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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明中篇小说:《村庄的黄昏》

◎黄金明



刊于花城杂志2007年第6期

村庄的黄昏(小说)
■黄金明


1

我叫王永宝。名字是父亲王三葵起的。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人们说起我,总是用“队长家的那个白痴”替代,当面就叫我“傻子”。王三葵也这样叫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白痴,我也不知道白痴是什么样子。但我可以肯定,白痴跟傻子差不多吧。王三葵有时叫我傻子,有时叫我白痴。我知道他在叫我,尽管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白痴。
我尝试喊过自己的名字。我避开村庄所有的动物,包括人、家禽和牲畜。我不想任何动物听见我喊自己的名字。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只想一个人享受。我偷偷钻入稻草垛,我张开嘴,喊道:“呜呜——啊啊——”一股尘土扑鼻而入,呛得我猛咳起来,赶紧钻出草垛。我还躲在河底喊过自己的名字,我蜷缩在桥墩下的缝隙,这一次,我只发出一个音节:“呜——”河水立刻灌入我的喉咙,差点将我呛死。那年我七岁,为了能听见自己的名字,我想尽了办法。等到我九岁,我有了足够的聪明去实现这个愿望。我爬上村口那棵高大挺拔的桉树,躲在茂密的枝叶中,用尽力气大喊:“呜唷噗——呜唷噗——”我清晰地听见自己名字的声音。一点也没错,王永宝——这就是我的名字。我激动得双腿在抖动。我又大喊了三声,眼眶涌出沙粒似的泪滴。
那一刻,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村庄的上空飘荡着我的叫声,我的心在抽紧,我带着恐惧往下眺望,村庄的黄泥屋层层叠叠,瓦面像鲫鱼的鳞片一样细密。幸好,没有一个人发现我的喊叫。王松家的黄狗冲着树梢“汪汪”地叫。狗的叫声很柔和,我看见狗在笑。我能看见狗的笑容或鸟的笑容,能分辨一只蟋蟀或蜻蜓的表情。我还能听懂狗、鸟或别的什么动物的语言,我无法将这一切告诉别人。我不能跟别人交谈。我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哑巴”。
但从来没人叫我哑巴,“傻子”或“白痴”,大家总是脱口而出。
我没有生气。自从九岁那一天起,我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名字,我知道我叫王永宝,而不是白痴。我觉得我是世上幸福的人。别人怎么叫是他们的事,我叫王永宝,这是父亲王三葵给我起的名字。我觉得父亲是个傻子,他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又没有叫过。这不是一件傻事吗?我认为一个聪明人不会干傻事,干了傻事,就不是聪明人。等我看到这一点,就发现没有一个人不是傻子。
譬如我的两个哥哥。

