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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诗选》序:《一个村庄的精神史》

◎魏克



        (说明:《宋庄诗选》(原拟名,为配合另几本书的名字,最终定名为《诗歌宋庄》)终于编完,涉及到了很多住在北京宋庄和去过宋庄的诗人。当然限于篇幅,不可能每个人都能论及,尽管如此,已是一篇长文了。)

              《宋庄诗选》序言——

             
个村庄的精神史

                          魏克

              一   诗歌与绘画

         

          有画家的地方,几乎都会有诗人。
    因为,很多画画的同时也写诗,很多写诗的也会画画。
诗歌和绘画向来就密不可分,亦诗亦画者很多,如王维、米开朗基罗。在中国古代,诗画其实是一体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面上如果没有题诗,便好像缺少了灵魂,这固然和中国古代绘画诗意抒情的趣味有关,也和中国古典诗歌的趣味和语境有关。现代绘画的画面上不大会题诗了,有时连文字也没有,但它们抒情和诗意的本质是相通的。诗与画,或者说它们曾经的古老形态——原始文字与岩画和亦字亦画的符号之间的距离,曾经是那么小,以至于字与画几可混为一谈。后来,随着文字和绘画的各自发展成熟,它们变成了两种语汇,二者之间的距离拉开了,但内在的河流川流不息。
假如我们把绘画看做是一种具象呈现,那么,悬挂在诗歌背后的意象图景也是触手可及的。绘画往往是一篇隐匿的文字,而诗歌往往是一幅还没有展开的画。将诗与画统一在一起的努力源远流长,且不说中国画,西方的艺术家,主要是现代艺术家,在这方面也多有尝试。是诗与画内在的共性,让它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起,也让诗人和画家混居在了一起,形成了艺术的精神生态。
  “诗人审美有时候影响着时代审美。当年苏轼不喜欢重彩画,以至于重彩画几乎从中国画史绝迹。毕加索临死不是喊朵拉•玛尔、佛朗索娃、玛丽•黛莱斯这些情妇名字,而是喊着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名字,因为是他在早期提示和肯定着毕加索的艺术探索和成就,而后期是艾吕雅,也仍是诗人。”(赵丽华)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艺术风起云涌的时候,诗歌和绘画也时常是互动的,且诗歌的思潮时常领先且启迪着绘画的思潮。因为,诗歌在形式和思想上的探索往往更加纯粹深刻,一首诗往往也是一篇思想宣言和关于结构、形式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因此,我们与其说诗人和画家们的交往也是密切的,还不如说诗歌和绘画的联系是密切的。因为我自己既写诗也画画的关系,所以和诗人画家多有交往,直到现在,朋友也多为艺术家。就拿我居住了多年的宋庄来说吧,这里虽是画家村,有几千个画家,但也有不少诗人。
  我在宋庄曾参与了两次诗歌民刊的编辑,也正因为此,才有机会“发现”宋庄居然住着这么多的诗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还有不少诗人是我所不知道的。除了少数几个曾在诗歌刊物上发表过诗歌而被诗歌界知道的诗人外,宋庄的很多诗人其实都没有发表过作品,不是我们“诗歌界”的人,属于地下诗人。他们在暗地里写着,有的只是偶一为之以抒情遣怀,可能没想过发表,也没想成为诗人,只是让诗歌自然地成了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份。值得一提的是,宋庄的不少诗人同时也是画家,比如邝老五、敖月、半坡等等,绘画是他们的主业,诗歌则是随性而为。也有做音乐的,比如现已搬到别处去的盲人歌手兼诗人周云蓬。总之,宋庄诗人的身份比较复杂,所擅也五花八门。记得这么多年来,诗歌界一直有个流行的说法,就是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要多。意思是诗歌已日益沦为小众把玩的艺术,已没有了“群众”基础。诚然,现在的诗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曾是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但也远没有别人预想的那么缺少人关注。在宋庄,我参加过不少次朋友聚会,聚会上就经常能碰到一些宣称自己也写诗的人。

            二   村庄里的聚集

        大凡艺术村,多半是在大城市的郊外。原因是大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有更浓厚的文化氛围,也聚集了更多的精英分子。而且,城郊有比较宽大的民房,房租也便宜,正好适合艺术家们的聚集。
大凡艺术村,几乎都是画家村。因为就各类艺术而言,只有学画门槛较低较普及,学的人也最多,且需要聚集和形成规模以便实现其商业价值。拿北京来说,就有宋庄、798、上苑等很多广为人知的画家村,还有台湖等不大为别人知道的画家村。当然,也有搞摇滚音乐者聚集的村落,但这样的艺术村很少,不成气候。
还有些地方,虽不能称为艺术村,但也有很多搞艺术的人聚集在那里,有一定的艺术氛围,也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个艺术村,比如香山。
    和市里鸽笼一样的楼房相比,郊区还保留着农村生活的氛围。这里有庄稼、菜地、泥土、灰尘、奔跑的土狗,以及城里没有的安静,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更适合一个人的消磨时光和无所事事。因为,艺术家们需要这样低廉的生活成本来等待被发现和成功的机会。
    于是,在一个个院落里,艺术家们的生活多半是这样的:上午或中午才醒来,然后开始喝茶、喂猫和狗、弄点吃的,下午才开始画画。有的傍晚开始出去喝酒聊天,有的去别的画家的院子里喝酒聊天。当然,多数时候还是一个人在寂静的院子里度过,接受寂寞时光和个人内心的折磨。
    艺术是一种精神劳动,只有内心安宁沉静,才能创作出有分量的作品。当然,我也遇到过一些艺术家,他们或从事商业活动,或有正当的工作。他们混迹于都市,过着丰裕舒适的现代生活,把自己的居所布置得很有艺术气氛。偶尔,他们也舞文弄墨,并且宣称自己不但在世俗生活中是成功的,在艺术上也能登峰造极。而事实上我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就算这些人还有灵气,可以画出不俗的画,写出还过得去的文章,但整体的艺术境界却很难上得上去。因为,那种境界需要多年的沉淀和积累,需要一定时间的艰苦劳作。至今我也不相信那种生活:一方面过着潇洒的才子生活,轻松舒适地获取钱财、享受丰裕的物质生活,同时却在艺术上获得了杰出的建树。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可以那样。但我不相信那种潇洒的“艺术生活”,我相信劳动的力量。
    或许有的人可以在喧闹和浮华中游刃有余,不会涣散,但我相信很多艺术家都需要在安静里聚集力量。
    在宋庄,诗人们带着隐藏在自己内心里的诗歌行走着,让人难以察觉。至于不住在宋庄却时常来宋庄玩的诗人就更多了。自从我和潘漠子、安石榴、李云枫等人入住宋庄后,来我们这里聚会的诗人就更多了。我放在屋里的朋友签名板上签满了来过我屋里的诗人们的名字,比如林莽、王明韵、余心焦、谷禾、蓝野、王茜、五木、张绍民、祝凤鸣、杨拓、黄金明、阿西、胡子博、唐卡等等。诗人们时常会有些聚会,有时是街上的饭店和排档,有时就在诗人院子的葫芦架下。大家喝酒、唱歌、大声欢笑、无拘无束。由于宋庄的诗人画家多数都租住着一个院子,房间多,所以朋友时常会留宿一夜,第二天再走。有的则一住就是很多天。
    但是,宋庄只是一个居住地,有些画家住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也有一些画家从别处住进来。诗人也一样。我无法统计这么多年来进进出出宋庄的诗人有多少,但我相信无论在何处,我们都不会忘记宋庄的诗意,来自宋庄生活或弥漫在宋庄景观里的诗意。
    无论流落到了哪里,宋庄独特的生活经历都将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背景。

