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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逸闻(短篇小说)

◎黄金明



    
生产队逸闻(短篇小说)
■黄金明

这个村庄看上去跟南方随便一个村庄没什么两样,贫穷,荒僻,村前有池塘和大榕树,屋后有山岭和密林,更远处是小河和稻田。一排排低矮的泥砖屋堆积在鱼形的山坡上,屋顶上的青瓦细密如鲫鱼的鳞片。胡家庄不算大,但也有三个生产队。这三个生产队看上去跟南方随便一个生产队没什么两样,每天集体出工,记工分,秋收后分口粮。但胡全富夫妇很快就发现,这三个生产队还是大不一样的。在胡全富的大儿子胡文强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有该生产队那样的荒诞场所了。他们一家人就像可怜的老鼠,饿得吱吱叫,上蹿下跳,而这个生产队就像一架冷酷而精密的捕鼠机。他们一家人,一掉进去,就休想有翻身之日了。多年之后,他回想起来仍恨得牙痒痒的,而生产队早已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胡全富一家在三队,该队的特殊之处,就是除了胡全富一家,另外的十二户可以讲是一家人。队长胡大贵是一户,他有八个弟弟,每个弟弟占一户,胡大贵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除了小儿子,三个儿子都娶妻生子,分家独立,各算一户。三队的大权就牢牢掌握在队长胡大贵的手上,会计、出纳、记分员等岗位分别由他的弟弟担任。而胡全富在三队,其处境可想而知。
当初胡家庄分队的时候,三个队长都不肯要胡全富,嫌弃他们夫妻年轻,却有四个小孩。大孩子胡文强才八岁,顶多只能放放牛,割割草,连半个劳动力也算不上,另外两个,还穿着开裆裤,拖着鼻涕虫,最小的还要吃奶。胡全富老婆姚红苹还得喂奶、哄小孩,要她作出多大贡献只能是一句空话。三个队长推来掇去,互不相让,最后只好抓阄了事。不幸的是,胡大贵抓到了。胡大贵死活不肯要,后来双方作了让步。胡大贵收下胡全富,但他将三队的其中两户分别并入了一队二队。就这样,除了胡全富,三队就全是他胡大贵的人了。而王大富胆小如鼠,也不怕他敢碍手碍脚。
胡全富没有办法,只好夹着尾巴做人。他总算也是生产队的人了,总比做个大庙不收小庙的孤魂野鬼要好。否则,田产林地都收归队里了,他一家六张嘴喝西北风去?一户人家是不能成为一个生产队的。他还得感谢胡大贵愿意收留他呐。当天晚上,他就给胡大贵送去了一刀肉两斤豆腐,感激队长的恩情。
每天清晨六点,就出工了,胡大贵举着一个手提喇叭,扯开喉咙喊:“开工喽——开工喽——”十二户人家的劳动力都带着农具从屋里像老鼠一样窜出,行动十分迅速。胡全富也不敢怠慢,戴上斗笠扛着锄头跟上队伍。到了地头,太阳从鱼肚白的天空中滑出来,像一个巨大的蛋黄。万道金光照耀着田野,大伙儿拄着农具,打着呵欠,山间的雾岚像轻纱一样飘拂。记分员胡大福拿着工分簿大声点名,第一个是“胡全富”,胡全富应了一声:“到——”,第二个是“姚红苹”,“姚红苹——”胡大福又喊一声,他朝着队伍瞅了瞅,再喊了一声。还是没有人应答。胡全富的嘴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终究没有出声。胡大福面无表情地说:“国有国法,队有队规,大家都要遵守。姚红苹迟到,按规定要扣一个工分。如果待会还不来,按旷工论处,那就可不是一个工分啦——下一个胡大禄——”
