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 ⊙ 我从不正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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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人文,自己的诗学

◎徐江



                      自己的人文,自己的诗学
                            

                                                         徐江




对于每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置身在一个传媒的时代,实在是既轻松又不幸的。“轻松”——是因为众声喧哗,谁也无法再用诸如“一言兴邦(或丧邦)”之类的传统说辞,来判定某个作者的文字;“不幸”——则是指资讯集市上人头攒动,个体的声音再高亢,也不过是芸芸众生自信满满、信誓旦旦中的普通一声。
每个人都在认真说话,每个人都在充耳不闻中自说自话,这怕是媒体进入娱乐时代、网络进入后博克波段的,人类言说的真实写照。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美国新闻界对“水门事件”的系列报道,因偶然彰显了现代新闻工业唯利是图的欲望,对文明进程所具备的负负得正效应,而让人对语言的正义功能,开始生出些许渺茫的期待;那么九年前历历在目的“9•11”报道,以及后来对美国伊拉克战争、乃至世界各地重大灾变的电视和网络全程直播,却渐渐有了一种融严肃、严酷为节目、娱乐的“轻盈”……
“庄重”和“严谨”,不再是我们时代各国语言的首选品质,在一浪浪视频冲击波的面前,语言们无一例外的循着下意识,在向“亲民”和“可消费性”迈进,并渐渐把靠迎合得来的赞许,理所当然地视作自身先天的品性。它很乐于被这个媒体时代消费,也乐于去消费自身——在“美国偶像”、“苏珊大妈”的祖国们是这样,在“超女”“快男”的此岸也照例如此。而伴随着传媒、消费、娱乐精神对语言的这种狂欢式开采,作为“语言”记载形式的文字,也渐渐开始了自我愉悦和自我放任的旅程。除了自轻自贱地满足于被用作“单纯的表达工具”,语言和文字本身的意义何在?它们的使用者——尤其是我们这些本土的使用者,有没有必要在役使它们的同时,从它们身上探询一下母语、人类语言和智慧生成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类简单的、古典式提问在今天,已渐渐成了一种指向“智识人群”的疑问,甚至“责难”。还好,我的这种“责难”,由于任洪渊先生新近问世的《汉语红移》,得到了缓释。
《汉语红移》是一部无法用简洁的片面之语来界定的著作。它的发源,首先是基于作者作为诗人、学者,对语言所作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止涉及语言之于写作关系的认识,也涉及到了它在本土与全球人文环境的历史流变中,所已承载和即将承载的宿命和使命。更重要的是:它让这样一种思考,在历经阐释和结构的雷区后,重新回复到了“语言肇始于肉身”,“文字肇始于个体生命体验”这一1980年代文化界曾生吞活剥地舶来过,却远未及深入探寻、一度甚至半途而废的思路上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任洪渊,比1980年代的那些启蒙者(任先生本人就是当初那个群体中相对隐性的一员)走得更远、也更沉潜。在当初更为显赫的文化界同道纷纷转变精神走向,驱赶更新的理念时髦,或是堕入自以为更艰深、救世的经院话语深渊的这二十余年里,任洪渊以回溯汉语源流的方式,一路悉心逆拾、探查母语在千百年来每个历史和人文转向的路口所遗失的。在论及汉语的使用愈来愈偏重于现世、相对疏于对想象力的发展轨迹时,他揭示出了一个惊人的节点:“周代替商,中国失去了一次伟大的文化机会——黄河文明压过了南中国精神。除了我们这些留在地上的被青铜禁锢的身体,一个自由无羁的神话时代埋在地下了。那些巨大的龙蛇,还有那么多庞大到直接撞击大地的太阳,月亮,都影子般窒息在千座万座楚墓里了”;在谈到华语文化当面临外来文化碰撞,所具备的潜能时,他提出了一个值得保守者和时髦追逐者同时反省的课题:为什么佛教进入中华后,汉语能够开启出“禅”这样的文明奇葩,而之后的这一千五百年间,汉语文明虽跌遇异质文明冲撞,却再无力结出同样文化当量的果实……
人类所有因先前文明所起的质疑,都有着它可解的脉络,那就是——探究当下文明所面临的困境,和潜在的、新的辉煌增长点。任洪渊所找到的,是一条开放式的路径,这一路径始现于东西方语言和文明百余年处境的对照思考:“现代化汉语走进逻辑后的年代,也正是拉丁诸语返回逻辑前的年代”,那么,对尚未彻底遗弃古汉语文明“余荫”的当代国人来讲,这种逆行的追逐,是否还能有效的像期盼中那样去滋养自身,还是仅仅会为人们带来另一重“传统”的桎梏?而即便是前一种乐观的结果,恐怕这类滋养,也已经不能在那种书斋式的、线性追逐与承继过程中产生了,它们太需要依赖某种“举一反三”的智慧,和“知行同步”的反应能力。在任洪渊看来,这种智慧和能力的源头,便是人们切实回到生命本体——就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少年贾宝玉吃尽胭脂式的亲吻,去对敌当时积威千百年的礼教和世故,所曾经做得那样。
“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简称之为“汉语红移”),在这个论述者自创的术语中,“红”既暗含了《红楼梦》高出其它汉语小说名著的那种标举“天然”的灵魂品质,也涵盖了“吃尽胭脂”这一生命个体举动背后所隐喻的青春、诱惑和“迷狂—飞升”!人类生活在一个概念/理念压死人的世界,我们置身在这个新老概念/理念纠结、攻讦的“媒体/网络/图像年代”,唯一能把大家的心智从诸元嘈杂的魔境解救出来的,恐怕仍是最容易放任我们,同时却也是最不容易欺诈我们的“生命本体/身体”(注意——不是作为“身体”一部分的“感官”,更不是“器官”)……
《汉语红移》问世的另外一种价值,是它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去反思和读解近十多年来,文化界对“生命文体/身体”的误读与妖魔化,也有助于开启被这些误解与妖魔化吓坏,进而逃向书斋和线性思维的各色“文明道统维护者”的心智,“是到了把艾略特和斯蒂文斯,把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把博尔赫斯和帕斯,把……还给他们的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的时候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出自一位诗人和教授的智慧优越感,它们背后蕴藏的,是一位在“先锋派”纷纷落马成为“媒体和娱乐帮闲”时兀自坚守的人文主义者对母语乃至文明道义的承担。当然,这种承担也包括了在唯理/唯物质时代对诗歌的坚信。这种坚信之于环境的懵懂,呈现出非常有趣的局面,很像任洪渊一次在大学回答理工科学生对母语和言语困惑时的情景——
“你的词语也能诱惑我们的物理学和数学吗?或者,我们的物理学定理和数学公式也需要你的词语自由吗?”有学生问。
“谁能够告诉我,现代物理学基本粒子quark(夸克)这个诡谲名字的来历?”
全场静寂。
“60年代,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盖尔曼在发现‘夸克’的物理学论文中说,他是从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守灵夜》中找到了他的神秘‘夸克’——‘Three quarks for Mister Mork’。十年后,二十年后,为了命名一个物理学定理或者一个数学公式,到我的诗中寻找你明天的词语吧,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全部名词动词形容词。”
这不止是一个汉语诗人的自信,它也是来自本土人文的自信。

(《汉语红移》,任洪渊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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