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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舌地狱,或诗的还魂夜》

◎蒙晦



拔舌地狱,或诗的还魂夜
——新世纪诗人之汉语诗歌救赎的肇始

文/蒙晦


一、当代汉语诗歌的鬼魂之象

当四川诗人发星从遥远的大凉山深处,将丁成的首部诗学文论集《异端的伦理》上、下册寄到身在九江的我手中,一宵挑灯夜读,使我作为诗人的良知受到凌厉、冷峻的鞭笞和考验。与诗坛的勾心斗角、阴险嘴脸和指鹿为马相比,来自一个同代诗人更是朋友的充满锋芒、批判与担当的文字,使我无限温暖——在这个荒谬化身为合理的时代,我们仍有同路之人。而在新世纪——这个诗的亡魂之夜,对于那些技艺拙劣、品格恶劣的诗人,我除了将他们从这部批判之书中延伸出去以作批判之外,也别无他法。诗人多多在其去国前的文章《北京地下诗歌(1970-1978)》中,曾愤怒而无奈地说:“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①历史是何等的相似——当我在诗中写下:“今天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旧年份”②时,我们所一直置身的艰难困境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困境的顽固延续,我更愿意解释为人性在其本质上的堕落属性所导致的历史因循和无限恶果,对于关乎灵魂的诗歌,尤其如此!——似乎从来都是卑鄙者和机会主义者站到了时代的高峰上,呼风唤雨,瞒天过海。
而当我合上书籍,首先跳入我脑中的问题便是:当我们面对着汉语诗歌在当代濒临沦亡的处境时,我们会做什么?是以诗歌的名义向母语继续施以暴力,让她死得彻底,又在起尸体边自我亵渎——正如某些所谓的后口语诗人的所为,他们似乎还在声称其写作已经重新界定了汉语写作的标准而洋洋自得;③是去假装扶上一把,作出惺惺作态的表情,就像沦为语言机器的那些刊物;抑或大声为她叫魂,把她所失去的贞洁从那变得无效甚至乱伦的语言伦理和道德中拯救出来,即使面临着巨大的怀疑和批评?在诗歌濒临危亡的时代,和语言的走狗一样,那些保持观望态度的人,也在为真正的诗歌送葬!在那庞大而阴暗的送葬队列中,我们能认出许多所谓的著名诗人,而更多的,则是无名者随着他们主子应声哭嚎或骂骂咧咧或装疯卖傻或人云亦云,正如一群更为年轻的80后诗人在近日发起的所谓“重塑中国诗歌”的调查问卷一样滑稽,认贼作父式地赫然将伊沙当作一个问题开列出来,这本身就是对汉语诗歌的一次恶意的曲解和丑化。
沦亡,首先就是伦理的沦亡。我想,这也正是丁成将这部著作和著作中一篇重要文章的标题都取名为《异端的伦理》的原因了:重构一种被失去的、并更加民主而自由的伦理。在这一伦理下,写作才有可能。
但是,在当下诗歌的语境中,许多作者(我没有理由称其为诗人)都丧失了诗歌伦理的基石,他们的写作或依赖于过去业已凋敝的写作方式和阴影,并在这历史的阴影中怡然自得;或依赖于某个具有“领导性”的诗人,成为其粉丝,又在这大量的粉丝潮涌中浮现汉语诗歌振兴的幻景。有的人或过于晦涩,文本已然经词不达意不知所云,或以诗艺妨碍诗意,却非要强迫读者接受所谓其技艺——请问饭馆吃饭是想吃你的饭菜还是学习你的手艺?这类作者因其掌握了一本厚厚的厨艺书而对顾客极为粗暴,然而他们毕竟是软弱无能的,难以放下其虚无头衔而认真地做一道可口的实在的佳肴,此类不足与谋。而更多的人,则在错误得可笑的观念和影响下,把诗歌玩弄到了小学生的口语水平——按照这样的观点,我的侄子已经写出最伟大的汉语诗歌了。他们存在着这样轻浮的、机械的审美标准:但凡有点所谓的语感,便可称其为好诗,而内容一旦涉黄涉暴,那就更是先锋。他们以琐碎为生活的全部姿态——只有琐碎,那是狗的生活!他们以公务员对话般平庸的语感粗暴地断言艺术是一种刻意——只有对话般的语感,那是疯人院里自言自语的疯子!海明威曾言:文学不等于描写!我要说的是:诗歌不等于白话!白话当然可以写出杰出的诗歌,这是基本的常识,但诗歌决不能走向沦为口水的大白话的死胡同!只有三岁儿童才一直穿着开裆裤——或许这正是丁成在2009年1月2日的佛山诗会上大声疾呼的“口语诗歌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境地”的根源所在!而奇怪的是,这些诗人中的某些,不知是具备了可耻的勇气,还是眼睛已经高到了天上,竟随时随地对人指手画脚扰乱视听:只有钻进我这个死胡同的才是诗歌!口水也成了诗歌,其颠倒是非黑白的能力可想而知。如果诗歌就是自由,如果自由就是走进死胡同,这样的自由和诗歌,除了是屈从于个人话语权利阴影下的奴才的呓语,还能是什么?