点名快完毕时,姚红苹气喘吁吁地挑着畚箕来了,脸色憋得通红,她还用背带背着最小的孩子。刚才她安顿好了几个大的,还给小的喂奶,有个小孩又拉起屎来。等她搞掂后拼死赶来,已是最后一个了。她一听说胡大福要扣工分,就急了,说:“我不是来了吗?还没开工,就不算迟到。”胡大福瞪了她一眼,说:“你迟到还有理由不成?”姚红苹分辩说:“如果不是第一个点我们家,根本就不算迟到——”胡全富扯了扯妻子的衣襟,低声说:“算了,算了。”
出了这样的事,姚红苹就再也不敢慢一分钟了。秋收后分钱谷猪肉都得看工分的,一年到头,像牛马一样干活,也就挣它三五百个工分,如果扣多了,一家人就等着挨饿了。她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挑水,煲粥,喂鸡,喂猪。牛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私人不可拥有,有也没用,家里的那两分自留地也用不着耕牛。猪开始不敢养,怕工作组割资本主义尾巴,后来就慢慢松动了。她养了两头小黑猪,还有几只小母鸡,下了蛋好换盐巴酱油。反正养禽畜的不仅是她们家,队长家还不是肥猪满栏,鸡鸭鹅一地?嘎嘎叫,都够得上群鸡群鹅了。
她喂完禽畜,就服侍几个孩子吃粥,交待二娃儿好好带三娃儿,莫爬树,莫下水,莫去望水井,莫去山岗上乱走,以免踩到黄蜂窝。她再三叮咛,实在放心不下。二娃五岁了,倒也生性,像鸡啄米一样点头。至于八岁的大儿子胡文强,带小孩更让人放心,但他有更好的用途,那就是跟着去放牛,庶几可以挣一点工分。刚煲好的粥滚烫得很,姚红苹忙完琐事,就将粥用小盆子盛着,放在大盆子的水里凉一下,但也没有多少时间。她端起小锑盆,呼哧呼哧地喝粥,粥烫得喉头疼痛难忍,但也顾不得了。等她诸事办妥,胡全富也起床了,用瓜瓢盛了一瓢水,先咕咕噜噜含了几口,又喷出去,就当是漱了口,再将半瓢水往脸上一摔,睡意顿消,人就精神了。夫妻两人,拾掇了农具,步出庭院,这时,队长胡大贵的喇叭就响了。
姚红苹还没有给最小的娃儿喂奶呢,她背在身上,踩着晨露出工。她要等胡大福点名时,利用这点间隙来给娃儿喂奶。谁知,姚红苹发现胡大福点名点得飞快,她刚将乳头塞入娃儿嘴里,还没啜上几口,点名就完了,大伙儿就下田了。胡大福走过来,露出淫邪的笑容,一双眼睛往她白花花胀鼓鼓的乳房盯着,说:“侄媳妇,慢慢喂,不用急哩。”姚红苹窘极了,她感到胡大福的目光像锋利的锥子,狠狠地扎入,乳房像一只装满水的袋子被扎穿了,乳汁像水一样流出来。她扯了扯衣襟,但无济于事,她只好转过身去。然而胡大福绕了半圈,一双眼依然没有离开她的裸乳,还嘻皮笑脸地说:“你的奶水真多,真白——”姚红苹一拍小孩的屁股,孩子哭了。姚红苹斜睨着胡大福说:“这个小畜生,不好好吃老娘的奶,就懂得乱嚷,算是白养了。”胡大福脸色一变,说:“还不下田,我要扣工分了!”
