使这个虚无变得更虚了,然而“沾残泪”又使它从五里云雾中掉进现实中,从虚处落到实处。行云和残泪就这样神出鬼没地联系着梦,成为言之有理的错淆,富于感染力。又如“身是客,愁为乡。”(史达祖《寿楼春》)周密的《解语花》中“禁苑东风外,颺暖丝晴絮,春思如织。”姜夔的“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鹧鸪天》)和“算只有并刀,难剪离愁万缕。”(《长亭怨慢》)等等,都是抽象的思维活动与具象的动词搭配,造成虚虚实实,可悟而不可言传的境界。
拟人化
    由于姜派词人把山水草木都当成他们象征、暗示、烘托自我的对应物,常常在描写外界事物时涂上极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看似言物,却是物非物。拟人化是他们常用的描写手法,如史达祖写春雨“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万年欢》),这里通过“做”、“欺”、“偷催”这些动词的运用,把春雨拟人化了,从而表达一位少妇对春光即将逝去的迷惘、惆怅之情。吴文英写山水有这样的句子“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莺啼序》)王沂孙写落叶有“乱影翻墙,碎声敲砌,愁人多少!”(《水龙吟》)又如史达祖写梨花“黄昏著了素衣裳,深闭重门听夜雨。”表达他极度孤诘,报国无门的感慨。这种拟人化正像鲁迅先生说到俄罗斯象征派诗人勃洛克那样,他们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98页)
通感
    姜派词人强调“妙悟”,他们的词作力求调动自己的全部感觉器官,词中往往视觉,听觉,嗅觉、肤觉(触觉、温度觉)互相沟通,互相转化,在这里,我们统称为“通感”或“视觉转移”。如史达祖写夜风“风丝一寸柔肠,曾在歌边惹恨,烛底萦香。“(《夜合花》)。一丝风本来给人只有一种很轻微的感觉,怎么可能到歌边惹恨呢?这一丝风触动了诗人所听到的哪一首刻骨铭心的歌哪一句歌词或是哪一段曲子,因而惹动了他的离情别恨?这里的”一丝风“给人一种触觉,到第二句的“歌边”,便转换为一种听觉,而到第三句“烛底萦香”便成了一种气味,一种嗅觉。张炎的“消凝处,一枝借暖”(《满庭芳》)把看到花开的视觉转换成了温度觉“借暖”。
    关于姜派词人追求通感的语言效果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特别注重词的音乐美,在词的协律方面也是精心刻意的。比如在运用偶句时,他们很注重在和谐中求得不和谐的和谐,在统一中求不统一的多变的统一。如“人扶醉,月依墙”(史达祖《夜合欢》),“枕簟邀凉,琴书换日”( 姜夔《惜红花》),这一类偶句整齐却一点也不板滞。
    姜派词人有着共同的艺术特征,就个人风格而言又各有特点,就不在本文一一评述了。