             
三   诗意地栖居

          荷尔德林的这句话在中国诗歌届的流传如此之广,几乎已可作为诗歌的别称。在诗歌小众化精英化并被大众日益忽略而不再作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的同时,这句话更多的意义在于为诗歌正名,在于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呼唤。
那么,是否写几首诗就有了诗意生活呢?是否我们在充满阳光的窗户下喝喝茶就触摸到了诗意呢?当然不仅仅如此。相对于世俗和庸众的生活,诗意的生活不仅仅是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它更是一种情怀。当一个人内心暴躁、阴暗、纠结、痛苦、沙尘滚滚,又谈何诗意呢?因而,那些平静、安宁、超越、和美的内心,就是诗意的。
    诗意是我们生活的理想和最高境界,正因为难以企及,才是我们时时需要抵达的。
    艺术家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让他们对生活保持着敏锐,而他们对生活的观察和表达既是抵达诗意的方式,也是调整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栖居方式。当他们以诗人的身份行走在人群中,也必将以其诗意的姿态散发着自己的诗意。
首先是诗意的生活,然后是诗人们对于诗意的表达,构成了一个村庄的精神史。
    然而,还有什么比思想更能让人感到活着的痛苦呢?当一个人开始审视或拷问自己,痛苦也就随之而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金子一样结实恒久的果实能被我们握在手中,而终极价值一直都在去往而无法到达的途中。精神文化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是我们痛苦的一个根源。有几个“知识分子”的面孔不是忧郁的呢?若不是心思浅淡,而能精神澄明抵达欢悦之境者,非有大智慧不可。多数人身处世事的困扰中,难以调整好自己的姿态。
  因此,谈到艺术家,很多人都会以“疯子”来形容他们,因为思想很容易让人失范,让人在世俗生活中失态。思想浅淡有时会使人纯真,但也会让人活得更接近凶狠的本能。一个人的内心若不经过思想的训导,不经过美、悲悯、爱等等的教化,难以良善,抵达诗意;小思想小情怀使人忘乎所以胡言乱语,犹如醉酒。真正的思想会使人寡言。
    在宋庄,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说某人搞了一个奇怪的行为艺术,有的比较残忍血腥,如夏天坐在厕所里让苍蝇叮咬而死,如把自己捆起来架在柴火上烧死。多数则止于引人关注,如在竖个墓碑为自己征婚等等。不时也会传来某人上吊、跳桥身亡的消息。我想,是思想让他们变得脆弱了,或者说,是不够强大的思想让他们在现实中的姿态发生了扭曲。
在我们这个商品经济时代,很多人只是为了赚钱生存尚且生活艰难,而缺少经济来源、甚至没有生活来源的艺术家,生活就更艰难了。即使在宋庄,能靠卖画活着的人也是少数,而靠卖画活得富裕的,那就更少了。很多艺术家只能啃点馒头吃点榨菜。那些如今名声大振的画家,曾今也有过四处借钱、蹭饭的时候。艺术家的生活不是外人看到的那样充满了诗情画意,只有身处其中才知道栖居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是多么让人辗转反侧。
    于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大多数艺术家们首先遇到的就是生存的困境,而不是思想的困境。
    在各地碰到穷嗖嗖的艺术家已是惯常的现象了,因为,他们只把时间用于理想主义的抚摸中,用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了。北京有不少艺术家聚居的地方,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常年什么也不干的人,他们今天向别人借几十块钱,明天去别的朋友家蹭饭。他们那不叫活着,而是一种熬着。这样的生活不但对身体是煎熬,对精神更是一种损伤。于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很多人熬不下去了,便自杀了。我们无需从精神层面来拔高他们的自杀行为,就我所知,这些自杀的人多半都很穷。那些住着大房子开着吉普车的有钱画家,我从没听说过他们自杀或搞一些名曰“行为艺术”的怪异行为。
    这,就是宋庄艺术家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思想背景。