姚红苹不敢留在田埂上喂奶了,她只好利用放风或吃午饭的间隙喂孩子。但时间终归有限,每天三顿都是稀的,拉尿又频繁,娘儿们又较为复杂,这一来,迟到三五分钟就不是偶尔的事了。她背着孩子,干活总是不利索。胡大福像赶也赶不走的苍蝇在耳边嗡嗡叫,威胁着要扣她的工分。有一次,姚红苹蹲在高高的茅草丛中撒尿,忽然感到硕大的屁股阵阵发热,赶紧掉头一看,原来隔着两丈远,胡大福瞪着眼偷窥,红红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姚红苹扯上裤头带,她噙着泪水,仰起头来,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六月是南方的农忙时节,必须将春稻收割并将秋秧插下,如果过了时令,那就误了收成,没有一个生产队胆敢怠慢。插秧的劳动强度很大,也有分工,身强力壮的男子用秧锹锹秧,并挑到水田里去,而老汉妇女就蹲在水田上插秧,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掐秧插下,并不停地往后退去,高高地撅着臀部。
插秧很有讲究,每撮秧苗约在六至七株,又要插得直,得横看成行,竖看成行,斜看也成行。其实,后者乃多此一举,无非是好看一点,跟丰产没多大关系。但队长爱面子,活儿都要干得漂亮,不可马虎。要插得齐整,肉眼就靠不住,这也无妨,有专门的办法。用两根木槌缠着一大把细绳子,就让两个人站在田埂上,一人拉着一头的木槌,让绳子笔直地横过水田。这门工作既不可缺少,自然由队长胡大贵的两个侄女担任,记全工分。至于队长胡大贵,则拿着“耙趟”(岭南乡间一种木制农具,由一块木板及嵌入的一根木柄组成,通常用于平整耙烂后的水田,或在晒坪上作收拢稻谷之用)在水田上,举目四望,时而吆喝一声,时而平整一下水田。尽管泥浆平滑的水田,已经平整得像一面镜子,但他还是举着耙趟去荡,神情肃穆,看上去就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能工巧匠。
胡全富年轻力壮,主动去承担挑秧的任务,姚红苹背着小孩跟大伙儿插秧。但插秧需要不停地低头,弯腰,并向身后的空白地带挪动。她毕竟背着小孩,手脚的十分麻利也只能发挥出六七分来。这一来,就严重影响了进度,往往是她身边的人,早已插出了十几行开外,而她又赶不上。拉绳子的不客气了,也不管她,一行一行地往后移动,很快,一块水田,大伙儿就都插到边角了,而中间还剩下一溜儿空白地带,宽约一丈,一个妇人背着孩子在使劲插秧。大伙儿插完一块水田,又去插另一块水田,但姚红苹还在原来那块水田上折腾。显而易见,这是她的活,那些空白地带十分抢眼,仿佛在嘲笑她的速度太慢。胡大福走过来说:“快点,快点,慢吞吞的,是不是要我去捉你家的猪?”这一次,无论姚红苹再坚强,她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她用手一抹,手上全是泥浆,弄得满脸都是。
因为孩子,姚红苹受了不少队长的白眼和记分员的呵斥。好在,下一季,小孩就能走路了。姚红苹就将她交给二娃看管,或扔在地头上,偶尔瞥她一眼,只要能看到她的身影,就放心了。至于她是抓泥沙入嘴,还是舌舔草叶,这个可顾不上了。
大伙儿辛苦了一年,总算可以分收成了。在过去的一年,大伙儿都很卖力,丰收的景象鼓舞人心。一连几个晚上,全村三个队的大晒坪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几盏马灯或煤气灯将晒坪以及一角天空都照亮了。晒坪上的稻谷堆成锥体,像一座黄澄澄的金字塔。红薯、芋头、花生及大豆等堆积如山。人们就要分享劳动成果了,生产队在扣除了公粮及稻种等等诸项,就可以按工分分给社员了。这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来的全是自己的”。生产队第一次分口粮,大伙儿都很兴奋,大人脸上的红晕映着火光,而小孩子欢呼雀跃,绕着晒坪边上的箩筐捉迷藏。
整整一年,没有人预支生产队的钱,也没有人出去搞副业,所以也就不存在欠款的问题。大伙儿完全可以按工分拿东西了。通常的做法,就是将东西分成堆,或好坏搭配,让大家抽签或抓阄去拿,好坏怨不得别人。在乡下,讲运气永远是最公平的事儿。胡全富知道,在全队十三户人家中,他们家是工分最少的。这已成定局,就希望能分到质量好一些的谷物,再加上那几分自留地的作物,要对付家里的六张嘴,应当还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会计胡大寿的分法,却让他大吃一惊。胡大寿是按顺序分的,第一家是队长胡大贵家,稻谷也好,番薯也好,都由他先挑。而他是最后一家,结果轮到他,稻谷因为早已利用风柜将秕谷及沙石吹掉,问题还不大。但番薯及芋头,就只剩下小的,生虫子的,或挖烂了的,总而言之,都是次品。杂粮在农村,其地位也很重要。当胡全富夫妇挑着那两担烂番薯回到家,脸色就黑了,面面相觑,姚红苹忍不住哭了。她知道,无论是再巧的媳妇,也无法靠这么一点口粮捱到明年了。
秋风一过,就是冬至了。冬至社日杀猪,每队都按人丁分猪肉。当然,太公分猪肉,女孩是不算数的。胡全富派大儿子胡文强去领猪肉,至傍晚时,胡文强用盆子捧猪肉回来了,他一边走一边抹眼泪。他按例分到的五斤“猪肉”,其实不到两斤,还是白花花的肥肉,剩下的全是剔得干干净净的猪骨头。姚红苹将儿子的头按入怀里,她的泪珠就滴在儿子的额头上。胡全富叹了一口气,知道自己在生产队,是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好不容易挣到一点工分,但到分口粮分猪肉,那些工分就一文不值了。

姚红苹说:“全富,要不你去求求那两个二队长吧,看能不能转队?”胡全富说:“没用的,没用的。”但他还是去了,果然一点用也没有。一队队长根本就不理他,而二队队长振振有词:“社员入队是十分严肃的事,哪里能儿戏,说转说转?这是公社备了案的,你们就在三队好好干吧。在哪队还不是一样?”
