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晓戈 ⊙ 骆晓戈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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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拉斯

◎骆晓戈




  两年前诗人彭燕郊先生提议我译普拉斯,我第一次接触普拉斯,自传体小说《钟形坛》 (The   BelI  Jar))封面有她的头像,满头秀发,女诗人的一双眼美丽而迷人,我就迷上她了。凭着我也写些诗,也是女人。有一位友人对我说,你最好别读普拉斯,读普拉斯,你也会去自杀,去发疯的。

  这普拉斯,叫我害怕叫我着迷,这有人提议有人阻止有人规结果更增添了普拉斯的魁力。我要爬山涉水去认识普拉斯,这阻隔不在生死之界,疆域之界,而在语言文化的障碍,要真格儿认识普技斯,只有一头扎进她的原著,而将四处流行的分经众说置于不颐了。感谢在美国爱尔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我的好友贺宁基以及在加拿大学习的谢少波先生,他们分别托人带回了《西尔维娅. 普拉斯诗集》以及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集《冬树》,同时将1987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以及1988年2 月的《得梅因记事报》上大篇幅评价普拉斯的文章及普拉斯的照片寄给了我。普拉斯迄今为止还是美国走红热潮末退的女诗人,尽管她已去世25年了。”

  在论述普拉斯的作品时,M·L·罗森塔写道:“如果一首真正的自白诗要使内心和语言上的象征融为一体,在艺术上就必须取得无可争议的成功。”普拉斯无疑取得了这种成功。美国“自白派”开派诗人罗伯特·洛厄郊给她死后发表的第二本诗集《爱丽尔》写序时回忆道:“我感觉到她的羞怯和个性,从未想到她后来令人震惊而成功的结果。”她的艺术不朽正是生命的分裂。”有威望的英国评论家爱阿尔瓦在一篇评论里说《爱丽儿》“有一种摆脱传统诗歌风格的创举。”所有这些评价都是不寻常的。    

  我在读普拉斯的诗,也在解读诗的普拉斯。

  在试图译它而掩卷沉思的这一刻,使我大为震惊,井使我为此倾倒的首先是普拉斯的健康与力量。

  在那些铭心刻骨的诗句里,那些鬼魅梦魇般的描写,以及一个个性爱虐待狂者的痛苦追求后面,有一双很好地控制和驾驭着这些生命体验的手,一双超越现实的、健康而有力量的,清醒而充满智慧的手。在自杀之前生命的最后九个月,她几乎每天凌晨起床写诗,直至孩子早上起床,开始她做母亲一天的辛苦劳作。她的诗集《爱丽儿》、《冬树》几乎都是这段时间里这样写出来的。

  是什么支撑着普拉斯,使她能够用这样一些“材料”构揍了一座仅仅属于她的女性的艺术宫殿呢?一堆这样的“材料”:死婴、空牛奶罐头,性爱虐待狂、白骨、头发、灰尘、污血……等。然而普拉斯是健康的,对于目前流行的“世纪末”病,对于当前某些人所崇尚的对一切都容忍、宽容,都彼此不以为然,导致文学出现一种疲软、一种病态,她是健康的。也许宽容是一种可以使人好好活下来的好状态,却不是进入艺术创作的好状态。艺术需要偏执,需要有所仰仗,需要信仰。

  普拉斯是在美国六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初期进行诗歌创作的,继而,七十年代的美国女性又形成过一次对传统婚姻的冲击,普拉斯从刚刚萌动的女权主义运动中获得强大的生命。仅仅说普技斯的诗描述的只有痛苦、失望是不够的,一个病人膏盲的人总是给自己制造“麻醉剂花瓶”,普技斯却在大声宣称:“我有过陈;日的伤口,但正在治愈它/只有到了某种痛苦和失望可以判走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只有自信自身具有强旺的生命力——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只有在这种时刻,才会但然地正视屈辱和沦落,把阴暗的精神气氛但然地公布于众。普技斯的诗看去象人性后退的地方,正是她最接近人性的地方,看去最黑暗的地方,也正因为她此处最接近光明。

  普拉斯将女人的肉体上的屈辱感沦落感以及情感上的极度困惑公之于众,这一切当然依仗于信仰。她坚信女人(她笔下的女人)的这一种状态不会再继续下去。她说:“我认为我将喜爱这样的称呼我自己:这个女孩要成为上帝。”

  普拉斯是以一种按近疯狂的冲刺,将商品社会里花花绿绿的美女背后的污垢暴露无遗,最终她发现她生活的世界“每一个女人都是妓女”(《莱丝奥丝》)“我握住我的手指头,十根白白的尖桩,/看,黑暗从这爆裂中渗漏出来,/我不能容纳这些,我容不了我的生命/”(《三女人》)显然,这种成就了普拉斯艺术的偏执,偏偏毁灭了普拉斯的生命。正如罗伯特,洛尼尔在给《爱丽儿》写的序里说的,这一切都“太过份”了。

  当然,在我们读完普拉斯时,我们会发觉我们又有理由好好地活下去了。因为我们必须走出普拉斯的世界。我们得问自己,我们究竟偏执于什么?  仰仗于什么?我们的信仰呢?