在诗人自我堕落的时候,读者的批评从来就不是全无道理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并不比读者知道得更多。对于为什么写作,该用什么姿态和语言写作,写什么主题的作品,读者似乎比我们更明白——那就是生活的姿态,但决不是琐碎到狗吠!而对于这些写作基点的背离或刻意曲解进而掩盖,这便集中倒映出了诗人身上所附身的鬼魂之象,诗歌的伦理被从其内部瓦解,然而,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美学追求的诗人都明白:我们不能以破碎的瓦砾为完整生命的居所!
先锋,或曰反叛,无疑是诗歌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无效的先锋、刻意的反叛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其反叛的最初,可能确实为我们带来了一种研制出新药般的惊喜,甚至把濒临死亡的诗歌救回,但是,这样的药,我们是不是在恢复健康后仍要服用,以致我们嗜药成性、毒害脏器,在死前的那一刻都浑然不觉?!保守一种失去效力的写作,这是诗歌伦理丧失的表征,而真正严肃的诗人,总是在明确自身的写作伦理之后,才能赋予其作品伟大的人格,没有诗歌伦理的作品其人格也必然是缺位的。
尽管我个人在写作批评文章时无法逃开自身的写作,尽管我的写作与丁成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不论是语言还是思想,但在《异端的伦理》中丁成所展现的坚硬而决绝的品质,却与我内心所坚信的诗歌都具有极大的一致性,由此而激起的巨大的激情从始至终都一直充盈心中。这是我在茫茫银河系中所找到的与我最近的那个星座。早在该著作出版前,著作中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异端的伦理》——2008年12月在网络诗歌论坛引发了诗人们的激烈争论的时候,我就著文指出:“在需要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异端的精神!”④丁成的这部达22万字,分为上下册的文集,已经对这点作出了深刻诠释,并构成了他所言的“重要的呼应”,尽管著作中的大部分文章是在我的文章之前就早已完成了。
至此,我强烈地感到今夜诗歌必须还魂的征兆。而在我们进入这部著作之前,我要提醒单纯的读者和具有诗人身份的读者,套用我的老话,即:没有立场就去文联!该著作中的文章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其激情洋溢和锋芒毕露的文风。

二、当代汉语诗歌先锋的牛头马面

在我看来,文集上册中最重要的四篇文章共同形成了属于丁成的一个相互循环的完整的批评体系。在《诗歌的动力学启示》中,对关于激情、现实、语言、良知、历史、政治、表达、锋芒、经验、思想——如果说写作有什么关键之处的话,这些坐标点就是我们建构朴素诗歌伦理的原料——作了深刻阐述。继而在《迷局:疑中见疑的诗歌立场》中,他对当下诗歌写作和当下汉语诗坛中的“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抒情性的复辟及迷失”、“高潮迭起的叙事陷阱”、“画饼充饥的大师幻像”、“词语拜物的技艺泥潭”、“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无耻者无畏的先锋情结”等诸多令人感到失望甚至愤怒的处境和迷失,进行了严肃深刻的批评。而《后典型导言》则综合了坐标点,对典型写作进行了有效的批判。直到《异端的伦理》一文,丁成完成了对自身写作立场和明确的美学风格的阐述,以及对在这一美学下的数位重要诗人的解读。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丁成其人与其书给人以强烈的介入的激情和年轻一代诗人中的急先锋的气质。