              四 发现诗人

          我和潘漠子等人更多是以诗人身份出现在宋庄的,虽然我们都在靠美术而生活。在多年的朋友交往中,我们的诗人朋友要远远多于别的行业的朋友,并且交往密切的,几乎也都是诗人。
在正式入住宋庄前,我根本想不到宋庄会有这么多诗人,而且还有很多写得不错的诗人。由于宋庄的艺术家时常喝酒聚会,因此总有机会认识和了解不同的人。酒到酣处,常有意想不到的人跳起来说,我要朗诵一首诗,那时,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人也写诗。邝老五就是这样被我发现的。2006年前后的邝老五可谓喝酒无度,时常醉酒,一次他喝了酒后朗诵了他的诗,所以2008年我在《诗歌月刊》杂志上编了一辑《宋庄诗选》就选了他的诗歌。大约2008年后,邝老五忽然戒酒了,从此在各种聚会上不再见到他喝酒,这是我既想象不到也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原来一个看似颓废失控的人的自制力还能如此之强。
    同样被我这么“发现”的诗人还有很多,比如女画家江满琴。满琴是我的安徽老乡,在宋庄,她与我和漠子交往得算是最多的了。在很多次的聚会之后的一次闲谈中,她说她也开始写诗了,我们都很惊奇。在编《宋庄诗选》时,我要她整理一组诗歌给我,她还一个劲地推脱,说是写得不好,怕见笑,在我再三要求下,才发了一组给我,一看之下,写得居然还很不错。
    阿翔的宋庄人身份是我很晚才发现的。我和他交往多年,但不知他曾经也在宋庄住过。今年元旦期间聊天时,他提到他在喇嘛庄住过几个月,那么,他显然也可以算是“住在宋庄的人”了。
    最近一次被发现的诗人是罗卫国。罗卫国本身是做经济管理的,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我们时常喝酒,也时常在网上聊天,但我们很少谈到诗歌。在我快要编完《宋庄诗选》时,偶尔的一次,罗卫国说我发一首诗给你看看吧,刚才即兴的创作,我一看,形式感不错,也还很有感觉。
    当然,更多的诗人,都是在酒会的交谈中被“发现”的。在开席前的介绍中,我或漠子等人通常都会以诗人的身份亮相,有些画家或别的人就会说,我也写诗,于是也就记住了。在《宋庄诗选》里宋庄的这些诗人,很大比例都同时是一个画家。由于宋庄画家太多,而我们结识的人又有限,因此还有很多诗人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在编辑“住在宋庄的诗人”这一卷时,诗人于贞志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于贞志在宋庄住的年头比我长,接触和了解的人更多,因此在约宋庄诗人的稿件时,也就请他多加帮忙。
    而“来过宋庄的诗人”这一卷,则完全由我约稿。在宋庄以诗人身份出现的,主要就是我、潘漠子、李云枫、陈鱼、以及时常把聚会地点定在宋庄的阿西等少数的这几个,从市里或外地来的诗人,基本上就找我们这些人。因此,凡是来过宋庄的诗人,我也就基本上认识。当然,我不可能把这些人的稿件约齐,原因是有的人忙,没时间交稿,有的来过,但我不知道,而有的被我一时忙乱遗忘了。这些都等待以后有机会再陆续补充了。
    无论是住在宋庄的诗人,还是来过宋庄的诗人,都有再“发现”的需要。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庄诗选》也会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丰富。我相信它会随着众人一起积淀,有如众人的人生之书。