胡全富跟老婆商量了一夜,觉得惟一的出路就是出外务工。胡全富打算去海南学做木匠,他还年轻,手脚也麻利,木工也不是多难学的活。邻村的木工师傅张亚瑞是他的小学同学,求他带去做工,应当不是问题。离开生产队,出外搞副业,按政策也是允许的。但问题就是,每个月得向生产队上交副业钱十二元,一年下来,就是二百二十四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姚红苹鼓励丈夫去,说:“留在队里,只能是死路一条。去博一博,说不定还有活路。这笔钱是不少,但你赚到钱,拿一部分出来交便是了。”
胡全富跑去跟队长胡大贵说了。胡大贵干笑着说:“家富侄儿,外出搞副业是好事情呀。男子汉志在四方嘛,日后发达了,可不要忘了你贵叔呀。”胡全富嗫嚅了半天,才说:“这个副业钱——”他本意是希望能否减少一点,没想到,胡大贵说:“你每月就交二十元吧。“
胡全富大吃一惊:“人家都是十二元,我为什么要多交?”
“我不鼓励社员外出搞副业,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劳动能手。你们都跑光了,我就剩下光杆司令了。我一个人能又种水稻又种番薯?你不要怪我,你开了不好的头,如果人人都像你,生产队岂不是垮了?你是队里第一个要外出搞副业的人,我不好阻挠你,但这个钱你得交!”
“这是没有道理的,你凭什么要多收?”
“就凭我是队长。”
胡全富没有办法,但他咽不下这口气。第一天一早,他吃了早饭,就步行了二十里路,到葵花大队去找书记。葵花大队下辖二十多个自然村,胡家庄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村。书记是姓马的,马书记坐在四方办公桌后的木椅上,吸着水烟筒,美滋滋地喷出了一团团烟雾。他瞄着眼睛,等胡全富说完了,就说:“十二元好,二十元也好,这都是各个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定的,大队不好干涉。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来找书记,书记岂不是忙死啦?以后没什么事不要随便来找我。我跟你讲,二十元也不算高。”
胡全富出师不利,跑回来跟姚红苹商量了一下。结果,傍晚他还是跑去见胡大贵了,他咬着牙说:“二十就二十。”
“二十不行了,我刚刚跟会计及出纳开了会,会计认为像你这样的精壮劳动力,一个顶仨,起码得要五十元,否则大伙儿都去搞副业了,我这个生产队还用搞吗?”
“二十吧,二十吧,一年二百四十,我马上回家去取来交!”
“你这个人真奇怪,我不是讲了五十吗?”
“队长,大贵叔,五十我可出不起,那可是什么数呀?一年得六百呀,我一辈子都没见过六百元哪。”
“对,一年就是六百,一分不能少!”
“队长你是不让我走。”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我当然欢迎你去搞副业,你去队里一年增收六百元,这该有多好?我巴不得你走,怎么不让你走?”