而事实上,先锋只是局部的,是在“需要结束的地方”才具有的,也即其锋芒所在;但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丁成,我敢断言,他从来就没有像某些所谓的先锋诗人一样哗众取宠地离开汉语诗歌的传统。我曾与李原严肃讨论过传统的问题,我坦言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相信所谓的传统,传统甚至只是一个虚构。但在另一方面,在诗歌写作的伦理上,我们的汉语确实拥有着属于自己的伟大的传统,那就是激情、良知、现实,哪怕是最具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大量来自现实的力量。丁成试图恢复这些最基本的写作基点。
《异端的伦理》最重要的价值,便是开启了新世纪的新一代诗人对过去诗歌的反思、批评,并建构起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这种标志性在当代中国尤为缺乏——写作思路的大框架。在这一框架背后,汉语诗歌所面对的是什么?是语言的地狱。而这部著作就是置于地狱使者手中的评判之书,是语言沦丧其伦理的指控和证据。在语言的背后,就是诗人,在诗人的背后,就是其作为人的世俗性。因此,谈论诗歌伦理之前,必然要谈及当下诗人的过分的世俗化和功利化。
盘峰论争以降,到现在已10年时间,这10年,中国诗歌一直处于权利阴影和诗人游戏的喧嚣之中,即使是丁成、啊松啊松等诗人2002年发起的“80后”诗歌运动所代表的新一代诗人的登场,也并未能给诗坛带来本质的改变。许多80后诗人或为自身在80后诗歌中的“地位”而苦苦摆弄伎俩,比如最近就有诗人试图重新书写80后诗歌史而企图借道升天;或已安于前辈诗人的照顾和提携,甚至以此妄自尊大;或受制于生活而写作不振,这些诗人中都鲜有对前辈诗人和过去的写作敢于进行有效反思和批判的诗人。而业已成名的前辈诗人,则更多地在一派歌舞生平的背景下,罕见真正把写作与生活统一在一起的这样纯正的诗人——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屈原、陶渊明等皆是如此——部分官方刊物的宠臣诗人竟仍以民间姿态自居,既想得宠官方,又要在真正具有人民良心的民间割据一方沃土;不久前的那次农民工诗歌大赛,是谁在偷窃农民的身份而进行着自己冠冕堂皇的勾当,其面目可耻到了何种地步;而真正的底层写作则变得面孔模糊,在多数发表权被无能者和阴谋者把持的、小圈子泛滥的诗坛,如果不是其身份最后造成的娱乐化效应,像郑小琼一样的诗人进入大众视野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最多作为一个普通的诗人而存在;指鹿为马口是心非对多数诗人更是家常便饭。而诗歌批评界也常表现出其软弱无能的一面。这就是中国人,当然就包括中国诗人,在骨子里的奴性(奴性的从属性表现于物质,惟有物质才可以从属于他者,而精神从来是不从属于他者的)的天然反应——甚至可以把它叫作生存之道的反射效应。小,则是为了发表而溜须拍马,大,则是窃国者诸侯。
在这个娱乐时代,诗歌的伦理被诗人们在其生存之道中物质化,一旦诗人们的心灵被物质化,写作还是纯粹属于心灵的事吗?有人评价伊沙的诗歌具有娱乐性——貌似诗歌具有娱乐性是一个不错的噱头,当然,其确实具有娱乐性,但这至少证实了其诗歌在内部就已经被物质化、娱乐化的悲惨而令人愤怒的现实和证据。在中国,在随时都会充满苦难的中国,在不公平的太阳下面,娱乐化是什么?那是商人和市场小说家以及市侩的游戏,诗人何以混进这良知暧昧的队伍?在现实面前,诗人的任何娱乐都是可耻的?汶川地震时,怎么没有友好的批评家跳出来为大家指出伊沙的诗歌具有“一贯的”娱乐性⑤?难怪有诗人自称自己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但人民就是不领情,这饼已经发臭!我们心知肚明盘峰论争的意义,但这一切仍旧没有离开权利的阴影。因此在此文的开篇,我既说明:“我更愿意解释为人性在其本质上的堕落属性所导致的历史因循和无限恶果”。
诗歌伦理的沦亡,首先就是人性的沦亡!而我要质问这一沦亡在当代的开端源自哪里?——先锋情结!而所谓的先锋情结,实际上就是一直伴随着功利性和“历史主义的奸尸心态”而诞生的怪胎!