             
五   看看这些人吧

             
    构成我们人类世界的无非就是人和事。我的大学老师黄维若先生说,这个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一些现实事件,远比你所能虚构和想象到的还要奇特。你可以想象一件最奇怪离谱的事,你觉得它不可能发生,但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而且可能还会更奇特。这个世界最有趣的,不是我们小说里虚构出的故事,而是人本身。
    人的故事是最有趣的,以至于我一直都想编写一本关于人的《人之书》。有人说,一个老人的离世,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当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就会成为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书,而且这部书还会继续增加,以至于它就像是卡夫卡笔下的沙之书,永无穷尽。
在我居住的宋庄,一些人的书页就这样不停地四处飞翔。
    首先说说潘漠子吧。2005年,我和漠子、王顺健几人第一次来宋庄,便很喜欢这里。那时他们俩住在市里,各忙各的事,而我还住在香山。我们计划着在宋庄合租一个院子,然后周末来画画写作,但因为大家都各自有事,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2006年,漠子工作变动有了空闲,便搬来了宋庄,2007年夏,因为香山的房东要翻盖房子,我便临时住到漠子的院子,9月9号才正式决定搬到宋庄。
    漠子住在小堡西街,他的院子很大,院中有棵大香椿树,房间也多,而且是比较老的房子,有土炕,于是这里自然就成了诗人们的一个据点。大家在树下喝酒、聊天、朗诵,时间晚了就睡在那里,于是,靠墙码的很多啤酒瓶就成了一道风景。来这个院子的诗人有李江华、杨拓、阿西、谷河、苏一刀、余丛、谢湘南、黑丰、谭五昌、向隽、罗贤、茧衣、沧桑、花语等很多人,可以说,当代很多比较活跃的诗人都曾来过这里。
    漠子虽说写诗,但主要靠做雕塑挣钱生活。他是一个讲究情调的人,所以每次干完工程从外地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他的院子。他在院子里装了灯,挖了个葫芦形的鱼塘,还种植了各种蔬菜和葫芦南瓜,营造着难得的诗意和安宁。由于院子大,各种杂草总难以拔除,因此,院子更多的时候是荒芜而荒凉的,让人想到了荒郊野外。而宋庄很多画家的院子,大抵也会呈现着这样的荒芜寂静。
    再说说李云枫。我和云枫相识很早,后来也多有聚会,很巧的是,我和云枫是在同一天搬进宋庄来住的。在宋庄,我和云枫的聚会大约是最多的了。李云枫喜欢动物,养了几只猫,还有狗。他的狗名叫布鲁托,是只长毛京巴狗。那只狗刚被李云枫买来的时候还很小,看到人时就会趴在地上使劲摇着尾巴,像一团泥巴。由于它的身体完全贴在地上扭动,因此显得姿态极低。后来它长大了,看到我们也就会翻着大眼睛吠叫,便不再有小时候可爱了。李云枫家还有一只黑白的花猫,在他家大摇大摆地走着,一点也不怕陌生人。后来才知它原来是邻居家的猫,只不过几乎天天都呆在李云枫的家里,不但在他家里生小猫,还霸占着猫粮,俨然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呢。我叫它“强盗猫”,每次去李云枫家,都会问问它的情况。李云枫性格内向,但做事心细,画的画也很细致。花语说云枫很诡秘,但依我看,他一笑就露出的虎牙对女孩子们才是最大的杀伤力。云枫这里是诗人们聚集的另一个据点,殷龙龙、默默、阿尔、海城还有我们宋庄的诗人,时常会去他家里。
    再后来,和我喝酒最多的,就是沉沙了。2007年冬,一次艺术家聚会,我和沉沙见面了,交谈中得知,他就是姚汝今。早在很多年前,我就在他任编辑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漫画,还相互通过信。想不到很多年后居然在宋庄相聚了。沉沙爱喝酒,更爱笑,是个很有童心的人。每次我去他的住处,他总会拿出他发表的散文诗或别的文章给我看,而且总是有些新的创作成果。如今,还怀抱文学理想的人已经不多了,还像80年代那些文学青年一样和我们谈文学的人更不多了,沉沙就是其中很少的一个。而这次的《宋庄诗选》很大程度上就是沉沙的功劳,没有他的创意和帮助,也不会有这本诗选的诞生。
    住在宋庄工厂路沉沙工作室对面的,是诗人远方。2010年,远方和他的网站策划了一个诗歌活动,很多诗人被召集起来去了他的庄园,朗诵并研讨诗歌,中午在园上园酒店举行了隆重的宴会,记得有约十桌的客人呢。那是我第一次见远方。远方曾做过县长,后来放弃了一些公务,来做他想做的艺术方面的事了。
    还有一位诗人是阿西。阿西虽然不住在宋庄,但他的家离宋庄很近,因此时常过来,是宋庄的常客,我时常在邢各庄村口搭他的顺风车来小堡。阿西、漠子和我要是有什么请客和诗人聚会活动,基本上都会相互招呼在一起。偶尔我们也会在一起斗点地主。不过阿西牌品不好,有时会耍赖,我和漠子曾密谋要赢他点钱,但总难得呈。
    和阿西一样,卧夫也是经济上比较宽裕因而也很有闲的一个人,时常在宋庄活动,我把他们也看做是宋庄的一份子。
至于来过宋庄的诗人,就更多了,比如《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早在《诗歌月刊》的前身《诗歌报》时期,我就和王明韵兄相识,后来也多有交往。林莽老师也时常来宋庄,他还去我的院子看过,那天恰逢我的老猫第一次生了5只小猫。还有赵丽华,我本来不知道她还来过宋庄,2011年元旦期间,我和阿翔等人去廊坊找曹五木喝酒,五木约了华姐来,交谈中得知她时常来宋庄玩,主要是和陈鱼等女诗人聚会,于是也就向她约了稿。和赵丽华认识已经十年了。早在2001年的时候,诗人王顺健参加了那一年青春诗会,赵丽华也是那一届的,回广东后王顺健一个劲地赞叹赵丽华人长得很漂亮,被我们好一番嘲笑。2002年,还在给《诗选刊》编诗的赵丽华和主编郁葱老师去广州,我才见到了赵丽华,果然是长得漂亮。我一直都叫赵丽华“华姐”,华姐本人可是要比照片好看多了。后来,因为网络“梨花体”事件,让华姐很出名,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再说说周云蓬。和周云蓬的认识是通过盲诗人姜庆乙介绍的。我和姜庆乙2002年参加了《诗刊》社第18届青春诗会,后来常有电话联系,期间,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同学周云蓬。2005年我到北京,便去香山看望周云蓬,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位盲人歌手。当然,周云蓬的诗歌写得也很好。我之所以到北京后住在香山,也是因为了云蓬在香山的缘故。云蓬住在香山北营最高处的那户人家里,那时他还是单身一人,他出门买东西以及进市里演出,都是一个人走。香山的路弯弯曲曲,可是云蓬总能找到来回的路,跟长了眼睛似的,这是我和大家都很佩服的。我们时常和音乐家阿里等人在一起喝酒吹牛,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香山植物繁茂,夏天的时候显得潮湿荫凉,连树阴也显得是绿色的。我永远也难忘那段岁月。后来,云蓬也在宋庄住过了一段时间。我遇到阿里时,总难免会问到云蓬如今过得怎么样。阿里说,云蓬现在混得很不错啦,火啦。我也希望云蓬能过得越来越好。
    诗人刘以林是我们的榜样,他在生活上很成功,曾周游中国和世界,见过很多市面,人也很谦和温厚。我和诗人大卫、梁小斌、叶匡正等人曾几次去他位于莲花山上的大别墅“好望山庄”玩。“好望山庄”占地很大,是刘以林自己设计的。好望山庄后面就是一块壁立的高山,很像黄山,刘兄在此山居写作、搞书法,还种了很多菜,我院子里的南瓜就是用刘以林送给我的南瓜的种子种的。大卫曾环视刘以林豪宅叹曰:“生活当如刘以林!”。梁小斌梁大师因此时常惦记着宰“刘老板”几顿饭吃。刘以林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在艺术上却保持着创作的激情,时常两个月不见就见他写出一本诗或画出几本黑白画来,不能不令人佩服。他时常开着他的大奔来宋庄找我们这些穷哥们谈诗歌和艺术。
    谭五昌我们早在1997年就认识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在《大学生》杂志社毕业实习,编辑诗歌栏目,我走后不久,谭五昌就接替了我的工作,因此我们也算是很有缘分的。
    车前子,我们是1998年由苏州诗人小海承办的《诗歌报》第二届“金秋诗会”上认识的。
当然,我和这本诗选里的绝大多数诗人都有过交往,都或多或少有些印象可说,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来来往往的诗人,增加了一个村庄的诗意氛围和精神力量。