二.姜派词产生的根源及社会背景

    南宋自宋孝宗(赵眘shen)隆兴元年(1163)符离之战以后,全国内部政变,无力南侵,南宋朝廷长期主和派执政,习于偏安,无心北伐。南北对恃维持和平的局面达几十年之久。宋词发展到南宋,辛稼轩词的丰富多彩把词引向更广阔激荡的社会现实,达到了继苏东坡之后豪放派顶峰。后来的豪放派词虽然也表达国破家亡的哀痛,却再没有辛词那种奋发有为的气概。民族战争处于低落状态,闪烁着强烈爱国主义光芒的豪放派词也随之低落下去。
   南宋后期小朝廷一再打击迫害爱国救亡将士,苟且偷安,给正直、敏感,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沉重的心灵创伤。“谁念漂零久?漫赢得幽怀难写。”(姜夔《探春慢》),在这一部分正直的士大夫心目中,传统观念动摇了,甚至爱国热情不再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姜派词人正是这样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没做过官,过着慕僚清客,浪迹江湖的生活,他们的文学创作也不求上至朝廷补察时政。“宫里吴王沈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吴文英《八声甘州》),他们是沉睡国土上醒着的灵魂,他们没有经历军旅生涯,不象辛弃疾、文天祥那样具有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双重身份,但是他们有民族气节,不与主和派合流,他们是清醒者却又无力反抗黑暗统治,尽管他们一再标榜自己是“道士”,“清客”,徘徊于花间月下,“黍离之悲”却从未淡忘。当他们报国无门,一片感慨无发泄之处时,他们便寻找一种隐晦、含蓄、和暗示的艺术形式,把山水草木当成他们主观世界的对应物以寄托情怀,表达他们对故国家园的思念和对身世飘零的哀叹。他们走到一条反陈述、议论重主观、暗示的艺术道路,也是不足为怪的。
    姜夔是以白石道人的身份说诗的,不难看出直接影响姜夔、吴文英等姜派诗人的是道家思想。他们对现实,对人生抱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以精神为绝对的实在,而外象则属于虚假。”(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道家所创立的“心斋之说”到了南宋时期的陆九渊已经发展为“心学”学派,提出了“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陆九渊 “心学”学派否认理性,认为心外无理,心即理,人心就是万物的基础。“以心会心”,也就成为这些诗人理论上和艺术上创新的思想武器。
    当然,儒家的程朱理学对姜派诗人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传统诗学致使他们在作词时注意到含蓄,有余蕴,即作诗须含不尽之意在诗外,“词意俱不尽,不尽之中固已深尽之矣。”(《白石道人诗说》)这就是说通过广泛运用意象组合造成一个境界把作者的旨意暗示给读者,言此物而联想他物。
    
解读南宋姜派词人的作品,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南宋时期文人内心深处无法沟通的寂寞、孤独,和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的苦闷情绪。这正是处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人际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反映。应该说对于我们了解南宋时期的社会矛盾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朱熹曾经对姜派词作过这样的评价:“作两句破头,是多少衰气。”姜派词人没有粉饰那个充满衰气的现实,他们的词中表现的情感是曲折的,同时是真实的,所以他们的艺术成就是不容低估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编写)上,是这样评价姜派词作的,“这种’衰气’随着南宋国势的不景气而愈来愈甚,表现在各种文学作品里,而以词尤为显著。”(引自《中国文学史》664),其实透过这些充满“衰气”的心灵折光的诗篇,我们能更质感地认识那个不景气的南宋国势以及造成衰败的原因,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才很有必要也应该引导读者去重新认识它解读它。而不应该谴责真实反映了那种衰气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
“临分败壁题诗,旧墨惨淡尘土”(吴文英《莺啼序》),“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张炎《高阳台》),只要读一读姜派词人的这些作品,你便能获得南宋后期那种凄凉的亡国之悲,士大夫身世飘零之感和报国无门的悲痛印象。就连他们作品中占有一定比例的爱情题材诗词,也不同于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北宋词人的作品。他们常常不止于写梦寐相思,和浮艳的情调完全无缘,没有丝毫猥亵成分和脂粉气息,他们常常结合身世表达一种永志不忘的爱的追忆。这一类作品还常借情侣的燕酣之乐,别离之愁,暗示国家兴衰,因此我认为俞平伯先生对姜派词人的评价是很有真知灼见的,他在《唐宋词选译》中写道“他们(指姜派词人)每通过典故词藻的掩饰曲折地传达卷怀家国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比之花间为深刻,也比北宋词有较大的进展。”
象征主义这个名词是舶来品,也是现代外国文学中的流派之一,然而象征主义的种种手法应该说在南宋姜派词人的创作中就已经开始十分娴熟地广泛地运用,今天我们在理解姜派词的认识价值的同时,需要对它的艺术价值重新给予应有的肯定和分析。这对于当代中国新诗继承民族传统,对于新诗创作的繁荣应该说是有借鉴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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