2

我大哥王永龙是一个贪婪成性的人,他不知道贪心是一种愚蠢。他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他从小就暴露出贪婪或愚蠢的本性。一九七四年端午节,十二岁的他差点被糯米粽子活活撑死。他恨不得将家里的五十条粽子全部塞进肚子,有两条是属于我的,被他一手抢走了。当他吃到第十七条粽子,我觉得有必要告诉父亲王三葵。他已经撑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但他还往嘴里艰难地塞着粽子。我跑去找王三葵。那是午后三点,我知道这个时候,父亲一般不会在家,即使过节也不例外。我不假思索,像一只野狗冲入田寡妇的卧室。王三葵赤条条地趴在田寡妇的身上折腾,田寡妇发出哑巴似的呀呀声。她白皙的大屁股像一只锡盆,在幽暗的房间泛着白光。我只有四岁,我不知道王三葵在干什么,但他必须终止,并立刻跟我出去。我大声喊起来:“王永龙要撑死了,王永龙要撑死了——”王三葵吓了一跳,他马上停止动作。但我的说话在他的耳中只是一片“呜呜哇哇”的响声,他无法听懂我的声音。他抡圆手臂,一耳光将我打到门槛外去,骂道:“白痴,瞎嚷什么?”我像一只车轱辘,迅速地滚过去,死死抱住王三葵赤裸而多毛的腿,将他往外面拉扯。王三葵不得已脱离田寡妇的身体。他弯下腰,要将我抓起来,扔出门去。但我抱着他,就是死也不放手。王三葵抓了几次,笑道:“嘻,小兔崽子,倒有几分蛮力哩。”田寡妇从床上坐起来,说:“队长,傻子叫你出去哩,莫不成发生了啥事?”
等我带王三葵赶到,王永龙已吃完第二十条粽子。他小肚子滚圆,四肢挺直,只有一对眼珠在滴溜溜转动,就像一个膨胀的汽球,随时都会爆炸。王三葵大吃一惊,一个箭步冲上去,将他拎了来,一溜小跑,将他“扑通”抛入池塘。池塘的水不深,王永龙浮在水上,手脚开始活动了,他打着饱嗝说:“好舒服呀——”
王永龙在水中泡了两个小时,才抖索水珠走上来。
后来,田寡妇见到我,总是忍不住说:“这个傻子,聪明着呢!”
王永龙小时候贪吃,长大之后贪色,等他长到十七岁,已经睡过父亲在村庄的每一个女人,除了我们共同的母亲。他对女色的贪婪表现在数量上,不仅包括不同女人的数量,还包括同一个女人的次数。这两个数字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他得意洋洋地说:“傻子,你知道吗?伍小菊是我搞掂的第十九个女人,我跟白玉凤突破了一百大关。”这是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他的光辉业绩,如果一直不能跟别人说,憋在心里很难受,跟我说就十分保险。我不仅是一个白痴,还是一个哑巴。即使我想告密或公诸于众也不可能。
村庄的人,大多抱有跟他相似的想法。因此,我是拥有村庄大多数秘密的人。我几乎知晓每一个人的隐私或秘密。
王小菊那时还没有嫁人,挺着一对大奶子,骄傲得像一只孔雀,假如孔雀也长有乳房的话。白玉凤则是村庄公认的第一美人,她是劁猪匠王福兴的老婆。白玉凤的眼睛像泉水一样活泼,仿佛会说话,似乎可以看透你的心。她冲我飞了个媚眼,我骨头发软,脸腾地热了。她用手摸我的脸,吃吃地笑,说:“谁说队长家里的傻子傻呀,我看他不但不傻,还机灵着呢。”她扭着腰肢走了,我流着涎水,像白痴一样盯着她的背部、臀部和双腿。据说她的臀部很了不起,就像一个噼啪燃烧的炉膛,男人像柴薪一样成捆地投入,并于须臾间化为灰烬。其中,就有我父亲和大哥。白玉凤的臀部大如磨盘,田寡妇的也很大,但田寡妇是扁的,她是圆的。
王永龙最终因为贪婪送掉了小命。王永龙把白玉凤称为母马,把裤裆的那事儿叫做骑马,每次劁猪匠挑着担子出门,他很快就会跑来跟我说:“我又骑了一次,这匹撒欢的母马,过瘾!”他立志要骑够五百次,但在第312次的时候栽了,再也没有机会翻身。
在一个淫雨霏霏的春日黄昏,劁猪匠王福兴冲着我睒了睒眼睛,示意我跟他出去。他没有戴斗笠,倒是提着一个蛇皮袋,雨水从他苍白的脸下滴,仿佛一张白纸被淋湿并发皱。我跟他走出村庄,通过小石桥迈向河流的对岸。
暮色愈浓,雨水仿佛大了一些,黑暗中雨丝闪亮,王福兴模糊的脸依稀可见。我看着他,觉得他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他像一个死人,一个雨夜的幽灵。我想,他只怕活不长了。一幕血肉模糊的惨景,在雨夜中一闪即逝,仿佛闪电照亮了一张模糊的底片。
他的双脚在长满野草的小路上飘浮,我紧跟着。很快,我们到了山坡一个坍塌半边的石灰窑,窑里传来一阵微弱而模糊的呜咽,宛若蚊子发出的微响。我跟王福兴跳到窑里去。我看清了窑底的王永龙和白玉凤,他们一丝不挂,五花大绑,嘴里还塞着一团稻草。两人的身体都很白,在雨夜中闪光,就像石灰窑里烧好待出的石灰。不过,作为石灰,白玉凤的成色更纯更细,王永龙则含有杂质。
王福兴忽然像变戏法似的,从蛇皮袋中掏出一盏手电筒,摁亮了,我看到两张苍白的脸。王福兴又从袋里掏出几件物什,一把小刀,一枚镍针,一截棉线。我亲眼看过王福兴用这几件东西将一头小公猪阉割并缝线。那两张苍白的脸,在刹那间变得惨绿。
王福兴拿起小刀,笑嘻嘻地说:“王永龙,你的白痴弟弟可以作证,我不会让你们死得太舒服的——”他朝白玉凤啐了一口,骂道:“还有你,死贱人!”
王福兴用刀尖在王永龙胯下轻巧地一挑,两只小圆球滚出来,色泽乳白,有点像鸡子。王永龙的脸在扭曲,额头上青筋暴突,我不知道他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汗珠。他的阴茎马下耷拉下来,仿佛被拆掉轮子的高射炮,因失去支撑而坍陷。
王福兴的脸因兴奋而微微发红,他左手持着镍针,右手拈起棉线,准确无疑地穿过了针眼。他俯下身子,一针戳入白玉凤的私处,鲜血迸溅。白玉凤痛得在细雨中哆嗦,但她喊不出声来。王福兴一针一线地缝合着,一丝不苟。他就这样缝合过无数头公猪切开的伤口,缝女人的私处估计还是第一次。他不慌不忙,手法娴熟,他一共缝了十二针,才完成这个简单的手术。白玉凤痛得差点昏死过去,偏又清醒得很。
王福兴用手摸了摸,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过几天就会缝合,就是鹤嘴锄也撬不开啦——”
我静静地看着,没有吭声。
王福兴做完这一切,望着我说:“傻子,你说我该怎么办?下来我该做点什么?”
他忽然恶狠狠地捏着我的嘴巴,说:“你不会说出去吧?你就是想说也说不了吧?我就喜欢你这张嘴!”他扭头对着王永龙说:“你的弟弟亲眼看到我做的这一切,可惜他永远也无法跟别人讲。这很好玩是吧?你骑在我老婆身上时,有没有想过我是阉猪的?唔,下来我该怎么办呢?傻子,你先回去吧!”
王福兴挥了挥手,我从石灰窑里爬出来。我弯下腰去呕吐。奇怪的是,我丝毫没有想起哥哥王永龙,而脑海反复浮现出赤裸的白玉凤,她耸起的双乳,圆滚滚的屁股,以及被劁猪匠缝合的阴部,针脚细密,鲜血淋漓。
翌日,王永龙跟白玉凤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他俩的揣测五花八门,但趋向一致的是两人在雨夜私奔。有的男子还流着涎水说,永龙这小子艳福不浅。
我的父亲王三葵有好几天将自己关在门里,他一看到我就生气,一看到我就将我按在地上揍。他的两只手像敲鼓的木槌一样有力,我感到身体像一面牛皮鼓,发出“咚咚咚”的声音。我想起白玉凤被缝合的阴阜,在剧痛中快感如潮。我几乎喜欢这种声音了。我张了张嘴,我想将昨晚的一切告诉他。但我知道他听不懂我说的话。
一连数天,王福兴在村子闲逛和游荡,无所事事,他是以劁猪谋生的人,不像别人靠侍弄庄稼过活。数日后,他又挑起担子穿村过寨地劁猪去了。
很快,王三葵似乎完全忘却那件事情。他又恢复了跟每一个情妇鬼混的习惯,他不揍我了。但他不可能忘记,即使他忘记自己的儿子,也忘不掉白玉凤的大屁股。
一年之后,前生产队长现任村长王三葵招募工人砍伐村里的集体林木。待遇十分诱人,每人每天三元钱还管饭,刚回村庄的王福兴也参加了。我在村口看见他,从他苍白如纸的脸庞上,仿佛看到了一个鬼魂。我在他的瞳孔里一共看见了五棵树木。左瞳三棵,右瞳两棵。
我对他说:“你不要上山,你还是去阉你的猪好。”
王福兴摸了摸我的头,仿佛有点心虚。他跟着队伍出发了。他听不懂我说的话,这个村庄没有人听懂我说的东西。
很快,山上就传来了王福兴的死讯。两棵桶口般粗细的桉树闪电般击落,砸在他的两条大腿上。王福兴痛彻心肺,他伸着双手,拼命挣扎着要移动上半身,却无法移动分毫。那个样子就像一只被踩住了双腿的小青蛙,拼命跳跃而无法动弹,看上去十分滑稽。他大声喊着“救命”,但没有一个人吭声。等他强慑心神,往四周一望,才发觉空山寂寂,落叶满地,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影。他的心脏在遽然抽紧。约半个小时后,又有两棵脸盆般大的松树准确而急速地坠落,树干刚好压在他的两只手上。他的两条手臂,就像两条可怜的蚯蚓,被沉重的石头压住,动弹不得。他听见臂骨折断的“咔嚓”声,眼前一黑,终于昏死过去。
半夜时分,王福兴被脸上的螫痛惊醒了。一群山蚊嗡嗡叫着,疯狂地往他的脸和脖子乱叮乱咬,还有几条山蚂蟥在他的鼻子吸血。他的手被松树压住了,无法抽出来拍打蚊子。王福兴感到那些蚊子和蚂蟥就是魔鬼的化身。他不再奢望获救,只希望能尽快解脱。他相信那致命的一击很快就会到来。然而,他就这样被困在山上过了两天三夜,气若游丝,依然神智清醒。相较于腹中的饥饿,四肢的剧痛算不了什么。直到第三天清晨,晨曦初现,一株去掉枝叶的小杉树伴随着金色的霞光,像弓矢一样射来,透过他的脸穿透脑部,将他钉在地上。他终于断气。
这是王三葵告诉我的。他说:“这是他应该得到的。”他忽然呜呜地哭了起来。王永龙的死,让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我没有吭声,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跟王三葵越来越无话可说。他讨厌我。他很少跟我说话,但这次不厌其烦,不肯放过每一个细节。
一九八二年,我十二岁。

