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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门》（黄坚著，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8月）代跋

    黄坚写完此书，差不多大病一场。这是一本充满内在紧张的书，它的弦绷得很紧，写到最后，黄坚已经不敢再写“跋”，他本来连名字都想好了。我猜这个跋有点像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只好由我代笔。
    我跟黄坚认识不久，一共只见过四面。他四十出头的年纪，生活似乎很漂泊，但并不落魄。这个年纪的男人一般都已经被拴进“名缰利锁”，动弹不得。而黄坚迥乎不同，他似乎来去自由，无拘无束，居然可以埋头研读诸子百家——在此之前，他说他一直沉迷于西方政治哲学。
    在一个高度科层化的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不为了讲课、评职称而写这样又长又艰苦的文字，这多少有点令人诧异。黄坚写这些为了什么？他的文字充满战斗的力量，辩驳的激情，他是不是沉迷于一种思维的乐趣？一切历史只有作用于当下才有意义，历史也只有参与到当下才成其为历史，如果不是和现实挂钩，我们对历史哪来那么多的热情？如果历史仅仅是要腐烂的尸体而不孕育着新生，那就让它永远消失好了。我想，黄坚对两千多年前的往事的急切辩白毫无疑问是有他的现实关怀的。
    历史在国人眼里，往往被“漫画化”，历史人物不是远远大于他们自身，就是远远小于他们自身，而黄坚采取了一种“贴近”的态度。在他笔下，历史人物和今天的人物一样，有类似的困境和复杂性，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苏秦、韩非都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复活了。我无法忘记他描述苏秦说：一个失意的小青年躲在小黑屋里苦闷；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前倨后恭”这个典故的注意，是啊，这个小青年和他嫂子的这种尴尬难言的关系，究竟导向何等生活的秘密呢？他说，研究一个人，不仅要看他写了什么，还要看他没写什么。一个思想家的秘密也许就隐藏在这种“挑选”中。这正是他读庄子的出发点。这让我想起有人对卡夫卡日记所作的一个观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卡夫卡的日记里写下了寥寥几个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黄坚曾经引用海子的一句诗来说明自己：“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这是一种在无限增殖的社会氛围中做减法的生活态度。他还说自己对书的封面的要求是：朴素，惊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黄坚说他持续从三个人那里获得灵感：海子，崔健，周星驰。这三个人都是他的同龄人。这三个人并列在一起，初看有点奇怪，细看却觉自然。他们都是那种不老的、内心涌动着激情的人。我很少看见有超过40岁的人还如此表白对于海子的喜爱——这个年龄的人按理是应该“中年写作”的。
    黄坚的文字是坚硬有力的，但并不干枯，酷似那种身材极好的女子。他喜欢用破折号，这个符号的形象配合他的文字风格，总使我想起“铁划银钩”。黄坚的书是那种越品越有味道的书。它会持久而安静地呆在书店一角，默默召唤着它的同类。