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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简单而心想自由(随笔)

◎黄金明



《羊城晚报》“花地”版之“人在他乡”征文
生活简单而心想自由(随笔)
■黄金明

人不可选择他的出生地,但可以选择他的居所。譬如我,一个出生在粤西山村的乡下人,却可以定居广州。我知道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并非谁都有选择的权利或能力。像我的村庄,多年来十室九空,只剩下老弱病残,青壮年都跑到城里谋生去了。但很难说有几个人能“定居”。我离开家乡充满偶然性。我不是那种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的人。我心渴求自由如蒲公英,人却像一棵树那样喜欢安定和扎根。与其说是我选择广州,毋宁说是它选择了我。因为命运之手的摆布,是广州的高校录取了我而非其他。回头来看,那个忧郁而充满幻想的少年,不仅仅是我,“他”属于更广大的人群,属于那些在乡村成长而自我蜕变的一代。
从1994年秋起,我在广州生活近16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与耻辱,总算站稳脚跟。考虑到我性格中的内向、保守、恐惧社交,能在城市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来,连我自己都匪夷所思。而我的性格并没有什么扭曲。我将此归功于命运的眷顾。倘若非要提个人努力的话,我以为有二:1、我艰难地学会了自我教育,包括从失败中汲取养料;2、我以人为善、与世无争乃至于隐忍的性格,使我化险为夷。这可能跟遗传及家庭相关。祖父在36岁饿死前遗言妻儿:“凡事切莫逞强。”父亲理解为蜗牛哲学,他数十年龟缩在硬壳般的村庄,平时惊恐于风吹草动而甚少出头。他50岁之后才因生计被迫迁居十多公里外的县城,这是他迄今为止去过的最远方。
我20岁高中毕业,之前没想过离开家乡。陌生的环境与人事,总是让我惶恐而难以适应。1998年我大学毕业,仍挖空心思想回到故乡小城教书,但我失败了。一个没钱打点的穷学生,是不可能在当地谋职的。我想养活自己并还清读书时的债务,就只有远走高飞。据当时规定,全班综合测评居前列20%者可跨市分配,余者皆需返回原籍。我连续四年综合测评均名列第一,遂在珠三角各地要我的几个单位中,选择了广州的某师范院校。
我只干了一年半,就跳槽到了南方最庞大的媒体机构工作并担任一个职位。这次,我干了七年,之后调到某文学期刊,两年后有幸以写作为生。这就是我简单的工作履历。从性格来说,我是不轻言跳槽的。第一份工作时间虽短,却充满惊涛骇浪,一言难尽。校方对我不错,我也多次获得“优秀”之类的肯定。但我不喜欢教书。我的普通话让人尴尬万分。月薪不到千元。在一个灰蒙蒙的秋日午后,我在校门口跟一个愁眉苦脸的退休教工相遇,他木刻般鲜明的脸庞一再提醒我,多年之后我就是这个样子。这并不值得鼓舞。但辞职的导火线却是因为一次似是而非的恋情——
她年轻而世故。她面如莲花。她温柔如小羊,狡诈如老狐。比起她的心肠和手腕,她的容貌总是让人忽视。遇上她又痛苦又甜蜜。她是一个恋爱动物。她在一年之中跟我相恋七次,分手七次,每次相好和分手都是她主动提出来的,只要我愿意,看样子她还想将这场游戏继续玩下去,同时并不妨碍她在外面拥有数目不详的男友。经常有不同档次的小轿车来接她。我想起了七擒七纵的孟获,我就是那个甘拜下风的南蛮头子,她仿佛有诸葛亮般的神机妙算,我哪是对手?搬家时,我坐在搬屋的大货车上,扭头回望,鼻子发酸。我要告别的不是学校,而是那个女子。
我可能属于世界上最容易管理的员工之列。我做好本分,不争利益。我有更值得花精力的东西。我的写作逐渐宽广。这使我省了许多麻烦。另外,我也不想讳言自己做编辑的天分。作为副刊部的负责人,七年中,我不敢说对报社复兴起了多大作用。我为报社取得了40多个省级以上的奖励及荣誉。其中我一篇文章获得2005年度中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金奖(广东仅1篇),这是该报创刊40多年来首次获得。两任主编对我信任和重用,使我竭尽所能。他们不认为我写作是不务正业,反引以为荣。任何人遇到这样的领导,都只能感谢上帝。该报以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说话为己任,这让我更起劲。