              六 宋庄诗说

          先说说住在宋庄的这些人的诗。
平心而论,宋庄的诗人,除了芒克、海上、苏菲舒、泥马度、潘漠子等少数几人是被诗歌界知道的、且也在诗歌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不少诗歌作品的外,多数诗人其实是处于地下状态而不被人知晓的,且诗歌水平相对而言也不是很高。
下面,我便就一些诗人和其作品简略地谈一下我的感受。
    首先说一说潘漠子。我和漠子多年前在广州和深圳就多有交游,后来我们都到了北京。从他的第一首长诗《长城》到2008年的长诗《汶川恋歌》,多年以来,他已经写作了不少部长诗。说起长诗,记得1998年我参加诗人小海承办的当时还未停刊的《诗歌报》“金秋诗会”时,大家还有过讨论,大致的意思是说其实不存在真正的“长诗”,所有的长诗只不过是一些短诗的拼贴和组合而已。当然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不过,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所谓长诗,确实都存在着这些毛病:它们只不过是将一首短诗拉长,在其中添加一些类似于同意复指的句子,或将同样意思的句子和段落进行复制和组合,而没有增加整首诗的内在含量。
    支撑长诗最主要的框架是叙事。虽说叙事是自史诗以来的叙事诗因记录史实和叙说故事的功能需要而曾被广泛运用,可这个诗歌中的古老元素在现代诗中已经衰落了。但叙事依然是现代诗歌中重要的元素,只不过现代诗中的叙事往往只以“叙事性”的结构性功能存在而已。
    对于长诗来说,必须要有个承载其长度的框架,而叙事则是常用的一个框架。短句的运用是漠子诗歌中常用的一种手法。短句音节短,节奏快,因而可以营造一种绵延不绝的激情。在《汶川恋歌》中,这种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出于叙事的需要,往往不得不损害语言的品质。我们看到,《汶川恋歌》中的三个段落,前面段落的叙事性依次强于后面的段落,因此相反,前面段落的语言也就没有后面的语言好,这就是我们感到漠子越是写到后来越找到了语感的原因。如何在叙事占主导的时候还不降低语言的品质,是很有些难度的。由于长诗涉及的诗歌元素过于庞杂,在处理叙事时,可能就忽略了抒情。一旦我们过于注重语言,可能就会削弱了诗歌的叙事或其它元素。总之长诗的写作时常使人顾此失彼。相反,短诗涉猎的范围小,因此也容易写得饱满充分。漠子的一些短诗就写得很深入,打磨得也比较完美,几乎无懈可击。比如他的《苹果》和《灰麻雀》等。漠子诗歌中激情是他的优点之一,其批判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精神则贯穿始终,虽然这种批评或对抗有时也应该适当消弱,方可内敛,方可更沉潜于诗艺本身。
    长诗往往流于造势,短诗则比较容易写得深入。
    安石榴写过不少优秀的诗篇,他的诗歌语言精致,意象奇崛,时有出人意料的机智之语,缺点是有些诗歌显得有些虚张声势。
    芒克的诗自然不用多说,诗界早有定评。他有一些不错的诗篇,诸如《阳光下的向日葵》等等。芒克的诗歌语言和意象都很纯净有力,有着阳光般的穿透力。如“这时的黄昏就象是一张/已被剥下来的/已被风干的兽皮一样”一类的句子,意象纯净而奇崛,立体感扑面而来。芒克的很多诗歌都拥有极强的画面感和雕塑感,有西方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绘画的风格,还能让人想到蒙克的《呐喊》以及梵高和达利的绘画。
    相对于《阳光下的向日葵》,《死后也会衰老》和《黄昏》写得更为沉潜,这些都是让人喜爱的优秀诗篇。
    再说说梁小斌。我是1991年以后看到《朦胧诗选》这本书以后才逐渐知道他的,后来我在合肥,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他有了交往。记得那时我们年轻气盛,觉得像梁小斌这样的朦胧诗人写什么《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类的诗歌实在是太差,首先从语言上来说就很差。更不论这首诗的艺术水平了。多年以后,当我也写了很多年诗歌,才发现要是能写出一首能被人提起并记住的诗,并非那么容易。能写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样“差劲”的诗篇,也并非那么容易。
然而,朦胧诗时代诗人们的意识形态批判抒写导致他们看上去都像一个个小政治家或依然是一个个红卫兵,而不是纯文学艺术意义上的诗人。当然,就写作技巧而言,其中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诗歌中的激情对于语言和节奏的激活,这是其后“技巧派”或“语言派”诗歌写作者们所缺乏的。
    中国人相对恶劣的人文环境导致文化人精神世界的压抑,因此他们的写作也时常陷入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泥沼,因而所表达的主题也就不具有长久性或恒久性。不像关乎爱情、生死等恒久话题的写作那样因直指人性而直指人心。也许有人会从文化以及社会的责任与承担来为这样的写作辩解,但写作有写作本身的规律和艺术的内在要求,从这方面而言,我倒是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对于社会的批判和承担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比如杂文和政论。帕斯等很多诗人就同时也是一位政论写作者,有的还积极参与政治。毕竟,诗歌这种文体有其文体本身的局限和承担。
    朦胧诗之后的诗歌写作,开始走向了诗歌本体,走向了人的自身,不再闪耀着铁皮般的意识形态光芒,因而也有了肉体的温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朦胧诗之后的诗歌写作多半得益于国外翻译诗,很多诗人是拒绝读中国自己诗人的诗歌的,诗歌史上的断代其实意义不大。在我们中国文化界或诗歌界,每一代的文化人几乎都直接从外国著作中汲取营养,和中国自己的前代人很少有承袭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界自己的悲哀。形成影响的,是1989年之后的海子。