胡全富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灰溜溜回家去了。六百元一年的副业费,他算过了,无论是谁做木匠,都交不起这笔钱。顶多交三百,再交多一元,都只能是白干了。因为做木工,不是去抢钱,也没那么好赚。
胡全富夫妇只好断了搞副业的心,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干。虽然大家都姓胡,如果上溯十代八代,都是一个祖先。但三队本来是一家人,生产队就像是他们家的一样,生产队的劳动成果,就好比是他们家里的私有财产,胡全富一家插进来,他们就感到不舒服了。无论胡全富表现得再好,到分口粮分猪肉还是分塘鱼,都不可能分到什么好东西。

胡全富的孩子越来越大,个个嗷嗷叫着,都要张嘴吃东西。胡全富成了三队最穷的人,成了胡家庄最穷的人。他又不能离队去搞副业,总之生产队是靠不住了。只好想其他的办法,趁着年轻力壮,每天天一亮,就擎着锄头上山开荒,开了好几亩山地,种上番薯、花生、黄豆、南瓜等作物,全是可以充饥的。山地贫瘠,人畜粪肥又金贵,好不容易攒到两桶,还得去浇蔬菜,那些作物收成很差,但总算聊胜于无。胡全富除了开荒种粮,还打起了小河的主意,利用晚间去捉鱼摸虾,总算挣几块日用,勉强可供小孩读书。
好在姚红苹能干,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她还利用空闲做起了媒婆,也玉成了几桩,媒人仔媒人女逢年过节,也捎些猪肉上门拜访,总算让孩子开开荤。胡全富左支右绌,好不容易,总算撑过了几年,他也曾想过生产队会解体,但眼看生产队固若金汤,仿佛要千秋万代的样子,丝毫也没有解散的迹象。而三队的社员,就除了他家,家家户户都过得红红火火。胡全富恨得牙痒痒的,心里说,我这是给他们做长工了。
他的儿子胡文强读初中了,胡文强这孩子很有志气,读书很用功,成绩很不错,不敢说科科第一,但每次考试,也总能在全班前十名之内。胡全富一家,就指望着他能考上中专大学了,看胡文强的架势,这并非不可能。如果他考上了,就是国家干部,再也不用在生产队耕田受苦了。然而,等到胡文强毕业了,正在摩拳擦掌要考中专时,他被葵花初中开除了。
原来,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除了学校要写评语加意见,还得要所在的生产队写评语加意见。本来胡全富一家,祖宗三代都是贫农,根红苗正,但评语表格一落到队长胡大贵的手上,事情就糟了。
胡大贵在评语表上歪歪斜斜地写下:胡文强贫农出身,但品质恶劣,小小年纪就同情并拥护地主阶级,曾将胡家庄的地主胡老四奉为上宾。胡大贵的字写得像鸡爪在地上乱扒,意思倒是表达得很清楚。他这件事倒也全非杜撰,那还是前年的事,胡文强见胡老四在山坡上砍柴,忽然一头栽倒在沟壑上,原来他是饿昏了。胡文强将胡老四扶回家中,还从家里拿了一把米,给他煮了一盆粥吃。在胡文强一个孩子看来,这胡老四无非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根本就不像穷凶极恶的人。但他的成分是地主,这是无法更改的。据说他在土改之前,也曾经拥有十几亩良田和三个果园,如今果园的荔枝树早在大炼钢铁时锯断塞入了炉膛,那些良田也被三个生产队瓜分了。评语表一送到学校,校长就将胡文强开除了。
胡文强只好回生产队干活,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身体羸弱得像一棵豆芽菜,鸡胸驼背,面黄饥瘦,一看就营养不良。挑禾担,挑粪肥,人家挑一百来斤,健步如飞,可怜他只能挑五六十斤,还咬紧牙根,在路上摇摇晃晃。别人锄豆草,一个钟可以锄一亩豆地,而他两个钟也干不完,不将不少豆秧锄断了。计分员胡大福将锄断的豆秧从杂草中拣起来,凑近胡文强的脸庞,呵斥道:“你难道没长眼睛吗?”胡文强脸红耳赤,羞愧无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计分员判他只能拿半个工分,他也不敢抗议。
但一年不到,胡文强就练出了一身好本领。挑担、插秧、割稻、锄草样样精通,连驶牛耕地耙田都掌握了,不比别人差。连王大贵也说:“大福,你要给文强算全工分了。”胡文强脸膛晒得黑红,人长高了,身骨子结实了,背也不驼了,胳膊的腱子肉鼓出来,像走动着一窝小老鼠。他早有打算,他决定要离开胡家庄,离开这个像捕鼠器一样可怕的生产队。所以,他憋着一股劲,干起活来也不计较,就权当是锻炼身体好了。
等胡文强长到十七岁,他就去镇武装部挑兵。他挑兵时的感觉很不错,首长还捏着他的肩膀说:“唔,小伙子体格不错!”胡文强在心里笑成了一朵花。如果他挑上兵了,家里就是军属,看村子里谁还敢欺负?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入伍的通知还是没到。胡文强就彻底失望了,他一个人躲在屋后的竹林里,指甲深深地嵌入了一棵嫩竹,他将竹子掐得千疮百孔,泪水将竹头的泥土都濡湿了。
过了半年,胡文强才知道,原来,不到两个星期,武装部的入伍通知就发出了,但寄到生产队时却被胡大贵扣住了。胡大贵用那张盖着鲜红公章的通知书擦完屁股,然后扔进了粪池里。据说,当时胡大贵还扭头对在外面等着上茅房的老婆说:“他一个同情地主的小坏蛋,有什么资格当兵?”此事传了出来,胡大贵当然不认账,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任何通知书,不管是入伍通知还是升学通知。如果有,我还不送到你们手上?”
