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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命熟透为尘埃——纪念袁可嘉先生

◎汪剑钊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纪念袁可嘉先生


    初冬的北京,隐约涌动着某种雪意。
    11月10日下午,我坐在电脑前翻译着俄国诗人艾基的一首诗《死》:“哦,雪堆多么富有,/ 仿佛在它们下面—— / 埋伏着异教举行祭祀的 / 一座座山峦。 // 而小小的雪片 / 不断给大地嵌入 //一个个神的象形字符……”正在字斟句酌地推敲该诗的几个词句时,我突然收到朋友的一个短信:“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八日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87岁。”顷刻,我的内心不由得颤栗了一下,为如谶的巧合感到了一丝生命的寒冷。数分钟后,接到诗人凌越的电话,邀约一篇关于这位诗坛前辈的稿子,我没有任何推辞就答应了。
    虽说以前同在一个单位供职,我见到袁可嘉先生的次数并不多。印象较深的是两次,一次是在杭州参加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召开的一个研讨会,在会议间歇中有过短暂的交谈;另一次是在卞之琳先生的诞辰纪念会上,当时袁先生已移居美国,是专程回国来为老师祝寿的,这让我看到了前辈学者对“师道”的尊崇。而今获悉噩耗,我自然应该对这位仙逝的诗歌老人表达一份悼念和敬意。
    就中国现代诗而言,袁可嘉先生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他既是一个研究者,本人又是一个参与者,其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脚印” 堪称对中国现代诗最好的丈量。
    中国现代诗的复兴基本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算起,谈及这一点,绝不能绕开袁可嘉先生在八十年代初主编的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套四卷八本的作品我们家中便存有两套,是我和内人在八十年代初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购买的,由此也可见出它们在这个时间段成长起来的诗人、作家心目中的地位。正是通过这个重要途径,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较集中地接触到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垮掉派与黑色幽默等西方现代主义的流派,知悉了瓦雷里、里尔克、叶芝、奥顿、艾略特、勃洛克、洛尔加、卡夫卡、斯特林堡、马利奈蒂、普鲁斯特、乔伊斯、布勒东、埃利蒂斯、加缪、安部公房、贝克特、品特、罗布-格利耶、金斯堡、冯内古特、佩斯等一大串当时十分陌生的名字和他们颇具启迪意义的写作。因此,说他是中国现代诗写作的“盗火”者绝不为过,其对年轻的中国诗人给予的启迪实可谓功莫大矣。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序文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就思想背景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文章虽说不得已地留有时代的印痕,但其中的精彩就像褴褛的衣衫遮不住俊朗的身体,袁可嘉先生良好的学养、超人的艺术悟性、敏锐的现代意识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洋溢于字里行间,为读者给出了一张清晰的阅读地形图。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其中的成败得失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平心而论,政治为中国“五四”以降的新诗提供了坚硬的现实性,使政治抒情诗这一文体抵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峰。但同时,政治对诗的损伤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四十年代,袁可嘉先生以西洋诗歌作为参照和借鉴,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七项原则,构建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性的新传统。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多次谈到“政治抒情诗”的感伤性问题,颇富预见地指出了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重症。首先,他肯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体生命中诸般因子的“相对相成”,但反对其中任何一种质素或几种质素凌驾于全体之上的倾向。他承认诗与政治有平行的密切关系,“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他认为,这种对自身的束缚不仅会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对个人的生命意义造成伤害。同时,他又指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从属的关系,纯粹的为政治服务其实与另一个极端——“为艺术而艺术”就如硬币的两面,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诗作为艺术,有它特定的要求,需要营造意境、捕捉意象、锤炼辞藻,在节奏和韵律上形成特殊的和谐或不和谐的效果。为此,他重点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一些所谓的“政治诗”,将其中的病症命名为“政治感伤性”,它们可怕地缺乏个性,遂导致艺术价值意识的混乱和颠倒,在写作上以“诗情的粗犷”为“唯一表现形式”,以“技巧的粗劣为有力”, 以表达的观念来决定作品价值高下的标准。一首诗的好坏与否并不以艺术为准绳,只以主题作为绝对的判断。联系到作者写作这些文章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能不叹服于作者认识之清醒,更为其意见没能得到多数的响应而倍感遗憾。此外,他对当时诗歌“散文化”的弊端,以及对日常语言的迷信、对激情的一味热衷、认定主题高于一切的谬论,等等,都作了独到的剖析和批评,为现代诗的回归本体、建立新的传统起到了一种拨乱反正的作用,迄今仍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
    作为出色的翻译家、学者,袁可嘉在学术界内知名度甚高,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恐怕就鲜为人知了。这部分地由于翻译和研究的名声对他的诗名有着一定的遮蔽,另一方面则跟袁可嘉先生为人的谦逊与低调有关,在他为《九叶集》所作的序言中,他对其余八位诗人的写作特征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逐一给予了精到的评点和知音的赏析,却只字未提自己的创作。然而,即以收入《九叶集》和《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的一部分作品而论,细心、专业的读者也能看出,袁可嘉在原创性诗歌写作上也有过人的禀赋,其中如《沉钟》、《岁暮》、《空》、《归来》、《冬夜》、《进城》、《走近你》、《难民》、《母亲》、《孕妇》等,即便跻身于冯至、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中也毫不逊色,它们激情内敛、意象新奇、诗思隽永,且已初具九十年代诗人大量运用的“叙事性”、“戏剧化”的质素,堪称是“从分析到综合”的新探索。
    最后,兹摘录袁可嘉先生二十五岁时写下的《墓碑》,给本文、也对他为诗的一生作个绾结:
    “愿这诗是我底墓碑,
    当生命熟透为尘埃;
    当名字收拾起全存在,
    独自看墓上花落花开;
    
    说这人自远处走来,
    这儿他只来过一回;
    刚才卷一包山水,
    去死底窗口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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