  在这次的诗人里,有很多都是画家,不过,有的画家的画和他的诗歌是两回事,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就没有以诗画一体的形式出现。而有的诗人的诗和画是相互契合的,因此就将他们的作品以诗画的形式呈现,比如李云峰、陈鱼等人的作品。
  现代诗与现代画相伴相生在中国诗歌界是一个独特现象,至少我迄今还没有发现国外有类似这样自发的有意识的创作。我甚至想把它作为一个可以独立成型的艺术门类进行确立,虽然我明白这仍需假以时日。2007年,我策划了首届诗画大展,并在《诗歌月刊》上以专号的形式刊发,算是为这种创作形式进行了一次定性和命名性质的活动,这其中有我个人的野心。
    李云枫早年有很深厚的国画功力,其在用墨和用色方面的能力毋庸多说,重要的是,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笔法和技法,是别人无法比拟的。李云枫的绘画多用红黑二色,特别以黑色居多。黑色容易让人想到黑暗、命运、挣扎,而红色则昭示着欲望和生命,这两种颜色在李云枫的绘画里相互碰撞,使得他的绘画显得神秘诡异,孤独而狂热。我想,这是其绘画里关于生和死、欲望与挣扎等关乎人和人的命运的思考造成的结果。深深的黑色命运犹如黑夜里的泥潭让人难以挣脱,而人的欲望又是如此炽烈而无望,挣扎的结果就是人的撕裂和毁灭。然而,这其实是欲望的毁灭之途:生命或命运就像一部冷静的律法或定律,它像天空和大地那样几乎岿然不动。人很难被命运击倒,但会毁灭于欲望和挣扎:内心的暴力。
    这样的主题在其诗歌中也是同一的。李云枫的诗歌一如他的绘画,孤独诡异,充满了阴冷的暴力,灰暗的、隐而不易察觉的内在暴力。其语言也如他的绘画笔法一样冷静细腻却绵里藏针。他在不少诗篇中对于叙事手法的运用使他的诗看上去像是一部小电影。我想,假如李云枫能恰当地增强诗歌中的叙事性和戏剧性,是会增强其诗歌的表现力的。现在的诗歌显得有些松软,缺少一个较为显性的诗歌元素的统帅。
    陈鱼的绘画则是在另一个向度上的言说。她的绘画色彩浓烈张扬,犹如一团燃烧的生命之火。她更多是对生命本能的呈现,但同时,也呈现了色彩本身的力量与美。这些都是源自自然的美。
    陈鱼的诗也充满了生命的意识或生命的痛感。虽说她的一些诗歌忧郁冷静得几乎不像出自于一个女性之手,比如这样的诗句:“当我年老,我会更悲悯,像我母亲/更像弄不出声音的厚土。”,但她的多数诗歌却和她的绘画一样,充满浓烈的激情,语言也像是泼撒出去的一样。
    总之,李云枫和陈鱼的诗歌与绘画虽风格迥异,但都很优秀,相互参阅,或可受益匪浅。
    在这次的约稿中,陈家坪的诗歌是个亮点。此前我并不知道他,也没读过他的作品,原先让于贞志约来的作品水平一般,我没太注意。后来在《诗生活》网站无意中看到了他以前的诗歌,觉得写得很有感情,于是便重新进行了选摘。他的那一组写母亲和亲人的诗歌语言朴实而干净,像麦粒或石子一样饱满,充满质感。语言的力量来自于情感的力量,正因为诗歌里那炽烈而深厚的情感燃烧,才使得他的语言也放出了光芒。我一直反对那些玩弄语言游戏的自称为“技巧派”的写作,在真实的情感和强大的思想面前,那些技巧和语言都是苍白的。在此,我想提一下此次通读《宋庄诗选》稿件时的感受,那就是很多女诗人的诗歌在技巧和思想上弱于男诗人,可她们的诗歌却高于很多男诗人,原因就在于她们的作品里有生活的湿度和情感的温度。
    当然,陈家坪的诗歌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他的语言技巧或者说写作技巧还显逊色,这降低了他诗歌的总体品质。因为,虽说空洞而过度的诗歌技巧是我们需要摒弃的,但较高的诗歌技巧会提升诗歌整体的艺术高度。
和他相比,泥马度的诗歌语言及诗歌技巧就显得高一些了,因此他的诗歌也就有了更多值得回味的地方,内在空间也更为广阔。
    黄筝的诗,语言跳跃生动,语境开阔,自有其优秀之处。不过我想指出的是,他的诗歌中经常会出现诸如“死”、“血”、“疯狂”、“痛苦”等词,充满虚火,激情有余而沉潜不足,使得诗句虚浮轻飘,沉不下去。激情若缺少语言或内容等方面的辖制和修饰,就会显得空洞浮躁。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帕斯的《太阳石》都是激情四溢的诗篇,但同时也充满了理性和思想带来的冷静。诗歌中的激情会激发语言、抒情等诗歌元素的活力,不至于使它们被动地居住在诗歌里,变得死气沉沉。但激情如果缺少语言、思想等诸多诗歌元素相互结构而成的坚实基础,就很容易沦为青春期写作,沦为荷尔蒙过剩的宣泄和虚弱的叫喊。许多年青或诗歌修养欠缺者,也都有类似的缺憾。
    沉沙是一位功力深厚的诗人,在他新近的力作《我的油画布:宋庄庄稼地》中,沉沙写到:
“我从我居住在宋庄工厂路的小屋走向庄稼地,我背上背着一架相机,腋下夹着几本旧书和当天的报纸。我一会儿跑步,一会儿读两页书。天空、自由的鸟儿、铁丝网内的土地和树木、荒草习惯了我,我也习惯了它们。
我从属于我自己的屋子里出来,每天徒步而行,我要看看庄稼地是否还在。”
    这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也是不少宋庄艺术家的写照。有不少次我去找沉沙,都会看到他背着相机风尘仆仆地从庄稼地归来,像是从对家园消逝的担忧中归来。沉沙在用他的张望看守着他的精神家园,如褴褛的稻草人。但我知道,很多艺术家漫步的庄稼地正在消退,而且早晚有一天会退得更远,直至终于变成了我们内心的怀想。
    下面,再说说诗人和宗教方面的问题。
    不论在香山还是宋庄或别的地方的艺术家中,信教的人都不少,因此宗教也就成了这些地方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这里有不少家庭教会,有时,几个信教的人也会聚在一起朗诵《圣经》什么的,我就被一些朋友拉到一些家庭教会里去过,有的场面还比较大。这就导致这些信教者中不少人的诗歌或绘画作品里也充满了宗教的气息。宗教信仰自由,我认为信仰什么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假如把自己在宗教方面的信仰、理念、或者宗教教义直接写入作品中,则会让作品变味,看上去像是一篇传教的文章。