胡全富虽然老实,但也咽不下这口气。他跑去葵花大队,要告胡大贵私截革命信件的状。胡全富说:“我儿子胡文强被武装部挑中了,都发入伍通知了,但却被队长胡大贵拦截下来,据说他在毁掉之前,还用来擦了屁股。胡大贵污辱革命队伍的信件,就是污辱革命队伍,书记,这胡大贵要被处理了吧?”书记是新上任的,姓邹。邹书记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白白净净。他耐心地听完了,又用手指托了托镜架,表情严肃地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胡队长当然要被处理。用入伍通知擦屁股,哪还得了?”胡全富的眉眼儿嘴鼻儿都生动起来了,他附和说:“就是啊,就是啊。”但邹书记又说:“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凡事都得讲证据,你能提供那份沾上了屎橛子的入伍通知吗?”胡全富挠了挠头,目瞪口呆,说:“我如果找到那份通知,我儿子就成了革命队伍的人了。”邹书记说:“提供不了也不要紧,你当时亲眼看到胡队长用通知擦屁股吗?当然,你说看到还不行,还得有人给你做证明。”胡全富说:“我当时不知道他这样干,否则就偷看他上茅房了。”邹书记不耐烦了,摆了摆手,说:“去去,无凭无据的事儿,可不要再提了。否则人家胡大贵说你诬告,你可吃不了兜着走!”胡全富嗫嚅着说:“这可是胡大贵自己讲出来的呀,他不讲我也不知道。”邹书记生气了,说:“你这个人有病是不是?哪儿有人做奸犯科会说出来的?”

胡全富劳而无功,憋着一口气回到村庄,胡大贵就带着他的几个弟弟赶来了,胡大贵怒气冲冲地说:“呵呵,胡全富,你可抖起来了,懂得去大队告我的状了。好,算你狠,算你有种,我胡某人可是怕你了。我这个队长,就辞官不做好了。”
他的几个弟弟抱着胳膊,横眉怒目,杀气腾腾,胡全富大气也不敢出,胡文强最小的妹妹,吓得“哇”一声哭了。
成立生产队这些年来,一直是胡大贵做三队队长,但现在他不肯做了。他放出话来,说:“我辛辛苦苦为了集体为了社员,从来没有半点私心,将三队搞得风生水起,有时三更半夜还在田垌看水,有时凌晨四点就去犁地耙田,没想到胡全富反而跑去大队告我的状,说我利用职权整他。我为人一世忠厚,又整过谁来?胡全富窝囊废一个,我稀罕去整他吗?老子不干了,请另选贤能吧。”邹书记知道了这件事,感到十分头痛。而大队又不能派一个外人来做队长,邹书记没有办法,只好跑了一趟胡家庄,主持三队的队长选举仪式,没想到,除了胡全富是弃权之外,另外的十二张票,选的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胡全富。这颇让邹书记出乎意料,他哈哈大笑,说:“全富呀,你看人家多宽宏大量,入伍通知的事,今后不要再提了。”胡全富莫名其妙选上了队长,猝不及防,他张大了嘴,愣了半天,赶紧摇头说:“我做不了队长,我做不了队长的。”邹书记生气地说:“你是有群众基础的,你是大伙儿选上来的,你想做得做,你想不做也得做!你可得给我将三队管得像模像样。”胡大贵将那个油漆剥落的手提喇叭往胡全富手上一塞,阴阳怪气地说:“新上任的队长,恭喜你啊。”
胡全富只好硬着头皮当起了队长,但会计、出纳和记分员还是原来的班子,也就都是胡大贵的弟弟。第一次出工,胡全富怕别人讲闲话,早早就叫姚红苹和胡文强到了地里,他眼看东方升起了鱼肚白,红云越积越多,是时候了,就提着喇叭叫道:“出工喽,出工喽,大伙儿出工喽——”然而,他叫了一个上午,直喊得声嘶力竭,嗓眼儿冒烟,三队的房子一点动静也没有,仿佛大伙儿都失踪了,销声匿迹了。事实上,除了他们家的社员,三队另外的十二户人家,没有一个人出工。
一连几天,皆是如此。胡全富和老婆孩子赶着牛,带着犁耙来到地里,望着层层叠叠的旱地,本来是要将这些旱地全部犁翻过来,耙得粉碎,全栽上番薯苗的。但社员都不出工,凭他们几个哪儿能完成这个活计?况且,如此卖力去做队里的工,倒不如去自留地忙碌的好。又过了几天,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那些耕牛无人放养,个个都饿得左肚皮贴右肚皮了。胡全富只好支使老婆孩子去放牛,先让牛活过来再说。
