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 ⊙ 笨拙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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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点透视下的诗人灵魂思想史    

◎杨克



散点透视下的诗人灵魂思想史

                ——读杨克诗集《石榴的火焰》

 

赵目珍(北残)

 

 

    历史上对诗人的诗作常有“诗史”的评价,认为诗人创作的诗歌内容反映或者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从客观的角度看,诗歌是有这样一种价值。不过,我相信任何“史式”的艺术都饱含着艺术家思想的回环以及灵魂的舞动。诗歌既然是诗人创造的艺术品,那么从其内容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无疑只是一个“影子”,甚至是加工过的“影子”。然而,我们从作者的在场(或思想的主体性)来看呢?从这个角度看,则诗歌必然是诗人的灵魂、思想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思考和判断,尽管诗歌中回旋着的思想在很多情况下是时续性的,但是其思想灵魂却永续。因此,我认为诗人一生的“诗系”必然是他(她)个人内心深处的一部灵魂思想史。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灵魂是全备了营养、感觉与理知机能的灵魂。唯人类具有理知灵魂,能作实践思想(考虑情实),也能作纯理思想。并且,在灵魂功能的两大方面之中,“思想(理知)”、“审辨”与“感觉(认识)”是其重要功能之一。亚氏还说:“灵魂作为一个‘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机体的‘形式’,必然是‘其本体的实现’。”如此,我们说,“知识人”(即“知识分子”,用余英时先生观点改)之所以为“知识人”,并不在其所具有的形体、知识本身,而在于其通过知识使其“知识人”的身份得以实现。从中国“知识人”思想灵魂的发展历程看,我觉得这一“实现”大约涵盖了三个层面:中国“知识人”独有的“志道”传统(承担精神)、对传统文化的浸思与批判以及个人情感取向的舒展。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其理知灵魂的重要内涵之一,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士文化”所保留、延续下来的“志道”传统,儒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中国知识分子的“志道”后来形成一种“言责”的承担精神,这滥觞于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先生们的“不治而议论”,后世“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与之一脉相承。这种承担精神经过无数时代的浸染已然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当今一些知识分子的身上这种承担精神仍然存在。杨克曾经在多种场合表露:“一个诗人应该呈现你所在的时代的语境,告知存在的本相。”(吴敏、蒲荔子《杨克: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汉语诗歌的资源,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当下的、日常的、具体的生活。”(《我的诗歌资源及写作的动力》)我相信,这就是一个“知识人”灵魂深处隐藏的“心识”——理知机能。当然,也还有更广博一些的认知。比如在一次和诗人骆英的对话中,杨克说:“在我的写作立场里,文学的标杆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而是几千年的人类文学。从更长时间的文学谱系出发,我认为诗人和作家应该对自我之外的世界发言,应该并不仅仅追求在文本上突破,也要探索怎么传递人的普遍情感。”(吴敏、蒲荔子《杨克: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其实,正如上述所说,诗人对于诗歌的写作,“文本突破”只是一种手段,而“告知存在的本相”、“传递人的普通情感”则是其思想灵魂深处所舞动的史帜。

     《石榴的火焰》中最突出的诗歌,无疑是《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两首诗一写“祖国”,一写“人民”,意象宏大,立意深远,而皆从小处着笔。写“祖国”,偌大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山河,以及浩浩十三亿人民,诗人只让你从“一颗石榴”中见之;写“人民”,诗人只让你从“残损的手掌”、“艾滋病患者”、“光棍”……一直到“丑角或配角”等“三教九流”中见之,从“街道上”见之。对于“祖国”的“呈现”,“石榴”是一个观察口,同时是一个隐喻,诗人从其中看见了“一个个省份”,看见了“头戴花冠的高原儿女”,同时也看见了“一道裂口/那些餐风露宿的兄弟”。对于“人民”的“呈现”,虽然诗人在诗中列举了那么多的“人民”,其实就只为造就一个“反语”,一个惊人的“悖论”——真正的“人民”我们并未“遭遇”。让我们再回到对“小处着笔”的诠释。我个人认为,从“小处着笔”其蕴藏着的深层意义有二:其一,“小处着笔”体现出一种底层关怀意识;其二,“小处着笔”反映着诗人内心深处的“灵魂观察史”。杨克曾说:“很多年生活底层的经历,奠定了我的诗追寻存在意义的基调。”(《与文学有关的片断》)“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是诗歌的在场。”(《二十一个问题:回答一份书面采访》)我想,这两处话正可以作为诗人创作《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最好的诠释。民间的立场,其实也正是诗人“灵魂观察”的立场。