    3

我大哥王永龙贪婪成性,二哥王永虎则暴戾凶狠,一言不合,就要动人打人。他又爱舞刀弄棍,整天缠着村子舞狮队的武师学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长拳谭腿,耍起来倒也似模似样。村子里的人,几乎每一个都挨过他的暴打,即使女人也不例外。父亲指使他打男人,母亲则指使他打女人。他也觉得那些臭娘儿欠揍,使父亲丢了三魂六魄,使母亲整日以泪洗面。
我认为打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我觉得王永虎也很愚蠢。至于这是为什么,我一时又说不出来。我觉得“白痴”这个称号,应该属于这个好勇斗狠的人。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而我说的话,他又听不懂。
“打死棍头,淹死水手”这句老话,在王永虎身上应验了。王永虎去石湾墟赶集,墟上来了个卖艺的,耍了一通拳脚,敲响铜锣,卖起大力丸来。王永虎一时性起,跳入圈中,要来“踩场”。踩场或踢馆,都是对练武人的最大侮辱。观众采声如雷,有认得王永虎的,索性大声起哄,嚷道:“这是王家庄的高手王永虎,据说从未遇过敌手。这次可有好戏看啦——”那卖艺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身形佝偻,脸容猥琐,颌下一把山羊胡子。只见他收拾好铜锣、锦旗以及药丸诸物,向王永虎施礼道:“小老儿不知高人在此,关公面前耍大刀,有眼不识泰山。请高人大人有大量,放在下一马。”众人眼见好戏在即,焉肯放过?只是一味撺掇。王永虎抓住老头的手腕道:“你想走也行,先留下几招再说!”老头无奈。当下二人摆开架势,拳来脚往,王永虎斗得性起,窥见对方破绽,鸯鸳腿连环踢起。那老头应声倒地,翻身爬起来,脸涨红如猪肝,羞愧无地,收拾东西灰溜溜走了。王永虎顾盼自雄,畅快之极。他往四周作一个罗圈揖,算是答谢。
王永虎在墟上出足风头,谁知他一回到家里,就感到不妥,胸口剧痛如锯,刹那间脸如金纸,汗如浆出。王三葵赶紧延医救治,但药石无功,王永虎挺了七天,终于不行了。王三葵掀开他的衣裳,只见他双乳间有一印痕,鲜红如血,宛若指印。可怜他连死在谁的手上也不知道。
王三葵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命丧黄泉,而他的三儿子又是一个白痴。一帮人跑来跟我说:“这就是报应,别看你王三葵呼风唤雨的,但你老了,谁给你送终?就靠这个傻子吗?”他们说着,哈哈大笑,心满意足地走了。这些人平时对我父亲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没想到这么恨我父亲。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另外的想法,这往往是见不得光的,但十分真实。而我就像一个垃圾桶,一个深渊,堆满了声音的渣滓,仇恨的碎片。我是村庄惟一的、公共的垃圾桶,有义务盛装这些想法,安全可靠,永不泄漏。
父亲在王永虎死于非命之后,剩下的另一半头发一夜间全白了。他的头发在风中飘起,像暮秋的芦花一样白头,落满秋霜。而他的脸色却愈加红润,光滑,不见一丝皱纹。母亲对我说:“这个死鬼,就懂得采阴补阳,连亲侄女也没放过,真是作孽呀。”母亲跟那些在父亲面前噤若寒蝉的村民没什么两样。
自从两位哥哥死了,王三葵越来越讨厌我了。他到了不能见我的地步,就像蝙蝠惧怕光线。他一见我,就抡起巴掌打我耳光。有一次,他打完我的左脸,我又将右脸转过去,我说:“你打吧,你高兴就打吧。”他听到的依然是咕咕噜噜,呜呜哇哇,他怔了一下,又疯狂地刮起来,骂道:“你真是白痴!你无药可救了。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倒全死了!”
我脸露笑容,静静地站着,任他打,脸上有点火辣,像被火焰的舌头舔过。我不觉得痛。我没有疼痛的概念。
王三葵诧异地对母亲说:“你看这傻子,我打他也不会生气,反倒笑嘻嘻。他一天到头都乐呵呵的,看来做一个白痴也有好处,至少每天都那么快活。但是我敢保证,他不知道自己的快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快活!”
母亲用衣角擦着烟火熏肿的眼睛,嗫嚅着说:“你不要打了吧,你打够了吧……”
我等王三葵打够了,才笑着走出去,仿佛领了一笔奖赏。

4

我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快活的白痴。
我的父亲王三葵说:“可惜我们都不是白痴,否则我们也会那么快活的。”
“就是,就是。”大家附和着王三葵。
每一个人都叫我傻子,但我不认为我是傻子。村庄的人都是傻子,而我恰巧不是。我敢肯定,大伙儿叫我傻子或白痴,都是我的父亲开了不好的头。否则我真是一个傻子,也没有人这样叫。
我一看到村庄的人做蠢事,就忍不住发笑。
譬如王五儿每到初一、十五就会被老婆杜鹃支使去石湾墟的观音庙拜神,王五儿一直想要一个儿子,杜鹃跟他说:“神庙里的送子菩萨灵得很呢,你一定要心诚呀。”来回得三个小时,王五儿前脚刚走,王三葵后脚就摸入了杜鹃的闺房。王五儿坚持拜了半年,杜鹃的腹部果然隆了起来。王五儿喜出望外,却不知道自己戴了绿帽。
王解是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人,从不放过任何占便宜的机会。即使相邻的稻田,他也要利用铲田塍时多铲一寸土地,而他从来只铲田塍,不堆田塍,几年下来,他的每块稻田都阔了一尺。别人新插的稻苗,化肥还没消化,他就在三更半夜锄开田埂,让肥水流入自己的田里。谁知秧苗娇嫩,受不了太多肥料,全烧死了。王解望着满田红头发似的秧苗,百思不得其解。
村庄的人想吃鱼,又嫌撒网或围坝太累,索性用山楂子榨成油饼,揉碎了,掺些农药,放在小河上游,很快,河里的鱼泛起白肚,水面浮了一层,河水流到哪儿,鱼虾就死到那里。这便是村庄臭名昭著的“毒鱼”之法,比电鱼炸鱼还要恶毒。村民奔走河畔,欢呼雀跃,用鱼兜捞死鱼回家油炸煎炒。无数鱼虾在河床河滩腐烂发臭,十数天过去,河水依然腥臭无比,村庄笼罩在浓烈的腐臭中,让人熏然欲呕。直至山洪暴发,连续多次,才将死鱼烂虾的恶臭荡涤干净。但村民每隔几年就要毒一次鱼。而这样的鱼,我是坚决不吃的。
我父亲王三葵被大家认为是最有本事的人,但也做过无数蠢事。他还做生产队长时,带领四条汉子去石湾大队抬脱粒机。那种脱粒机张着血盆大口,口里有一个镶嵌着铁钉或铰轮的滚筒,外壳包着铁皮,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老虎头。脱粒机靠发电机发电运行,利用皮带将电能传递到脱粒机上去并使其驱动,因此,这条皮带就是关键。当时,大队里只有两台脱粒机,但村庄有二十多条,在农忙时节,村民为了争夺脱粒机不惜打破脑袋。等附近李家村的人赶到,王三葵先下手为强,已经将脱粒机抬起来了。谁知李家村的生产队长二话不说,顺手一抽,早已将皮带攥在手中。王三葵冷汗直冒,没有皮带,就是将这铁家伙抬回村庄,也无济于事。大队干部捧腹大笑,笑翻在地上。王三葵窝着一肚子火,但又无可奈何,如果是在村庄,他早已大打出手,大队却不是撒野的地方,他只好乖乖地将脱粒机让给李家村人,板着脸走了。
就是这些傻子,这些白痴,却个个叫我白痴。我从来没有干过一件蠢事,因为我什么事也不做。我吃饱了就睡觉,有时在村巷闲逛,有时到小河看鱼游水,有时上山跟鸟儿交谈。反正没人理我。即使是我的母亲,也认为我是一个白痴,用不着去管。这很好,我乐得自由自在。我相信自己能听懂禽兽的语言,它们也能听懂我的说话。但村庄的每一个人都不知我在说什么。我无从辩解,无法反驳。只有这一点,让我耿耿于怀。
我能听懂鱼说话。有一年冬天,河水干涸,几欲断流,生产队长王三葵带着几个人戽水捉鱼。他们先用锄头在草地上打好草坯,然后将草坯堆垒在上游浅浅的河滩上,将河水拦腰截断。流水在缓慢地上升,但草坯垒到一米多高,俨然是一道牢固堤坝。王三葵有把握在上涨的河水冲溃土堤之前,将湾里的河水用戽斗戽光,并将鱼虾捉走。
我坐在河岸上,看着大伙儿使劲地戽水。河水被一斗斗地戽起,水花四溅,并往下游流走。河湾里的水越来越少,露出河底的灰黑的淤泥,淤泥中嵌着农药瓶、蚌壳以及腐烂的木头诸如此类。一开始,我只听到水摔在河滩上的哗哗声响,后来,我听到了鲤鱼、河龟的窃窃私语。它们的声音太过微弱,又隔着一层水面,我听不清楚。我走下河床,弯下腰,将头部凑近过来,将耳朵贴在水面上。有人笑道:“你瞧,傻子又犯傻啦。”我不去理他,我清晰地听见鱼类的说话。数不清的鱼虾在越来越浅的河底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我听到一尾鱼说:“大伙儿不必担心,王永宝会救我的。”它的声音浑厚而苍老,我据此判断它是河湾中的青鱼王。我的胸口一热,几乎涌出眼泪。从来没有人叫我的名字,即使是我的父亲,但没想到一尾鱼会叫我,又不把我当傻子。我又听到草鱼王在说:“他会用锄头扒掉土堤的,我们很快就得救了。”
我愣了一下,我对着河水叽哩咕噜地乱说一通。我相信鱼儿听懂我的说话,我听到水底一片欢呼。那一小潭水剧烈地晃荡起来。我的耳朵不断地回荡着一句话:我要去救它们,我要救它们——我离开了那摊水,赶到上游,抡起锄头,三下五落二,将土堤扒掉。积蓄已久的河水迅猛而急速地往下游汹涌而去。王三葵他们措不及防,一下子就被河水淹没了,赶紧露出头部,奋力游上岸来。大伙儿气得吐血,王五儿说:“狗日的,我都看到青鱼王像水牛一样灰青的脊背了——”
我站在上游,怔怔地望着下游白花花的水流,望着落汤鸡似的人,感觉自己就在做梦。不,我在回味青鱼王叫我的名字。这是真的,我听见它的声音,低沉而清晰。他在叫我的名字。
王三葵将我手上的锄头一把夺过,扔在河水里。他揪住我,脸色像青苔一样发绿,眼睛像红炭一样灼红。我闭上嘴,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一个哑巴是无法辩解的。跟王三葵这种愚蠢的人,即使我不是哑巴,也没什么可说的。
王三葵也没有吭声,他用双手的动作表达了他的愤怒。我的头部在他有力的大手下被按入河里,河水从我的嘴巴、鼻孔和耳朵里灌入去。我闭上眼,我要死去了,我能感觉我在一点一点地窒息,那么缓慢,但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接着是一种完全的漆黑,河水的漆黑,整个世界的漆黑,我什么也无法感知了。这只是一刹那,我忽然感到河水的甘甜,我大口大口地吞吐着河水,我的腮部像鱼鳃一样轻巧而有规律地翕动,我的下肢像鱼尾一样欢快地摆动。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像一尾鱼在水中,感到无比惬意。我几乎忘却了按住我头部的那双手。在那一瞬间,我变成了一尾鱼。
过了好久,我感觉力气缓慢地从王三葵的双手上流失,他终于将我从水中提起来,我冲着他咧嘴一笑。我感到了阳光的灼痛,离开水面,让我不习惯。在那一刻,我忘了自己是王永宝,而是一尾鱼。
“这个白痴,好像一点事也没有,好像他是一尾鱼——”大伙儿的目光像毒箭一样穿透我的身体。有个孩子走过来,他抚摸着我,他用看一尾大鱼的惊异目光看着我,从我的身上抠下一块银白色的鳞片。一个孩子可以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抖动着身上的水珠,我完全清醒了。云层中的太阳,像一片闪光的鱼鳞。

