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朝 ⊙ 马新朝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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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光和颂词,呈现那些阴影和沉默

◎马新朝




 
               ——读马新朝近作
 
霍俊明
 
   
在我看来,马新朝属于愈久弥坚的诗歌写作者。这不仅在于时间的逆光处马新朝对内心渊薮和生命存在的极其精细、彻底甚至不留半点情面的自我挖掘与自审探问,而且还在于在那些时代的“废弃之物”上重新发现了暧昧而隐秘的历史和当下的榫接点。马新朝为我们提供了个人精神谱系上的时代光谱分析以及令人唏嘘感叹的“地方性知识”的残留和耗散。正如《曼德尔施塔姆》一样,诗人的疑问、自问和追问给我们撕开了这个油腻腻、软乎乎时代被遮蔽的冷峻和残忍的一面——“用词,把谎言和恐怖 / ——固定在年代的 / 塔尖上”。遗憾的是,当下很多诗人都丧失了这种“常识”。
他近年来的诗歌写作不断在寻找修辞和精神之间双重的难度。对于时下愈加流行和蔓延的“新乡土诗”和伦理化写作我抱有某种警惕。这不仅来自于大量复制的毫无生命感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缺失,而且还在于这种看起来“真实”和“疼痛”的诗歌类型恰恰是缺乏真实体验、语言良知以及想象力提升的。换言之,这种类型的诗歌文本不仅缺乏难度,而且缺乏“诚意”——“这年头 / 更多的声音不是以自己的面貌出现 / 它们会发叉变种”。吊诡的则是这些诗作中不断叠加的痛苦、泪水、死亡、病症。在这些诗歌的阅读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诗歌所处理的无论是个人经验还是“乡土知识”都不是当下的,更多的诗人仍在自以为是又一厢情愿地凭借想象和伦理预设在写作。这些诗歌看起来无比真实但却充当了一个个粗鄙甚至蛮横的仿真器具。它们不仅达不到时下新闻和各种新媒体“直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且就诗人能力、想象方式和修辞技艺而言它们也大多为庸常之作。我这样的说法最终只是想提醒当下的诗人们注意——越是流行的,越是有难度的。我不期望一拥而上的写作潮流,然而事实却是各种媒体和报刊尤其是“非虚构写作”现在已经大量是关于底层、打工、乡土、弱势群体、城中村、发廊女的苦难史和阶层控诉史。在社会学的层面我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愤怒者,因为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虚假、不公、暴力和欲望。但是从诗歌自身而言,我又是一个挑剔主义者,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了上个世纪在运动和活动中诗歌伤害的恰恰是自身。
回到马新朝的诗歌,我却在这个时代流行的文字之外发现了那些寂静的阴影和更为深沉和隐秘的部分。在《光》这首诗中我们没有看到诗人像以往那样给“光”覆盖种种的意义和象征,而是在类似于诗人精神漫游和极其细微的观察和考量当中将“光”与“存在”和“真实”榫接和融合在一起。诗人不仅注意到“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复杂存在(二者不仅界限模糊而且还容易形成种种假象),而且那句“不要赞美”深深震动着我。因为我们面对那些强大的象征之物(比如大海、太阳、光、时间)往往轻易地发出赞美和敬颂之心,而正是这种惯性的认知和写作思维使得诗人失去了个性。这也必然导致大量的诗歌文本的短命。在马新朝所迎设的“光”那里,我们得以与那些曾经无比熟悉的朴素之物相遇,比如老人、新娘、村子、篱笆、牲畜、房屋、烟囱、原野、蒲公英、麦苗、芦苇等等。这可能会引起阅读者和评论者的一些疑问——这些事物太过于司空见惯了吧?现代诗人不是都在反复抒写吗?然而我们循着“光”和这些熟悉之物继续深入和探询就会发现另一种空间和深意——这些曾经无比熟悉和亲切、温暖之物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在“光”中我们看到的是当代有着乡土经验和前现代性情结的诗人的集体追忆和挽歌。这是诗人对一种“根性”存在的寻找和返回,尽管我们寻找的正是我们所永远失去的。在“光”那里我们目睹的却是无尽的寂静阴影和沉默的伤痛。我们可以注意到《光》这首诗的第3节中反复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词“会”,这正是诗人的热望和想象。然而现实真是如此的吗?这正是诗人在平静的抒写中所要发出的静水流深般的追问。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定马新朝所要做出的努力就是拨开那些光和颂词来寻找那些寂静深处的阴影和沉默。