    《石榴的火焰》一书中,《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和《人民》位居诗稿之首,可以说是定调之作。当然,由于诗歌的写作有其特点,相对于连续的时间、常驻的空间和自在的历史而言,它都不过是断裂的碎片。同样,相对于诗人的灵魂思想史,它虽然在意识上伏脉千里,但其呈现也不过是一些被捕捉来的“散点”。阅读者阅读诗歌,与参观历史博物馆不同。从一个主体去发现另一个主体的思想、灵魂“伏线”是艰难的,因为诗人在无意识中对其再现的对象进行了筛选。但是,诗人的灵魂史的仍然可以通过诗歌中的“散点”来进行透视和捕捉。如《高天厚土》开篇即言:“江山是皇家的/河山才是我的祖国”,它明确地告诉我们“爱国”爱的应该是中华版图上的山河,而不应该是“皇家的江山”;接下来,写黄河“那道深深的血印子”,这“血印子”既是黄皮肤的印信,同时诗人也不讳言她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灾难,“越来越高的黄河/是警句是箴言/就在我头上喧嚣流过”,这可以说是对民族危难精神的一种书写;再如《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写土地开发商“跟水稻争地,跟玉米争地/跟黄豆高粱争地/跟住在老宅里的男女老幼争地”,农民工们种出鳞次栉比的“黄金屋”,却住不起“蜗居”,揭露出中国当下“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可似乎并不被高高在上的国家所掌控”的现实;《有关与无关》借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有关与无关”,旨在揭露“在这个国家  很多人装出与民主无关/可有时他们不得不偷偷使用这个法宝/来对付那些比他们更弱小无助的人”的“虚伪本质”;《钉子与铺路石》揭露当下现实中强拆迁与“钉子户”的严重“对立”现象;《震惊》写1971年在中国发生的某历史大事的“猩红”观感;又如《黑色的12》写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哭泣的那些“灾难”;《集体蜂窝跑出个人主义的汽车》借写具有中国特色的“黄金周”“免费通行却迤逦千里”的“壮观”,来传递一个人“普通的情感”,但这“普通的情感”又是共性的;作者甚至在野生动物园中觉悟到了“兽道主义”:“一切动物都很美/热爱它们,需要远离人类”,这是多么具有痛感美的人生体验。所以,在杨克看来,仅仅是观察和关注还不够,“‘关注’是一种生命的姿态,‘告知’是一种艺术的姿态。关注首先要明察人生的真实图景,勇于面对生命或乖谬或荒诞或不可告人的种种欲望。诗人在和世界相遇的时候,目光并不仅囚于自身,他总是从自身出发,动身上路走入人群之中,关心群体的生存环境,以天赋情怀宽宥庇佑人性人心。缺少对自己心灵的观照,他必是蒙昧的;缺少打动人群的力量,他必是虚弱的。‘告知’使诗人的写作从个体出发,而具大众的意义。”(《在一千种鸣声中梳理诗的羽毛》)在这里,诗人提出了“告知”对体现“知识人”身份的重要性和庞大意义——这亦是诗人应有的承担之境。

     对传统文化的浸思、批判(或解构),亦是中国当代“知识人”实现身份认知的一种方式。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谓“作实践思想”,可以用刘向《说苑·佾文》中的“辨然否、通古今”来衡量。前已述及,诗人的灵魂史不仅体现在“集体无意识”承传下来的“志道”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也在诗人的灵魂史中舞动着。就《石榴的火焰》的诗稿来看,集中涉及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就有黄河、长江、秋天、月亮、清明、涠洲岛、黄鹤楼、苏东坡、杜甫、长相思、长恨歌、香山普门禅寺观音祖庭等,这些文化元素在中国人心目中几乎都是耳熟能详的,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潜意识书写也是诗人灵魂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不过,在对这些文化元素进行书写时,诗人处理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直接抒情的(因文化的浸染),有通过融合古今的方式对史纪进行缅怀或抒情的(因文化的浸染与思考)。集中通过直接抒写来涤荡情怀的,如《黄鹤楼》、《己丑年夏日再登黄鹤楼》、《三苏园祭东坡》、《新长恨歌》、《谒香山普门禅寺观音祖庭》等;通过融合古今来宣导情感的,如《东坡书院》以今衬古;《涠洲岛》借广西北部湾名为“涠洲岛”的小岛,将古今中外融于一炉;《长相思》也是古今交融。