5

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父亲王三葵是一个本事的人,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本事。他不是耕田掘地的把式,也不是捉鱼摸虾的好手。但在大家缺吃少穿的七十年代,我家里却大鱼大肉,美酒成瓮。这就见出我父亲王三葵的本事了。我两位哥哥在世的时候,就整天陪着父亲王三葵喝得醉醺醺的。王永龙喝醉了,就去找白玉凤或王小菊骑马。王永虎则去竹林耍醉拳,或者学着小人书里的花和尚,要将池塘边的垂杨柳倒拔起来。当然,那棵杨柳虽然不大,但也不能轻易拔掉,还得留给下一次。至于王三葵,除了我,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他跑去哪儿。我们家那栋两层的红砖屋就是在分单干前夕建起来的,那是村庄的第一栋红砖屋,分上下两屋,中间是镶嵌着一排水泥栏杆的走廊,上面塑造着精美的椰子树或花盆,看上去美轮美奂。我很喜欢那个走廊,在繁星满天的夏日夜晚,我宁愿睡在走廊上,而不想回到房间。
我们家的黄金时代是在生产队时期,生产队长王三葵指挥着全村的劳动力耕种和收获,而他从来没有干过活,他的裤腿从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溅上一点泥土。他的衣服浆洗得一尘不染,左臂上偏要用扣针别一个红袖章,左手拿一只大喇叭,右手拿一把木头手枪,木头枪制作得颇为逼真,枪柄还拴着一块红绸布。他看上去不像一位生产队长,倒有点像电影里的游击队长。红袖章和木头枪象征着权力,喇叭代表着喉舌,这是另一种权力。那时候,村里的所有劳动力都归他支配,他执掌全村生杀予夺的大权。即使是精通劁猪技术的王福兴也不可违逆,王福兴不服气地说:“队长,你凭什么来管我们?我就没见你插过一根秧、割过一把谷。你狗日的连水田也没下过!”村里谁都怕王三葵,惟独王福兴穿村过寨去阉猪,见多识广,也就不怕他。王三葵哈哈大笑:“凭什么?就凭我手中的枪杆子,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是领导,我为什么要下田?你有没有见过毛主席开枪?”王福兴瞅着他手上的木头驳壳枪,闭上嘴。
在王三葵队长的指挥下,金色的稻穗从田野上生长出来,并被收回晒坪脱粒,红薯、大豆和花生堆积如山,漫山遍野的甘蔗也等待着王三葵率领大军去收割。队员劳动到酣处,生产队长王三葵喜欢冲着喇叭嚎叫,但他先不说话,而是模仿电影上号兵发出的冲锋信号,然后举起木头枪往空中一挥,大声吼道:“同志们,冲啊——”队员立马变得亢奋起来,手脚灵敏,表情麻木。
我常常坐在山坡上看着他们劳作,我觉得他们就像戏班里的提线木偶,而我父亲王三葵就是操纵着他们的人。我虽然不是队长,但也不用干活,更不用像木偶那样任人摆布。一个人被别人当作白痴,有时也不全是坏处。我看着天上飞的大鸟,我觉得我跟鸟是同类。我觉得自己有时是鱼,有时是鸟,但跟村子里的人,都不一样。
在生产队时期,我们家不愁吃不愁喝,稻谷、麦子装满了十二个大缸,红薯和山药从墙角一直堆到檀梁,萝卜干有十二埕,花生油和米酒装满了九只大耳瓮子。我们家一般不吃红薯,只用来喂猪。每次收南瓜,那只最大的南瓜最后都会呆在我家的窖子里;每次分塘鱼,那尾最大的鲩鱼总会送入我家的厨房;每次做社分猪肉,最大的一份肯定由我哥哥王永龙拎走。
很多人家吃不上饭,邻居王树新的父亲经常去蕉园砍蕉树,香蕉树还没挂果,他为什么要去砍呢?我觉得奇怪,跟着他去看。原来他将树皮剥掉,要煮蕉头来吃。王树新大口大口地吞咽,对我说:“味道不错呢,有点像芋头,要不要尝一口?”我咬了一口,觉得又苦又涩,又硬如木头,吐在地上。王树新的父亲笑了,叹气道:“这个傻子有福气。”我呵呵地笑了,转身回家从猪食里捞了几只番薯,递给王树新,王树新咬着番薯,泪水就流了。
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分单干了。王树新再也不吃蕉树头了。家家户户都有装满稻谷的大缸,有堆成小山的杂粮,还有成埕成瓮的萝卜干和花生油和米酒。一到黄昏,每家每户的厨房就飘出蒸咸鱼、煎豆腐和炒猪肉的香味,还夹杂着稻草燃烧的清香。我伸长脖子,张开鼻孔,从每一家的厨房窗前走过,呼吸着那些好闻的气味,满脸陶醉。有人说:“大家看这个白痴!真好玩!”
我们家分到了最好的田地,拥有最好的山林和果园。但我没有见过我父亲的裤腿沾上一点泥星。他有数不完的活儿要干。尽管生产队没有了,村庄依然牢牢地掌控在他的手中,他成了村长。集体林木的砍伐,鱼塘和山头的承包与开发,做社以及宗庙的打醮和游神,协助乡干部(大队先是改成乡,然后又先后改成管区和村委会)征收公购粮以及收取各种税费,村庄的大小集体事务仍由他说了算。何况,每到夜幕降临,他还得像幽灵闪入一些女人的房门。大哥王永龙生前忙着计算骑马的次数和马匹的数量。二哥王永虎忙着舞拳弄脚,渴望成为一代宗师。那可苦了我母亲,她矮小的身躯在属于我们家的每一片田地上忙碌,像一只蚱蜢在烈日的田野上不知疲倦地蹦跶。
那段时期,是村庄最热闹最繁荣的日子。大人早出晚归,虽然辛苦,但神色宽慰而生动,孩子们整天在村巷或晒坪上嬉戏,不知疲倦,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我看着孩子玩耍,我觉得村庄成了一个乐园。孩子们不让我参加,认为我没有参与的能力。我无所谓。我既是那每一个天真的孩子,又是他们的总和,我的快乐等于他们快乐的相加。没几年功夫,村庄越来越兴旺了。大伙儿除了耕田,还搞起副业或外出打工,劁猪匠王福兴又挑起担子穿村走寨去阉猪。除了我们家,村子又多了九幢红砖屋。拉上电灯之后,整个村庄连夜晚也亮如白昼,接着,电风扇、收录机和电视机也搬入村庄了。毫无疑问,这个古老的村庄,它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村长王三葵屋旁的苦楝树上安装了一只大喇叭,他就躲在家里,对准一只话筒宣布村规民约,或发号施令。在一段时间里,那只大喇叭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神奇的功效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它高高挂在苦楝树的枝丫上,像一朵硕大的喇叭花,一根电线从王三葵的房间延伸出来,攀缘而上,连接着它。我惊奇的是这朵古怪的喇叭花发出的声音,比王松家那只黄狗叫得还响。王三葵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就从里面发出来,像一条条青蛇缠绕着苦楝树细小的枝条。我觉得王三葵变成了一个小人,就躲在喇叭里说话,而这件奇特的仪器将他的声音放大了数十倍。