在《迷局:疑中见疑的诗歌立场》的“无耻者无畏的先锋情结”一章中,丁成梳理了中国诗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情结,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甚至自80年代第三代诗人‘反崇高反文化’肇始)‘先锋’就被人们和‘冒犯’等同起来看,这一致命地概念曲解,导致大批诗人似乎一夜之间如此方便地找到了突破的可能。”第三代诗人的开端便是伴随着对朦胧诗的反叛而登场的,但这一反叛并非全心于艺术革新的追求,其中掺杂着大量的对命名和进入文学史的急功近利。1986年的那次著名的现代诗歌大展,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冒出了无数花样百出的写作旗帜,各路诸侯割据一方。但事实上,这些名目繁多的写作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征稿消息发出以后再临时组建的,其立场都显得模糊而可疑。可见当时的诗人们为了这一盛筵而挠破头皮急于分羹的浮躁心态。但是,当时间推进,年轻的诗人们熬到了如今的年纪,脑中也真地浮现了自己当年参与诗歌大展的“先锋诗人”的幻象,好象就真地成为了一个颇有建树的先锋者一样。类似商场突然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都不要钱,可以直接抢夺,只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出现,后面的人还能忍住寂寞吗?在先锋诗歌的商场里,诗人们像是抢劫一样迅速占据了各自利益的版块。此后出现的更年轻的诗人,也纷纷学会了这种伎俩,他们的逻辑是:今天你不抢夺,明天就没有你的饭碗。这就形成了当下的“这是一个谁不先锋谁可耻的时代”⑦的荒谬传统,在这一荒谬的阴影下,要想进入文学史,先锋就成为了一个捷径。
被先锋情结的名利欲浸淫着,我们的诗人已经不是我们在传统中所认为的那种令人感动的形象了。可笑的是,某些诗人在为自己或其他诗人辩护时,常常要求人们只谈诗歌不谈诗人,要求我们把诗人的品质和诗歌分开来看。而他们的理由则是:希特勒就不能写好诗吗?——诗歌和人品无关。希特勒当然可以写好诗,但那只限于他个人感情之类的诗歌罢了,希特勒给某个女人写情诗我们绝对相信,但他如果写关于时代与战争真相的诗歌,你能相信吗?那么我们的诗人呢,我们的名利熏心的诗人,他们所写出的——一边批评时代的不是,一边又使劲抢占用下流伎俩换来的利益——的诗歌,这样的诗歌我们能相信吗?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诗人和诗歌分开来看待?这只不过是在为他们的丑陋面孔寻找一个暂时遮蔽的面具而已。在权利和利益的笼罩下,写作,已经退化到了工具的地位,这使得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在我们面前:对各色的所谓的先锋形式的占据,使诗人们不得不把难以一时创造的具有难度的先锋写作的标准一降再降。丁成说道:“一些无意义的流于口水之作为诗歌留下了块块污渍;把诗歌降低为毫无技术难度的群众性呓语;把道德的门槛通通清除,形成粗野且等而下之的消遣之娱,不一而足。”⑧随之而来的,我们看到了当下汉语诗歌的地狱图景:“对道德底线的逾越、对人性的漠视,对无意义地渴求、对写作难度的屏弃、对严肃写作的冒犯等症状彻底构成了当下先锋写作的一个显著特征。”⑨
