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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磊16问专访诗人野牛(下)

◎高玉磊



第九个问题(高玉磊16问专访诗人野牛)
  
  
  
  
   高玉磊:第九个问题,余怒曾说诗歌的先锋性不是一个流派的写作倾向和风格,而是一种写作精神,它的内涵是叛逆和超前,意味着对权威的怀疑、对旧事物的扬弃、对循规蹈矩的不满和创造的激情。可以说,这是每一个称得上诗人的人所须具备的素质——基本素质。它不是一时的,而是艺术的伴随物。”你是怎么看待诗歌的先锋性呢?
  
  
  
  
   野牛: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和主张。事实上我的诗歌和做人就是这种印证。这也是许许多多前人的作品和做人的印证。只不过在一个专制文化的氛围里,这样做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但是命定做一个诗人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诗人骄傲的代价,并不是悲哀!就像齐国的那个太史令,要当太史令就要秉笔直抒,剁头也无所谓。崔杼杀了庄公,太史令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大怒,斩了史官;其弟继任,仍书: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斩了其弟;其小弟又继任,还是直书:崔杼弑庄公。在文人士大夫宁死也要尊重事实的精神面前,崔杼只好放下了屠刀。比起齐国的太史令,我们的遭罪不值一提了,但我们的正直精神不要相去太远。
   说到先锋性这点,先锋首先是一个历史学概念,时间概念,发展概念,相对于现实而存在。因此先锋一定是边缘性的,非主流的,精英性的。它不是一个大众概念,不是一个世俗概念。诗歌的先锋性也秉承这个概念的一般特质,即它的精英性、前卫性、非主流性。这是一个永远变动的概念,因既定环境的变化而内容和实质不同。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区域,这种先锋的特指也会有差异的涵义。比如在北美,先锋文学呈现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主义特征,而在南美,则是魔幻现实主义特征;前者突出了它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环境背景,后者则是改造了它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如中国和西方的先锋文学之比,西方由于没有意识形态高压、言论封锁,因而它的先锋指向一直主要在于自我消解,前卫实验等等方面,而中国如果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就谈不上什么先锋性。在中国的后现代“自我消解”非常可笑,你没有发现你没有自我!因为你在一个不允许自我存在的社会。我不想和你进行哲学争论,我只是在辩说我们的一种可怜,也包括你!
  这样看来,先锋诗歌就包含了上面余怒说的全部精神,外加既有现实的诸多先锋实因。当然,艺术还是有它的形式、语言、审美等等专业上的考量,先锋诗歌受它主题、思想、内容、语言等方面的影响,体现出来的整体的诗歌审美是和它的先锋精神一致的,形式也是不同于世俗创作的。以我的诗歌为例,仅在语言上它们也是全裸的、毫无顾忌的、不考虑任何违背自由意志的因素的干扰,这样在语言外在(形式)和审美感觉上(诸艺术因素诉诸情感的内在把握)就达成了整体精神的一致性,形成一种特定的、个人化的诗歌文本。
   至于在现在,什么样的精神含义构成先锋性?我认为:后现代这种主要以被动(或曰小机灵的退守消解)消解为主体文化特征的批判思潮已经过时,在中国也已经过时。商业主义、后物质、城市化、高科技化、消费文化,在生活中抬升为主位,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引起的巨大不公平造成的巨大贫富不均,正构成新的先锋基础,错杂的莫可辨晰的是非善恶正在铸造新的历史,先锋正在考量着我们的良知,这一轮我们有资格不站在穷人的一边、弱者的一边。但那样就不再是一个诗人,一个先锋诗人。
   穷人和富人,是一切社会共有的差异,想消灭它是一厢情愿的!最后谁都不感谢你,毛主席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就是人性。穷人人多,占社会的大多数,但他们拥握财富太少,发言权太少,运用权力太少;和平时期跟穷人站在一起是明显吃亏的!但动乱时期、战争年代、数量优胜时,则必须跟他们站在一起,不然就要吃大亏,土地革命时的地主老财吃得就是这种亏。富人虽然人少,占社会的最少数,但他们拥握大量的财富,发言权大,运用权力大;和平时期跟富人站在一起是明显占便宜的!但动乱时期、战争年代、数量优胜时,则必须不跟他们站在一起,不然就要吃大亏,打土豪、分田地时少数人就不管用了。但革命是很困难的,不是车到山前,大多数人是不会放弃既有财富或既有羡慕的。现在是和平时期,所以我说和穷人站在一起要考验我们的先锋良知。不过政治家、宗教家就不一样了,他们要普渡众生、要拉选票、要有政治基础、要安定团结,那穷人还是一张政治大牌!
   把各类先锋现象集中一下,可归结为如下种种:
   先锋一:追求富人养活穷人的社会理念,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公共设施、吃饭等全免费,作为穷人,社会必须为他们提供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待遇;但他们有可能没有轿车、别墅、二奶、身份等等;作为富人,他们必须缴纳富人税,承担社会的文明义务;但他们有可能有轿车、别墅、二奶、身份等等。
   先锋二:断裂式或称跳跃型政治改革实验,在中国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特区,全盘西化。或将深圳经济特区升格为政治特区,尝试断裂式或称跳跃型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先锋三:支持基地组织,维护宗教平等。
   先锋四:本土艺术跨越海洋,干预全球生活,探讨在语种、生活、遥距离、背景不同的情况下,中国艺术如何有效地影响人类。2006年12月31日,诗人野牛谴责美国民主的诗作:《民主:2006年末的羞耻》就是这种干预的前试。这种明确的矢量,不同于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的自发创作。
   先锋五:反城市化,反生活质量垃圾化。
   先锋六:要求开放国界,中国移民自由化。
   先锋七:实力社会正在快速地取代过渡的和谐社会。(《实力社会》作者野牛)最前卫的诗歌、艺术等必须与生长着的实力社会一致。
   先锋八:由守利益的安定团结型官僚向积极进取、刺激社会活力、追求创造性价值的中兴强国的政治家移位。
   先锋九:超越民主。
   先锋十:自由思想者不是只要反共,更要反美。中共不是敌人,美国也不是亲爹。自由是一种绝对的独立。
   先锋十一:艺术必须挺起,扔掉“自我娇情”、 扔掉“所谓消解”,到生活中去,和生活站在一起。在新的历史的潮头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先锋十二:搁置“唯物论”“唯心论”,知识性的本体论争论失去意义,哲学应该为新的社会理性提供基础。我们提出“实时良知论”,善或恶决定社会嬗变和社会形态。
   先锋十三:隐性物质决定未来。

高玉磊:第十个问题,罗伯特•弗洛斯特认为,诗的形质是跟恋爱一样的。好比火炉上放块冰,它自会逐渐消融。诗一旦写成可以修修改改,但写不出来却不能滥捶、强扭。一首诗最可贵的特质就在于:它有自己的运行轨迹,而且会带着诗人一起跑。你的诗歌形成也是有轨迹的吗?是你牵引诗歌,还是它在牵引你的灵魂?
  