有一次,我爬上苦楝树,将耳朵对准喇叭口。王三葵正在做广播,他的声音像锤子敲击我的耳膜,将我震得嗡嗡响。等到王三葵结束广播,我将嘴巴凑过去,对准喇叭,我煞有介事地说了起来,但我仍然无法发出普通人的话语,而只能是“呜呜——哇哇——嗬嗬——”之类的简单音节。一只鹧鸪歪着小脑袋望着我,目光中充满温柔。我沮丧地从树木上滑下来。
王三葵每天都要喊到声嘶力竭,志满意得。王三葵的声音灌满了村庄每一个人、每一只狗、每一头猪的耳朵,甚至连家禽也受到了王三葵在喇叭中放大的声音的震慑。一只公鹅因为受不了这种强烈的刺激,它在红砖墙上撞碎了脑袋。而苦楝树上的三窝小鸟,早已抛弃巢穴,逃之夭夭。
王三葵的声音像粪水泼向稻田,没有一棵禾苗可以幸免。他的声音笼罩着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连茂密的树林及狭窄的茅厕也无法躲避。没过多久,这种刺耳的喇叭声,对村庄来说纯属多余。我是说,似乎人们并不怎么在意前生产队长现任村长王三葵的声音了,他的声音变得可有可无,对于村民,已经没有了实质性的影响。王三葵兴致好的时候,有时也会播放一些粤曲或粤语讲古,但他从来不播放流行歌曲,他在广播上深恶痛绝地说:“邓丽君之流的靡靡之音,那是美蒋特务为了瓦解我人民群众无比坚强斗志的阴谋诡计,他们绝对不会得逞!”但我在夜深人静,总能听到父亲房间传出美妙如天籁的歌声:“何日君再来——”不过,我对王三葵的表里不一早已见惯不怪。
我专门跑去观察大伙儿的脸色,大伙儿显得精神抖擞,以前那种饥饿的脸色以及木偶的神情消失殆尽。我想,他们已经挣断了拴在四肢上的那根看不见的丝线,或者往躯体贯注了灵魂。
我对自己说:“这才是人。”

6

电视机进入村庄是我们村子的一件大事。第一台电视机不是我父亲王三葵买的,而是劁猪匠王福兴的杰作。这让王三葵郁闷了好几天,他索性躲在卧室听起邓丽君来,音量也没有刻意调小。在那几天里,我承认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曲,但我还是跑到王福兴家里去。我被那个神奇的方匣子吸引住了。这是一台十四英寸的凸面黑白电视,它在乡村引起的轰动是史无前例的。在王福兴放映的那天晚上,村庄的人倾巢出动,提着小板凳,将王福兴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父亲王三葵。他血红着眼睛,在房间里像困兽一样走走停停。他终于做了一件罕见的事,他将喇叭的音量调到最高,反复地播放邓丽君甜美而娇嗲的歌声。声音太大了,将苦楝树上的夏蝉震得簌簌而落。这些可怜的昆虫,被巨大的歌声吓破了胆。
没有一个人理王三葵,大伙儿全被电视吸引住了。即使喇叭制造的噪声,也无法扰乱大伙儿看电视的专心致志。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电视,荧屏正在播出香港连续剧《霍元甲》,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像锤子敲击钉子一样准确有力地钉入电视屏幕,钉入每一个人物,甚至不放过里面的每一样细微事物。
王福兴用手转动安装着天线的竹竿,以保证大伙儿能顺利看到霍元甲将俄国的大力士击倒。他的眼睛也瞄向电视,更多的时候瞥向了如痴如醉的观众。他看到每一个观众都流露出白痴般的陶醉表情,不禁心花怒放,他无法掩饰眉宇间流露的得意。他的老婆白玉凤摇着蒲扇,眉飞色舞地招呼着乡亲们。那天晚上,她像一位骄傲的王后。人们发现,她容光焕发,娇艳欲滴,比电视里的女主角毫不逊色。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电视,我先是感到强烈的震撼,然后是深切的恐惧。电视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发出了我们通常的话语和声音,他们不仅能相互听懂,还能让电视外面的人们听懂,甚至让我这样一个被称之为“白痴”的人听懂。甚至,在一些动画片里,草木虫鱼也发出了人类的声音并相互交谈。我走近一步,我先是将耳朵凑近荧屏,我听得更清晰了。没错,那是人类发出的声音。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想去触摸电视里的人,或者那些动物。王福兴将我的手打开了,他笑着对大家说:“这个傻子,他以为那是真的哩。”
电视给我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没有的,它就像一个大铁锤,砸碎了我头脑固有的经验。我愈看愈心惊,这个四四方方的盒子肯定是魔鬼的造物。它就像一个小小的舞台,或一个四方的囚牢,它将人类或大自然的诸种场景和生活事实搬了进去,并一次次呈现在观众的眼前。我忍不住心底的悲哀,自从电视进入村庄,那些象征着古老村庄的事物将遭到灭顶之灾,荡然无存,譬如夏夜星空闪烁,老人在榕树底下给孩子讲述民间故事;譬如那些古老而原始的乡村游戏,譬如那些世代相传的民乐和木偶戏……这一切,就像河面上的波浪,像磨坊的粉尘,转眼之间就会消失,不会留下一丝痕迹。要命的是,我的眼睛无法须臾离开荧屏。王福兴的电视机就安放在一个一人高的电视柜上,它面前是黑鸦鸦的人群,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个月后,我的父亲王三葵也咬牙买回了一台电视机。这是村庄的第二台电视机,也是黑白的。能买起黑白电视机的人,纯属凤毛麟角。后来,村庄的电视机逐渐普及,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再也没有人在给孩子讲故事了,孩子也不想再听。那些精彩纷呈的乡村游戏,骑竹马,跳飞机,捉迷藏……我曾经见证过那些游戏回光返照式的光辉灿烂以及日暮途穷,如今已被新一代的孩子遗忘。我能觉察到村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然而,我无力描述无从揣测这些变化及其后果。

