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非 ⊙ 平墩湖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关于“中国性”。另一个提纲

◎江非



关于“中国性”思考的几条提纲

□江非



  ⒈在目前说到“中国性”,它的核心必须是“现代中国性”。它必须呈现“中国性”的实质:“易”的世界观——时空同一往复共存,因而时间即为“空间—物质”;“道”的生命论——简朴自在主义,人乃“蝶—人”,同时活在前生,也活在来世,并非只是今世;“儒”的社会学——理想秩序集体主义,命名大道之名而取消自名而与大道同名(永恒)。因此,“中国性”在这里只是一种方法论,是在反对社会的生物进化论、享乐主义的生命现世论、他人即陌路的世俗个人主义;是在反对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主体性、功利主义、消费与消遣主义,反对所有单行向的“科学”、“发展”、“进步”、“解放”、“物”、“肉身崇拜”、“因为个性无限膨胀而遭到毁坏的人之个性”以及“技术”、“机械”、“贪婪”、“掠夺”、“价格”、“添加剂”、“信息化”……。是按照“易、道、儒”的基本精神,以一种万在共存的理念,在现世重新建立——人,同时具有“前生、来世、现世”三重意义并以此为绝对原则的人,并同时重建“知识分子”为大道而命名的“君子父性光晕”,是以人之原初的澄明“致良知”,而达真正的“至乐”。是消除人与物之间的盲目动力关系,把已经“邪恶”的“个人现世关系”重新引向天人关系、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而依据一种宇宙(时空)的内在和谐(前生、来世、时空的同在同一)、完美成就社会(现世)的内在和谐、完美。是变“由东往西”的对于西学的概念化看待为“由西往东”的西学对于“东学”的实质性相互理解与阐释——是“独善其身—默祷”、“以身作则—行动”的中国理念与“忏悔”、“救赎”、“重建”的西方思想相互对照。因此,西学仍是走向“中国性”的重要现实之路。“中国性”在目前重提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尘世是人的现实,人必须按照一个无限高的天人标准把它建设得更加完美”和“尘世是天国(至乐之境)的现实残缺(废墟),人必须通过弥补把它建设得再和天国一样完美”这两种(其实是一种)东西方宗教原旨意图,在语法上的主动统一。“中国性”并不是指“唯一性”。