  
  
  
  
   野牛: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胸有成竹”,强调下笔时应该烂熟于心,呼之欲出,情境和对象跃跃欲试,激奋着你的情感,让你非命笔而不止。这样构思成熟,酝酿成熟后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硬拼硬写的情况。这需要一个过程,可长可短,比如偶发情怀、灵感等等就有可能是一瞬间的偶得。它们虽然涌现时间短,但从“胸有成竹”来看,一样是构思饱满的。这是写作的一般情况。
   对命题做文章,现代的职业创作而言,也是可以“硬拼硬写”的。这是说虽然下笔之前应该“胸有成竹”,但进入对象的方式和路径也可以是不同的:可以感发性的,也可以理性的;可以生活在先,也可以预设在先。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感而发,进入的角度好,语言表达的好。
   唐人贾岛的“推敲”之诗,就是有名的锻炼文章之做法。“僧推月下门”锻炼为“僧敲月下门”,历时颇久,耗力颇大。为文学史上的名典。“僧推月下门”是未锻炼之前的句子,配上句“鸟宿池边树”,有草创之感。这是贾岛的生活行为,贾岛是个僧人,归寺应该不会有生疏感,就是在行脚之中,也不会有俗界的客套。所以我说“推”是他的照常动作。但从诗歌审美来看,尤其是配上一句“鸟宿池边树”, 则“僧敲月下门”,一“敲”字,把夜深人静、月夜空茫、宿鸟悄寂反衬得更突出了,增强了夜归僧人的情境再造,艺术上的考量增多了。这也是“推敲”的创作价值。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赞赏这种两年成一句的搞死人的“推敲”,这种时候,往往是些花拳绣腿,才思乏然的结果。
   当然,不是说炼词炼句修改文章不重要,事实上构思就是一个多比量、多琢磨的生育过程,就是“孩子”落地了,也还有修修补补的工作,每一个作家都知道这些。但是我还是喜欢浑然天成的作品,神韵天来。人的意识和修养是十分有限的,而人的潜意识却遮蔽了生命的巨大矿藏。古人想了很多办法来发掘这笔珍藏。比如陈抟老祖的12种睡法就是他的通仙通道的一种法宝。我也喜欢睡懒觉,整个上午都在睡觉,不接所有的电话。下午3点以后,才进入意识工作。我深深相信:只有睡觉才能将潜意识的诸多能量释放到意识层,意识译获它们后,就是最好的创作或素材。那些大量的在黑暗中潜藏的意识把握不到的生命之能会让我们惊讶不完。因此我的很多文人朋友,他们一年四季都起得很早,却所获甚少;而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睡懒觉的懒虫,却不知道为什么那样高产?!秘密只有一个,就是狂睡懒觉!起用下意识构思法!下意识用它绝对的天才,异常出色地为我工作着。我有一种经验,常常想好一个题目就放下了,表面上停止了工作,其实没有,下意识仍在我们不知道的状况下持续地工作着。过了几天(或长或短,长到几个月几年,短到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突然却有了,拿笔一挥而就。这就是我的下意识构思法,真的,你试试!当然,下意识也会出现“怠工”的行为,即你一撒手不管、不闻不问,它也跟着你学,不闻不问了。很多脑中的念头就是这样消失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只要你提醒它三、四回,即把它拿出来再“意识意识”,它就不会忘记了。一定能把构思的果子结出来。
  按照你那样说,有一种“诗歌先在论”的观点,即:不是人创造诗歌,而是诗歌创造人。这接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不是言说者在言说,而是言说使言说者言说。这在言说者之上增加了言说的存在,将形式主义的语言本体化、本体论化。作为一种美学理论,起先是很新颖的,尤其是运用在语言学上。但是这样把“文本”无限夸大,绝对化,实践结果并不好!如西方的某些抽象绘画、后现代那些完全强调“文本”的诗歌、形式主义美学批评等。
   创作是很丰富的,无论从源体、载体和受体来看,都是如此。再好的一种理论,单方面看重它,就会适得其反。这犹如你掬起一捧海水,分析出如何如何的纵向横向、整体微观的理论体系,它们都只是一捧海水,海,也许没有你的理论,但你只是一捧海。大巫和小巫就在这里。
   1987年,我写过一篇语言美学的文章:《进程之四:情境和语言淡泊》,论述了语言的四种功用,也是我认为的语言史的“进程”走向。第一种功用,文以载道。语言只是工具,为表达意思而存在。因此它处在仆从、附属的地位;第二种功用,得义忘言,或得鱼忘筌。弱化工具的作用,以突出“义”本身。语言弱化到不存在的地步。让人“得义忘言”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境界;第三种功用,情境化语言,语言的要义在于审美,突出“我”的审美含义。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仅仅只是情境化语言的“进入”或“外出”的差异而已;第四种功用,语言本体论。语言不再是从属于谁,而是它就是最高目的,最后目的,语言决定诗人和“文本”。和维特根斯坦的言说论很一致,但是我并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他的理论。维氏的理论时髦(在中国)应该是在90年代以后至90年代中期。88年考武大中文系插班生,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武大规定:未发表的文章,只要有两个副教授以上级别的人鉴定一下,也可以。邓晓芒和张志扬给我写鉴定的文章就是这篇:《进程之四:情境和语言淡泊》。当时邓是武大哲学系的副教授,张是湖大社科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张是我自己找的,邓是赵林介绍的。邓并没有见到我人,只是问了一下写鉴定作甚,便豪爽地为我做了评语,评价很高。邓现在是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在哲学的故乡德国都非常有名,他是湖南女作家残雪的亲哥哥。也是右派子弟。
   1995年,在武汉,我出了一本《野牛诗集•物的发现》,集子中主要是1993、1994两年的作品。诗集冠以“物的发现”,就是这种语言本体论的最高运用。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原我”,未被历史污染、未被社会污染、不在意识之内,这种“原我”就是“纯物”或“物性”。发现这种“纯物”或“物性”就是这本诗集创作的价值所归。因而《野牛诗集•物的发现》追求本体论意义上的“物性”和语言的双重指标。其中的《翁至不知归》、《身体的灵之一、之二、之三》、《物的发现之一到之七》等等都是这种创作。
   该诗集封面虽然有“精神信物•非卖品”的字样,但还是被武汉公安没收了。到是跟北大教授谢冕产生了一点趣闻。我把诗集的清样给他寄了一份去,并附有一信,态度干硬地说:让他以过去了的一位旗手的身份给现在的旗手写篇序,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就毫无疑义地把信发了,特快专递,费了我几十块钱。可以请哥们喝餐酒啦!过了二十几天,我估摸谢冕看完了,下午两点多钟给他拨了个电话,通了,电话那边传来谢冕的声音:“哪位?”我说:“野牛!”不知道谢冕是没听懂,还是故意问的:“哪位呀?”连问两声“哪位”?把我问尴尬了,我提高嗓门说:“武汉的野牛!问问那诗集的事。”这回明白无误,电话那边谢冕的声音一下子有些慌乱了,声音又尖,潦草地说:“我给你回信了。”就匆忙地挂了电话。
   过了几天,安徽写诗的红鼻头朝晖(以后自改为:太日飞月)拎个黑包包来了,一副国家干部和成功人士的模样,说:“我刚在楼下(收信那里)看到谢冕的信,”看我看着他,又说:“写给你的,北大中文系的信封,有谢冕的落款。我拿着看了一下又放回去,办件事再来时不知被谁拿走了。”朝晖不知道我跟谢冕打电话的事,看来信是真的,可惜我到现在也没看到它的内容。应该是敷衍之词,不然在电话里就不会那样了。也是的,一个后生,那样不知道天高地厚地对待上辈,人家能好想吗?92年在北京编《中国今代思想进程》时,我挂的文学卷主编,其实只做了一点前期的工作,后面都是岛子和张颐武做的,他们谦虚挂副主编。张颐武是谢冕的博士,因此他提议让他导师做总指导。就专业成就、身份、影响力来看,谢冕当之无愧!老雷说:“好呀!让野牛联系。”我说:“就电话上说说。”老雷抢白我说:“你一个小娃娃,不去拜访人家?!”雷是全书的总编辑,我没和他争,但后来也没有去拜访,由张颐武代劳了。现在想来是做的不好,但不是因为什么,我跟谢冕也没有成见,可能是一种天意吧!
  批评一下中国的导师们,往往缺乏风度和海涵!只要你不鼎礼有加,就是你才华横溢,成就超群,他也不恭维你,客观地评价你,甚至故意贬低你,为难你,遇到他掌握门坎时不放你过去。西方人这方面就好得多!当年维特根斯坦要就任一个教席,但他只是一个中学教师,资格不够。他早期写过一本哲学专著,如果专家小组评认过关,也可以得到教席。著名哲学史家罗素也在评委之列,他看后有不同的意见,维特根斯坦火了,当面、当众说罗素根本不可能看懂。罗素是评委,根本没跟他动情绪,没跟他计较,最后还是投了他的通过票。这些西方人真是大度!
   要是谢冕也像罗素那样,在年轻人的无礼面前仍然作了那序,该是文学史上的又一段佳话吧!
   现在看来那只是文学青年的一时之为罢了!那时只是一握海,我又回到了海之中。
   当然,诗歌的语言、形式、对象有它一定的规律,构思成熟后,这种既有的、潜在的、普遍的形式律会不自觉地、如影随形地、有时会“抢占先机”地“领导”你的思维,但它们已经溶为一体了,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服务,那就是写作本身,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而你提的谁牵引谁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
  