   7

每天清晨,我都要踩着草叶上的露珠来到村边的河流,静静地望着河水。我在哗哗流动的河水中听见了时间的流逝,河流的声音像水注入我的耳朵。每天清晨,我都要跟河流交谈,河流有最具耐心的耳朵,也有永不知疲倦的嘴唇。河流的嘴唇概括了一万尾鱼的嘴唇,也许更加丰富。河流的声音混合了水的流动、水族的低语以及河沙的堆积,这是一种复合的、丰富的声音。当河水清澈,河流的声音是柔和的,欢乐的;当河水浑浊,它的声音低沉而忧郁,有时,还带着农药或垃圾的腔调和味道。这一天,河水仍然清澈,但它的声音显得急促、凌乱而不安,仿佛一个患了哮喘病的人,喉咙堵塞着浓雾和泥土,它几乎发不出声来。我诧异地走入河水,掬起一把,河水清亮如镜,而双手中的水突然出现了一座村庄的废墟。还没有等我看清楚,那幅让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已跟着水滴从我的指缝流走了。
我反复地做着同样的动作,于是反复地看见了一小汪水的村庄及其崩溃。我忍不住全身发抖,我几乎站立不稳了。毫无疑问,这是河流给我的启示和预兆。我俯身于河水,我大声问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吗?”
河流没有回答我,它在一刹那间仿佛僵直了,凝固了。它神奇地终止了流动。它像一面真正的镜子,然而它空无一物。我在这样的镜子上,看不到我的影像。
朝阳在升起,我站在沙滩上,第一次感到悲哀和忧郁。那一年,我十六岁,我不再是一个快活的白痴。我像一个空心人,阳光穿透了我,但没有在地上留下影子。
我知道村庄已发生变化,河流告诉我的是另一种变化。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既然村庄的变化不可抗拒,那么我必须记录村庄的变迁以及我们的命运。我从来没有这个意识,如今一种沉甸甸的命运将压在我的心上,让我无法轻松。我以前没有想过做任何一件事情,我终于明白了大家叫我是白痴,我以前的确是一个白痴。从今天起,我将是一个人。
一个念头像灼热的红日在我的心间升起,那就是我决定要做一个作家,要详尽而忠实地完成一部《村庄史》,如今它像我从河水看到的,它终将有一个荒凉的末日,那么我希望我是村庄走向尽头的见证人和记录者。这个念头,让我滋长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然而,我随即想到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字,这几乎让我泄气。
我决定去学习文字。当一个十六岁的牛高马大的少年背着书包步入乡村小学一年级的课室,就像一只马蜂来到蜜蜂的巢穴。小蜜蜂们几乎炸了营,他们新奇的目光没有一刻脱离我的身体,并将整节课的时间花在对我的评头品足上。有的孩子说:“白痴也能懂得加减乘除吗?”乡村教师客气地劝我走出去。我没有理她。我是村长王三葵的儿子,如果我一定要呆在教室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赶我出去。我听了几节课,就自动离开了教室。我听不懂教师说的任何意思,尽管我能准确而清晰地听清楚教师发出的每一个音节、甚至每一个词,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而要完整地理解一句话,这更超出了我的智力。那些文字或数字,更加让我无所适从,就像魔鬼制造的密码一样,我根本就无法破译。我跨出教室门槛的时候想,莫非我真是一个白痴?
我愁容满面的样子,似乎引起了好事者的注意。有人在议论我说:“嘻,快活的白痴也不再快活了。”母亲摸摸我的额头,关切地说:“你不是发烧了吧?”那时二哥王永虎刚死,她以为我是伤心过度。当然不是,王永虎死一百次也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抬起头,望着这个憔悴干瘦的女人,她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我的耳朵。
我被一股巨大的焦虑感折磨得寝食难安,我有好几天不言不语。我不能证明我不是一个白痴,但即使真的是,我也要做一个白痴中的写作者,我要完成我的《村庄史》。上天既然让我在流水中看到了村庄的征兆,就肯定有他的意图。我一定能找到恰当的办法。既然跟老师学习文字不再可能,那么证明这种文字并不适用于我,我必须寻觅或创造另外一种文字——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就像闪电劈开乌云,刹那间将我照亮了。
从此,我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寻找记录事物的密码上,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文字。我首先模仿人的形状发明了“人”字,根据猪的模样发明了“猪”字,根据白云和乌云的不同颜色创造了“白”和“黑”,后来我又领悟了“灰”乃至准确地区分“灰白”以及“灰黑”。这项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我大约花了三年时间,将我所能见到的一切事物加以记录并读出声音。我将我创造的文字记入笔记本,并注明了其中的义项以及用法。这是世界上独一无比的词典。而它仅属于我,我既是它惟一的编纂者,也将是惟一的使用者。除了我之外,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读懂。当我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就相信我是村庄上最聪明的人,还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至于人们仍然叫我白痴,我也没有生气,而一律报之以微笑。我知道,没有一个哲人或天才会跟白痴计较他们之间的分别。
在这项工作之中,对一些具体事物的记录及阐释是比较容易的,我的头脑里堆积着无数事物的形状、颜色的光谱和声音的碎片,我将它们分门别类,归纳整理,最终成功地将它们记录到我的词典上去。最困难的是那些抽象的理念和玄奥的东西,譬如“勾心斗角”、“阴险毒辣”之类的词语,就颇费思量,我默默地观察了好几天父亲王三葵的所作所为,总算将其弄得一清二楚。而至于“高尚”或“神圣”之类,还有待我去触及并录入我的词典。我承认我虽然是一个绝对的文字天才,但我所受到的全部教育,仍然来自我所见到的天空和大地,当然也得益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在解决抽象事物的过程中,河流给我帮了不少忙,尤其是文字的读音。河流就是我的语音老师,每天清晨,我静坐在河畔上,呼吸着花香水气,我的舌头跟随河水流动的节奏灵巧地发出声音,光是“啊”音,我就可以发出三十多种毫不混淆而清晰地区别的声音,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
当然,在外行人听来,我只能发出“啊呀呜哇——”之类几个简单的音节,跟以前似无分别,但我能根据声音的强弱缓急来区分这些事物的读音。譬如在河流上飞翔的八哥,便能全部听懂我的说话,并能简单地跟我回话。当然,八哥的发音方式也让我获益匪浅,我不否认我是善于向一切事物学习的人,并具有不耻下问的美德。我使用的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文字和拼读方法,而跟普通人毫不相干。我知道他们不可能看懂我的文字,也不可能听懂我的发音。幸好我要创作的《村庄史》,将在村庄消亡之后发表,他们也不是我心目中的读者。我的这部书,将要献给伟大的造物主,那个创作了白痴以及天才的人,才是我惟一的、理想的读者。尽管我还没有动笔,但我已经能依稀感受这部独特著作的辉煌和伟大。我感到那些乌有的书页在簌簌吹动,而那些奇特的文字就像钻石在熠熠闪光,我因激动而战栗。
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打扰我。我不用劳动,也不愁吃穿。感谢做村长的父亲王三葵。这是他做的惟一一件好事。这就是一个白痴的好处。我发现我的知识与日俱增,我的修养也日趋完美。我完全不介意别人对我的称呼了,不管“白痴”还是“傻子”。我就像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或德艺双馨的艺术家那样赢得了我对自己的尊重。我不禁哑然失笑。
当我过了二十岁生日,我基本上掌握了常用的文字以及使用方法,对《村庄史》的撰写可以提上日程了。但春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父亲王三葵要给我娶亲了。我的大哥王永龙和二哥王永虎相继辞世,传宗接代的重任就落到一个白痴的身上。在婚礼上,母亲有点担忧地跟父亲说:“白痴生的儿子会不会也是白痴?”父亲王三葵一记耳光飞到母亲的脸上,骂道:“我呸,大吉利是!你信不信我撕掉你这张乌鸦嘴?”其实,母亲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我从来没有行使过丈夫的权利。新娘是周家村的桃花,桃眼杏腮,肤色如雪,她过门的第一天就将我父亲王三葵的魂魄夺走了。他将我们送入新房,就贴紧门缝往里面瞧,但他站了半夜,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很快就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傍晚,王三葵看到桃花将睡衣脱掉了,然后脱下胸罩,他看到白痴儿子的眼睛像灯花被挑动那样闪亮,而桃花的两只乳房像白鸽在扑腾。桃花半跪起来,扯掉内裤,露出了她毛发茂密的私处,我恐惧地转过头去,发出一声尖叫。我想起了那个飘忽的雨夜,白玉凤被丈夫缝了十二针的阴阜,针脚细密,鲜血淋漓,那一幕让我毛骨悚然。王三葵再也忍不住了。他走入来,将我从床上一把扯起,冲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将我踢出去。门关上,灯熄。半夜时分,我隐约听到新娘房中传来压抑的哭泣。
我不需要一个老婆,但我没法表达我的拒绝。我想桃花也不喜欢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嫁给我。这个世界上想不通的事多得很,我没有兴趣一一深究。我日思夜想的,是我即将动工的《村庄史》。结婚还是严重影响我的工作,我被迫中断。原因是我不能目睹桃花裸露的下身,那样会使我失控。十二岁时的那场噩梦,至今仍根深蒂固。我宁愿睡在猪圈或柴房,也不跟她同床共枕。
桃花没有异议,我父亲求之不得。数年过去,桃花的肚子仍不见起色,父亲晃动着满头白发,跟母亲相对叹息。他的脸色愈加红润,皮肤细嫩如婴孩。