  这是根本的。

  ⒉《诗经》并非是一部中国早期的“诗歌”选集,而是一本卦辞、祷词、祭辞选集,是《易经》的一部分,孔子的目的是与《尚书》对照成史。《易》是关于自然与国是的,《诗》是关于诸侯贵族(风)以及王亲(雅)、王室(颂)的婚丧、出行、祛灾、行猎等生活家事的,均为地位尊贵的巫师、祭师、占卜师也就是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所作,没有一首来自平民,也没有一首“民歌”。《诗》中的循环往复的语言风格即是巫师们“喃喃絮语”的“启示式”讲述风格。所以中国早期并没有一个诗歌平民化的初始时代,“诗经”从来都没有平民化过,在那个时代,由于占卜就是法律,平民根本就没有占卜权,占卜权是国家权力和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所以后来认为“风”是来自民间,多是因为据其生活化的内容所简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和儒学发展根据历史政治需要的一种故意,也是越来越多的今人的一种学术误知(这直接导致了后来诗学研究尤其是当下诗歌研究的致命颠倒和重大失误,导致了目前的“类型学”、“现象论”、“题材论”、“发生学”如此泛滥,而“本体论”、“认知说”、“方法论”、“目的论”、“语义学”、“结构法”几乎一片空白)。《周南》部分的《关雎》即是周公家的一个孩子要找老婆而请占卜师进行占卜之后的卦辞和祷词,是告诉来占卜的人,那个可以娶的女孩在哪里,并预言婚娶能成,并非讲了一个平常老百姓家的孩子在那里思春的心情和故事。《召南》部分是关于召公的家事。《硕鼠》是魏公家的粮仓来了很多老鼠而请巫师写的一张符咒,是为了让老天驱赶真正的鼠灾,而不是老百姓要驱赶贪官。其他均是。《古诗源》中所收集的《古逸》部分亦是。其实,和《书》一样,收入《诗》中每一首“诗”都应有一个前言或序,比如《关雎》可拟为:“周公次子欲婚,祭,以问宗伯,伯曰——”,这个“曰者”才是真正的那个“诗人”,并非“诗”里面那个“君子”,而“君子”在当时也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谓之的称呼,“婚礼”也不是什么身份的人都可以拥有和举办的。“诗:言,寺”,在词源学上最早并非是“语言的神庙”,而是“神庙前的语言”,是一种首先神秘而后秘密的言说,即那些巫师、祭师、占卜师与天通话之后,为那些来祭台前求神祈天的人,所带来的神谕,是这些最早的知识分子的代天代神之言。那时的“采诗官”收集的就是这些从诸侯、王亲家泄露出来的“神谕”, 收集来也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的,而是要“以闻于天子”,让“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是为了让帝王知道“天”是不是对各诸侯、王亲启示了对他不利的“神谕”,或者这些诸侯是不是通过神之仪式对天说了不利于他的话,是为了加强帝王对诸侯、王亲的预知和监管。“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为什么是“孟春”?因为那时候的王室和诸侯重大祭祀问天的时间大多集中于一年之始的第一个月,“问天”已经完成,“神谕—诗”也已产生。为什么是“将散”,而不是“召集”呢,是因为那时的“采诗”是一对一的,是分开说的,并非是把大家聚集起来的公共“献诗”,是“我说了别人是不知道”的一种告密行为,相当于现在的录口供,而且那时大家刚刚离开“群居”状态,已经听到了别人家的一些“神谕”传闻。而“木铎”也就是当时的法律、命令。可见,“采诗”在当时不仅是一种强制行为,而且是一种秘密行政:一个采诗官站在路边,一摇铃,让你住下,你必须住下,然后问你有没有听说周公家今年祭天时得到了一些不利于天子的神谕,你必须马上汇报,而采诗官也必须把得到的“神谕—诗”原文不动的秘密带回去,“献于太师”,让最高的官员和最大知识分子和最懂“神谕”蕴含的人分析它的隐秘含义,然后再报告给天子。而如果你说刚才在一起的时候,听周公家的一个仆人说他们家今年没有什么大的问天行为,只是在今年开春的时候搞了一个祭祀,问了一下他们家小儿子今年要订婚找老婆,应该找住在什么地方的女子,据说当时的祭师(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为的“诗人”)是这样说的:关关雎雎……,那么,这个采诗官才回去的就是《关雎》。而如果你说听说这个人今年祭天主要问了天子什么时候死,祭词(诗)是:吾王吾王何以疫……,估计这样的一首“诗”足以令这个当事人第二天就被处死。这就是“采诗”在当时的目的和形式,“诗”是来自于占卜、祈祷、祭祀的神谕和祷词,是由当时社会的最高知识分子“祭师”们创作,部分由告密者传播,被政治以绝对的法令收集起来的。不仅如此,这里面还要包括为人臣者的当面如实汇报:“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诗—神谕、祭词、祷词—对世界认识和听命的启示”,在当时是一件天、神、人、王权、国家、政治中的大事。这也就是那些“采诗官”在当时为什么被老百姓称为“行人”的原因,他们其实是中国最早的“特工”。“诗”其实汇集于中国最早的“国家安全部门”(这个铁一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应该说,那时的老百姓是闻“诗”色变,见“行人”(这个词在那时产生的古老象征意义,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还可以感受到,怀抱孩子的妇女吓唬爱哭的孩子的话,往往第一句即是:你看你看,有人来了。可见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的历史记忆中,“行人来了”曾经意味着什么)色变的,哪有谁还敢“作诗”。“诗”这个字的词源本意即“秘密之言”。而“诗”后来之所以被置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首,也完全是因为它的这种政治现实性。孔子编的其实并非一部艺术作品,而是一部教化、规定诸侯、王亲“私下之言”尤其是“与天言、听天语”的最高典范和政治秘则。“诗”指出了“这些事”在“家里”是可以问天的,“这类话”是可以对天说的,但超出了这些范围是不行的。“诗”并不是“乐”的歌词,它是独立的,而由于巫师、祭师们在宣布“天启神谕”时引用了大量历史事件以增加说服性和神秘性,作为另一种历史,“诗”也和六经之中记录“公开之言”的居于第二位的《尚书》(“尚”,即敞,即公之于众)形成了极为必要的补充,而之所以孔子把“周召”置于全书的最前两个部分,乃是因为在孔子眼里西周时期的“周召二公”是为人臣、做诸侯的最佳典范,在孔子看来,他们在“与天言、听天语”的“私下秘密之言”里,几乎没有关于国家朝政和天子的内容,所言只是他们家里的一些生活小事,这是为人臣者在“私下”里最应该的。而孔子之所以把这些“特工资料”从密室里搬出来变成一部书,其实还是因为他“治天下”的政治道德初衷。所以如果把《诗经》当做文学作品看,它也是政治魔幻主义的,而并非“现实主义”的。“诗人”在当时是一种高于王权的权力和职能,是神权的象征,是不容平常平民染指的,那时的平民如果敢作一首“诗”,最轻的刑罚估计也是诛杀全家。“诗”的普通化是在《诗经》以后中央王权衰落之后,是“神庙前的语言”转变为“语言的神庙”之后。那之后才到了“诵诗以化民”的文学诗歌时代。这也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学与诗学协同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诗”来自“易”,“诗缘情”中的“情”即是指“情形”,也即是“易”所言的变化;“诗”用于占卜、祈祷、祭祀,“诗言志”中的“志”即是“神志”,也即天意。“诗”从源头上或在本质上,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对于神秘和奥秘的阐释,是对于世界和自我在玄学和哲学上的首先认识,而不是抒情、叙事。孔子并不是不想依据他的思想理念把《关雎》这种“诗”删掉,而是他不敢删,他不敢删掉来自上天的神言天意。孔子只能引申“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是诗歌可以实现精神的升高,可以再次看见那个神秘的自我,可以与天、神交流,可以解释和调和天人关系与我们的自我(社会)关系,孔子只能在“可以怨”中,把“诗”引向他的思想体系,并进一步引向“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让孔子言出了“诗”之普遍化之后,一种与古希腊一样的春秋“模仿命名诗学”。《诗》为“私言”,《书》为“公言”,这即是当时孔子的目的。所以,“中国性”不能表象化。不能只是“易”的“爻”—符号化、“道”的“图(阴阳)”—象征化、“儒”的“礼”—仪式化。词语化的“小桥流水人家”不是“中国性”。这只是物化的“中国性”。在“艺术—诗歌”范畴中,“中国性”的历史使命应该主要是重建一种人与自身以及他物的语言关系和历史话语结构,建立一种历史的“语言—精神”关系。词语不是语言。“诗:缘,情”就是指“诗歌:围绕—构建,情形—形势:历史的变化,包括个人(心)的内部历史和因此而产生的映射。“诗:言,志”就是指“诗歌:语言—言说,标示—表达”。”这种积极“诗歌心理学结构”,不能被消遣(消费)“心理学诗歌结构”所代替。