  

高玉磊:第十一个问题,沈奇在从“先锋”到“常态”——先锋诗歌二十年之反思与前瞻一文中说到:让诗歌回到民间,与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生存体验、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和谐共生,以重建现代诗歌精神,并彻底告别官方诗坛的辖制,以自由、自在、自我驱动与自我完善的民间化机制,开辟现代汉诗的新天地,是上一世纪先锋诗歌运动为我们留下的另一笔至为重要的精神遗产。做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地下诗歌的重要活动者,你对中国诗歌现状满意吗?你感觉果真如他说的诗歌从先锋走到了常态?
  
  
  
  
   野牛:他说的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即:“先锋诗歌”失去了“先锋性”。完全正确!他的倡导“自由、自在、自我驱动与自我完善的民间化机制”,也是具有开创性的。但离中国的现实还很远,而且一接触“民间”和“机制化”就和政治不打自热,增加了实施的巨大难度。“民间”是可以的,“机制化”可以分离。80年代中期就是在仅仅“民间”而没有“机制化”的情况下到达先锋指标的。这不是一个理论向度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的事就这么难办!而且,任何机构化的操作,都会带来利益性和失却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先锋诗歌也不能例外。美国是个例子:美国标榜独立、自由精神,但民运人物跟他们(搞到一起)又能做些什么实质性的事情?不过是打一张政治牌罢了。这样,与其认个美国假爹,还不如保留这个不爱我们的真爹。
   因此独立、自由是个人的事情,只有有品性的诗人、艺术家、思想家能够做到,任何有组织的形式,哪怕是非赢利性组织,都恐怕做不到。我到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而是对民间机制的热衷,也不抱幻想。它们和专制机构比起来也只有一步之遥。
   先锋精神只能靠独立、自由的诗人、艺术家、思想家个人承载!而且不同时期的先锋性只能由不同时代的人承载!你不能幻想80年代的先锋诗人、艺术家、思想家直到现在仍是先锋精神的代表。已经此一时彼一时了,尤其是前卫画家,他们已经功成名就,成了政客和资本的双重座上宾,你幻想他们继续站在领时代先锋的位置上是不现实的。利益和原则限制了他们的批判性、边缘性和独立性。
   只有和大众、弱者、公义为伍才有可能是先锋诗人或艺术家、思想家。
   因此旧的先锋性失落了,也不可能从那些人身上重新找回。这不是一个仅仅是“先锋”和“常态”的问题,有着更深刻的内在原因。也不是一个机制的问题,时事造英雄。80年代的现代主义个人化潮流以及意识形态反叛,造就了一大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人物;眼下的商业主义、后物质、知识经济、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消费主义、极端主义、贫富两趋等等,以迥然有别的生活内容,必将造就一大批新的还没有完全被标签出来的各种人物。生活变了,时代变了,表演者变了,我们的旧思维还停留在遥远的过去,也必将一同被埋葬掉。


高玉磊:第十二个问题,于坚曾告戒同路人:“八十年代的前卫的诗歌革命者,今天应该成为写作活动中的保守派。保守并不是复古,而是坚持那些在革命中被意识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当今,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你的诗歌里还在坚守着什么?
  