  在读普拉斯的诗之前,有必要了解她的生平: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年出生于美国。她是一位德国移民的女儿父亲是著名生物学家,曾撰写过研究野蜂的论著。母亲是澳大利亚人。她八岁时,父亲去世,使她从童年时代就有一种亡父的内疚感,一直认为自己是直接虐待并迫害父亲的敌人。同时对她父亲早逝而没有对她尽责任也有一种抱怨甚至怨恨。她从小就开始无目的做开始无目的自我奋发,靠奖学金读完了史密斯大学,获得学术和文学优等奖,之后又获得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此期间结识英国诗人T.休斯并同他结婚。生一儿一女,1962年10月离异,1963年2月自杀身亡。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歌创作鼎盛时期 正处在女权运动兴起的六十年代初,她无疑受到女权运动的激发, 她曾经说道:我预言“一个新的夏娃即将诞生”,普拉斯作为美国自白派的最典型的最成功的女诗人,她大量的诗歌创作正是在重建女性文化的思潮鼓舞之下产生的她大量的诗歌创作正是在重建女性文化的思潮鼓舞之下产生的,在她的诗歌中,除了对女性生存情感日常生活表现了她极大的关注之外,还对历史、政治、议会、战争、母爱这一类在男权文化中一贯被讴歌的被神圣化的形象进行一种解构和反叛,她以挑战者的姿态对文学史和历史上的种种神圣的偶像提出质疑和嘲讽。
    


  普拉斯离开人世间已有25年,她的诗,她的一生,长时间成为美国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对于热爱她、崇拜她的读者来说,她的真实遭遇赋于她作为作品之外的一种超乎单纯文学声音的意义。普拉斯短暂的一生是在一种自我格斗的神经紧张状态之中渡过的。她与许多才貌出众的现代女性一样有过学位、恋爱婚姻、事业、孩子,同时又有出人意外的插曲─发疯,从1953年少女时代一直到1963年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后自杀身亡,这期间曾有过多达十次自杀的企图。这种强烈的介乎于作规范的女人(做女儿、妻子、母亲)与作理想化的女人(作圣母,作女神,作缪斯)之间的矛盾的紧张的神经状态,在她的作品中表现成了:那些生活中极平易极简单的琐事,变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象征。

  普拉斯生前只出版过一本诗集《巨人》(1960年),曾经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死后出版的遣作有:自传体小说《钟形坛》(1963)、诗集《爱丽尔》(1965)、《涉水》(i97i)、《冬树》(i972)、《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集》(i98l)。

  关于普拉斯,迄今依然众说纷纭。

  为普拉斯写传的美国女作家林达·曼厄·玛丁(tinda  Wagner-Martin )引用一段普拉斯的话来说明普拉斯的创作动机:“我已学会从我的愤怒与我的快活以及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炫耀两者中取材,创造一种对读者强有力的可诵读的诗歌。”

  我手边还有一篇1962年10月30日普拉斯与渥尔先生关于诗歌创作与真实人生的一次对话,这是其中的一段:

  涯尔:你现在诗更多的来自书本而不是你自己的私生活吗?

  普拉斯,不,根本不能这样说,我认为我的诗是感觉和激情的直接经验下产生的。但我必须说,我不能同情这些来自心灵的嚎哭!那是针尖、刀子或别的什么,除此之外,不能告诉我的任何东西。我相信有一个人是能够控制把握体验的,即使是最为恐惧的体验;象发疯,遭受折磨,这一类体验,一个人能够用一种清醒的智慧的大脑把握这类体验。我认为个人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断断不是一种哇啦哇啦和视野狭窄的自恋者体验,我相信有一类体验关连到一些大事,一些要事,比如说广岛事件,达豪集中营之类,等等。”

  读到她今后的打算,普拉斯说她将努力成为一个有历史感的诗人。拿破伦、德国希特勒等等,战争,军事,令她“神魂颠倒。”普拉斯的这些话题在离她自杀之前的4个月时说的。这里展出了普拉斯的内心的另一番气象,一个博大, 开阔而丰富的普拉斯。

  而她的已离异的丈夫,英国桂冠诗人T ·休斯在为她的诗集所写的序言中回忆道:“她象一个工艺匠人精雕细刻她的诗句,如果从一堆素材中雕不出一张桌子,她也很乐意雕出一把椅子甚至一个玩具。”