    无论基督教或佛教,信仰它,把它变成你现实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方式,满足于你的世俗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认识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法(即方法论),却不能是宗教的。我们的科学如今是这么先进发达,基于科学基础上的科学而准确的认识方式才是我们观察和探究世界的标尺。
    对于创作而言,真正好的艺术作品也是符合“科学”的,不但其中涉猎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正确的,其在人性的把握上、语言的运用上,也是符合人文科学的。也就是说,符合科学精神。
    西方是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尽管不少诗人在诗作中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宗教内容,比如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虽也写过这样的诗句:
“上帝呢?据来自
伊甸园和圣殿的离婚协议,
上帝每年只看他的孩子们
一次,在赎罪节……”
但这样的诗句并不多,更多的,是这样纯粹的诗歌语言:
“有时候我的眼中突然溢满幸福的泪水,
犹如远处交叉路口的信号灯一变换,
一条空旷的街道突然充满了汽车,
或者像内盖夫沙漠的溪流
突然注满来自远方的滂沱雨水。
然后,又是静默、空旷,
就像内盖夫沙漠的河流,就像内盖夫沙漠的
河流。”
    即便在我们所看到的其他西方伟大诗人的诗作中,涉及狭隘的宗教内容的也很少。他们可能生活在传统的宗教国家,从小就接受宗教文化的熏陶,是虔诚的教徒,定期做礼拜,生活方式也带有很重的宗教文化色彩,作品也以宗教内容为素材,但却不大会把宗教教义宣教般地纳入进去。因为,艺术有艺术本身的规则和要求。即便是《圣经》“雅歌”等篇章中的诗篇,涉及的也多是国家、民族、生活等关乎人类本身的宏大主题,而不是狭隘的宗教传道或劝慰书。
    诗人牛慧祥和于贞志都信教,且喜欢把他们的宗教理念贯穿到诗歌创作中,这是我对他们有些微词的地方。于贞志写诗多年,在诗艺上也属炉火纯青。他的不少短诗都很出众,但有些带宗教内容的诗歌,则是我个人不大喜欢的。比如这样的诗句在我看来就很虚假空洞:
“在春天的开始我要说出:爱!
说出新的乐园、新的原罪与救赎。
在春天谁胆敢以上帝的名义,
来抗拒上帝成就的言词?!”
    即便涉及到宗教,把宗教内化为精神背景也远比罗列一些宗教词汇有力。
    而牛慧祥《赞佛的歌》则简直就是一首向佛表忠心的决心书和献媚书:
“檀香加沉香
献给佛的节日
玫瑰复丁香
装点此良辰”
    要是减弱一下这种直接关于宗教方面的抒写,回到诗歌本身,牛慧祥还是能写出一些优秀诗篇的,比如他的《即景》系列就很优美,且不乏探索精神。
    由于宗教元素的介入,导致诗歌中的其它元素被遮蔽扭曲,所书写的内容也变“小”了,离我们人类生活或我们真实的内心也就远了。
    魏尚河诗歌的特点在于其舒缓冷静的叙事。比如:
“雨后,蜗牛爬满生长苔藓的一堆堆湿土。
想一想每一座坟墓,都向下:怎样的一个
庞大的空间。那里,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土地。
乡村墓地沉默着,一年年的扩大。”
——《乡村墓地》
    叙事的尺度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变得口语化和日常化,毁坏诗意。尚河的叙事安稳冷静,不急不躁,像一个长镜头缓慢推向我们要观察的对象,不遗漏细节,在看似客观的不经意的叙述中完成了诗意的呈现,这是难得的。由于现代诗歌相对于传统诗歌在审美主旨上的改变,叙事这个诗歌元素对诗歌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危险。那些过于彰显叙事元素的诗歌,几乎都是失败的。当然,若苛求一下尚河的诗歌,就是我觉得他诗歌的语言还不够凝练,语言的方式也单一了点,这就造成了诗歌散文化倾向较为明显。
    吴震寰是一个对生活观察很细致的人,这种细致和对事物的敏感与沉思贯穿在了他的诗歌和日记里。
    苏菲舒的《喇嘛庄》值得一看的地方在于它的形式,以及注里对于宋庄生活得细致描述。
叫兽的诗出人意料,他的《比如》系列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视野独特,智慧而闪耀着黑色幽默,还有一些狡黠和反讽,应该再继续写下去。叫兽以其机智打开了一个另类视角,打开了一种言说的可能性。
    徐亚齐的诗歌没有通常诗歌里因袭常见的坏习气。他的诗歌意境高远,充满了大西北的地域特色,内在空间很开阔。读他的诗,风沙扑面而来。当然,他的短诗更多是自然的流露,是速写的性质,品质虽高,但还缺少更高超的诗歌技艺与大思想的统帅辖制,要是能解决这一点,他无疑能成为一位更优秀的诗人。
    谢颖的诗歌轻快灵动,带有明显的女性感觉和女人细密敏感的小心思,男诗人是不大能写出这种作品的。而其对韵律的追求则让诗歌重回了歌谣的品质。月峦虽是一个柔弱的女孩子,诗歌却大气有力,语言也干净。刘艳虽然学的是影视编导,但诗歌天分也很高,我和她以前住的地方只隔了几百米,算是我在宋庄这里最近的一个邻居了。至于十一菂,几年前我和她都住在香山,时常交往,后来她也来到了宋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近期又离开了这里。刮子除了画画,还做行为艺术,他曾将自己的无名指切下来,用自己的指骨做了个项链,真让人觉得既疯狂又惊心动魄,只是后来,他把自己的那节指骨弄丢了。杨春白雪年龄很小,但诗歌却成熟得让人惊叹:无论语言的还是思想的。其他诗人的诗歌都各有特点,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评说了。相信通过这次的诗歌展示,不但能让别人了解北京宋庄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创作,也为以后考察宋庄诗人和诗歌留下一些难得的资料。