  
  
  
   野牛:于坚的这话说得很符合他的秉性——有限的新事物拥护者。这从他的开名之作——《作品54号》就看得出来,中性的批判力,形式主义适新,有一定的艺术感等。这使他会接近歌德的人生态度,理性、海涵、右翼、离统治阶级近。其实这就是一切知识分子的阶级特征和文明特征。本身无所谓是非,关键看时代的需求,不同利益者的需求而反应有别。一般在革命时期底层人民就讨厌他们,甚至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会讨厌他们,如20、30年代的激进知识分子鲁迅等。在和平时期统治阶级能够接受,但统治阶级的左派也会反感他们的知识尝新。这是一个未来中国需要的贵族知识阶层,但是眼下似乎作用不大,而且地位十分尴尬。
   于坚的话至少有两点我不同意:第一点,我们中国人要改一改一个习惯,老是爱反潮流,对抗“改变”。这样出力不讨好!就像我们很多人嘲笑、、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样,时代不同了,你能坚持吗?锦、涛、现在都提倡与时俱进,你于坚还有必要坚持什么呢?这不是在学习、、党、作风吗?
   不同年代的人持着不同的标准大肆怀旧和伤情!其实和真理毫无关系,只是表达自己的哀叹及被淘汰罢了。革命一辈子成功了,非要人继续艰苦奋斗,哪,革命干什么?!革命不就是为了过好生活吗?提倡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发展,不让别人消费(吃香的喝辣的、吃麦当劳肯德基、穿名牌开宝马),哪,商业市场怎么发展?!物质发达甚鸟用?!都把洋鬼子放进来满地撸黄金、抱小姐了,还坚持封闭国门干什么?!等等等等!!!
   我一直很讨厌“坚持、坚持”什么的论调,尤其是从于坚这个现代派成功人士嘴里吐出来更显得滑稽和不是滋味!古人云:顺其自然、不为而为、因势利导、识时务者为俊杰等等是什么意思?都是强调适应变化,不与环境(变化)为敌,智者以变临天下,智者以变通天下,智者以变夺天下,智者以变守天下,智者以变应天下。
   第二点,有价值的东西不需要坚持,金子都会闪光!不闪光,就不是金子。或者过去是金子,现在已经不是金子,只是你认为还是金子!大多数人已经不那样看它们了,年轻人有自己的标准,你忘了现在谁说了算!一个父亲老管女儿接吻的问题,又不是你接吻,你操那档子废心干什么?累人累己!你上大街看看,人家早在电车上做爱啦,你女儿还真是个乖孩子,换个人抱个娃娃回来也不告诉你。那你才急!把人家的权利还给人家吧!以父亲的名义也不行。也不要冤枉杞人忧天,没有你也许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更像自己。要学学周作人老人,有人问到他女儿时,他说她是不是处女我不知道。那意思是说生命是她自己的,她拥有主权自由,包括犯错误的自由。在封建主义浓厚的20、30年代旧中国,能有这样的识见和豁达,真是了不起!让你们汗颜。
   当然于坚的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针对眼下年轻人的没有批判精神、没有使命感、只关心自我、拜物拜金钱、失却社会理想、无底线开放自我、喜欢有钱的干爹、网络化生活、假洋鬼子、透支消费等等。
   但这并不是坏事,正是时代的进步。我们不能用80年代的、50年代的标准看待新生活新事物,我们带有很强的自我偏见、说三道四、眼红病等等,殊不知这也是一种病态、自伤和下意识的妒意。
   客观地说,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美术运动,是一种穷时代的必然产物。人们更多地只能在观念意义上、情绪意义上、务虚意义上做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回头想一想,如果像现在这样有很多酒吧、发廊、夜总会、出国观光、生意发财、竞聘领导等,我们还会去那样“革命”吗?大多数人应该不会了。因此我们正是那个穷时代的、后阶级斗争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眼下的、我们攻击或看不惯的那些年轻人的短处,其实正是我们当年“革命”观念的深入和落实,实践化和社会底层化。他们是一个富时代(至少是接近富时代、人们知道了富时代)的产物。我们怎么能用一个穷时代的、后阶级斗争的、计划经济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富时代的弱化阶级斗争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的行为呢?从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来看是不现实的;从边缘化出局的自我哀伤来看是滑稽的;从“革命”作用于社会的实际效应来看是没有深动脑筋的。在实际利益流失和再分配的财富战争中,空洞的观念性的口号表达已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实际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才显得有力和具有决定性。商业文化、消费主义、国际化、高科技、市场经济等正是80年代“革命”主张的再进步和实化,不存在对立性。只是那时候的英雄大多因为年龄的流失而不能享受“革命”的果实了。这没有办法,只能怪老天爷或需要自我争取。基于上述思路,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同样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北方强于传统,老纠缠意识形态不放,湖北就是例子!结果“革命”最积极和投入,贫穷却没有改变多少!广东人不热心阶级斗争,不争论观念(吵嘴的鸡吃不到米,闷头鸡吃白大米),什么事都敢做!率先“资本主义”好多年,成为全国不可争议的经济大省。这种民营形式的经济因素对中国未来国体的影响和改变,今天的人们还看得太轻!它才具有真正的杀伤力和决定性!而不是我们空喊的那几个口号。如果不对立地看问题,承认它们的相关性,那就互有价值、互有地位,相信时代的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感谢、锦。涛感谢党,是他们倡导了这个富时代,实施着这个富时代。
   因此我的诗歌不是要坚持什么,而是要与时俱进,继续站在时代的潮头上,感受最新的生活,应对变化了的问题,表达历史的祈求。当然我不会是一个局外人、旁观者,而是一个充分地生活着、前卫地生活着并批判和反思它的人。随便说一句,独立精神、自由精神、批判精神不是中国80年代所独有,它是贯穿人类整体和始终的精神。它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们要关注你这种批判精神的时代内容,它们对艺术史、文学史构成意义,决定着你的地位和价值,也是不同时代作家或诗人的存在标志。比如于坚现在的问题就在行使作家、诗人社会批判的精神,就这一点,值得认同。但批评对象的那些“缺点”,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就是从于坚批评的正面来看,也不要过于担心,一个人太物质化后、太消费化后、太自我化后,他(她)也一定会精神化起来的,一定会价值化起来,一定会有所主张起来,因为谁也承受不了那之后的生命之虚!那种渗入人的骨髓的生命之虚!那种消解人的尊严的生命之虚!时间还在浪费的许可之中。而且我们的判断并不一定正确,现在的年轻人也不一定就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使命感、公义和良知。你怎么看待罚伦功现象、网络自由化现象、家庭教会现象、商业团队现象?等等。也许、发()、()功、是非法的,但是他们的宗教热情和无畏你不能否认!