    当然,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诗稿中对传统文化意象进行解构(或批判)的诗作,比如集中写及长江、黄河、月亮、清明的诗篇就是如此。黄河、长江本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常人写及,多会将其描摹得气势非凡,悲壮如山,如史诗般沉重或灿烂。然而,杨克写黄河只是传达直观、真实、切身的感受,他借一个四岁孩子对黄河的莫名认同,来写国人潜意识性地承祧“黄河血脉”的神圣(《我对黄河最真实最切身的感觉》);写长江呢,触及的是三峡截流,并直言“而今我们借‘文明’之名/将它拦腰截断”,然而江水执着地涤荡,“悲哀的并非我们不能阻止它/而是无法追随它”(《长江》),将看似有力的“拦截”化于“无法追随”的永叹当中。再比如诗集中两次对“月亮”的书写,《乡愁消隐的月亮》通过对各种传说的消崩来瓦解代表了“人类共同的乡愁”的月亮;《八月十五的月亮》则通过“城里那些有钱的女人/抱紧出轨的爱”的社会现实来瓦解本代表“团圆”和“乡间那轮美好纯洁的回忆”的月亮。另外,像对“清明”(《清明》)的书写仿佛也是打破了常规。在当代的诗歌理论研究中,关于诗学如何接续传统一直是一个探索中的话题。杨克曾说:“古典与现代,有差异、有代沟,却又有相同的基因,……并非生活跟西方接轨,现代诗跟古典诗就完全丧失了对话的可能,个中的隐秘和牵连是汉字。研究古典与现代的关联,可更多地从语言和文字入手,发掘中华文化母体内在无法割断的精神脐带。”(《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大会暨“诗歌:古典与现代”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他的这些诗篇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个人情感取向的舒展,是中国知识人身份实现的第三个层次。杨克祖居广西,自上世纪90年代甫到珠三角地区,当时的广东处于改革风口的浪尖,他在对深圳、珠海、广州进行巡回之后,也开始对岭南(广东)的文化进行反思。比如,这部诗稿中写到这方面的地域文化元素就有岭南、孙文、辛亥革命等。集中的《岭南》一诗,可以说是对广博的岭南(广东)文化的缩影式书写,而孙文则是中国近代史上广东的杰出人物,写广东不可能不触及孙文以及他所领导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辛亥革命。杨克在广东二十余年,思想灵魂中不可能不对广东的地域文化有所浸染与反省,所以集中写到孙文或与孙文有关的就有《孙文纪念公园》、《孙中山》、《孙文西路》、《辛亥革命》等诗篇。诗集中另有写及我国边陲风景的诗章,如《额尔古纳的白杨》、《若尔盖草原》、《海天上的草原》、《青黄》(仿河湟野曲“花儿”)、《江河源》、《达里湖》、《郎木寺朝拜》等,从内容看主要是抒发诗人一己情怀的作品。当然,这也是诗人“灵魂思想史”书写中的一部分,尽管以“小我”的情怀出之,但不可忽之。

     不过,任何历史时空中的个人与“时代场域”的融触或扞格都必然使他烙上“时代场域”的色彩,哪怕你的灵魂仅仅是向哲学层面的深度拷问,一段时空的历史过往之后,都也会发现任谁的写作也无法达到永恒的梯阶。但是,这仍然不能让真正的“知识人”停止追寻的步伐。杨克曾经说:“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哪怕所写的是再世俗不过的生活,发现诗性就意味着神性乍现。将生存现场转化为精神现场,这就是一个诗人的使命感!”(吴敏、蒲荔子《杨克: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石榴的火焰》虽然仅收录诗人近年尤其近三年内创作的诗歌64首,但其间既有对人类历史范畴的宏观思索与平章,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思索与解构,甚至还包含对小我情怀意义上的灵性抒情。“灵魂”是个大概念,“散点”则既可以宏大,亦可以细微。大约十年前的时候,杨克就曾坦言:“只有心灵在场的写作,才能润泽人的灵魂。”(《回到生存和心灵的现场》)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石榴的火焰》中诗歌的书写都渗透着诗人的“灵魂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中论及躯体与灵魂是否分离的问题时,前后出现了矛盾。一者认为“人身死灭,人魂与之俱亡”;一者认为:“人身死灭,植物灵魂、动物灵魂与人类精神的实用心识与其人而俱亡,纯理灵魂则在人身死灭的顷刻,脱离尸骸,还入宇宙而得以自由常在。”后者的解读,无疑体现出了“纯理灵魂”的博大、永恒与纯真。我个人的情感取向偏于后者,因为我觉得正是这——在人身死灭之后“还入宇宙而得以自由常在”的“纯理灵魂”——的浸染使得我们中国“知识人”身上的“好的传统”一直延续并存在着。

 

参考文献:

1、杨克:《石榴的火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2、吴敏、蒲荔子:《杨克: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30cd80102e361.html

3、杨克:《我的诗歌资源及写作的动力》,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4、杨克:《与文学有关的片断》,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5、杨克:《二十一个问题:回答一份书面采访》,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6、杨克:《在一千种鸣声中梳理诗的羽毛》,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7、杨克:《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大会暨“诗歌:古典与现代”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30cd80100leyy.html

8、杨克:《回到生存和心灵的现场》,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0、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2013-10-29晚初稿,2013-11-5改订于深圳罗湖弗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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