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 ⊙ 深深的敌意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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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余地

◎育邦



                      “最后年轻一代”的标本
                            ——悼余地


余地选择了离开,以如此决绝的方式;余地选择了死亡,以诗的狰狞姿态。

他的死“犹如一个幼稚的童话,省略了过去和现在/剩下的只有未来,一切躲在一张面具的后面”(余地《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而现在,未来也归于静止。于我们而言,他的世界只剩下过去;于他而言,过去现在未来合而为一了,时间的帝王也奈何不了他。

他的死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他的死如静水流深。

他还那么年轻,文学遗产是那么的少。他若有若无地留下他的气息,他的品味和他并不协调的斗争背影。他在《纳博科夫牌打孔机》中开篇即引用了卡夫卡的一句话——卡夫卡说,“堂•吉诃德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一个比跟风车的斗争更重要的行动是:他的自杀。”显然,这句话已然成为可怕的谶语。他长久地与残酷的生存法则作斗争,因为同时他还要写作,他的行为就越发荒诞,他在不自觉之间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用运了各种手段,用尽了他的心智,可于他而言一切结果都是溃败。一个反道行驶者,一个抗拒大众规则的人,没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只能失败者。克尔凯戈尔绝望地指出:“我们全部在世的存在便是一种不适。”而这种“不适”在余地的身上已发展成“不可忍受”。这一切虚伪的人世生活,使他产生了极度地厌倦。他厌倦一切人间的无聊法则,包括那些写作的法则,甚至是诗歌的荣耀。他的离开不过是一次远足,一次无法满足社会规则所要求的游戏。他要寻找他自己,“又一次,他杀死了自己。因为他已经厌倦了自己的虚伪——生活,并且努力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只有在最终的否定之中,他才能够完成自己。”(余地《内心:幽暗的花园》)自杀是他最后的一博。他未为自己“留有余地”。他必须否定他的人世存在,才得以完成自己。即便这一方式足够悲壮凄绝,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向他自己。与死神的最后博弈之后,余地获得他盼望已久的宁静和生命的尊严。

某些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某些人,在若干年后知道自己是谁,于是开始走向自己。

有一个人,他生来就知道他是谁、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必须以最快的而毫不迟疑的步法走向自己并实现“完成自己”的意愿。他就是余地。是的,他在那一刻完成他自己。在那一刻,世界是和谐美妙的。那一刻,“一道明亮的光,穿透我的心脏。”(余地《活着》),在那里他开始一个崭新的早晨,他看到新的脸庞和新的太阳。从这一意义上说,余地窥探了上帝的幸福之谜,并通过践行扣开了这幸福之门。

可以说在很早以前,诗人就预言他的死亡。那些预言死亡的诗是诗歌的终极标耙,是诗歌最后的存在方式。他的《诗人》是这样的: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写诗的本质乃是写遗嘱,诗人的坦诚成就了他的死。人间是他搏斗的最后一站,因而他选择了诗意的方式为他的离去开道。他写下的诗歌化作朵朵白花,为他送葬。但他又迟疑地说,也许他还有一些剩余的声音,可以留给这个世界。他在《剩下的话》中自言自语:

剩下的话,我会在地狱里诉说,那里会有结果。
更多思考,写进一本历史,让人们咒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魔鬼也一样。

兄弟,你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啊,谁愿意聆听一个人从地狱里传出来的唠叨呢?兄弟,你该把它们都写出来,让人间的朋友们看看,但是你等不及了。你的脚步快于你的思考和你的写作速度。

余地写过小说,那几个小说在形式美学和思维上都同时达到了诗的高度。他写作了很多文论,也可以说是被大人先生们所不齿的书评。但这些书评留下了他的文学品味和他独特的文学气质。他在《一流的散文,二流的小说》中轻快简明地评述了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作红》,“奥尔罕•帕慕克在叙述中采用了一种忧伤的语调,这种语调和书中描写的伊斯坦布尔下雪天的场景相当一致,让人感动。写得很漂亮,文字很好,有纳博科夫的味道,的确是一流的散文。但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本二流的小说。”我最看不惯的当代文学场景之一就是:某大师一旦进入汉语圈,鼓掌声就此起彼伏,心怀鬼胎者不着边际地溜须拍马甚至抄袭模仿。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批评不需要恭维大师。因而,他的批评也是发现自己的途径之一。 连同诗歌,这些行为就归结为写作了,作为清醒的写作者,余地从一开始就明白写作的震颤效果和干涸的必然结局,就像卡夫卡对待写作的态度一样。他谈及写作,说:“写作不是做爱,它的愉悦,来自哪里?用手指敲打自己的每一根神经,让它们在空气中震颤。这些文字,像精液,会发黄、变干,不堪入目。”写作不再是愉悦人心,而只是展示世界的灰烬而已。

他从未为商业利益而写作,他不会为任何有利可图的结果而写作。他蔑视“文学商店的营业员”(马尔科姆•考利讽刺的那些为大众趣味为商业利益而写作的通俗作家),他的死亡正是他绝不背叛他的文学宗教的最好明证。

我们“新的一代”也如美国人卡罗琳•伯德所言,是“不再迷惘的一代”,他们是“如此没有志向,如此过分地适应环境和麻木不仁”。难道70后的诗人真的已注定衰老(如张柠先生言,70后,一出生就是衰老的一代)?不,他们是最后的年轻一代。余地正是这最后年轻一代的一员。余地的死已经成为这一代最为醒目的一件标本。一件具有清醒反叛色彩的标本,诗人为诗歌自杀的标本,诗人不苟同于人世的标本。这样的说法是多么的残酷啊! 余地是我们最后的“迷惘的一代”中极其明显的标尺,他标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艺术理想、文学宗教和生命价值观……他的死粉碎了张柠先生的断言……如果时间得以弯曲,从历史的背影中观察他的死,它将越发引人注目,让人陷入深思。

余地只有三十岁,而且他永远只有三十岁。他不会衰老,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打破了时间的禁忌,为我们这一代人竖立起年轻的塑像。他的决绝为这个贫乏时代涂抹上最后的一层诗意。


                                        2007年10月8日于南京三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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