循着这些“光”继续前进我们又在寒噤中领受了死亡的阵痛和更具生命感和玄思性的光明与未明的黑暗。《亡友的电话》这首诗触动的正是每个人最为脆弱不堪的神经。一切都已经如草芥一样悄然逝去了,而吊诡的是几个数字组成的竟是永不磨灭的记忆。实际上这些已经足够虚无的数字却恰恰形成了一束记忆的强光,只有沿着它前进我们才能追溯往昔和无比鲜活的过往,才能在光线的尽头迎面撞上我们的宿命——未明的暗处与死亡的阴影。我们都企图打开那扇黑暗与光明、死亡与存在临界点上的那扇窄门。尽管这只是虚妄,但是虚妄却成为我们唯一的精神取暖之物。面对死亡和逝去,我们都会成为心事重重的哲学家。在我的手机里也同样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些逝去的友人的电话号码,我不敢去触动他们。当我在北京喧闹的街头在手机里发送信息和寻找某个人的电话号码时,那几个逝者的电话在不经意间会与我不期而遇。在一个迅速拆毁迅速遗忘的年代,只有手机能为这些号码留一个位置——为我们的记忆留下一小块安静的伤口。
诗人在喧闹的街头仍在继续寻找和诘问——谁也不能让一个诗人停止在内心充满旧日的时光和堆积“旧物”。在当下优秀的诗人那里,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们都呈现了特殊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不是地理和地域,而是真切的个体和几代人与出生地、故乡、乡土中国、生命成长史和精神见证史焦灼在一起的。循着“光”还有那只“旧灯笼”,在马新朝的《听音乐》和《郊外的中午》等这些诗我们就能够发现这种地方性知识带给我们的是不容乐观的酷烈现实以及时时被撼动的脐带式的记忆——宅基地、寨墙河、旧仓库、旧时的门槛、旧草帽、无水的池塘、废弃的厂院。这是否如当年的一个诗人所喟叹的“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这顶旧日的破烂的草帽是否能够阻挡新时代的烈烈酷阳与扑面呛人的城市粉尘?马新朝恰恰在不断寻找新时代的“废弃之物”。在这些不再被关注的场景和细节中诗人在不其然间同时与历史和现场相遇。这种看似日常化的现实感和怀旧精神正在成为当代中国诗人叙事的一种命运。在这种精神事实和词语现实当中我们能够反观当下的诗人写作远非轻松的一面。对于地方性知识和废弃之物的寻找实则正是重返自我的过程,而吊诡的是众多的诗人都集体加入到新时代的合唱当中去——他们企图扮演文化精英、意见领袖、屌丝代言、全球化分子、自我幻觉、中产趣味、底层伦理、政治波普和江湖游勇。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加剧以及文学自身生态的变化和调整,无中心时代已经来临。个体的精神境遇和建立于“遗弃之物”基础之上的“地方诗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除根”过程。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孤独、痛苦和无根的彷徨不纯然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离开“出生地”而再也不能真正返回的结果,而在于地方性知识丧失过程中我们无以归依的文化乡愁和精神故乡的日益远离。我们将继续在诗歌和文学中寻找文化地理版图上我们的基因和血脉,寻找我们已经失去的文化童年期的摇篮和堡垒。2011年我在台湾最南部的屏东讲学时读到了一本名为《我在我不在的地方》的书。多么吊诡的命运!我们必将是痛苦的,我们可能必将惨败——“他在寻找已经不再存在的东西。他所寻找的并不是他的童年,当然,童年是一去不复返的,而是从童年起就永远不忘的一种特质,一种身有所属之感,一种生活于故乡之感,那里的人说他的方言,有和他共同的兴趣。现在他身无所属——自从新混凝土公路建成,家乡变了样;树林消失了,茂密的铁杉树被砍倒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树桩、枯干的树梢、枝丫和木柴。人也变了——他现在可以写他们,但不能为他们写作,不能重新加入他们的共同生活。而且,他自己也变了,无论他在哪里生活,他都是个陌生人”(《流放者归来》)。既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人都在痛苦地经受“失根”和“离乡”的过程,而现在中国这个在东方现代化路上狂奔的国度又怎能幸免于一体化的寓言或者悲剧?
我们都不自觉跟随着新时代的步调“前进”,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冷眼中折返身来看看曾经的来路和出处。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企图完成重新涉渡的过程,但是他们又很容易地成为了旧时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歌者。一种合宜的姿态就应该是既注意到新时代和旧时代之间本不存在一种界限分明的界碑,又应该时时警惕那些时间进化论者和保守论者的腔调。当明白了时代和历史,现场和记忆,个体和时间之间不可分割的一体存在的事实,我们就能够在马新朝近期的诗歌中发现那些寂静的阴影和沉默的份量。而对于那些伟大和宏大之物,还是暂时让我们搁置顺口违心的颂词而暂时或长久保持沉默吧!因为对于诗人和语言而言,身边之物更为可靠,内心的纹理最为真实。诗人即使对于自身的存在也要学会时时倾听那些不同甚至分裂的声响。因此,正如诗人自己所言——“因此,大多数时候,我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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