高玉磊:第十三个问题,我知道你经常策划和参与一些艺术活动,我在深圳看过你的行为艺术,你把一张白纸套在身上,上面写着:"我是牛马,你们是人"一路走下去,嘴里不断念叨着,我是牛马,你们是人.观者无不为之动容.你仅仅是想表达对牛马的同情吗?在行为艺术中,许多艺术行为都很血腥,这是一些艺术家才思的枯竭还是另有原因呢?
  
  
  
  
  
   野牛:行为艺术“我是牛马,你们是人”是我2007年1月1日下午3时在深圳艺术创库实施的一个作品,它要表达的意思,“一,文字独白”里已经说清了。我现在把它复制在下面,增加一种了解。
  行为艺术:我是牛马,你们是人
  
   诗人野牛
  
   行为设置:
  
   一,文字独白
  
   据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牛马被视着一种低贱的东西,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屈辱和见证。
   牛马并不低贱!
   最低贱的是另一种动物。他们热衷于压迫、掠夺、剽窃、挥霍,凡事自以为是。
   我为我也是这种动物而深深内疚。
   如果我们问幼儿园的孩子,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可怕,他们一定会说:豺狼虎豹最可怕!
  豺狼虎豹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动物是人类。
   最邪恶的动物是人类。
   当有人抢掠他人,我们说他对社会犯罪;当有人泄露机密,我们说他对国家犯罪;可是当我们对所有的生命犯罪时,我们却熟视无睹,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
   西班牙人坐在高高的看台上,以残虐动物取乐!并没有生存的需要,并没有饥饿的需要,只是以虐待取乐。渺小、卑贱以不公平的方式挑战强大和善良,获取卑劣的自满。
   3•11马德里连环爆炸,这样一个以虐待生命取乐的民族,不值得同情。
  
   二,行为亮相
  
  (图片)
  
   三,去到人群之中
  
   向他们逐一宣布:“我是牛马,你们是人”这个消息。
  
   2006-12-25
   中国广州/又2007年1月1日深圳创库
  
   行为艺术“我是牛马,你们是人”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同情”,它有很多方面的内涵,各人自己去品味,才能见出真情、真味!艺术的魅力也正在于此,说白了反而局限了它。
   一些行为艺术的暴力倾向是一个现象,有诸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与时代的、个人的、社会的、艺术的等等因素有关。褒贬难定、毁誉不一。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吃死孩子”的行为艺术,曾轰动一时!我们从一些不同的角度解读一下它:
   从它的主题来看很一般,社会的吃人本质!很多人都说过,最著名的要数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没什么新鲜!
   但是从现实性来看它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并非没有意义!改革开放表面上是一场观念和方向之争,实际上是一场残酷的财富再分配的战争,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现实不容我们不把话说得很阴暗!因此人吃人的隐喻并不过分。反而有一种很强烈又很现实的社会批判精神。
   从行为实施上来看其实难度很大,一个大活人吃一个药水浸泡的死孩子,看的人都很难受,想想吃的人!其咀嚼和下咽时的生理反应会怎样?他不可能没有生理的自然反应,一个人能经受住自然生理的恶反应施为艺术,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是谁都做得出来的。这需要牺牲精神和胆识。
   从他吃的是死孩子而不是活孩子来看应该说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吃活孩子更刺激,但有可能无法实施),因而它是一种观念性的作品,属于现代主义的艺术表达,虽然它推出的时间很晚,已在后现代的艺术主氛围里。
   综上来看,我们没必要评论它,说好说歹,只是知会它,理解它的理由就行了。
   对行为艺术的暴力性特点,从艺术自身来看,它有这种艺术本身的要求:即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行为艺术不考虑“现场性”是不对的,那跟老百姓走路逛街有什么区别?但是没有意义地施为暴力,为暴力而暴力,那不如去当黑社会,或投靠恐怖基地算了。羞羞达达地搞不如甩开膀子上梁山,那多痛快!艺术永远比不了!
   一个苏联女艺术家做的《83种》的行为艺术就很好,她光着身子站在那里,桌子上摆着83种各类工具,你可以用那些工具或不用那些工具自由地对她施虐。包括摸她,强奸她,或送鲜花给她。我认为她要看看你一旦被许可自由了,你有多坏!人性的善似乎没有经受住考验,因为原计划数小时的行为艺术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就终止了。够勇敢,够刺激吧!
   当然,行为艺术的自我暴力和涉他暴力,还有自虐、人类批判、宗教等文化成分,我们不好对它做一个或褒或贬的评价,假以时日自明吧!因此,仅仅把它视着艺术家们才思枯竭来看是不客观而轻率的!
   行为艺术是现代派观念性作派的一种深入和变种,当杜桑把尿壶命名为“喷泉”端放在艺术展览的大厅上时,观念作品就诞生了。艺术家们热衷于从架上绘画退身出来,以更广泛的理由从事职业生涯。艺术的作品关注改变为艺术家个人关注。艺术家更多使用“现成品”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构想和情感指向,演生出了“装置艺术”、“大地艺术”、“环境艺术”等;行为艺术是进一步的延伸,艺术家直接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材料和手段来表达艺术的观念。在现实空间和生活中,艺术家的行为直接构成作品。起初只是纯观念性的,后来增加了一些技术性因素和其他手段,行为有了表演性、人体绘画等。
   80年代末,通过王丹认识周细平,又通过周细平认识任戬,任戬知道很多西方的行为艺术事件,如:波依斯的《郊狼行动》、《7000棵橡树》、昆斯的《立体性交》等等。任是85美术新潮时的重要人物,“北方艺术群体”的三分江山,另外两分分别为王广义和舒群所有。当时任戬在武大建筑系任教,蓄个连腮胡子,人很老实,却像个黑帮分子。才华、功底都很好,就是心胸不大器。不管怎么说,是任戬把我引进了行为艺术。狂热的前卫绘画分子和狂热的先锋诗人自然是有话谈的!第一次去他系里的画室,他让我们看他的组画《天狼星传奇》,我和老雷都很赞赏,雷的女朋友也很喜欢。任戬对我们自然也很热情,语调急切地介绍他眼下准备进行的几个艺术计划。我第一次听到“政治波普”这个概念,就是那时听任戬说的。
   任戬在东湖风光村拉起了一个山头,各人画画、聚会讨论、做行为、喝酒、放外国的前卫录像片等,就是没搞女人。活动多在周细平家或南望山的梁小川家,两人都是当地人,梁在南望山是自盖的别墅,很阔的,养有大狼狗,每次去,我们都有一种见富朋友的满足感。周家有一座酒楼,喝酒多在他家,都是些长头发,别人看见不三不四的。幸好知道是画家,也多是大学的,附近没人说什么。记得看一个德国的录像片《墙》,很震撼!二三十人挤在小房子里没有一个人打野。也经常去湖边的草坪晒太阳,几个人半躺着散成一圈,多在午后,湖水蓝得胜过童话,白色的湖鸥群飞在湖上,像一种精灵诱惑你的幻想。常聚的人是:任戬、周细平、梁小川、野牛、叶双贵、祝锡昆、邓安庆、王玉白、王丹、余虹、张三夕等,也常有外地的来路过。做了几次活动,任戬提议用“新历史主义小组”为名圈定大家。92年,适逢四川的吕澎在广州搞“首届油画双年展”,王广义是特等奖,出足了风头;连李邦耀、杨国辛都是二等奖;只给了任戬一个优秀奖!说真的,肯定不公正!任戬带上周细平、梁小川、叶双贵、祝锡昆、余虹等,从武汉南下广州,在展厅现场做了一个命名为《消毒》的行为艺术:都戴着手套、口罩,穿着白大褂,用喷雾器或用手四处洒消毒剂。第二天美国之音报道说几个武汉的艺术家在现场做《消毒》的行为艺术,指的就是这伙人。