先锋写作由此进入空洞而苍白的姿态,并时刻要求其作者,或以漫骂他人的批评来为自己壮胆,或把持话语权利而掩人耳目。但奇怪的是,这样的伪先锋写作却积蓄了大量粉丝,有时甚至还作为其写作“实力”强大的虚无可笑的证据——是写的人多的那种诗歌就是好吗?那么,那些日报副刊类型的写作,岂不是因为其有无数写作者而可以被认为是伟大的?“诗歌的状况每况愈下(‘把诗歌降低为毫无技术难度的群众性呓语’),导致了很多爱好者级别的诗人,得以就着‘伪先锋’们开辟的野路子,一蹴而就地迅速飘红,宣告自己的诗歌进入先锋行列。这也是诗人们的道德水准日渐松弛、低下,诗作日渐趋于无价值无意义的根源。令人吃惊地是,当用以上的一些症状去批评他们诗歌的时候,他们竟敢宣称‘要的就是这个味’。”⑩在这个粉丝猖獗的时代,伊沙的诗歌无疑是上述“伪先锋”的典范。

三、当代汉语诗歌的拔舌地狱⑾

我联想起诗歌批评家啊松啊松著名的《声音和喉舌的颠覆》一文。所谓当代汉语诗歌的拔舌地狱,便是要剔除汉语写作伦理和文本中的病垢。从上述对当代汉语诗歌先锋写作所存在的弊病而引出了伪先锋写作的典型——伊沙,现在则以伊沙的诗歌文本与诗人自身的品格和行为统一起来进行批评,以避免之前论及的将二者分开看待所产生的缺陷。
伊沙的诗歌我们大体可以分为20世纪的写作和新世纪的写作两个部分。在上世纪其创作的文本中,公认的伊沙代表作为《车过黄河》、《结结巴巴》、《饿死诗人》等短诗;进入新世纪后伊沙最重要的文本莫过于长诗《唐》。
《饿死诗人》应当是伊沙目前诗歌写作的最高成就。在写作这首诗的当时它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当时的诗坛弥漫的腐烂“麦子”的农业时代的气息进行了有效的批判和抵制,并以实际的文本为写作提供了典范。尽管这是建立在对当时写作中充斥的农业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上,其文本的产生来自对方,而不来自其自身。我们的诗人如果只能以某种实际或假想的敌对为出发点才能写出诗歌的话,这终究是悲哀的。而在这首诗中,略有讽刺的是,伊沙这样写道:“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伊沙的诗歌似乎不具有任何预言的能力,而只有一点怨妇式的漫骂,至今他都没有饯行自己所言的“首先饿死我”。伊沙曾批评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是理念图解式的僵化文本,而他的《车过黄河》实际上也逃不出这样的命运。人上大雁塔与车过大黄河,仅从主谓宾的语言结构上分析就已经很显眼了,两首诗歌几乎可以相互置换,谁又有资格拿来批评对方呢?上世纪的伊沙确实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尽管其文本仍有不足之处。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被形容成“沉寂”,在这沉寂中突然有个打嗝声,我们就可能以为这是雷声了,这是一排矮子中偶然出现一个稍微高点个子的人的错觉,其实仍然是矮子。因此,贸然把伊沙与20世纪中国的伟大的汉语诗人相提并论,显然是不合适,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在上世纪,伊沙通过“矮子当中选将军”的方式仍可以作为一位比较优秀的诗人存在。
但是,在这些作品以后,伊沙一直继续着他的老路,不说对自己的突破,反而在之后的一系列写作和行为的表现上使诗歌蒙羞。新世纪以来,伊沙对年轻诗人的影响一方面显示了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其作品被丁成所预言的那样:“一些无意义的流于口水之作为诗歌留下了块块污渍;把诗歌降低为毫无技术难度的群众性呓语;把道德的门槛通通清除,形成粗野且等而下之的消遣之娱,不一而足。”李磊曾在其火药味十足而不无道理的批评文章《蜕了皮我也能逮住你》中指出,伊沙的写作是“可以复制的伊沙体”⑿,而在今年初《赶路》诗刊举办的佛山诗会上,诗人阿斐曾指出伊沙的写作实际上就是粉丝写作,这与李磊所批判的伊沙诗歌的“可复制性”不谋而合。