胡全富终于撑不住了,万般无奈,只好割了两刀猪肉去找胡大贵,说:“队长,还是您回来做队长吧,要不,生产队的活计全耽搁了。”胡大贵说:“我不是队长,你才是队长。”胡全富说:“队长您说笑了,我是个刘阿斗,怎么扶也扶不起来的。队长还是非您莫属呀。”胡大贵冷笑道:“是谁说当队长就可以整人的?那你现在不是想整谁就去整谁啦,那你不是可以整我啦。还以为队长好当,队长有这么好当的吗?”胡全富陪笑说:“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您怎么会整人呢您不会。您就大人有大量,不计小人过,回来主持生产队工作吧。”
结果,三队又重新选举了一次,胡大贵再次当选为队长。经过这件事,胡全富就认命了,老实了。但他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完全蔫了,整天愁眉苦脸的,一到地里,就埋头苦干,连话都不想说了。姚红苹倒是红光满面,嘴上叽叽喳喳的说过不停,有时还发出怪鸟般的尖锐笑声。她利用空闲时间去给邻近村庄的适龄男女做媒,她不仅受到好鱼好肉的招待,心情也很不错。
胡大贵曾跟姚红苹说要收她的副业钱,但是姚红苹反唇相讥,说:“我没有旷过一天工,我也不是去搞副业,我凭什么要去交副业钱?”胡大贵拿她没有办法,她尽管三天两头就收到各式各样媒人仔媒人女的布料猪肉诸如此类,但的确没有收过主人家的钱。据说,不到十年的时间,她已经成了葵花大队一带响当当的红娘,她去做媒,一说一个准,几乎每条村都有她的媒人仔媒人女。她俨然成为葵花大队一带首屈一指的红娘了。据说,只要她一开口,好事儿就成了。让人称奇的是,她所促成的姻缘,从来没有过闹离婚的。别看如今一切风平浪静,姚红苹的反击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中,等到胡大贵发觉,已经不可挽回了。
就在胡大贵重新当选为生产队长的那天,胡文强忽然从村庄消失了。胡大贵担心他是逃离村庄了,去做盲流了。没有生产队以及大队开的证明,任何人都是不准离开出生地并任意迁徙的。但他一个小农民,能跑到哪里去?只要生产队还存在着,他就还是三队的草头王,谁也奈何不了他。不久,传来各式各样的消息,有的说胡文强从广西边境跑到越南去了,有的说他从宝安偷渡到香港去了,有的说他跑到河南去挖煤矿,有的人说他发了财,有的人说他打架斗殴死掉了。总之,关于胡文强什么样的传闻都有,每一个听上去都像是真的,但一个也无法证实。胡全富的脸色愈加难看了。而姚红苹则声色不动,看上去没什么异常。

一天傍晚,胡大贵喝得醉醺醺地走进胡全富的庭院,他说:“听说文强偷渡去香港被解放军打死了,是不是真的?”胡全富没有吱声。姚红苹说:“你太不厚道了。我们不见了大儿子,不知多伤心,你还要来冷嘲热讽,你还是不是人呐!”姚红苹虽然显出十分生气的样子,但似乎也没什么悲伤。胡大贵疑窦满腹,也只好拎着酒瓶子走了。
姚红苹的反击在不知不觉间产生效果了,而且后果十分严重。她的反击十分隐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也没有人看出她是如何反击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非一日之功。但现在的确产生了效果。终于有一天,胡大贵突然发现,他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中,除了在成立生产队前结婚的三个儿子之外,自己的小儿子及女儿早就该成家了,但却一直高不成低不就,一转眼十年八年就过去了,都三四十岁了。这样的年龄,在乡下已是明日黄花,错过了婚嫁的黄金时代,即使马上结婚,也只能降低标准,半卖半送了。早几年时,也有一些人来相亲,没有成事,王大贵也不在意,他是生产队长嘛,有权有势,家境殷实,在葵花大队一带谁人不晓?只有他挑别人,却不许别人挑他。多少人睡梦都想跟他结亲家哩,他不愁儿子娶不到老婆?没想到,一转眼又是数年过去,小儿子和女儿的婚事,依然是八字没有一撇。而他的孙子孙女也早到婚嫁的年龄了,但无一例外皆是相亲容易成亲难。他这才慌了。