 

 高玉磊:第十四个问题,我知道你长期关注中国当代艺术,近年来,在当代艺术中炒作盛行,尤其是一些资本运营完全脱离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名气压倒一切.在诗歌界,除了恶意抄作之外,金钱的狰狞面目尤其可怕,著名诗人可以量身打造出来,如此下去,你认为诗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野牛:资本和艺术的联姻不是坏事!现代艺术的艺术家们清苦了20几年了,应该吃点甜头了。以前老外只买意识形态作品的单,只很少的人获利。现在普及到整个油画圈子,用商业资本运作,这也是一种炒附加值的高利润空间的一块新市场(在中国是)。这本身并无好坏,一种生意嘛,正常!很多国内的资金也劲足后入,正在兴头上。由于太急功近利,调门提得太高,外人看在眼里不仅泡沫成分太重,也感觉土恶!仗着有钱,胡操作。当然这不是我的意见,我是顺着高说的现象解释的。
   我的观点是:1,应该把资本运作和某些你不喜欢的运作者分开,你再看看,有涵养的运作者也不少;2,把资本和资本拥有者分开,你不能因为愤慨某些资本拥有者以及他们获取资本的丑行而恼火资本!资本是一种流通手段,一种通货,它本身是中性的。大概你不会去责骂用资本修盖的地铁、海洋隧道、高楼大厦、宇航飞船吧,如果那样,你就不能坐地铁上班了,不能在楼房高处俯瞰风光了,等等。我在我的一本畅销书《黄氏生意经》的序里就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序的标题就叫《你必须赚钱》。
   如果我们这样分开来看,对这种市场的一时现象也就可以消消气了,也不必要太关注它,市场会有自己的选择,市场的风雨能教乖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很牛比的人。因此你别操些淡心,气了自己人家也不知道。
   从资本运作的艺术品这种市场特点来看,不能用常规市场的价值、价格来衡量。高利润空间是个什么意思呢?附加值又是一种什么概念呢?高利润空间就是增值是没有底的,凡高生前的画只卖几十个荷兰顿,死后便宜的也有几千万美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利润空间?用高来形容都屈了它。一张原始股票能翻到几百倍,它凭什么能值几百倍?这就是附加值的作用。你说张晓刚的那几尺画布能用多少颜料、能耗多少时间、能像炸了双子座那样惊世骇俗值钱?不过是商人们在做市,他们希望它值钱,这样他们才能赚钱!因此他们也做了一些市场投资,包括艺术家投资,他们把这些费用、成本、高额利润(心中期待的、主观的)、甚至市场未来值都统统算了进去,这就是所谓的附加值!最后就成了张晓刚的那几尺画布=1950万元天价的神话。这是一种市场,它自身的规律会约束它,不需要跟谁争论!
   2006年我在给70年代出生的潮汕画家田流沙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懒美女》中就十分肯定了这种资本和艺术合作的正面意义,它能改变完全依靠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增大艺术的社会传播和社会影响力。在物质因素越来越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创作时,拒绝它是糊涂的!几年前在广东美术馆兰正辉的水墨画展讨论会上,我提出了一个“规模物质”的概念,著名美术评论家皮道坚还问了两遍这个概念是你提出来的吗?我说:“是!”他还让我又重复了一遍“规模物质”这个语词,似乎听进去了。我引证了西方和美国一些著名行为艺术家或大地艺术家的作品,耗资巨大,如:克利斯托的《防波堤》、《大峡谷》、《包裹德国议会大厦》等,据说动用资金几百万美元,这是任何一个中国艺术家所不敢想象的。事实上很多艺术家就是因为资金和物质问题而无法实施非常好的艺术构想和艺术方案。我们不要诅咒资本了吧!精神的力量加上物质的力量中国的艺术才能飞得更高更远!至于像何多苓这样被媒体报道为“不堪艺术市场之扰”的老了的画家,那也是很个人的一种感受和态度,与艺术资本的存在无关,与市场无关,只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商业炒作是商业社会的普遍现象,会体现在商业社会的各个角落,诗界也不会例外。民主和自由就是让他(或她)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毛主席也早就说过。只是他在执行这种思想时态度不坚决,还是怕人说话,不放开让人说话,就像你现在的忧愤太重。因为你表演是一回事,成效是另一回事,生活也不会糊涂到某个人一恶炒就向他投降了。只是一种搞笑罢了,为看戏的人增加了趣味。
   金钱也是一回事,它不就是包一两个版面,到处做些广告,他喜欢烧钱,牛比!不过你说的著名诗人可以量身打造我没听懂!谁认可的“著名诗人”?报上登下,大家知道,就叫“著名诗人”?那叫新闻,名是著了,诗人未必!新闻不是专业权威。最终还是要评论家说了算,艺术史家说了算,我们这些写历史的说了算。历史是公正的,专家阶层是公正的,泡沫过后才见真金!因此,你不能问我们“诗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你要问“伪诗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诗人不仅是量身打造不出来的,甚至学习也学习不出来的。与其说诗人是一种荣耀,不如说是一种命运、一种苦难,你觉得杜甫为写诗把妻儿冻饿在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饿死儿子的写照,是一种常人的幸福吗?你觉得李白70岁还飘泊在外,客死洞庭湖小舟上,是一种世俗的美满吗?诌几句爱情小调“我爱你”不是诗人!30岁之前写诗不是诗人!官方的御用文人不是诗人!
  