           

              七   诗歌的宴会

    来过宋庄的诗人,是宋庄诗人不可或缺的一部人。事实上,这些人中的很多人虽然不住在宋庄,但却时常出现在宋庄。我曾想专门设立一卷“混在宋庄的诗人”,把他们收进去,可考虑到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篇幅不够,便作罢。我曾想列在这一卷里的诗人有阿西、卧夫、水云烟、潇潇、魏海波等。因为他们有的每周或每月都会在宋庄出现好多次,几乎可以算是老宋庄了。这些常来宋庄以及来过宋庄的诗人多半是因为和宋庄诗人有联系,才过来玩的,有画家朋友的却占少数,多半还是来和住在宋庄的诗人聚会。有朋自远方来,少不得会聚会喝酒,宋庄大大小小的饭馆里,时常都有这些诗人的身影,更时常有小型诗歌朗诵会。因此,来宋庄玩的诗人,来赴的,往往也是一场诗歌的宴会。他们的诗歌或精神,自然也构成了宋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阿西的诗歌写得很老练,打磨得也很光滑,诗歌里时常有奇妙而惊人的诗句闪烁出来,让人震惊不已。我想,这不是一些小机智所能达到的,而是生活积淀出来的大智慧。
    卧夫的诗歌最能体现画家或艺术家们的特点:喜欢品评时事、交流思想、偶尔再发发怪论。他的诗歌几乎也可以看做是艺术家们日常的谈话录。也正因为这个特点,在卧夫的诗歌里,没有通常诗歌写作者惯有的充满了生硬的诗歌技术的毛病。我想,这是卧夫多年来从圆明园到宋庄和各类艺术家长期厮混在一起的结果。他的思想和情感与那些艺术家们混和在了一起,他的诗歌也成了最浑然天成的内心流露。
    杨黎是成名已久的诗人,他的《街景》无疑是一首天才之作,诗界也多有论述。读《街景》会把我们关于诗歌的各种观念和自以为是的技艺洗涤一空,因而也会让我们怀疑并重新定位我们的诗歌观念。好诗百读不厌,尤其是这样的好诗。只是后来杨黎的写作方向有了转变,这是我和一些诗友在谈论他时觉得可惜的一点。
大卫的诗歌如河水一如既往地流淌,看似平和随意却绵绵不绝,饱含生活的湿度。大卫把语言驯服了,每句诗的语言都看似不经雕琢信手拈来,但却能让诗歌抵达人心。这保持了他对诗意的凸显,保持诗歌不被语言损害。他是一位语言的主人,手里握着诗歌的缰绳。
    谷禾让我想到了鲁迅等杂文家。他的诗歌里有一股不平气,有一股对现实丑陋不公的愤怒。谷禾的诗歌里有股抱打不平的伸张正义之气。
    余丛的诗歌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充满悲悯情怀。让人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魂灵》等小说所散发出来的阴郁气息,以及人生的挣扎。
    黄金明的诗歌语言瑰丽、意象密集,汹涌而来的语言流和意象流让人窒息,犹如遭遇深水炸弹。就像我在上文谈到写作长诗的难度和困境那样,长诗易于营造丰沛饱满的诗意,但有时也会损害表达的有效性。
    茧衣的诗歌风味独特。她把传统语境和现代情怀很好地融汇在了一起,这可不是她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情怀,我只能佩服她的才情。在她的身躯里,一定还居住着一位古代女子,敏感多愁地倚靠在木格窗边看雨水连绵而落永不停息。我们的很多诗人也会在现代诗歌里揉合一些唐诗宋词的残片和发着霉味的虚假情怀,还美其名曰把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但我看到的只是缺少才气的穷途末路,只是虚弱地扯着传统虎皮掩盖自己的江郎才尽和写作困境。看看茧衣的诗歌,才知道就算我们要加入传统元素,也得这样添加,她的诗歌提供了一个观照传统情怀的视角。
  世宾的诗歌有大诗的气象,也有大诗的视角和高度。他的诗句明显褪掉了过多的烟火气,有着石头般的质地,有着本源的力量。
    育邦是学者型诗人,诗歌技艺自然不在话下。其散发出的理性和书香气,使他的诗歌犹如一件工艺品,值得反复把玩,以便我们打磨出他诗歌中的内部光泽。
    张好好的诗歌里有着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还有着女性特有的缠缠绵绵。
    中岛的诗充满了真话。他让技巧和语言消褪了,留下的只有热腾腾的真情实感。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内心真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多数人的诗歌里充满了遮遮掩掩的假模假式,以及为了弥补诗歌本身的虚弱而勉力制造的糊弄人的技巧。
叶匡政的诗歌凝练干脆,不拖泥带水,不啰里啰嗦,像他写的那些文化时评,一语中的。
    娜仁琪琪格的诗歌时常会凸显她的民族意识和地域特点。草原、羊群、马头琴……这些辽阔的意象拓展了她诗歌里的内在空间。
    张绍民是个写作很勤奋的作家,他的创作量很少有人能及。除了现代诗,他还写了不少儿童诗,是位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也许因为有写作现代诗的功底,因此,他的儿童诗更少通常儿童诗的奶气,有时也可作为成人意义上的现代诗来看。
    人与的诗歌灵动,水云烟的诗歌里有着男人的理性。其他人的诗歌也都各有可取之处,不一一赘述。

              八 编后琐言

          《宋庄诗选》的编辑历经几个月才完成,主要是因为等待各位诗人的稿件。我原以为将大家的稿件约来后就简单了,几天就可以编辑完成了,而事实上工作量远大于我的想象。且不说前期约稿花了不少时间,就说编读这些稿件,所需的时间也比我想的要多得多。因为,很多诗人都是把他们的整部诗稿发来给我的,这样的话,看完一个诗人的稿件几乎等于看完一部诗集。在初步筛选以后,还要细读,找出真正的好诗,这也是很费脑筋的事。读诗可不像读散文那样轻松愉快,因为很多诗并不那么有趣。不但无趣,还充满了语言游戏和意象迷宫,并且除此之外没什么意思。但我总要费脑筋来琢磨一番,以免遗失矶珠。因此,通常情况是,看一会儿就麻木了、厌倦了、头脑糊涂了,得等头脑清醒时再看。
    因为在此之前的2009年,我已经策划编辑过一期“宋庄诗选”专号在《诗歌月刊》上刊发,所以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诗人资料,这都为此次的编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筛选时,考虑到书的篇幅有限,而诗人太多,所以将诗人们的作品一再地删减。起初每人的诗歌都保留了3—5首,个别优秀的保留更多。但因为页码还是太多,只好再删减,每人只好控制在1—3首了。
    由于诗人随笔最能展现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思想,也有可读性,因此诗选尽量保留了一些诗人的随笔。它们的分量不低于诗歌。
    当然,我选稿也有我的趣味和原则。为了增强诗选的资料性,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把能写诗的人都收录进来,即使他们写得不好。因为,写诗还是一种态度和生活方式,只要有这份情怀,就是一位诗人,而不在于他要写得多么好。与此相应,那些恶搞诗歌、靠出位言论行为哗众取宠引人注意的、违背诗歌理念的所谓诗歌和诗人,是我要摒弃的,即使他们其中不少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我的朋友。因为,就诗歌艺术而言,他们也许还不能被称为诗人。或者说,他们也和诗歌有关,只不过是诗歌的破坏者和诗歌的罪人而已。这样的人的作品不但不在我的编选之列,也不在我的论述之列。
    秉承类似严肃的诗歌理念,在筛选诗歌时,我也会从诗歌本体出发来审读一首诗。一些无趣的不知所云的诗歌、一些拥有不健康不正确价值观的诗歌,都在我们剔除行列。诗歌随笔或有关诗论的文章也删除了一些,因为有些诗人本身的诗歌水平很一般,却宣称自己的理念是要革新诗歌,甚至于给诗歌下了一些纲领性的定义,有违最基础的诗学素养,这些会引起不好误导的言论,自然也是要删除的。
    或许是敝帚自珍的缘故,我觉得这本诗选是一本高质量的诗选,其中不少优秀的诗篇都有可读之处。一本诗选里,假如有三五首诗歌能打动你,那么就已经是一本不错的诗选了。我想,这本诗选将有不少于三五首诗歌会让你难忘,会值得你反复把玩味珍藏。
    因为涉及到的诗人和诗歌太多,难免会有疏漏。加上时间仓促,后来有些想约稿的诗人也来不及约了。还有些诗人诗作是在诗选编好后才收到加进来的,因此在序言中也就不一一提及了。这些不足之处,且等以后有机会时再一一完善。毕竟,《宋庄诗选》不是一个总结性的选本,它是在生长的,以后也还会陆续添加一些新的诗人进来。它的精神力量,随着时间推移也将变得更加丰厚。

             
          2011年5月初,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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