他的八个弟弟几乎是同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寻求对策,他们专门开了一个会。作为三队会计的胡大寿,劈里啪啦敲了一下算盘,统计出整个生产队中的适龄男女共有二十六位,分布在生产队的十二户中,只有胡全富一家除外。最大年龄者当属胡大贵的小儿子胡为民,已经三十九岁了,这样的岁数,在村庄的未婚男子中,已经颇为罕见。由胡大贵作出指示,会后一致决定,重金延聘诸位媒婆,积极为这二十六位适龄男女寻找配偶,此事刻不容缓,必须马上进行。由胡大贵挂帅,王大寿王大福为副,专门负责落实。
然而,说来也怪,一连过了三年,那二十六位大男女,一个也没有成功。胡大贵心力交瘁,他脸上的横肉“唰”地塌了下去,干瘪得像一件面具。再过一年,就闹分单干了。胡大贵不想分,但一队二队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形势逼人,不由得他不分。他将三队的田地及山林分成了十三家,胡全富一家也分到了一份。胡全富守着自己的稻田,他坐在田埂上,忽然“呜呜”地掩着脸哭出声来。他总算脱离生产队了,他可以自己享受自己耕种的庄稼了。然而,他也老了。姚红苹拍了拍老伴的背部,她嘴巴动了动,想说些什么,但终究没有张嘴。
快过年的时候,村口响起了小汽车的喇叭声,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小汽车开进胡家庄,事实上,胡家庄的路没修好,汽车也开不进来,只能停在村口。人们涌到村口去开热闹,只见村口的草地上停着一辆崭新发光的银色小轿车,以为是县城来了大干部,谁知驾驶室走出一个男子,西装革履,皮鞋锃亮,脖子上还挂着乡下人称之为“牛舌头”的黑色领带,车厢走出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她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孩,那孩子一双黑眼睛骨碌碌乱转,在牙牙学语。那女子打扮得比城市里的大姑娘还要漂亮。那男子看到姚红苹,就抱住她的肩膀,他只叫了一声“妈”,就哽咽得说不话来了。
在围观的黑鸦鸦的人群当中,就有着那二十六个倒霉透顶的大龄男女。尽管分单干了,生活也比以前红火了,但他们就是找不到配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热闹的老队长胡大贵拄着拐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他的脑海里就像陨石横空似的,闪过一道白光,忽然,他脚下一个趔趄,一个倒栽葱从石头上摔了下来。人们围着小轿车看热闹,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
                                                      (约11600字)
                                                       2008.8.12初稿于广州
                                                                2009.2.10定稿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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