“伊沙体”的泛滥,一方面是由于年轻作者对严肃的写作缺乏深入的能力,对肤浅甚至无聊的伪写作没有足够的辨别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伊沙诗歌作为“伊沙体”源流的原因。当阿斐批判伊沙时,伊沙曾反驳阿斐(大意):他们要模仿我是他们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很显然,这显示了伊沙一贯的狡辩——一种既不负责任也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坏孩子式的狡辩。而我要反问:大量蛆虫的繁衍我们不怪苍蝇怪谁?而苍蝇的出现呢,则与我在前面论及的当代汉语诗歌先锋的牛头马面,和当代汉语诗坛的乌烟瘴气,以及大批诗人丧失基本的写作伦理和个人道德的严酷现实有莫大关系。
伊沙的诗歌对自身进行了大量过时无效的复制,并以其 “无意义的流于口水之作”、“把诗歌降低为毫无技术难度的群众性呓语”等对先锋写作完全不负责任的写作行为,使为数众多的进行着随意写作的年轻作者以为诗歌就是如此,并造成了粉丝的大量模仿。而“伊沙体”的粉丝现象——似乎上世纪90年代是专门诞生诗坛粉丝蜃景的黄金时代——则与上世纪一位臭名昭著的伪诗人汪国真十分类似。我记得一位非常有见地的批评家曾把伊沙和汪国真联系起来看待,这确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前者是面向诗坛内部写作群体的粉丝写作,后者则是走向诗坛以外而面向广大传统读者群的粉丝写作。这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所产生的快餐文化指向读者和作者两个面的特定产物。
进入新世纪,伊沙在文本上已经显得力从心,尽管作品并不少,但真正有质量的作品是少之又少。以新世纪伊沙最重要的作品《唐》为例,个人创造力已经显现了明显的衰颓之象。龚盖雄先生在其举证十分充足的批评文章《剥诗坛“搅屎棍”伊沙的画皮: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⒀中直接命中伊沙诗歌中的“寄生性”的要害:“盗用唐诗,拙劣翻译,然后再说几句反话……”按照龚盖雄先生的意思,“伊沙的写作,从来是寄生性写作。所谓寄生性写作,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有前文本依托和有前置话语框架的;所谓的创作,不过是对这些‘前文本依托’和‘前置话语框架’的引申、改写和完成。”因为伊沙的诗歌被认为“从来是寄生性写作”,因为我仍必须从伊沙上世纪的作品说起,并作引证(在龚先生众多的精彩举证中,我难以不作引用)。请看:
  “已有论者揭露出伊沙的代表作《结结巴巴》的句式、句型和全诗的灵感,实际上来源于一首港台流行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请看:
‘明明——白白——我的心’
‘结结——巴巴——我的嘴’”
    再如:“被于坚吹捧写放屁的另一首诗,此屁诗如下:人类尊严最美妙的时刻/仍然是我所见到的最简单的情景/它不是一座雕像/也不是一面旗帜/是我们高高蹶起的臀部/制造的声音/意思是:‘不!’其前置文本是刊登于《非非》一九九二年复刊号卷首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一段话:‘人类尊严最美妙的时刻仍然是我在伯罗奔尼撒山上所见到的情景,它不是一座雕像,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OXI,意思是:‘不’!’”