  这又是一个普拉斯:纯真的缪斯般的普拉斯。

  难怪美国的评论家罗奇尔·拉特纳说普拉斯是“一位传说难以介绍的女诗人。”

  好一个众说纷纭,众说纷纭的本身正好说明普拉斯的成功。只有成功的作品,才会留一生真事与假语斑斓面目,诱惑人感染人,让后人不厌其烦地指鹿为马或抬马为鹿地这么那么地评论,热闹得轰轰烈烈,这正是成功的好作品的魁力。也许,凡是成功的好作品,都是超出某个流派某个小圈子的界限的。好作品,只好只用这么一个判定:好作品就是好作品。

  普拉斯的遗稿陆续出版后,在美国诗坛上激起了热烈的反应,成为自白诗运动的又一个高潮。近几年来,她的声望日益升高,被公认为当代世界英语作家中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毫无疑问,普拉斯已被众多的权威评论家说成美国自白派诗的代表,最为成功的自白派诗人。而她似乎也在努力把诗写成好象从她的神经末梢奔流出来的一样,然而我们不应当忽略了普拉斯在谈创作时说的对生命体验的“控制”“把握”,也许我们不必过份地炫耀我们的潜意识,感觉的奇异与灵敏,失去控制的种种意识潜流的审美价值全在于控制。“放倒警卫,别让他昏睡”(西班牙赫苏斯·穆那里兹语)这个比喻来说明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理性是恰当的。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离开了理性的支撑必竟是无法生存的,更不消说去写作,而普拉斯的大智大勇就在于用理性这一束冷光冷峻地剖析人生及自身的灵与肉,(包括潜意识,感觉等等,以及难以驯化的疯狂的情绪潜流),她诗中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意象和那些酷似自白的形象又常常暗示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喷吐的情绪常常遥指一种遥远的虚无,这时,诗中便出现不真实感和书卷气。那些所谓的“生活细节”常常成为构成一种神话的构件,由此,又可以说普拉斯根本不是自白,她的诗只是含有个人内心体验的成份,这种成份是生活的影像,而不是事实。    

  早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普拉斯就与休斯等诗人一造就诗歌的创新进行过研讨和大胆尝试。从她早期的创作开始,她就开始了将一些带着生命体验而又超越现实的幻影同神话相联系的追求。如果说她的诗是“自白”,大概要归结于她所采用的那些“生活细节”了。谈到普拉斯诗中的“生活细节”,我们不应忘记她曾经学过医,她有一些助产土和从事人体解剖,移植人的各种器官的朋友,她热爱她的这些在实际操作领域中认识人并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朋友们。她还有一位养蜂研究蜂的生物家父亲,这些经历大概对普拉斯冷峻地剖析人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真正感动着我们的除了普拉斯的真诚与智慧之外,我以为主要的还是她的冷峻,她的冷峻像一把手术刀,成了一间空屋子里的阴影——将世间生生死死一一溶人她的黑色长袍之中。普拉斯的美是智慧女性之美,是罂色与深红,是铁与血。她属于梦,她的美是一种冷峻的美。她的想象力发挥到了一种极敏捷,极透明的程度——一切人生体验都与冥冥之中的虚无相关连,部化为一种潜语言。普拉斯的诗歌是她几近疯狂的生活中唯一清晰的由她创建的激动人心的有秩序的国度。她的诗在启示式的比喻中纵横驰骋,造型轮廓是短语式的,口语式的,有些甚至象童谣和连祷诗,如《扰人心烦的缀斯》与《爹爹》等等。普拉斯的语言在现代诗人中,是值得研究的。

  由此,在翻译过程中,我感到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持普拉斯的风格,也许译诗是一件最费力不讨好的事。难以传递的神韵,语义在破译及再由汉语言传达时也许被筛漏待所剩无几。我只得力求用一种比较接近的汉语言的口语式表达,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只有硬译。而且宁愿硬一些,却绝不能肆意藻饰它们,宁可野一些,质白一些,不可任意雕琢,去“民族化”,而使它失去冲击的节奏和进吐的方式,更不可以故弄玄虚,将一些明朗平易的诗句弄得晦涩难懂。

  我的学识太浅了,这本书的译诗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仅仅是我认识的普拉斯,也只因为我想认识普拉斯,才有了这些译诗,今天当我要把它奉献给读者时,我有些忐忑不安。这投向普拉斯的浅浅一瞥目光也许能激发更多的人去认识普拉斯与美国诗歌。

  于是我尝试着这么干了。

  原著见西尔维妞·普拉斯[美]的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有唐荫荪、钟友循、李贻荫先生校正。

  在此特向诸位翻译界长辈和朋友,向我现居美国的朋友贺宁基女士致谢。
                          
            1988年5月30日
            脱稿于长沙市黄土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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