  

高玉磊:第十五个问题,一些诗人在获取诗名后,越来越不自信了,在诗坛上,他们的口水多于诗句,有的沉迷于漫骂和人身攻击.他们处处提防别人的口舌,越来越焦躁不安和敏感,这种"没有安全感"诗人越来越多了,这是否能说明诗人彻底被边缘化了?还是社会信仰,价值观的混乱,道德沦丧,金钱至上逼迫出来的这种病态?
  
  
  
  
  
   野牛:诗人,尤其是小诗人,明显地具有双重性格:高度地自信和高度地自悲。由于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抒情的艺术,喜欢它的人很容易进入自我、性情自我、虚化自我,这使人在自由的王国里非常自信!长久以来人们都说“诗人是无冕之王”,艺术中的王中之王!这无冕而又是王说得十分扯淡!王必有冠冕,没有冠冕就不是王!而又偏偏以王自居,这就是尴尬的本源。诗人都是自视甚高,仿佛就是左卵子和右卵子的关系,分不出高低!也是的,你能写出“两个黄鹂鸣翠柳”,别人也能写出“葡萄美酒夜光杯”;你能写出《春江花月夜》,别人也能写出《赤壁怀古》;等等,精神事物、艺术事物、闲性事物,不说没有高低,就是有高低,人也自我甚高不尿你。自古没办法的事情,只有任时间冲刷淘汰,闭了一些嘴。
    但是在现实面前,世俗和物质还是强大的,由不得你自以为是。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你也傲不起来!花姑娘的干活要银子,交结世人要银子,现实不给你一点自我娱情的空间!这种时候,诗人自傲急跌成自悲,成为最苍白最脆弱的人物,情似孔乙己。
    强大的时候容易外侵,弱小的时候容易内讧,国家也是这样。因此诗坛上的口水多于诗句,漫骂攻击多于学术,焦躁不安甚于写诗,这正是弱小的表现。不能影响于外,只能圈内自扰。人总是要说话、要消耗精力的,不然怎么坐得住?鲁迅上个世纪就说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同理,口水和人身攻击更不是战斗!浪费自己的表情。
  但是说真话,这显得很可悲!诗人弱小到只能靠辱骂自己人而牛比了,恰似阿Q没处生气想照小D踹一脚。诗人属于弱势群体,尤其前卫诗人,数量更稀少得很,在人口比例上小得可怜,只是社会中非常小的一群人,这样想来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帮衬才对!至于作品上的高低留给评论家去说、留给艺术史家去说,留给时间去说,甚至可以不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曹雪芹、吴敬梓都是死了100多年了才为人所知,想想别人,多用些时间去创作,创作才是硬道理,作品才是硬道理。
    不过,对这种现象,我们还是少介意一些,生活中的弱者、失意者说点话、怪话,也是正常的。你大权在握,金钱拥有,喝着洋酒、搂着mm、开着宝马、出国旅游,你再让人家怪话都不说一点,那就太过分啦!那要憋出人命的!现在又不是“太阳出来照四方”,“把他们全埋葬”的时代了。再憋急了只有上梁山,什么井岗山、杜鹃山的都行。写诗不行,去领导几个王佐之类的小土匪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就是说点话,说完了他还是打不了工、半饿着肚子、蹭在朋友那里住几天,你还是大权在握,金钱拥有,喝着洋酒、搂着mm、开着宝马、出国旅游,不就这样!
    (前卫)诗人一直是边缘化的,你说得对,“社会信仰,价值观的混乱,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等加重了这种境况。但是与其从外部来看问题,不如从自身找原因。你描述的这种状况,从根本上看,是这一阶段诗人自身失重造成的。如果一个诗人有足够的创作力量,如果他代表了一种力量,那上述的东西就影响不了他的了。正是自身的失重、空虚,加上外界的压力,才导致了这个小鬼泛滥的过渡阶段。当新的前卫性被他们再次承担起来时,这种小鬼成灾的现象会不逐自消。


高玉磊:第十六个问题,诗人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诗人?是国家的文化机构来评定吗?如果诗人是一个职业,那么诗人要高于摆地摊的吗?
  
  
  
  
  
  
    野牛:89年坐牢的时候,一个武汉的公安问野牛:“你凭什么是诗人?”野牛盯着他看,说:“你说凭什么?我写了那么多的诗歌,作了10几年的诗歌研究,我还不能是诗人!”他说:“你是省作协的吗?”他意思是你不是省作协的,你凭什么是诗人!野牛说:“我为什么非要是省作协的?没听说曹雪芹是省作协的,莎士比亚更不是省作协的!按你的逻辑他们都不是作家啰?”他说:“你能跟曹雪芹比?”野牛说:“曹雪芹在这里你也会跟他这样说。”争不下去!
    你提到的这个身份认准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典型的《第22条军规》黑色幽默!本来是有了作家才有作协的,这是瘌痢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但是现在反过来了,你不是作协的就不是作家。作协成了第一位的!依此看开,知识不是第一位的,学院是第一位的!成就不是第一位的,获奖证书是第一位的!历史大颠倒!其实获取知识有很多途径,不一定非要从学院出来;成就首先是一种境界,不一定非要获奖。但是世俗和官僚非要形式主义地“以貌取人”,不看究里。据说很多大学都实行了博士生导师必须是博士出身这种制度,社会上也一说是个博士就以为知识封顶了,博士是最有知识的人。其实那只是一个学阶,离专业成就还差得远!不知道孔子是哪家大学授的博士?如果没有博士头衔,他算不算是个知识分子!
    好多年前了,我在(湖北)省作协大门口闹了个笑话,后来我写了篇《省作协的一个车夫说:我们这里扫地的人都比你有文化》的文章,收录在《生命和感动-诗人野牛自述》里。因为和你的问题有关,我把它复制在下面:
  