这些诗歌似乎还有改写的痕迹,似乎还说得过去,但到了新世纪,在《唐》中,我们甚至可以找到大量直接抄袭的证据,令人惊心而后愤怒——这是个怎样低劣的“诗人”!比如:“齐鲁青未了”(8),“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世”(12),“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波里/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15),“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46),“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好为庐山谣/兴为庐山发”(53)等等等等。龚先更是跟明确指出:“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整首《唐》中,除根据某句唐诗的意境说出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反话、引申话和并不可笑的俏皮话之外,直接被伊沙原诗原句抄进他的《唐》中的唐诗就有137行。而根据唐诗拙劣意译的有212行,总共抄袭了350行!不仅整首长诗的意境和情景全部来自唐诗三百首,而且其中的几乎每一节,每一行的情景和意境都是从唐诗中引申出来、再生出来的,说《唐》是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实在是一点也不冤枉伊沙。”这显然是伊沙在试图对其“可复制性”的弊病进行的突围之举,但已经严重超出了写作所应保持的个人操守和诗歌伦理,这是对汉语的践踏,此前我还保有平和理性的批评精神,但写到此处,任何有良知并知道羞耻的诗人怎么能不愤怒!这是当代汉语诗歌的耻辱!
上述“可复制性”和“寄生性”共同构成了伊沙诗歌文本的两大致命弊病,这两种弊病作为伪先锋的明证,确凿无疑。
另外,上文我涉及到了当代汉语诗歌先锋写作的某种非文本性,即,其更多地体现在诗人参与和进入文学史的行为意识上。伊沙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在伪先锋的行列中,必然与其行为有密切关系。伊沙在写作之外但事关写作的行为上,有三点值得我们进行批评,一、伊沙在网络论坛对持不同意见者经常进行肆意漫骂甚至人身攻击。这大概与其个人性格和某种嗓门大就是有道理的中国市侩的传统观念有关,也可能与某种故作激怒状并以威吓手段维护其文本的心态有关;二、鹿特丹诗歌冒名顶替事件。伊沙冒名顶替《非非》主编周伦佑,并在事发后多次狡辩,在事实和证据确凿的情况仍不道歉;三、佛山无影脚事件。丁成、我本人、唐纳、阿斐四人经酒会主持人陈陟云建议共同与伊沙喝酒,但伊沙却倒扣酒杯,辱骂四人,并扬言单挑,遂遭丁成脚踹倒地。事发之时,当晚宴会的主人诗人陈陟云曾亲手将两次倒地的伊沙扶起。在1月3日,更有陈陟云、任意好、杨晓芸、老德、水笔、阿斐、唐纳和《岁月的遗照》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著名批评家等16人在筵席之间对当时的事实作了确凿的证实,而事后伊沙借助其大量爪牙和拥趸,公然颠倒黑白。上述行为,不仅体现了伊沙撒谎成性的恶劣本性,同时也使中国诗歌蒙羞。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其严重的功利心态和不负责任一面。我无意对伊沙的人品作评判,但在人格与作品之间总是有一丝隐秘的线牵连住两方,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诗人都无法否认的。
作为诗人,伊沙在上世纪90年代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那是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意义。当时间无情地推进到新世纪,伊沙个人创作能力的严重下滑,文本本身存在的巨大病垢,以及行为上的诸多缺陷,都显示其作为一个诗人已经甩出了新世纪真正先锋的诗歌行列,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伊沙只是一个过去的诗人,新世纪不需要他和他的文本。我们需要人的文学,人的文学至少不是抄袭者的!而伊沙,也仅仅是作为伪先锋者的一个典型而已,更多的腐朽的诗人正扎根在我们身边。比如垃圾派,它更多地是在诗歌之外进行其理论的完善,把它称做语言的行为艺术反倒更合适些。

四、后话

今夜是令人震撼的。当我从浮现在眼前的种种丑陋的诗坛耻辱景象中抽身回来,我回到了这部著作中,依然感到一阵温暖。如果我们的诗人连真实都做不到,那么虚构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新世纪的汉语诗歌,如果不能尽快建构起具有良知的诗歌伦理,沦亡就在眼前!无疑,丁成的这部著作使我看到了希望。年轻一代的诗人的反思由此肇始,并开始了伟大的当代汉语诗歌的救赎。现在,我愿意这样想:当我在2008年10月3日诗人唐纳的婚礼现场,按下快门抓拍下丁成的后脑勺的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它注定会成为一个颇具深意的预言,现在这幅著名的照片被制作成《异端的伦理》的封面,丁成用一个背身的姿态来回答并开启新时代诗歌的命题——这也与我所言的“在需要结束的地方开始”形成了隐秘的呼应关系。
对于在枪声响起之前就已趴在地上的人们,我们只能嗤之以鼻。而我没有寄希望于谁,我也没有因为从地狱回来而漠视诗人的尊严,唯有语言在自己说话,说着嗓子都渗出血液的话。深夜读书,历经地狱洗礼,而此刻,我合上书本,黎明在即。我确信:明天,不再是一个历史上的旧年份。


注:

①参见《多多诗选》第242页,花城出版社,2005。
②“今天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旧年份”,参见拙诗《橡胶人》:今天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旧年份/……/你,就继续用橡胶味的痛苦/言明我们的处境:每换一季/被羞辱地脱光一次,亲爱的无头模特!