  这是必要的。

  ⒊“中国性”是当下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必然的自圆其说,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缓解“小乡村”社会形态以及被因此保留的“心态”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强烈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为了谋求两个断块之间的理论连续性,进而谋求一种历史精神和社会伦理的连续性,是为了既有“现在”,又不失掉“过去”。是和传统资本主义在明朝中国的鼎盛时伴生的“心学”处于同一历史动机。但“中国性”不能是一种现行资本社会的实用唯心主义。如果是,它必然会沦落为一种物质主义和形式复古论。“中国性”更不能发展成为一种未来新英雄主义的理论精神储备,不能成为东方中心论和“新帝国性”的前奏,观念即行动,要警惕上个世纪德国对于“日耳曼性”的强调,警惕名叫格奥尔格的诗人。根据必然思想史,它在当下无疑要耦合为“形象”、“体验”的“心学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的论述也是如此),类似于“神学马克思主义”。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形象”和“体验”才能在此重建连续性,才能以“形象”和“体验”的超时空“断点”对“连续性”作出一种出路性的再阐释。但“体验”需要与“现场”同时共在,不能以“事实”—经过判断的事的结果,来代替“事件”—本在发生的事的过程,也即现场(既是“形象”存在的空间原因,又是“形象”存在的时间目的)的体验和体验的现场要同在。最强烈的现场是对于历史的“爆破”,最完美的“形象”是“偶像”:超人,所以,说到“形象”、“体验”,尽量是指向“自然”的。“形象”与“体验”适用于自然时,是保守的,其终极形式是道家的逍遥、佛家的涅槃和叔本华的心灵意志;适用于历史时,却是激进的,是对于自身的革命和对于他者的共同革命——战争;这是它的两面性。而尽管有“体验”做短暂的担保,由于并不渴望最终同一的“本质”,“形象”难免要落进个人主义和形式论的窠臼。对此,尼采的方法是:酒神精神(永恒的短暂、混沌、遗忘)一定要与日神精神(短暂的永恒、形式、记忆)共存。