    省作协的一个车夫说:我们这里扫地的人都比你有文化
  
     野牛
  
  
    90年代初,散文学会的蔡马香带野牛去找散文作家王维洲,两人正兴冲冲地迈进省作协的栅栏式铁门,往左手的家属区边走边谈,猛然被一妇人喝道:“站住!”
    野牛回头看时,是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边把嘴巴里的瓜子皮喷出来,一手还捏着半把瓜子,边极富优越感又极不耐烦地说:“找谁!”——省作协的门卫。旁边还坐着一个陪聊的妇女,也是农村女人。
    野牛见是个看门的,也没把她看在眼里,说:“找王维洲。”野牛认为他很有名,边继续往里走。
  农村妇女比狗还灵敏地一下子站起来,跑出门房的门,高声老气地说:“什么王维洲,让他出来!”
  卑微的人更看重自己手中的权力。
    野牛也火了:“我们不进去,他怎么出来?”那时还没有手机,座机也不普遍。
    进了省作协的大院,正面一二十米远是办公大楼,左边有一条路往家属区。所以野牛认为往家属区不需要和谁打招呼,武汉市当时也没有这个规矩。
    两下里吵起来,声音很大。
    院子里立时围观了几十人,办公大楼的窗子也打开了许多,探出身子看。都是看,不说什么。大抵野牛那时的形象也不雅,让人看不起——撒个拖鞋,短袖衫,西裤,长头发,一看就是个不正经的样子。蔡马香也是一个从浠水县乡下来的文学青年,有手疾。据说是炸山出的祸,一只手被刷去了几个指头,像个光处子,看见很不如眼。蔡马香虽然经常出入省作协大院,但谁去记他呢!省作协多得就是人物。难怪门卫拦住他们。
    一个人小声问旁边的那个妇女:“他们找谁?”
    “找王维洲。”
    那个人说:“王维洲算个什么!”
    野牛听见了,也吼道:“他不算个什么,他住在里面唦。”
  老诗人田野走到野牛对面,颇有长者派头地说:“你狂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野牛也不认识他,抢白他说:“这是安全局!”
    田野没料到野牛会抢白他,一时竟噎住了。转身走时,野牛又说了他两句:“你活了一大把年纪,就这点本事!”
  中国的文人也真可怜,社会上处处受气,只能在文学青年面前抖抖威风。
    站在十几米远的一个省作协的车夫,有1米85以上的身高,开口了:“你横什么?我们这里扫地的人都比你有文化。”
  野牛看看他,没说话。
    80年代中期,野牛是“真人文学”、“野牛诗派”的旗手。大名之下,人多诽谤。崇尚乡土文学的省作协正宗们,更是把野牛他们代表的现代派地下诗坛视着洪水猛兽。不可同日而语。
  车夫更来劲了,捋起袖子,说:“搞你人!”
    野牛是个打架的大王,从小打到大,连外面玩的都怕他三分。最见不得这个。他把野牛当作白面书生了,想在作家云聚的地方露下脸。
    野牛也要冲过去,被蔡马香拦住。一个女书记倒很和气,低声说:“进去算了,进去算了。”
    王维洲也来了,说是找我。
    要野牛进去,野牛不走。
    王维洲拉着野牛的手说:“让你受惊了!”
    其实省作协才真正受惊了!
  
  
    2005年5月
    (选自《生命和感动-诗人野牛自述》)
  
    出了这件事后,我心里有好长时间不平衡,直到遇到下面这件事我就想通了,原来大家都是如此!
    有一天孔子去一家公司应聘,人力资源主管问他:“你什么学历?”孔子饱学之士,以为他要问什么知识,那难不到自己。谁想冒出个学历提问?这可把孔先生问住了!正在这时,又一个应聘者进来,挤到孔子前面。人力资源主管问:“什么学历?”答:“博士!”人力资源主管是个硕士,见是个博士,心里已服了一大截,马上现出热情,又问:“哪个学校?”答:“武汉大学!”又问:“什么专业?”答:“儒学。”主管很满意,说:“很好,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发扬国学的人才。你通过了。”却发现孔子还在那里,不耐烦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出去、出去!”还觉得没说够,又说:“没有文凭你来应什么聘!真是的!也不看我们这是什么公司?”
    孔子一肚子委曲,出来碰到野牛,两人一起进了一家小餐馆;坐下来,孔子还是一脸晦气相。野牛问他怎么啦,他才说应聘失败的事。叹息了一声,又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不过不是那句很有名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啦,而是“真是时代变了”!这下野牛反乐了,孔子说你笑什么?野牛说不告诉你!开始喝酒。
    虽然有了黑色幽默,但诗人还是存在的!你问诗人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诗人?我在前面的谈话中已经做了界定。诗人是一种先知,一种精神代言人,一种社会良知的化身,一种既在所有学问之中,又在所有学问之外的,超语言,超哲学的情感大师、艺术大师、思想大师。仅仅从艺术的角度看待它是贬低了它。
    鉴于以上的理解,诗人肯定不是一种职业,用总统的地位来和他比高低也是让人寒伧的。我说几个诗人你看看?苏格拉底,宁愿烧死也不和你们苟且活着,多么纯粹的真理诗歌!杜甫,饿死儿子,给你们写出千古传唱的绝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多么痴迷的纯诗创作;马丁路德•金,让子弹洞穿自己,给你们创作一首人种平等的期待,多么富于想象力的情怀!等等等等。当然,诗人有可能也是一个摆地摊的,但因为他(或她)在那里,那里要进入历史!
  
  
    谢谢高玉磊先生!也许,因为这些思考给你带来麻烦,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有无数的先哲后贤不计报酬、不怕流血的矢志建构,才有了我们5000年的文化风光,5000年的东方骄傲!什么是诗人?这就是诗人!当某些官僚政客在洋鬼子的酒宴上以文化大国的使者自傲时,请你们不要再迫害那些球名利都没有的文化工作者、思想建构者!他们不要你们的政权,他们只是为历史作一种良知的见证,为社会进步作一种文人的期待。不要再让孔夫子流浪,不要再让司马迁宫刑,不要再让李时珍卖房子出版你们说是国宝的《本草纲目》,还有很多不让,我哭了。但这决不是妇孺之泪,这是让凯撒大帝也会折腰的东方之悲!一个没有各种人物竞放异彩的国家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没有人才簇拥怒放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大政治家。
  
  
     
  
          2007-1-22至2007-2-9 中国深圳/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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