③以伊沙、徐江之流为代表的“口语写作”,已将口语置之死地而无法后生,所谓的“后口语写作”也已经变成了纸老虎和他们的养老院。而更优秀的具有口语性的诗人,如宋晓贤、沈浩波等,则对过去的口语写作进行了自觉而有效的调整,这与伊沙等诗人把口语走向绝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对于人性的反思已远远超出同代的许多口语诗人。
④参见拙文《历史的木耳——为异端辩护》的结尾:
最后,我愿意引用丁成在《异端的伦理——汉语诗歌在当代的沦亡和拯救》的开端,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
“如果法利赛人的长钉,再迟到两千年,如果那顿伟大的宴席再迟到两千年,如果罗马人的铁链再迟到两千年。或许今天走上十字架的就是犹大,而不是化身人间的耶稣。然而,事情总不是那么顺利。当历史的床单再一次铺垫在我们的身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耶路撒冷的街道,也不是高尔高沙的大十字。相反,那些汩汩流血的钉孔,已经在两千年的纪元里变换了主体,当初蒙难的人,如今正在使我们的世界急速转变成荒诞的正义世界。从异端到正统,漫长、曲折而又晦暗不明的迂回之路上,我们缺少的何止是那个能够得飨铁刺头套的人?”
那么,在需要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异端的精神!
⑤70后诗人赵卡在谈到伊沙时评价:“伊沙写下来的诗歌保持了他一贯的尖刻的批判性和丰富的娱乐性,作为读者,你至少会从伊沙的诗歌里获得无穷乐趣,身同现场的感动和莫名的快感,这样的读者我认为他是有福的。”
⑥“这是一个谁不先锋谁可耻的时代”,参见丁成《异端的伦理》上册《迷局:疑中见疑的诗歌立场》一文的“无耻者无畏的先锋情结”一节。2009年1月,《独立》诗刊编印。
⑦同上。
⑧同上。
⑨同上。
⑩拔舌地狱,十八地狱的第一层。凡在世之人,挑拨离间,诽谤害人,油嘴滑舌,巧言相辩,说谎骗人,死后被打入拔舌地狱。诗歌之拔舌,乃是拔去荒谬和腐朽的诗歌观念,以及根深蒂固、不假思索的无头苍蝇写作和腐朽写作。
⑾《蜕了皮我也能逮住你》,李磊,2003年1月,吉林长春。
在当今中国诗歌的网络环境中,经常遇到无数个伊沙的所谓崇拜者在用“伊沙体”对伊沙的诗歌和行为进行复制和克隆,这些年龄在二十岁上下左右晃荡的诗歌学人的拙劣表现和愚蠢演出,使得我们对一味提倡,低级趣味和下流思想的伪民间诗人伊沙的流行诗歌模式和流氓诗人行为感到了深恶痛绝。
⑿ 该段落处引用皆出自龚盖雄《剥诗坛“搅屎棍”伊沙的画皮: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一文。后文中对伊沙《唐》中抄袭部分的引用也得意于龚盖雄在改文中几乎尽数列出的努力,我则是从中抽取了几个“样本”。参见《中国诗人》2003年第5期。


2009年3月20日晚 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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