我后来要辞职时,在主编办公室磨蹭了半个小时,面红耳赤,仍吐不出一个字来。主编后来说,当时他还以为我想借钱呢。主编提出好几项条件挽留我,包括每年让我享受三个月带薪创作假。不可能有对一个员工更好的礼遇了。我充满歉疚,但去意已决。我的理想不是做编辑,而是写作。早在2004年,有关人士已有意调我到更有利于写作的岗位。我难下决心,四个弟妹读书要花的钱均着落在我身上。
“他在广州生活了15年,一切都在难以觉察中改变,惟有一样事根深蒂固,就是贫瘠的乡村成长经历与之俱来的苦难以及忧患情绪!他至今仍为自己卑微的出生和成长支付着代价,他频频周旋于乡村未竟的俗事当中脱身不得,譬如家里购买化肥和农药、修补房子等等的资金,四个弟妹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及他们成长的烦恼……他从拿第一笔工资至今,就一直是那个我已经离开但一生都无法割舍的乡村家庭的经济支柱。而他欠缺经济头脑,除了微薄的工资,惟一的途径就是疲于奔命地写稿,透支、滥支着内心的文字!譬如在《南方都市报》写了几个关于爱情、武侠、游戏之类的专栏。这对于他的文学理想是极大的伤害。”(安石榴《黄金明:他在广州里的化州》)当时我别无选择,我需要钱供弟妹读书。两个妹妹因为供我读大学而同时离开校园。参加工作后,我暗下决心,有机会要尽力将她们送回校园,并鼓励她们去考大学。都成了。
到2007年,调动时机成熟了。我除了写作,没有别的本事。如果不写文章,我什么也不是。我是真的热爱写作。在对诗学的求索中,我领悟了爱就是祈祷,宽容就是力量。也许这就是生活的真谛。通过写作,我发现了忧郁的根源,也发现了爱的源泉。生活归根到底是荒诞的,这种荒诞无处不在,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处境。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出路,生命的价值正在于对抗荒诞战胜虚无,在不可能的处境中寻求可能的自由。成果是次要的,但写作也是自我教育的途径,我可以通过写作来达到人的完善乃至自我完成,通过追求写作来实现人的自由。写作本身意义非凡。
我有个信条,尽量少做或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尽量保持生活简单而不被世俗及物质扰乱。至于想做的事,除了读书写作,就是散步、郊游等几项了。不少早年的爱好已逐步放弃,譬如绘画、下棋之类。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写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心血,精力实在有限。凭良心说,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写东西(在我看来,读书、写作也算是娱乐)。但生存总要付出代价。因此,世界上没有比写作更适合我的岗位了。我也是写了近20年才如愿以偿。调动后果之一是,我供了五年的二居室无力再供,只好卖掉还贷。是清苦些,但更有利于写作。毕竟离自己的文学理想及生活愿景都近了一步。这就够了。调动后,我从写诗转入散文与小说,有30余部中短篇小说发表于《花城》、《钟山》、《大家》、《北京文学》等期刊。
多年劳碌,还是有希望过上想过的生活吧。我过去跟大学生说过: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应扪心自问: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想要什么?他不想要什么?关键在于抉择,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向他走去并最终完成。我不敢说我知道了。但一个人能活下去了,就应当考虑一下钱之外的事。
约2760字
2010.1.7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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