   8

一个秋天的清晨,我从缓慢流动的河水中嗅到了不祥的气息。那是一种死亡的气息,这比嗅到农药的气味更让人恐惧,河流发出的是垂死老者的气息。它仿佛一个濒死的老人,正处于弥留之际。我在单薄的河水中,仿佛看见河流正在变得僵硬的尸体。它那么轻,它就在河床上飘动,犹如一缕轻烟,它就要离开河床而化为空无。我用自己的语言大声地呼唤它,它没有回应。我看到河流像垂死的鱼在轻微地晃动,嘴唇在努力翕动,但没有能力发出声音。更让人震惊的是,我发现不知从何时起,河流早已鱼虾绝迹,蚊蚋飞舞。
我必须开始动手撰写我的著作了,一刻也不可耽搁。为了避开所有的干扰,我搬入村庄废弃已久的碉楼居住。碉楼高大而宽敞,幽深,阴暗,还有点发霉和潮湿,相较于它幽静的优点,这显然不是问题。一日三餐,由母亲供应。她经常来看我,给我带一些食物,或给我的灯盏添一点油。母亲跟我说:“大伙儿都在传闻,说王三葵家的傻子疯了。我的孩子,你真疯了吗?傻子还可以发疯吗?”我乐呵呵地望着她,我的目光从来没有这么柔和。
“村庄坐落在一个鱼形的山坡上,水井刚好在村口,正处于鱼眼的位置。河流自西向东呈半圆形环绕着村庄流过,它是如此细小,以至于没有名字。”这是我在纸上写下的第一句。我开始了《村庄史》的撰写,我用我自己发明的、奇特的文字。我的语法和修辞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我在碉楼呆了几年,我说不出确切的时间,我不是一个对光阴敏感的人。在那些日子里,我深居简出,埋头苦干,完成了《村庄史》的大半部分。我相信这样一部语法简单而耐人寻味的著作,无异于一部天书,那些笔画极端简省而含意深远的文字,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人能够破译,这尚是未知数。至少,我并不奢望这个充满傻瓜和恶棍的村庄,会有人读懂我这部光辉的著作。
在《村庄史》中,我详尽地介绍了村庄的历史、地理、人口、风俗和宗教,我苦恼于无法考证村庄的确凿起源,也许是六百年还是七百年?我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就算有,我也无法读懂人类的典籍,关于村庄的诞生我只能含糊其辞。其实,我要撰写的是我所见证乃至亲历的这一段,尤其是村庄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历史。尽管我从来就是村庄的局外人。我将看到一个村庄的日暮途穷,我所记载的乃是村庄的崩溃。自从分田到户之后,勒紧村民的绳索松开了,村庄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村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达到鼎盛时期。大多数人家建起了红砖屋,并有了电视机,那些奇形怪状的电视天线在房子旁边或屋顶上高高竖起,昭示着村庄的兴旺繁荣。尤其是元宵、清明、端午以及冬至等社日,村庄杀猪做社,吆五喝六,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村庄在年初七的年例,是村庄最隆重的节日,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大摆筵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卖玩具及零食的乡村货郎闻风出动,他们吸引馋嘴或好玩的孩子,犹如红糖吸引着蚂蚁。游神、打蘸以及舞狮是年例的隆重节目,醒狮起舞,旗幡飘扬,鞭炮声不绝于耳,村庄笼罩在欢乐喜庆的气氛和美味佳肴的浓郁香味之中。还有木偶戏和电影,木偶戏在乡村日渐式微,这是做给土地神看的,露天电影则在乡村大受欢迎。年例作为乡村的盛大聚会,挥霍着人们的财富以及热情,以穷奢极欲的方式宣告着村庄的幸福。这是村庄最后的仪式和象征。