  这是对内的。

  ⒋当下说“中国性”乃是对于“世界性”的一种违法。违法是因为法只有对于事件的普遍适用原则,而不关照个体、个性。但目前说起“中国性”并非只是对立于“世界性”而强调“中国个性”,它在当下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出现很显然是要居于“世界性”之上。这是目的。因为有着这样的目的,所以,目前说到“中国性”,依然是一种实用“中国性”,和早期的实用“西方性”具有同样的功能。但今天我们再说到“中国性”与“西学”,在关系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东、西”正面临着共同的问题——物质资本的遗产——精神虚无后遗症。“东、西”在此种新方式中形成真实的合作统一。

  这是对外的。

  ⒌“中国性”并非民族性。因为它早已经既不是“鲁国性”,也不是“秦国性”,也不是“越国性”、“楚国性”、“魏国性”、“赵国性”、“齐国性”、“燕国性”、“韩国性”。目前说到“中国性”,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性”。是否定辩证的“现代性”而因此具有很大的反讽意味。引用本人在2009年一篇短文中的一段话:“中国的时代”已经开始。那么,在文学上,一个着眼于“世界历史意义”和“世界使命下的文学创见”的时期也会随之开始……“转述现代性”和“古典中国性”的对决,也将在中国文学现象中渐渐合拢成为“现代中国性”的必然统一……在这次转折中得到最完整的呈现……中国文学关于“中国性”、“中国精神”的强调也只能是为这一“呈现”而服务,本质上其实还是针对“世界问题”和为完成对“世界性”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创见而作出的强调。这个强调还是为了体现中国人接下来作为“世界的主要”和“人类的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在这次转型中,中国作家或诗人将以“世界性思考的主要创见者”的身份,对那些最基本的人类问题发言……展开对“世界”这一庞然大物的真实触摸……这一方面说明了思考眼下的“现代世界”我们要行使“中国性”,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借助“中国性”所必然要感遇的恰恰是“世界的现代性”——这就是“中国性”,就是要通过言说自我而言说世界,同时亦包括通过言说世界而言说自我。“中国性”其实就是“中国世界性”的另一说法。中国—世界、东方—西方、国学—西学必然互为方法,又互为目的。

  这是具体的。

  ⒍正如在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传统伦理的行成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不知何人)”这句话,因为一种“猜测(我是不是那个斯人)、验证(机会来了,我做一下试试看)、践行(我一直做,做到死再看)和自命(我自己觉得我就是那个斯人)”的观念—实践连续性,而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最终形成的理论萌芽正是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衍生自《礼记》的古话。正是这句具有宗教意味的话,以一种暗示、教谕的个人行为连续性,让“劳动”本身变成了无限劳动的绝对目的,让资本变成了无限资本的绝对目的,并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一种“经济伦理”,而成为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牢固精神基础。

  这是题外话。

  但它告诫我们对于事关“中国性”的任何一点都要深刻认识辩证看待。在根源上,“历史”历来被“心理”所建起。语言以及依此而立的概念与命题意味着历史心理,同时也意味着历史本身。语言已经自明。“中国性”在这里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方法审定,其实它既不是来源于一个价值判断——它具有什么样的优越价值,也不是一个信仰判断——我们生来就信仰它,而是主要是一个因果判断——是因为出现了什么样的历史状况,我们才重视它,并用它解决此种状况里包含的问题。

                                                                                      2011.06.05—17


另一个提纲:以《关雎》为例

  《诗经》并非是一部中国早期的“诗歌”选集,而是一本卦辞、祷词、祭辞、释梦词选集。它的作者是当时的祭师,而非“诗”里的那个当事人。它首先是政治魔幻主义的,而并非“现实主义”的,它在“文学”上,事实是象征主义的:诗经的每一首诗虽然也讲述了生活和历史,但在每一首诗的整体上,只是祭师(真正的作者)对他人的未来生活和过去历史或梦的一种解说性的象征。后来言“诗”的“赋比兴”,是指“比”—隐喻的修辞术(词语),“赋”—循环往复渐序推进的话语形式(语句),“兴”—整体的象征性(一首诗)。对于诗经作者的确认,影响了后人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是一个历史性误解。以《关雎》为例,可以看到对于作者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所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认识和写作效果:

  正解:《关雎》为当时的“祭师”所作,那么:诗——神谕,启示,预言,认知;悲剧,寓言,反讽;儒家诗学上半部(命名与象征,敞开的行动,自然法):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1、诗是神庙前的语言——自然本体论:王维、曹植……于坚;2、诗是语言的神庙——历史本体论:杜甫、苏轼……李亚伟;3、诗既是神庙前的语言还是语言的神庙——精神本体论:屈原、李白……海子。

  误解:《关雎》为诗中的“君子”所作,那么:诗——自喻,表现,经验,抒发;喜剧,故事,戏仿;儒家诗学下半部(现象与描绘,完成的事件,符号法):诗可以怨,迩之事父(父,非积极性习俗、惯性与传统),远之事君(君,业已认识的自我或阶层的权利与统治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名,符号):1、诗是生活情绪的抒发——简单模仿诗学:当下百分之三十的诗歌与诗歌批评;2、诗是社会现象的表现——简单模仿诗学:当下另外百分之三十的诗歌与诗歌批评;3、诗是经验的类型聚集——简单模仿诗学:当下又另外百分之三十的诗歌与诗歌批评;4、诗是词语的类型聚集——简单词语模仿学:消遣者。

  结论:1、任何事物只在于它的本身,不在任何一处。任何使用语言的事物,其本质只在于它使用的语言本身,不在任何一处。此即“思无邪”;2、名称即本性。诗,其本质即在“诗”这个字本身。并且只能从这个字的原旨来理解诗。此即“工夫在诗外”;3、对《诗经》的误解是灾难性的。孔子并非没有真正的告诉后人《诗经》为何,诗在本质上应该为何,引申曾是他一个隐匿的人文目的,这个目的是政治的,但同时也是修辞学和哲学的,孔子是为了让“诗”通过“赋、比、兴”,尽快整合自然“形象”之后的社会历史“形象”,而为哲学抽象出更多的可以用于理性思维的语言,以便建立起那个时代的逻辑学。但现在这已成为一种不辨即自动接受的文学意识形态;4、所以,《诗经》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四言”的表达方式和音步节奏,这种语言结构奠定了中国人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影响到了以后所有的民族思维方式。这个影响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语言以及语言所喻示同时又阐明的思维内容与思维方式,都注重了一种空间性的并置,而最大限度的舍弃了时间性的因果连续,而确立了我们“形象”思维的范式。这个范式在《诗》里就是从“关关”和“雎雎”的隐喻并置开始的。这也是《诗》位于六经之首的另一个原因,它是当时的那些“司祭”——玄学诗人们创造的形式逻辑学,是“经中之经”,是研习后面几部著作的基本方法和钥匙(《诗》里一些篇章应该比《易》的一些篇章形成的更早。孔子正是因为注重了“诗”的这一功能,才把这些不同时期的“祭词”全部放在了一起汇集成了《诗》)。此即“不读诗无以言”(“言”在这里不是指“说”和“语言”,而是指“说”的延伸—“话语”和“说”本质:判断)。它告诉了我们,事物与人从“一”产生,从“二”产生联系,从“三”(因为有了形象的比较)开始看见,从“四”才有了反思(归纳、抽象,也即孔子的“可以观”。观,又看。)的能力,从而也就有了高超的理性思维能力。这也是诗最大的功用:诗,为哲学抽象语言。比如诗人海子为我们成功抽象了“麦地”这一语言成分,即:有劳动、劳动者、劳动成果和颜色以及故乡感的土地,当我们现在再使用“麦地”时,和以前的“麦地”、“大地”、“土地”、“故乡”都已经不再一样。而这也是检验一个诗人的重要标准:你为一个民族的理性意识抽象出了语言的什么?(大家完全可以用这一条来思考、自考和预见一下所知道的当下诗人);5、所以,不论从诗的“神谕—认知”的源头上,还是在“表达—语言”的生成上,诗都是哲学的,是理性的一部分。理性即最完整的人性,即最高的诗性。

                                                                                          2011.06.23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6年6月

 

©2000-2022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