9

村庄的繁荣仅昙花一现。数年之后,我放下了纸笔,走出碉楼。阳光是如此强烈,迫使我眯上眼睛。然而,村庄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昔日的繁荣和热闹荡然无存,村巷长满了野草,墙角长满了野蕨和苔藓,屋顶堆积着枯枝败叶,无人打扫。一种空旷而尖锐的寂静压迫住我,一种恐惧的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在村巷游逛了半天,才见到几位老人和孩子,以及一头瘦得包皮骨头的老牛,而我连鸡鸭也难得见到几只。
这就是我生活了三十年的村庄吗?除了老人和孩子,我没有见到一个年轻人,虎背熊腰的汉子到哪儿去了?丰乳肥臀的女人到哪儿去了?狗都跑到哪儿去了?鸡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带着一连串疑问,回到我的家。
我父亲王三葵精神不错,头发全白了,面容仍细嫩如婴儿。他在喝酒,母亲在洗碗。没有见过我到媳妇桃花。王三葵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傻子还知道回家呀。”
我没有理他,我的头脑搅动着那些破璃碎片似的问题,使我一思考就发痛。
王三葵凑过来,他的神态显得有点疲惫和寂寞,犹如岁月吹干的一个果子的空壳。他喷着酒气说:“你老婆跑了。”
他的语气带着亲切,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看来无尽的空虚,使他对一个傻子也产生了好感。
我几乎遗忘了那个女人。父亲提到我的妻子,我马上想到白玉凤那惨不忍睹的私处,以后不用见到这可怖的一幕,我快活地笑了。
王三葵拎着酒瓶子,歪歪斜斜地走出门去,他嘟哝着说:“就要绝后了。”
母亲用一块破布抹着瓷碗,一颗浊泪滴在碗沿上。
我也跑出去。我来到河边,河流已经不存在了,早已断流了。河床正在磨损和消失,地上积着几潭死水,已经停止了流动,里面堆满了垃圾。一群金头苍蝇在嘤嗡着乱飞,沙堆及淤泥上丛生着一些奇怪的植物,像剑麻,像荆棘,还有点像芭蕉,叶片宽大而肥厚,非常绿,苍翠欲滴,叶丛中还开着火炬状的花朵,鲜红如血,如烈焰,灼痛我的眼睛。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它的叶子和花朵,都太过鲜艳,太过夺目,带着一种妖冶而诡异的色彩,让人在阳光下也感到心底发冷。我知道它们绝对不是河流的幽灵。而是鬼。这些鬼吃掉了村边的河流。
我走到田野,发现往昔的稻田、薯地和菜畦,几乎全都荒废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杂草。我用手抠着那些板结的硬土,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长着金黄稻穗和硕大红薯的良田。只有少数几块田地,种着一些病怏怏的玉米,叶片枯黄,摇摇欲坠,宛若一支残兵败将。
我的心在一阵紧缩,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今连命根子也不要了。那就不是小事了。
在我闭门不出的那几年,村庄的变化急剧而不可逆转,这连身在其中的王三葵也察觉到了。他的觉察是从女人的床上开始的,他发现要找到一个稍有水分的女人,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然后,他又发现他尽管还是村长,还执掌着村庄的大权,但村庄的人全跑光了。换言之,他使用权力的对象已经不再存在,他的权力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剩下来的老人和小孩,也不怎么尊敬他了,因为再也没什么需要求他的了。
进入新世纪,中央下了一号文件,宣布取消农业税,农民种地再也不用缴税了。我父亲王三葵喝得酩酊大醉,摔碎了两只酒瓶,就开始胡言乱语:“这是怎么回事?农民种地交皇粮,天经地义,怎么说不交就不交了?那还要我这个村官做什么?”母亲赶紧将他拉回卧房,关上大门。就这样,王三葵认为他最后的一点权力,也随着一号文件而瓦解冰消。王三葵跑到镇里,抱怨说:“皇粮都不用交了,我这个村长还有什么好当的?”上级领导和蔼地说:“你要学会做一个现代的村官,你要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齐奔小康嘛。老王同志,你身上的担子重着呢。”王三葵张大嘴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连数日,我在村庄的每一个村巷、每一户人家的门前转悠,我在清点着能发出炊烟的人家,以及村庄的人数。但我数来数去,总是数不清,我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村庄剩下的人丁不到一半,而且全是老人和小孩,没有一个青壮年。
我又花了好几天,才弄清其中的原委。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走了。只要还有一丝可能,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呆在村庄。他们要寻找活路去了。王树新对我说:“在村庄只有等死!”他又摇摇头,说:“跟你说也是白搭。傻子怎么弄得懂死是什么意思呢?”
那些离开村庄的人,分为两种,有的是打工赚了钱,跑到石湾墟(现在改作镇了)或县城买地建屋,彻底离开了村庄。有的没有赚到钱,那还得在城里打工,有做瓦工的,有做小贩的,有摆摊档的,有做走鬼的,有的出卖力气和老婆,有的去偷去抢……王树新说:“人一急了,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如果是一个娘儿,双腿一叉,就等着收钱了。在城里,做一个乞丐也比在村子种地好。这个年头只有傻子才去种地了,不,你就是傻子,但你也不去种地。”
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王树新回来了。这个比我小的年轻人,他是被别人抬回来的。他在遥远城市的建筑工地做瓦工,他像一只鸟蹲在竹竿搭建的棚架上,间或像耍杂技那样在高空的竹竿上行走。他看到头顶上飘过一朵鲜红的云,再凝神一看,原来不是红云,而是一个妩媚的女人。他心神一分,脚下一滑,就从三十九层上摔了下来。幸好,他先是砸在第三十八层的防护网上,并连人带网一起坠落到第三十七层的阳台上,性命倒是无碍,但一双腿却是废了。他是被别人抬回来的,一到家门,转身就走了。后来,王树新逢人便说:“那天我看到了仙女,我真该死!不过,我是真看到了仙女!”别人不相信,都说:“村里又多了一个傻子。”
王树新没有真傻,等他养好伤,又背起包袱拄着双拐出门去了。我父亲王三葵问他:“你还要到城里去?”王树新点了点头。王三葵说:“你还要像鸟伫立在竹竿上吗?”他嘻嘻地笑了起来。王树新皱了皱眉头,说:“我像什么干你鸟事?我像什么也不像你,像一头猪在等着挨刀子!”王三葵遭到王树新的抢白,脸煞地紫了。哼哼,连一个残废也敢跟他叫板了,尽管他还是村长,但没有一个人将他当作村长了。
当天晚上,我父亲王三葵好生郁闷,他在灌下了半瓶米酒之后,充满豪气地将酒碗一掷,下了一个决定——他要重建在村庄的绝对权威,他要重组生产队,拉起一支人马,重新耕种荒废的良田。他找出当年的那个手提喇叭,但发现锈迹斑斑,已经报废了。好在红袖章和木头手枪还在,虽然破旧,洗干净还可以使用。村头的大广播由于多年不用,也坏掉了。王三葵只好一家一户地去游说,唾沫乱飞,总算有十七户人家愿意参加生产队。村庄十室九空,在剩下的人里,参加人员已经达到了98%。王三葵已经很满足了。他的自信又回来了,他摩拳擦掌,决心要大干一场。

    10

王三葵将生产队拉了起来,社员一共有二十五个,王三葵将生产队命名为红星大队,并自任队长,王五儿和王解都受到重用。社员当中,女的大多是王三葵昔日的情妇,男的大多是他的情敌,如今握手言欢,共同合作。王三葵在誓师大会上杀了一头猪,煮了一大铁锅饭,开了六坛好酒,他举着木头枪大声说:“只要我们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就敢叫寰宇改旧颜,誓教日月换新天!”社员们往嘴里塞着红烧肉,哼哼哈哈地响应着生产队长的号召。王三葵见场面的气氛不够热烈,但想到现在需要大伙儿支持,也就不说什么了。
我目睹着这一幕。生产队的复辟是村庄的一件大事,我未完成的《村庄史》预先留下了足够的篇幅。王三葵将村庄的田地重新规划,水田种上水稻和蔬菜,坡地栽种花生、红薯和大豆,山坡则种植芝麻、木薯和甘蔗。尽管王三葵不学无术,但社员都是种地的好手,作物长势良好,夏天的几场雨水加速了作物的生长。转瞬秋天即到,稻田上的稻穗像闪光的金子,地里的薯类胀破薯垄,而甘蔗林像风中的密林簌簌作响。收获的日子就到了,王三葵眉飞色舞,像白痴一样快活。
一件让人意料不及的事发生了。无数个人赶到村庄,他们从省城里、从县城里、从镇里或不知什么地方涌现出来,就像蝗虫一样,疯狂地扑向生产队的庄稼。他们将红薯掘起,将稻穗割断,将甘蔗砍倒,然后疯狂地搬上双轮木车、摩托车乃至小货车。我在旁边安静地看着那些人,他们就是我的乡亲,这些离开村庄如今卷土重来的人。其中一部分还是少年或少女,瞧着这些像花蕾般清新的脸庞,我从未见过又似曾相识。那一张张因攫取而变得疯狂的脸,在我的眼前不断地晃动,让我晕眩。我父亲惊呆了,他赶紧集合社员去阻止,然而那二十多个老人家根本就无能为力,况且除王三葵一家,每户人家都能在这帮人中找到自己的亲人。王三葵奋不顾身地涌入人群的洪流中,张开双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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